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昨晚，在通往梦境的某条路上，我照例遇到了阻碍。它们是汽车的鸣笛、奔驰而过的轰响、急刹车引起的路面摩擦声，那刀锋一样锐利的声响毫无意外地刺入我的耳膜，瞬间进入大脑，最后通过神经扎进我身体的各个部位。那是我每天必经的路障，它们产生于距离我房间的五百米之外。那条马路上有货车不分日夜地穿行，如同一群红眼的汉子，参与着一场不知疲倦的豪赌。我被挡在睡眠之外。
打开手机，闪烁的数字显示着0：57。这是子夜时分，正是普鲁斯特的小说里外乡人被某种疼痛刺醒的时刻。就在一个小旅馆或乡野的木棚里，夜色四合，秋虫微鸣；离家已久的外乡人在黑暗里想起了父母和妻儿，心中涌起忧伤和痛苦，流下思乡的泪水。如同任何一种温柔而美丽的情感，这样的时刻值得人歌颂。我知道这样的时刻不屬于我。在某一本书里，两个卖玻璃的妇人，每当顾客来临，她们便操起切割器，按客人要求的尺寸对玻璃进行切割。两名妇人都很丑陋，一人面目尖刻，一人眼露凶光。她们从前是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时间日复一日，每一天，玻璃都因切割而发出残酷而锐利的尖叫，那声音在她们脸上刻下印迹，直至改变她们的本来面目。
早就发现，我的容貌发生了奇怪的变化。它不是衰老；不仅仅是衰老，衰老是由皱纹、斑点、皮肤的松弛构成，我并未对它们过多的介意。它的奇怪在于质地或器物的改变，如同一棵树长成一株草，一件瓷器变成一个瓦罐，这偷天换日的伎俩让我悚然而惊。常常，我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都不由得诧异：这个低眉耷目、满脸厌倦的人是谁？它不得不让我疑心，这一切的改变，并非人们常说的是光阴的力量，毫无疑问它是被某种更强大、更凶险的力量给操纵了，比如偷盗，比如化学制剂，比如某本书里的玻璃噪音事件。
作为一个资深的失眠者，我能在夜里听见最细微的声响。水龙头的滴水声、透过门缝的瑟瑟风声、门与门框轻微的碰撞声、窗外不知名的小动物的低吟。它们总能轻易地闯入我的耳朵。嘀嗒、叭嗒或者悉悉、簌簌……我的听觉神经就像一根绷紧的琴弦，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能将它惊动。即使已躺在床上，我也要爬起来，把水龙头拧紧，把门缝塞紧，打开窗，把不知名的小动物赶走；再静悄悄地回到床上，支起耳朵，听是否还有某种意外的、被我遗漏的声响出现。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敢肯定，我是最后那个入眠的人。
因为我听到了邻居在一墙之外发出的鼾声，听到了黄鼠狼穿过院子、跳上某个木架的声音，听到马路上车辆渐渐稀薄、直到不再出现的车轮声。半夜里哪个婴儿饿醒发出哇哇的哭声，我总是先他熟睡的母亲听到。当然，哪家的麻将响了一夜，哪家的早点铺子支起了摊位，哪家夫妻夜半争吵，我都是知道的。我想，被夜色遮盖的夜晚，无论有多少见不得光的罪恶和秘密，都瞒不过一个总是醒着的人。
许多个夜里，我从床上爬起来，推开窗，目睹这永恒寂寞的黑夜。一幢一幢灯火湮灭的楼房，无声无息的草木，空旷的街道或马路，天空很低，月亮或星星闪烁着迷茫而昏黄的光。世界那样远又这样近，它从未像现在这样毫无保留、毫不遮掩地坦露它的内心。据说，就是在这样的时刻，人类的灵魂无限接近天堂或地狱；一切活动的生灵，都能在凡世和幽冥之间自由地游走。这个传说让我迷恋，在无穷无尽的时空里，生者和死者、过去和现在，都可以在此会晤与替换，于是我尝试将自己交付于黑暗，无限地交付，任由它飘荡、升腾、弥漫。在这场交付中，我感到自己的灵魂脱离了肉体，虚弱而充盈、空虚而满足。
蔡琴有首歌这样唱：“夜那么长，足够我把每一盏灯都点亮，守在门旁，换上我最美丽的衣裳。夜那么长，所以人们都梦得神魂飘荡，不会再有空间，听我的爱断情伤……”
这首歌出自电视剧《雷雨》。被封建专制家庭禁锢的美丽妇人繁漪找不到爱情和出路，她在每一个不眠之夜来回游荡，内心发出悲伤的呐喊和呻吟。就在那些夜里，我常常被这首歌吸引，想象在同一空间的某一端，这个叫繁漪的女子，披着长发，穿着红色的曳地长裙，独自出入在周公馆内，艳丽而绝望的身躯在黑夜里勃发出蓬勃而巨大的力量。那是比生命更让人瞩目的绚烂之火。
那是灵魂的火焰。一切的幽灵或灵魂汲取了黑暗的力量，它们比白天更白，比黑夜更黑，它们的光亮，璀璨夺目，更让人敬畏和仰望。
