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

　　我母亲从芒市到昆明，和我父亲结婚的时候，只带了一个布包和两身换洗衣服。她的衣服不是新的，她把仅有的两件衣服洗了又洗，放在阳光下暴晒。已经是夏天了，学校放了暑假，很多学生都回家了。我母亲刚拿到毕业证书，也准备离开。对生活了六年的学校，她有些恋恋不舍。

　　把衣服放在阳光下面暴晒的时候，她就坐在一旁发呆，看着衣服的影子在地上飘来荡去。她的目光拂过学校的院墙，墙外有黑森森的榕树，她看着风一吹就冒起灰尘的操场，看着篮球架、石砌的乒乓球桌、红砖建成的教室、有铁皮屋顶的校舍。这一切映入她的眼帘，像笛音在强烈的光线下颤动着。

　　坐在太阳下晒衣服的我母亲没有太多想法，插在操场戏台前方旗杆上的国旗迎风飘舞，在安静的环境里发出飒飒的声音。在此之前，我母亲从来没有见过我父亲，她和我父亲在她十四岁定婚时，看到的只是对方的照片。照片上，我父亲有着一张坚毅的脸庞，和一双清澈的眼睛，他的眉毛从上方斜斜挑开去，看起来像老鹰的两个翅膀。

　　见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母亲不确定是不是喜欢这个人，她只有十四岁，从来没有想过会嫁给什么样的人。我父亲比我母亲大九岁，在他拿到的照片上，我母亲是一个个子高挑，身材苗条的少女，有着一双细长的眼睛，她的眼梢向上稍稍挑起，她五官清秀、棱角分明。拍这张照片的那天，我母亲穿着一件粗布白衬衣，一条黑色棉布裙，脚上是笨重的白球鞋和白色的棉线袜。

　　第二天，我母亲就踏上了开往昆明的班车，还差两个月她才到十八岁，她还不知道等待她的命运是什么。在此之前她还没有坐过汽车，不单她如此，她的很多同学也是这样，他们没钱或是舍不得买汽车票，每到放假都步行回家，花在路上的时间少则三四天多则一个星期甚至十天。踏上班车的我母亲并没有注意那辆车是什么颜色，要不就是忘记了，也许是绿色也许是红色，反正这在她以后的叙述中消失了。她只注意到了车的脚踏板。“真正铁做的，踩上去让人踏实。”她后来描述说。

　　她在司机的指点下找到了座位，是一个靠窗的位置。只有一半的人上了车，她扫了一眼，给她留下印象的是一个军人（他坐在车厢的最后一排）、一个带孩子的母亲（她坐在靠近门的座位上）、一对夫妇（他们与我母亲隔着一条过道）、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她坐在我母亲旁边）。老太太穿件深蓝色大氅，手上摇着一把竹扇，笑咪咪地望着她。我母亲没有什么行李，没有像其他乘客那样把行李让司机放到车顶上，她只有一个布包，里面有换洗衣服、中学毕业证书和迁移证。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她浑身冒汗，却又对一切充满好奇，她并不恐惧，这得益于她与生俱来的敢于面对一切的勇气。因为天气太热，那个孩子哭了起来，他妈妈把他抱在怀里，拉开衣襟把乳头塞进他嘴里。孩子的哭声让人烦躁，我母亲却屏声敛气，她连自己的呼吸都听不到，她安静得像一块岩石。汽车站旁边有一排低矮的瓦房，前面用茅草搭起凉棚遮住强烈的阳光，有些人在卖农具和用玉米秸秆编的草墩，风一吹来，地上就飞起漫天尘土。

　　汽车开动是在二十分钟之后，一股浓烈刺鼻的味道让我母亲一阵恶心，好在这阵恶心很快被窗外的一阵风吹散。她的身子随着车子猛地颠簸了一下，让她想起曾经骑过的一头驴子。这个想法让她笑了起来，她忍不住看了看其他人，那个军人已经闭上了眼睛，那个孩子已经在母亲的怀抱里睡熟了，那对夫妇坐得笔直，一刻不停地在讨论他们的家务事。我母亲的眼睛又开始转回去，这时汽车真的开始往前行驶了，路两边的树正神奇地从她眼前消失，它们在下午的阳光下郁郁葱葱，远处的玉米地以一种更平缓的姿态向后退去。黛青色的山峦却凝固不动，像大片大片的乌云，和从山脚下升起的炊烟连为一体。

