袁志坚

　　我和郭靖是同一代人，上大学后迷于写诗，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交替之际，理想主义的余晖洒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后来我们都从事媒体工作，并成为同事和朋友。不过我们见面时几乎不谈论诗，虽然我们有时也交换自己的诗作。我们对于诗的认识有不少默契，也都带着时代的痕迹，我和郭靖的写作始终没有摆脱对现实的责任以及对语言的责任，没有摆脱现代主义倾向，始终关注自己对于精神价值的思考以及对于智性与诗性的追寻。我们至今仍然受到艾略特诗观的影响，他在《玄学派诗人》一文中说到“把思想重新创造为感觉”，或者说重新处理“思想的经验”而不是直接再现生活的经验。他在《哈姆雷特》一文中进而指出，找到内心的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是“用艺术方式表现情感的唯一方法”。理性与情感、感觉与物象，在诗歌里统一为整体。虽然我们也从日常生活中取材，但不会被非理性的、情绪化的日常经验所干扰，不会偏于主观、随意，所以我们的写作状态不是信手为之，乱涂乱抹，而是追求语言的精确性、情思的契合度。我们把诗歌写作视为严肃的事业，它是文学修为，更是心智冶炼。

　　郭靖的组诗《残缺》，以残缺的身体、痛苦的身体感官为媒介，表达他洞察现实的思想经验，以及他对于身体与外界关系的态度。这是朝向自身的写作，以自身为对象，抵御自身的毁灭。身体是什么？感官是什么？身体和感官不只是生理性的，在身体里、在感官中，包含了自我以及自我所遭遇的社会关系、文化经验、历史沧桑、时代症候，身体和感官无法把自己同自我以及自我所遭遇的社会关系、文化经验、历史沧桑、时代症候等分离开来，或者说身体和感官既承载了个体生命的要求，又成了社会权力关系的产物，并处于社会权力关系对于身体和感官的审视之中。身体和感官不可以隐匿于只有自我的世界里，不可以逃离于社会规训与控制之外，而是在与社会现实的互动中形成了福柯所说的“身体政治”。与此同时，身体的残缺、感官的病态也是对现实镜像的幽深反射，并成为自我窥探如何被外界看以及如何看外界的通道，身体同时是主体和客体，同时是媒介和空间。

　　在郭靖的诗里，傻子、瘸子、驼子、瘫子、哑子、聋子、瞎子、矮子等称谓是“自我污名化”吗？为什么诗人要借助傻子、瘸子、驼子、瘫子、哑子、聋子、瞎子、矮子的视角来表达自己对于自我、现实以及自我和现实的关系的思考？为什么诗人将身体、感官嵌入历史、现实语境？

　　我注意到的是，郭靖是第一人称写傻子、瘸子、驼子、瘫子、哑子、聋子、瞎子、矮子的，或者说，他化身为身体残缺者，他与他们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感同身受。身体残缺者感受到被看、被对待的非正义：“我”在人群中是异样的、多余的、错误的，“人群就是我的迷宫”，“在我看不到的风景中/我是多余的那部分”，“哦深一脚/浅一脚，错就错了吧”；“我”在人群中也是失语的、孤独的、迷失的，“我走不出的迷宫/走不出的黑”，“掏呀，怎么也掏不出的/我的话语，在肺里埋得太久”，“让我在人群中多么孤独”，“找啊，越找寻就陷得越深/深得像麻醉/无影灯下凄美的昏迷”；“我”感受到了被伤害、“失败”和“恐惧”。但是，“我”没有放弃同宿命的抗争、对世俗的抗争，“寻找”，“摸索”，“渴望”，“坚守”。从这些字眼中可以看出，诗人没有放弃生命的价值，即使是无奈的、无望的，也始终不渝。这就是诗性正义，“我”是自己的审视者、审判者，“我”可以接受不幸，但是绝不接受邪恶，一切障碍和阻挠都不可视为惩戒与罪罚，反而“我”否定了冷酷无情、不知谦卑的“俯视的人群”，否定了“喧嚣的世界”“空虚的世界”，否定了“那么多错位的脸”和失序的人文伦理。