与此相反，我缺少睡眠的身体在日渐枯萎，它像一株失去养份的植物，枝干单细，叶片萎黄；或者像一个逐渐缩小的气囊，赖以支撑的不过是空无的、残存的气体。有几次坐在办公桌前，我强烈感到自己有种仆倒在地的冲动。地面很平，很光滑，也很坚硬，它们似乎具有某种魔力，吸引我向他们靠近、仆伏。“来，来，倒下来，倒下来。”它们悄悄地说。倒下去，不管不顾地倒下去，支撑就变得不那么痛苦了。我知道我必须若无其事地活着，假装自己仍是一个没有任何意外的、完整的人，但我明白我生命的某一部分已经死去，它们都化为灵魂的一部分，黑夜的那一部分，它们迫不及待地向另一个方向冲去。在那里，有无限的诱惑等着我。
二
“我第一次和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二十四小时之前。”
这是电影《独行杀手》的一句台词。失眠者见过很多这类人，可是他们并没有被独行杀手从世界上抹去，他们只是从失眠者的世界里消失了而已。失眠者的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会客厅，有些人来了，会一直坐在吧台陪失眠者聊下去；有些人进来了又走掉，却再也回不到失眠者布置的那个大厅。
我不能让自己保持正常的状态。
在白日的亮光里，我无法将自己丰沛的灵魂展示出来，无法将黑夜强大的能量转化为身体的一部分，无法用黑夜来抵抗白天。从能量守恒定律来说，我因失眠而失去的那一部分能量其实仍然存在，它不过暂存在宇宙的某个地方，但我却没有能力将它召唤回来。
必须往医院走一趟了。很久以前我就应该去那里，像其他患者那样，像所有失去信心又渴望重拾信心的人那样，将自己满腹的希望或唯一的希望寄放在那里。
我一直没有去过。在我有限的记忆里，医院总是人群拥挤，楼道阴暗，各种气味交错混杂。当病人进入，他们眼中闪烁着焦虑和希冀的亮光，但他们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却是一脸茫然和猜疑。显然他们的疑问医生并不能全部解答，他们的希望医生也不能全盘接受。因为无论何种病症，患者刚一开口，医生便大笔一挥，通知各种尿样、血样或透视。似乎现在的医生早已丧失望闻问切的能力，必须等仪器检查，才能确保自己享有医者的资格。当然，无论患者如何焦虑难过，医生总有能力不动声色、稳坐泰山。
只有一次，我偶然经过“精神卫生中心”。它是个住院部，与其它科室不同的是，有一个铁门紧闭着，里面有个男人茫然向外探看。他大约四十多岁，穿一件铁灰外衣，他看我注意看他，忽然从铁门的缝隙间伸出手来，说：“借你的手机用一下”。一瞬间的迷惑我便明白了，我像避开瘟疫一样避开他。
那是另一个世界，我不曾踏足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人进入这个铁门就被打上烙印，人们以歧视的眼光追随。
然而现在我必须去叩那个铁门了。通往铁门的路径，像一个神秘的轨迹，或者说，去探查一段真相。我轻手轻脚地来到门前，左右看看有无熟人，然后我叩门，有个老头来开门。我一进去，铁门就铛地一下从后面关上了，一把大锁牢牢地将它锁住。
住在这里的人很多，比我预想的多。一条长长的走廊将病室分作两边，都住满了人。他们有的在走廊上游荡，来来回回在找寻什么失落的东西。
从他们身边擦过，他们若无其事地看我一眼。我努力让自己镇定，保持着一种平静、温和的神色。忽然想到，我和他们没有多大的不同。
医生坐在我的对面，以一种冷漠的姿势。他开始询问。我急迫地表达着我想表达的东西，他哈欠连天。
从我的角度，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特殊的意义，而从他的角度，司空见惯。
“能治好吗？”我问。
“这个，我们做医生的不能打包票。”他理所当然地说。
墙上挂着一个小黑板，上面写着病人的名字，我留意看了看，上面有一个“S”。
“那是什么意思？”我问。
那表示有自杀的倾向。
我的姑母曾住在这里。十年前她发现自己身体里长出一个巨大的齿轮，为此寝食难安，彻夜难眠，声称自己得了绝症。我们以为是消化功能异常引发的障碍。我的堂兄几次将她送往省城医院检查，得出的结论却是老年抑郁症。
身体里的齿轮当然是不存在的，姑母的消化系统也没有任何问题。它属于身体的另一部分，一个我们只能想象的、虚无而不可捉摸的、但确实存在的另一个领域。