　　他们乘坐的长途车要四天才能到昆明。白天，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到了晚上，他们就到旅馆投宿。她一直很感激坐在旁边的那个老太太，是她一路上在有意地保护她，特别到了晚上，她们睡在旅店大通铺上的时候，她总是让我母亲睡在最里面，而她却像门神一样挡在我母亲面前。那些床上经常有跳蚤，还有臭虫，它们通过人体来旅行，吸食人血的同时，又让人把它们带到更远的地方。

　　每天睡觉之前，我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把她的迁移证放在枕头下面，再把衣服裤子整整齐齐叠好放在床头。她从不把衣服随便乱放，一生都是如此，因为她不喜欢衣服上有太多皱褶。在学校里，她是戏剧社的成员，我看过那个时期她的很多剧照。这些照片，包括毕业时同学送她做留念的照片，都放在一本红色的相册里。等我记事，翻看这些照片时，她已经是三十多岁的妇人，但她身上仍残留着少女的气息。

　　这种气息在她五十岁的时候消失了，她开始变胖，把剪短的头发烫起来，和很多与她年纪相仿的妇女一样，因为过于自信而流露出无所畏惧甚至略带攻击性的姿态。但到了七十多岁的时候，她身上又出现了当年的影子，她又像少女一样天真和易信，有时甚至面带羞怯，也像少女一样爱做梦。她的梦多半与回忆有关，她会突然想起过去的某些时光，它们像泛黄的照片，出现在她脑海里，像水蒸气一样模糊，又像云彩一样不可捉摸。

　　在学校的时候，她已经养成了每天刷牙的习惯，所以在旅店里，每天早晨她都会拿着她的小杯子去刷牙。只有在这个时候，老太太才放弃一贯温和的目光，用异样的眼神打量起她来，但老太太什么也没说。这个时候，老太太一般来说都是坐在床边，边吸烟边等着其他人准备好再上路出发。我母亲对她投向自己的异样眼神并不在意，还在学校的时候，就总有同学议论她的衣着，虽说她穿带补丁的衣服，但穿上之后又比别人好看，人家就认定她对衣服做了手脚，是资产阶级思想泛滥的表现。

　　汽车行驶的过程中乘客大多数时候都在睡觉，主要是因为连绵不断的盘山公路让他们头晕目眩，他们眼前飘过的只有山脊、灌木、树和尘土。车身已经覆盖了厚厚一层黄土，特别是后车窗，从里面几乎已经无法透过玻璃看到外面了。这种浅睡眠的状态让我母亲做了不少梦，她梦见她的童年，梦见了她母亲的母亲，还有她母亲的妹妹。这使她意识到她一直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刚开始她母亲带着她和她母亲的母亲一起生活，后来又带着她和母亲的妹妹生活在一起。这种经历使她对男性有種天然的排斥。男人是异类，他们野蛮而缺少同情心和同理心，他们对女人所承担的痛苦视若无睹，他们只会抽鸦片和赌博，他们看不起女人，不喜欢和女人在一起，他们觉得这会让他们看上去缺少阳刚气。也正因如此，家里的女人们才有很多机会在背地里数落他们。

　　她们的数落并非空穴来风，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我母亲的母亲，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外公，既抽鸦片又赌博，我外婆只能以给人做衣服绣花来贴补家用。而他对家庭的不负责任，并不缘于我外婆无法生育，因为即便他再次结婚，找了另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我母亲的亲生母亲）做妻子，这样的状况也没有得到丝毫改善。但我觉得，我外公之所以离开我外婆，一方面是因为她无法生育，另一方面还因为她过于强势。在我外公的叙述版本里，可能他并不认为自己对家庭不负责任。