　　在郭靖的诗里，否定、抗争的方式有假设、想象，也有吁请、诘问。“如果我向梦中的风景转移/我就是一阵风”，“如果道路是一首诗/我就是那结巴的朗诵者”，“如果只有一次说话的机会/我是不是甘愿选择放弃”，这些虚拟语气的表达，是对现实的否定，对唯一性的否定，又试图说出对自我生命的定义，走向不完美、不可能、不实际的存在之真。只有自我才是悲苦生命的承担者，“神又为什么从不言语/为什么没人问问我”，“即便远得让人绝望，/我也要不停地吹”，“而我，我是个更痛的谜/在脆弱的果壳中/坚守着自己的谜底”，“在失忆中摆脱了纠缠的过去/从不留下悔恨的阴影”，这些坚韧不屈的声音，体现了生命情绪的决绝、无悔，面对生命的困境与虚空，依然不从中退出，在看穿了真相之后依然保持理性，不甘愿被奴役而向玩世犬儒主义屈服。所以，郭靖彰显了沉痛的反讽力量，没有使嘲笑滑向玩笑，反而让自嘲成为自省。诗人不是在“自我污名化”，那些生活在虚假之中的人们才是可笑的，他们的生命才是残缺的，精神的畸形、灵魂的病态更加值得同情也更加需要救治。可悲的是，他们并不自知，自愿被奴役和被欺骗，体悟不到人性的扭曲也感受不到人格的屈辱。

　　“我”深切地感受到生存之痛，“尖锐的真相之刺，顽固的/病灶反复发炎/恶化的沉默的肿瘤/现在已深入我的骨髓/让我像历史一样隐隐作痛”。诗人道出了秘密，“隐痛”和“暗疾”来自被遮蔽的“真相”和“历史”，所以诗人一再揭示，“阳光涂抹的你们的风景/转眼也要变黑”，世界表演的“只是一出哑剧”，“那些秘密，一个掩盖另一个”。诗人承担的不是个体之痛，而是整体的现实之痛，并且痛感自己无力阻挡病情反复、恶化，无力化解精神的危机。诗人不得不惕厉自省，在改变不了外界现实的条件下，只能向内寻找，尽力克服内在矛盾：“我就是那回荡山谷的绝望呼声/苦苦找寻自己的源头/找啊，找那埋在肉中的病根”。身体、痛、血水、伤口、病根、肿瘤……这一系列意象构成了隐喻系统，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之中，现实和历史是我们的切身问题，我们无法装作麻木，无法脱身而去。他在寻找“偏执的手术刀”，解剖自我；他在“渴望倒出淤积的血水”，恢复生机。诗人不得不以利刃一般的语言表达内心的伤痛和世界的严酷，表达艰难的自救和勇敢的抗争。

　　因此，在郭靖看来，灵魂和身体是不可分离的，身体与灵魂的关联意味着活着，意味着自我与世界的关联。“哦，那没用的肉体/它已被轮椅代替/没用了，但我/却不能把它丢弃”，“我不能忍受灵魂/失去肉体的痛苦/即便，它已先我而死去”。或者说，灵魂要通过身体来体认自己，而身体通过灵魂来充盈自己。组诗《残缺》中呈现了身体的道路和灵魂的道路，在《傻子》中，灵魂在风不停地吹向远方的道路上，“如果我向梦中的风景转移/我就是一阵风”；在《瘸子》中，肉身掩护灵魂上升，“如果美好的一切正在撤退/我就是那忠实的掩护者/为了让你向天上转移”；在《驼子》中，肉身和灵魂的张力是强大的，“像一张绷紧的弓/就要垮掉了！但是还/没有，没有射出我那颗隐忍的心”；在《瞎子》中，灵魂显现了肉身的奇迹，“我坐在镜子深处的暗房里/让灵魂的底片/渐渐显影”；在《瘫子》中，沉重的肉身即使化蛹成蝶，依然难以跃升灵魂，“在徒劳的蜕变中/虚弱的翅膀/挣不脱内部黑暗的蛹”；在《矮子》中，肉身转折、奔突，试图让灵魂走出迷宫，而“唯一的方向就是天空”。诗人借助矛盾修辞法和充满悖论的诸多隐喻来表现灵魂和身体的冲突，但是始终没有抛弃灵魂和身体之间的契约，始终没有割裂理性与理想之间的对话，在隐喻中包含悖论，在悖论中打开隐喻，灵魂和身体被置于整体的历史现实语境之中。

　　几年来，郭靖在许多诗作如《殡仪馆》《感官之歌》《偷窥》中借助身体、感官的媒介来思考欲望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内在与外界的关系问题、诗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他的这些诗作外冷内热，富有批判性，也寄托了对人之为人的觉悟与爱，在隐晦的历史里努力发掘真，在疏离的人情里努力呼唤善，在残缺的世界里努力发现美。对于现代性的困境，他悲哀地慨叹“抒情的时代就要终结”，但是依然坚守活着的尊严，以“蚌病成珠”的极端方式化育诗意生命。我想起米沃什在《诗的见证》中关于诗歌应该同末世论相关联才有意义的论述，郭靖在诗里认定“而我是那最后的一個/躲在谦卑的姿态里/承受着天空和石头的光芒”。米沃什反对所谓的“纯诗”，反对语言的游戏，反对把历史经验和人类意识从诗歌里排斥出去。诗是伟大的见证，是思想的经验，也是对永恒的朝圣、对正义的期冀。

　　【责任编辑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