姑母是被家人强行送往这里，因为她拒绝吃饭和睡觉，整个人消瘦得如一张薄脆的纸。入院那天，她拼命抵抗并对我们破口大骂。我们怔怔地向她凝视，不敢相信我的姑母、曾经那样端庄秀美、曾经被许多学生景仰和热爱的老师和校长，像街头妇人那样声嘶力竭，那样愤怒绝望。
她不能相信自己得了精神疾病。换而言之，这个病与某些隐秘的、不可言说的病症一样，都是狰狞并可耻的。
管门的老头有两个。其中一个我慢慢地熟了，他头发花白，精神矍烁，总是笑眯眯的，也爱说话。
护士对病人说话的时候，跟哄小孩子一个口气。药是按时发放的，一大个木箱里放着许多小瓶，上面贴着病人的名字。到吃药的时候，护士来喊，病人到那里领。大家很听话。
我注意到其中一个护士很年轻，也很漂亮。同样年轻漂亮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在众多病人中她有着出众的外表，脸上停留着一种固有的高傲。她曾向我借手机，说是给男朋友打电话；我没给，她带着一种受伤的表情蓦地离开了。
我不知道她病的起因。或者我可以妄自猜測，但我只能说年轻漂亮并不是逃离痛苦的资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这种负担。我想象她的思维在一个极深的隧道里穿行，弯弯曲曲，暗无天日。她的内心被恐惧逼挤，压迫，她急欲逃出，愈急愈找不到出口，终于那些纷乱的思绪像泥石一样泻入隧道，堵死了通道……
她以前也是护士。
六
我们都活在阴影里，有例外吗？没有。
早上起来，偶然看到书里这一句话。
二十岁的时候我是不读张爱玲的。我不懂她为什么要把那些阴冷的、暧昧的、隐秘的东西搬到书里来，那些文字让我闷头。第一次读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在一个春日的下午，眼睁睁看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女轻易被诱惑了，陷入泥淖，拔不出来。薇龙的遭遇就像发过酵的高粱一样，散发着热的、熟乱的、腐败的气息，人忽然闻到这种味道，就激凌凌地发麻，有一种呕吐感。而三毛让人明亮畅快，就像坐在阳光下，忧伤晒起来也懒洋洋的，充满着清晰的透明的感觉。
一个天真的女孩对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是排斥的，她不懂得理解才是防范，就象性，羞于启齿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多危险。然而这个道理有些大人也不明白。
当然后来我喜欢上张爱玲，其程度较之三毛更甚。我无法不对一个早慧的女子产生深深的敬意，同时对书中人物以一种玲珑的、平静的心态来对待。就连卡夫卡，我也能专注其压抑混乱的文字了，并且从这些文字中窥伺到一颗痛楚无措的心。我想那是因为一个女人的内心起了变化，就像罗切斯特对简说的“你脸上从前我喜爱的那种迷惘神情没有了”，那是知道真相后的表情。
我无法得知姑母生病的原因，如同我的姑父和堂兄一样。因为我们无法追溯一个人内心，不能将海水倒提，找出那引发灾难的一粟。即使追溯，也只能看到那一件件往事，它们像石头一样凸现出水面，却同样缄默不语。我只能想象，在姑母辛劳的一生里，某些阴翳或伤痛永远存在，它们像一棵大树，无论光阴怎样变换，总会在地上留下投影。姑母出院以后，病症并没有消失，她必须每天吃药，让身体里的那个巨大齿轮变小一些，转得慢一些。但我常常看见她躺在床上，双眼紧闭，嘴唇哆嗦，我知道那个齿轮又出现了，它不停地转动，剧烈地转动，引发一阵又一阵难言的痛楚。
也许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对人的内心产生了莫名的兴趣。常常，我看到一个人，我会在他脸上猜测，他有怎样的童年，怎样的隐痛，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有一本书里说，我们自以为是健康的，其实每个人都有病，比如看到下雨会心痛，比如想起一个人会脸红，比如当你说到某个地方，他会轻轻地颤抖起来。
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病的，只是不能说出来。
假如你对另一个人说这句话，对方一定会微微变了脸色，因为他就有那个病。