　　我母亲的亲生母亲是在我母亲半岁时吞鸦片自杀的，自杀的原因是我外公把她好不容易攒下来的积蓄拿去赌博输得精光。每次我想起我母亲的亲生母亲，都像看到一个重音符号悬在头顶，我估计她死的时候最多二十岁，是刚刚迈步走向人生的年龄。需要怎样干脆决绝、刚烈果断的性格才会让她做出这自我了断的事？我问出的问题，始终没有答案，谁也不能回答。我无从知道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知情的人都已经死了。这件事我母亲也是听说的。

　　我母亲的亲生母亲死后，因为家中无法养育一个正在吃奶的孩子，我外公用箩筐挑着我母亲把她送给我外婆，说这样等我外婆老了之后就有依靠了。“把她养大，找个人家，等你老了以后她可以给你送终。”我想象着我外公这样说道。就这样，他从抚养幼女的困境下解脱了。后来他因一场致命的疾病死去，有人带信给我母亲，说她父亲快死了，让她去看看他。她拒绝了，她丝毫不想去看他，那年她十三岁。在她被养母养大的这些年里，养母已经成功地在她的心里根植了怨气和仇恨。

　　我母亲对我外婆不是她亲生母亲的事一直心知肚明，尽管她在每个月写给我外婆的信里把她称为“母亲大人”，但她并不把她当成真正的母亲。这只是一个交易，她这样想。我外婆把她养大，目的就是为了让她为她养老送终。当我外婆做主替她安排婚姻的时候，她也认为这是一个交易——让我母亲有了依靠的同时，我外婆养老的事也更加妥当了。

　　她不爱她的养母，也不爱她的丈夫，更不爱她父亲。她也不爱她的亲生母亲，她不存在于她的记忆中，有时她会怜悯她，但那是很多年之后，当她重新审视过去的时候。整个一生在那个时刻像水流一样倾泻而下，她似乎又把它经历了一遍。它从她身上经过，以一种超乎寻常的速度，就像瀑布冲向高耸的岩石。很多平淡无奇的时刻被省略了，只剩下某些决定性的事件以鲜活的姿态出现，这些决定性的时刻，并不像河面上被阳光照耀的闪光点，它晦暗不明、暗淡无光，带着无数的痛、悔恨和对世界的责难。不过这个时刻很快消失了。

　　生下我之后，她把全部爱都倾注到我身上。她不想让我吃一点苦，不想让我受到任何伤害。但她怀着我的时候，还没有产生这样的情感，这种情感爆发，是在我出生后，她见到我的那个瞬间。那一刻，她的心融化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把她从少女的梦幻中解放出来。她苏醒了一般疯狂地把爱投注到我身上，像虔诚的教徒一样亲吻我的双手和双脚，把我的手指和脚趾含在嘴里，好像它们是甜蜜的糖果。冬天担心我冷，夏天担心我热，刮风为我准备围巾，还不断拉扯我的衣领，以确信我是完全被包裹好的。她太害怕失去我，害怕一夜之间醒来，发现我突然死了。

　　我母亲从车上醒来，嘴里带着一股苦涩的咸腥味，她不好意思地发现自己竟在刚才睡着的时候流出了口水，她希望没有人发现。幸好，在她睡着的时候，车上大多数人也都睡着了。坐在她旁边的老太太也睡着了，她的头随着车的颠簸不停地点来点去。那对夫妻，妻子把头枕在丈夫肩上睡着了。她的丈夫倒没有睡，眼睛一直盯着窗外。我母亲也被窗外的景色吸引，她把目光投向江边。她看到晨雾已经散开，但江面上仍然有水汽，这让她看不清江对岸的景色。也许雾中有鸟儿在飞呢，她这样想着。这时候汽车停在一间招待所门口，又到吃饭的时候了。刚要下车，我母亲惊叫了一声，好像丢了魂似的，全车的人都扭过头来看着她，老太太问她怎么了，她说她的迁移证丢了。

　　“怎么会丢了？你其他东西还在吗？”

　　她翻了一下，都在。她想起是落在旅店里了，头天晚上她把迁移证放在枕头下面，早上起来的时候忘记带上了。

　　“你怎么把这事都忘记了？”老太太说，“你去问问司机，能不能把车开回去。”

　　母亲就走到前面问司机，那时候司机正招呼车上的人下车吃饭。

　　“这已经是大理了，怎么可能把车开回去？”司机说，“这是班车，是按时间发车的，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能倒回去。”

　　“那怎么办？”我母亲快急哭了。

　　车上最后一个人都下了车，只有老太太还陪着我母亲。

　　“那要不这样吧，”司机终究见多识广，想了想说道，“吃完饭你去派出所报案，就说你的迁移证落在旅店了，让他们帮你联系旅店的人。”為了安慰我母亲，司机还补充说：“丢不了，只要知道是落在哪都丢不了。”

　　那次我母亲成功地找回了她的迁移证，以后每次对我讲起来，她都会说，还是那时的公安负责，他们是真的为人民服务。我母亲说这话，一次是她在菜市场被人抢走了脖子上的金项链的时候，另一次是她和我父亲去成都，在火车上丢了五千块的时候，还有一次是在她丢了手机的时候。自从迁移证丢失，因报案找回后，我母亲每案必报，不过后来没有哪次能像那次那样幸运。

　　我母亲听司机说完之后，才稍稍放下心来，她跟着其他人去食堂吃饭。菜很少，但饭是管够的，因为惦记着报案的事，她就着咸菜随意扒了几口就把一大碗米饭吃完了。吃完饭，她就要去派出所报案，可她不知道派出所在哪儿，她去问司机，司机说他也不知道，让她问问食堂的人。最终是食堂一个帮厨师择菜的人带她去的派出所。

　　对于派出所，我母亲至今还记忆犹新，但对那个择菜的人却没什么印象。她记得她跟着那个人进了一道铁门，铁门里有一幢白房子，那幢房子有两层楼那么高，每层楼有两间房，一楼两间房的门都关着，她就上了二楼，二楼两间房的门都开着，她就走进第一间，看到里面有个人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她走进去对他说，她的迁移证丢了。

　　我母亲是在十年前才第一次去洱海边的，那次是我陪着她，我提议去坐游船，她拒绝了，说在岸上也一样看，她其实是不想破费。那时她退休已经好多年，每年都要去各地旅行，每到一地，都会以一个见多识广的专业游客的眼光，来对当地旅游状况进行评价，给出合理化建议，但除了我之外，她的建议谁也不听。她是一直到我父亲去世后才有功夫闲逛的，尽管我父亲去世时她有些难过，但我怀疑她内心其实是松了一口气。并不是说所有事情都可以自己做主了她才松口气，而是觉得终于没有牵绊了才松了一口气。我母亲一生都在寻求轻松和解脱，但她一直没能如愿以偿。后来她终于不抱这样的幻想了，相信人生就是如此，想要轻松和解脱是永远都不可能的，这种解脱只有在戏剧、电影、小说里才有——当一个人关注起被虚构出来的人物的命运时，他对自己的命运就不那么关注了。我没有告诉她这叫自我麻痹，或者说叫自我洗脑，对一个老年人，这样做是残忍的。我乐得见她整天看小说，整天看電视，偶尔去看看电影，这样她就不用去怀念她的一生，就不用对我说：“我的一生可以写一部小说”了。其实我想对她说，每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写一部小说。

　　我母亲说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是个男的，他说公安不在，要她过一会儿再去。我母亲说再过一会儿就要开车了。这个人长着一张国字脸，眉毛很浓，两只眼睛很大，并且炯炯有神。至于他的鼻子，我母亲没有细说，想必也是高挺的。因为有了前面那几个特征，最后这个特征也必须具备，他才能成为我母亲时不时会提起来的人。我母亲对人的长相一贯挑剔，她从来不说自己美，如果别人说，她就说她下巴上还有一颗痣，说她的睫毛不够密，如果没有那颗痣，睫毛再密一些就好了。她追求的是十全十美。所以我猜想那人一定很美。