自从我知道这个秘密后，我总会在刚认识的某个人中去窥探这个病，我会反复地追问，不由自主地探察。我感到自己有不可遏制的欲望，我们常常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有时，对方会主动地说出来。他（她）会讲起某一天看到父亲被人侮骂和批斗，讲起凌晨三点蹬着三轮车去菜场卖菜，讲起有一年的春节孤身一人，走到朋友家门外听到屋内传来的欢声笑语……我们都是有病的，我们从来没有根治过，它操控着我们，指示着我们，打击着我们，不管我们的伤口是否已经结痂。
我们常常因为获知了对方的秘密才真正成为朋友。换而言之，我们都在寻找那个能治愈我们的人，或者，以对方的病治愈自己的病。
如果没有人能治愈我们，时光也许会治愈的。如果时光不能治愈，那么死亡总可以治愈。
七
我早就想到，我和姑母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它不仅来自血缘，也来自疾病，或者说，来自精神的某种神秘的召唤。在此之前，我曾多次被人提起，我和姑母是如何相似。在姑母众多的子侄中，唯有我遗传了姑母的外貌和体形，也唯有我和姑母一样成为教师。难道，在相貌相似的外表下，我最终要接受的，是我和姑母必须要面对的共同的命运？
这种想法很快被我否定了。正如一个不慎打破盘子的人，我想到了借口又否定了借口，最终将一切的嫌疑归结于自己。
自我揭密是很容易的。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出现差错，多年前的往事会随着大脑中的某些神秘信号一幕幕出现在眼前。如果要更进一步、更准确地探知，我还可以翻看从前的文字。文字是仅次于图片的真实纪录，它揭示了内心的隐秘和情感，因此它比图片更具有摄人魂魄的力量。翻看那些文字，我清楚地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熟悉而又远离的自己。
我深切地感到姑母不能与人言说的痛苦。不，我并不能感同身受，因为姑母身体里巨大的齿轮我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在通往引发姑母痛苦根源的那条路上，我仅仅只站在了路口。仅仅失眠就已让我失去了力量，那么，再进一步，再往路的深处走，我是否就能感受到那摧毁姑母意志的、足以席卷一切万物生灵的漩涡和风暴？
不，当然不。过多的想象是无谓的，我及时阻断了这种想象。我告诉自己，每个路口都可能延伸出许多种路径，只要自己愿意，我完全可以自由地选择前行的方向。而从某种意义来说，我预先看到了警示，懂得了危险，因而在众多的选择中，我比其他人更能避开那条险径。那么，姑母的疾病，对我何尝不是一场殷殷劝诫。
我开始吃药、跑步，作心理建设。我决意在疾病和我之间竖一道屏障，它足够坚硬、厚重，能确保我在任何时候都安然无恙。我已记不清那些中药或西药的名字，它们由植物的根茎、叶子、果实或颗粒、胶囊组成，呈液体、几何形或模糊的膏状，它们无所不能，性情各异，只有苦涩的味道是一样的，一直从唇齿蔓延到心底。我只记得我在清晨的奔跑，拖着沉重的身体，披头散发，气喘吁吁。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在抖动或呻吟，像一架生锈、艰涩或年久失修的机器。我选择的是一段蜿蜒的河堤，它是汉江大堤的一部分，那里青草蔓蔓，柳树成荫。早晨锻炼的人很少，没有人关注我毫无章法、竭尽全力的奔跑，只有河堤左畔的工厂外，一群早起做工的犯人，每当我经过那里，他们就会全体立定，大声向我呼喊号子。他们穿深蓝的狱服，光着头，个个精神抖擞、身体强健。河堤清新的空气和犯人粗鲁的嗓音混合在一起，有一种莫名和谐的原始的力量。就在这响亮的号子声中，我迈着紧张而急迫的步伐，向与姑母相反的方向奔去。
我似乎又回到了某个时刻，那种无拘无束和自由自在，在奔跑的某个瞬间陡然降临到我的身上。生命沉重的部分被卸去，我重新变得轻盈、稚嫩和单纯。它让我想起多年前，就在这条堤坝的另一端，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挽着提篮，迈着短腿，在这条路上飞快地奔跑。这是一段微不足道的距离，然而隔着此端到彼端的光阴，我至今不敢相信，那个畅快奔跑、无所顾忌的小女孩，就是我自己。
就在堤坝的那一端，沿堤坡而下，是一个小小的村庄。穿过一排敞开的有木槿的栅栏，在路的尽头，就是我们的老屋，我在那里度过我的童年。每个晚上，我的身畔都有祖母敞开的怀抱和柔软的乳房，有她身上熟悉的气息。那些年里，我夜夜酣睡，恣意放纵，不识愁滋味。