　　我母亲说马上就要开车，那人就诧异地看着她，他完全不明白我母亲焦急的心情。带我母亲来的那个择菜的人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他不断地点着头，一副完全明白了的样子，可他仍然没有任何动作。在我母亲看来，他至少应该用笔记一下什么的，不然事情一多，他忘了怎么办。记这个动作让人有安全感，让人觉得郑重其事。而且我母亲还在想，如果你不是公安，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他说他确实不是公安，他同学是公安，他来看看他，现在他同学有事出去了，他就坐到了他同学的办公桌后面。是的，确实是这样，他又没有穿公安的制服，当然不是公安，如果是公安，应该穿着白色制服。她之前没怎么注意这个情况，是因为心里惦记着落在旅店里的迁移证。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母亲问。

　　他说他不知道。他的公安同学出去处理一个事情，处理事情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处理完了就回来，处理不完就不回来。

　　“那怎么办？你告诉他一声不就行了？”我母亲紧接着又说。

　　那也不好说，他说。因为如果时间太长，他也不会老在这里等着他的同学，他只是出差路过，如果他同学回来得晚，他就不能等他了，否则回去晚了就算违反纪律。

　　我母亲认为他是打定主意不肯帮忙的，可又不能说出来，总不能因为这事跟他吵。可我母亲确实着急，司机虽说会等她，可如果时间长了不等她怎么办？司机的班车不也有发车时间？超过了时间不也是违反纪律？退一步说，即使司机愿意等，又不怕违反纪律，其他乘客不愿意怎么办？再怎么说大家都出来三天了，虽说中途有人上车也有人下车，但看起来大多数乘客都像她一样要坐到昆明，大家都挺累的，都想早一点到达目的地，不想等她也是情有可原的。

　　“这个地方公安就这么少吗？”我母亲无奈之下问道。“至少也应该留下一个人才是。”

　　他们有三个人，这个人说，他们全都出去了。看来事情比较严重，不然他们不会全都出去。他分析说。但他同学只是要他等着，没有告诉他出了什么事，看样子挺严重的，碍于纪律的约束，他同学不会告诉他具体的情况，只是让他顺便帮着看看门，不要让人进来偷东西。说要是派出所被人偷了，说出去不好听，所以他只是在这里等着他同学回来。他之所以愿意等，是因为他们自高中毕业分别后就再没见过面，他这次好不容易得到一个机会出差到这里，就想见见他同学，没想到刚过来同学就要出去。他希望在他必须离开之前他能再见同学一面，下次见面又不知是什么时候了。

　　我母亲不想听他讲这些，她只关心自己能不能报案，能不能找回落在旅店的迁移证。如果找不回迁移证，她到了昆明又怎么在昆明落户？如果不能落户，她是不是又得返回芒市？这些想法在我母亲脑子里快速地过了一遍。她说她不能等了，不然班车就开了。买车票的钱是我父亲寄给她的，票价并不便宜，他寄给她的钱只够买一张单程车票，剩余的一点，是她路上的零花钱，如果她误了这班车，可掏不出钱来再买一张票。

　　“我不能等了。”她又说了一遍。说完便郑重其事地转身离开了。

　　实际上，在我的想象里，那个时候的母亲应该不会那么有主见，她还不满十八岁，一直都在学校里，没见过世面，是不可能适时而又一针见血地问出诸如“你告诉他一声不就行了”“这地方的公安就这么少吗”这类问题的。那时候的她非常腼腆，不爱说话。她脾气很倔，但自尊心也很强，很多时候都怕说出的话不恰当而三缄其口。而且她确实没有多少想法，对师长一向言听计从，对他们的话很少有疑问和反驳。这一切得以突破是在“文革”期间与另外一派的辩论斗争中，那个时候的她已经和学生时代的她截然不同了。

　　在学生时代，她一直是班会上被批判的对象，有人指责她义务劳动的时候穿鞋，又太过于注重穿着和打扮，梳的发式和别人有微小区别，而且，她竟然还订了婚——尤其是这一条，与她订婚的对象甚至是一个“大地主”后代。所有这些都是受封建残余思想影响、不红不专、思想不革命的表现。他们在班会上痛斥她所有的思想问题，不管是她意识到的还是没有意识到的，他们不断地督促她进行思想改造以便让心灵得到净化。还有人觉得应该深入地挖掘一下她的出身，按照逻辑，她不能仅仅只是商贩这样的家庭出身，应该是地主、资本家才对，再不济也应该是小业主才对。婚姻都讲究门当户对，如果她不是这样的出身，怎么可能与这个“大地主”后代订婚呢。他们希望我母亲老实交待她真正的出身，还真的派人去调查，但那时我外公已经过世，也确实没什么财产，又一直没和我母亲生活在一起，他们查到这里就没法再往下查了。其实我外公本来也是有房产的，一处三进院落的大宅子，是他父亲留给他的，赌博的时候输给了别人，不过也正因为这个，他的成分才没被定为有产者。

　　等到和另外的派别斗争的时候，我母亲已经有了斗争经验，她一腔热血地维护着她的观点，对另外一派的观点嗤之以鼻。她学会了如何在气势上压倒别人，用不断重复这种方式来强调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但她也知道，有时候需要说出来的话富于逻辑，甚至需要《毛选》来做理论上的支撑，于是经常背诵《毛选》，以便熟练掌握、娴熟运用。这时候我已经快要出生了，尽管这样，她也认为与人辩论是更要紧的一件事，因为只要一想到正在进行着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就让人热血沸腾，她恍惚觉得有种浪漫主义在里面。但我无法想象这样的画面，一个怀有身孕的女人，是如何站在大字报前，与他人进行慷慨激昂又绝对真诚的辩论的。那时候，总是有大量的人聚拢在大字报前面不停地辩论，还热衷于把自己的大字报覆盖在别人的大字报上面，于是主要街道的几乎所有墙面上都贴满了层层叠叠的大字报。到了这场运动的末期，再也没有人有精力和冲动想去把自己写的字盖在别人写的字上面，原先在墙上的大字报，因风吹日晒慢慢从墙上脱落，风一吹跑得满大街都是。不过很多人还是感叹，他们因此有机会练习了书法。

　　与我父亲结婚后，我母亲一直没出去工作，并不是工作很难找，对于有的人来说也许是，但对于她来说，一个高中毕业生，社会还是很需要的。但她还是先后拒绝了烟厂的工作、小学教师的工作、法院的工作，最后进了纺织厂，成了一名光荣的纺织女工。她拒绝烟厂的工作是因为烟厂离家太远，拒绝教师的工作是因为教师的社会地位太低，法院的工作她倒没有主动拒绝，她没有去是因为我快出生了，而纺织厂，离家最近，一来可以方便照顾我，二来工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最高，所以她就高高兴兴地去上班了。在没有找到正式工作之前，她经常在街道工厂打打零工，帮居民委员会主任做做调解记录，照吩咐往附近所有的井里定期投放石灰，清洁饮用水。

　　远处的阳光在玉米叶子上跳动，路的两边是一大片玉米地，我母亲和择菜的快速地走着，后面传来了跑动的声音，她回头看时，那个人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了她面前。“这样吧，”他气喘吁吁地说，“你把你的地址留下，等我同学来，我告诉他，让他们与那边当地的派出所联系一下，要是找到的话，就把迁移证给你寄过去。”

　　他的话让我母亲很意外，她睁大了眼睛看着他，几乎不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刚才择菜的还提醒她，要是这里不能报案，那到下一站停车的时候再报一次，只是不知道停车的地方有没有派出所。择菜人的话多少安慰了我母亲，它表明至少还有希望，并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如果实在不行，到时候她再从昆明回芒市办一次，只是具体要怎么办她还不知道，可能手续会很繁琐，可能又得经历种种盘问。但即使是这样，她也只能忍着，谁让她那么粗心，把重要的物品落在了旅店？