八
我并没有能够就此安睡，奔跑和药物撼動我的身躯，竭力抚慰我的血液、神经和脏腑，但我依然心神难安。更多的时候，我的梦境会被各种不可预知的事物打破，有时是一个细微的念头，有时是细碎的声响，有时是一种茫然的不确定。它既来自身体本身又来自身体之外，既可轻易探知又无法捉摸。仿佛聚集在水中的一群小鱼，被轻轻一触便都散开了，又或者像一面镜子，被摔得支离破碎，无法弥合。我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我的身体就像飘荡在上空的风筝，或是奔行在前的野马，在某个时间或契点，它挣脱人的控制，去往了茫然无际的另一方。
我无法责怪它。我曾纵情驱使它，不眠不休地折磨它，它早已不堪其辱，于是同我分崩离析，恩断义绝，这再自然不过了。
就在前几天，我旧日的一位友人从四楼坠下，肢体残破，面目模糊。她曾年轻美丽，以美为毕生追求，然而患抑郁症数年，她亦与之抗争，最后却以这种破碎的方式为美划上句号。
我与她最后一次相见是在两年前，我们探讨了许多关于人生的话题，而最后，我们同时回忆起童年的时光。
“你们的后坡也种着向日葵？”
“种着呢，一大片。”
“黄瓜是吊着长的？”
“是呀，我们都是搭了架子的，那黄瓜就往架子上爬。”
“西红柿是黄的？”
“都是黄的，没见过红色的西红柿呢。”
童年是一段离奇的时光。它由真实和虚幻交织，由懵懂和经历构成，童年的我们并不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会常常将它想起。它那样天真烂漫，那样美满透明，那样无知无邪，寻常的一点一滴、一草一木都被我们无数次回忆、叙述和想象，直至最后，童年渐渐成为我们遥不可及的理想。
我不知道她是否记得这次对话。我能够做的，就是将它记录并祭于她的墓前。我并不问她何以有赴死的勇气，我只想以文字为桥，让她在人世的另一端，在豁然开朗的大彻大悟里，慢慢走向她理想的乐园。
与友人相隔三十年而依然活着的，是我的姑母。她两次入院，每次长达数月，每天都要被迫喝下药物。她看起来与其他老人没有两样，每天买菜、做饭、洗衣，操持家务，但是我知道，被她掩藏在衣裤内的双腿总是颤抖，她极力站稳，保持平衡，或者扶住墙壁和栏杆，防止自己摔倒在地。她的门牙脱落，在医院重植后依然脱落，身形由挺拔变得佝偻而臃肿。那是疾病和药物的双重作用，它们改变了她的身体和身姿，但她依然衣饰整洁，仪容端庄，每次看到我时努力展开温和而恬淡的微笑。
“我已经习惯了。”她说。只有我知道，没有人能习惯，只是接受。接受生活给予的重负，接受命运交付的谜题，接受这难堪而无可奈何的现实。
我没有问她以怎样的意念支撑。死亡的诱惑如此鲜美，纵身一跃即可将全部痛苦解脱，但十年过去，她依然选择了活着。
我想，也许一开始我就错了，安睡或失眠，未必应该成为我每天思考的大事，命运究竟对我轻轻放过还是致命一击，不到将来永远无法确定。无论我坦然接受或是拼命抵抗，失眠依然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就象太阳从东边升起又从西边落下一样，它自然产生，因果循环。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仍愿意回望我的人生，如同一年一年加持在我身上的重负，我将借光阴之手一一揭去。让各种忧虑、恐惧、愤怒、绝望一一离我而去，让它们即使存在也再不能将我伤害，而在有生之年，或者弥留之际，我能够重回童年、故土及我自己。
昨晚，在被车声惊醒之后，我照例独自一人来到窗前。夜沉如水，四周寂寂，除货车行驶的声音外，再没有其它的声响，但我知道有许多人正和我或者姑母一样，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许多年前，正是在这样的夜色里，梵高在精神病院创作了那幅著名的《星夜》。与那一晚炽烈扭曲的星云不同的是，昨晚的夜空广阔辽远，分外平静，那里有几颗星，闪烁着寂静而幽明的光芒。它仿佛在对我说，人生总会有负累，生命总会有忧伤，忘掉沉重，只记住这些星光吧，这一刻，我允诺撒给你，最多的星辉。
【责任编辑黄利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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