　　“真的吗？”我母亲喜出望外地问。

　　“真的。”他笑着点着头。“要不然你会很麻烦。”

　　“那太感谢你了。”

　　“不客气。”

　　他说完“不客气”的时候眼睛还在一眨不眨地看着我母亲，他手上拿着一个本子和一只笔，他跑过来的时候，我母亲就已经看到了。现在她知道，他拿着本子和笔就是为了记下她的地址。

　　“这个？”她望着他手上的笔和本子提醒他。

　　“哦，对。”他的脸红了，赶紧把本子翻开到空白页上，和笔一起递到她面前。“你把你的地址和名字写一下。”他把本子和笔递给她的时候尽量避免碰她的手，可还是不可避免地轻輕碰了一下，他像被蜜蜂蜇了似的把手缩回去，我母亲的脸也红了，陡然跟着紧张起来。

　　他的手指修长，不像是干体力活的，我母亲正在猜测他是做什么的。他指着本子上最上一行说写在这。我母亲蹲下来用膝盖垫着本子写下了名字和地址，当然地址是我父亲的。这个时候她觉得，如果自己的字写得再漂亮些就好了，她向来不喜欢自己的字，虽然专门练过，但还是写不好。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把本子递还给他，叮嘱他说上面是住址，如果找到了迁移证，就寄到她住的地方去。

　　“你的字写得很好。”他接过本子看了看说。

　　听他这么一说，她的脸更红了。

　　“我说的是真的。”

　　“我写不好。”

　　“你要是看到我写的，你就知道什么叫写不好了。”

　　我母亲还想再说什么，但想到如果再不走那就真的来不及了，就对他说她得走了，又再次感谢他。不过看样子他并不想离开，对她来说，他身上似乎有种奇怪的黏性，他们就那样站在那里相互望着。“赶紧走吧。”择菜的在旁边提醒说。我母亲才回过神，又说了一遍她要走了。这次她没有顾忌他身上是不是还有黏性，麻利地转身走了。

　　她赶回招待所门口的时候，全车的人都已经坐在车上，专等她来就发车了。回来的路上她什么也没说，甚至差点忘记向带她去派出所的那个人道谢，当拣菜的说你快上车吧，她才想起来。她急忙上了车，车上的人都在问她报了案没有。她说公安不在，但有个人登记了她的地址，说找到后给她寄回去。车上的人听了都说那就好那就好。后来别人再问她什么，她反应就有些迟钝，她觉得那是因为车一直走在盘山公路上的缘故。

　　汽车在大山里面转来转去，爬上这座山，下去，再爬上另外一座山，再下去，路面上被掀起的土从车窗两边飘过，有的落在车窗上，堆积起厚厚一层。她多少可以看到一点外面的风景，但外面的风景已经不能吸引她，那些千篇一律的山峦和树、草，偶尔有花朵，她已经看了快四天了。

　　我曾陪我母亲去了她曾经的那所学校，它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至少不是我母亲还在上学时的那个样子，铁皮屋顶的校舍已经消失了，换成了一幢五层楼的水泥钢筋建筑，教学楼也是水泥钢筋的，只是不知道升旗台的位置有没有挪动，但篮球架和乒乓球桌已经换成新的了，还新铺设了塑胶跑道。墙上的标语消失了，但墙外的那几棵榕树还在，它们是如此粗壮，枝繁叶茂。

　　我母亲把学校的地址也留给了那个人，不知道他有没有向学校这个地址投递过信件。我的意思是说，他当时给我母亲写过好几封信，除了第一封外，我母亲都没有回复。他没有收到回信，会不会想到要寄到这个地址试试？如果他寄到学校，学校会不会转寄给我母亲？这些我母亲都没有说过，她只是告诉我开始是怎么样的。开始是他写了封给我母亲，问她有没有收到迁移证，他说他问过他的同学，他同学说已经在旅店找到迁移证了，并按她留下的昆明的地址给她寄了过去。我母亲回信说收到了，再次对他表示感谢。我母亲是到昆明后的第七天收到迁移证的，那时候她已经安顿了下来，正准备和我父亲结婚。她写完回信后就把那个人寄给她的信烧了，因为怕被我父亲看到。在此之前，她把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连着信封、邮票、邮戳都仔细看了。牛皮纸信封，属于某个报社，我母亲猜测他在报社工作，但他在信里没有说。

　　到了第二个月，她又收到了他的来信，向她问好，并问前一封信收到没有。这时候她已经和我父亲结婚了，他们没有举行结婚仪式，我父亲请了他的几个朋友过来吃了顿饭，他们送了脸盆、茶杯、床单这类日用品作为礼物。他们的家具只是一张床、几条凳子。连饭桌都没有，饭桌是两个我父亲从单位上拿来的废弃不用的木箱放在一起拼成的。后来的两封信她也是这么处理的，但她记得上面所写的每一个字。

　　最后一封信寄来的时候，我母亲正和我父亲忙着搬家，准备搬到他朋友空置的房子里去。当时两个派别的斗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他们不断抢占各个单位，以扩张势力范围，占领至高点，架起枪向对方射击。我父亲和我母亲住的房子属于临街房，时不时嗖嗖而过的枪声让我父亲不安，他决定带着我母亲和我搬到朋友的空置房去。那房子在僻静的巷道中，被冷枪击中的概率要小一些。到了这个阶段，很多人都不参与了，那些前几年在街头张贴大字报的人也都偃旗息鼓了，所有街道都一片寂静。我父亲我母亲当然也是，他们曾分属两个派别，曾为观点不同而大动肝火，这时他们也不再争执了，而把争执的范围局限于家务事、柴米油盐，這些事比较具体可感，让他们有了一份接地气的踏实。

　　那个人在人人都在讲革命、讲斗争的时候还寄信来，让我不可思议，我不知道我母亲是否有同样的感受，他似乎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他难道没有经历大家正在经历的这些吗？他的信里没有提及，他只写下雨的黄昏和被露水打湿的草地，写天空的晚霞和树上新发的叶芽，写墙上的阴影和树叶晃动发出来的声音。按照惯例，在信的开头和结尾，他要写上几句口号。中间的部分，文字不多，但全是描述性的，每封信都不超过一页纸。他也会写到太阳，他笔下的太阳是温暖的，像草地一样。

　　不知为什么，我母亲把这封信留下了，也许是因为她正在收拾准备带走的东西，顾不上处理这件事，她没有像处理其他几封信一样把它烧掉。它得以留存下来，它在箱子的底部、衣柜的最里面、书架上的某本不起眼的书里、某只旧袜子里待过，有一次还被雨淋过，她又小心地放在太阳下面晒干，再收藏在不为人知的某个角落。等我看到的时候，无论是信封还是信纸，都已经磨得起毛，上面的字迹已经分辨不清。但我母亲知道写的是什么，她认为这已经足够了。我想这就是我母亲愿意让我看的原因，她一直有所保留，她在心里设置了一些房间，有些是敞开的，有些则关闭起来，即便面对我。这是那个人写来的最后一封信，从那之后，他再没有寄信给我母亲。

　　坐在车上的我母亲，仍颠簸着驶向昆明。一连五天的行程，让她灰头土脸，晕头转向。从报案之后她一直昏昏沉沉，时睡时醒，她怀疑自己生病了。她做了很多纷繁芜杂的梦，以前，她的梦都是黑白的，从那时起，她的梦变得光彩绚丽起来。

　　下车的时候，她仍觉得不清醒。她向那个老太太告别，跟同车的其他人告别，同那个司机告别。当她转身时，发现我父亲正站在那里等着她，他有着一张坚毅的脸庞和一双清澈的眼睛，他的眉毛从上方斜斜地挑开去，看起来像老鹰的两个翅膀。他看上去和照片上一模一样，但比照片真实生动得多。他在一家工厂做会计，同时用业余时间为其他三家单位做账，没日没夜的伏案工作让他戴起了眼镜。我母亲朝他走过去，心里带着几分狐疑和不确定，突然觉得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责任编辑赵斐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