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汉明

　　

?邹汉明

一

　　二〇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浙江省第八届作代会在杭州之江饭店召开。晚上九点四十分，老友东君到杭，叫了我，又招来吴玄、雷默、唐诗云、马叙、赵柏田、夏烈、但及、马小予等，说一道去吃夜宵。我电话叫上阿航，随东君走进之江饭店南侧一家小酒店。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写作朋友，也难得围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酒，菜还没有端上来，性急一点的，大呼小叫就喝上了。一众人开开心心，不知喝掉了多少啤酒。约十点半，唐诗云接到一个短信，她声音不大，却神色凝重地告诉大家：诗人高崎不在了，心肌梗塞！消息一出，一桌人突然安静下来。没有人愿意去相信这样的短信，但又不得不相信，因为没有人会开这样的玩笑。很快，集中到更多的消息：高崎其实已经去世多日。那几天，妻子王仁芳女士正巧不在家，陪二儿子到北京看病去了。高崎应该是突然发病，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死在家里而刚刚被人发现。

　　高崎是喜欢参加类似作代会这样的活动的，他曾告诉我，某次推选省作代会代表，他被当地主事者以种种口实拿掉了名额，为了争一口气，他就去找此公讨个说法，说到激动处、愤懑处，据说两人还吵了架。这一次他大概也不在受邀的名单中，但高崎诗歌创作的成就浙江诗坛有目共睹。这次倒好，他不来参会，却在大家聚会的时候，来了他黯然离世的消息。一桌同行，长久地沉默在凝固不散的寂静之中。

　　高崎，熟悉他的人，背地里都喊他老高崎。一个“老”字，代表他的年龄。但我不知道他出生于何时，多大的年纪。反正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小步进入老年。他出版的八部书，都有他的简介，但都没有标示他具体的出生年月。现在倒好，连他的死，也确定不了一个具体的日期。

　　老高崎生前我见过多次。印象最深的是二〇〇六年四月十一日那一次。当时，省作协创联部的副主任孙侃兄在余杭双溪搞了一个文学活动，叫了我，也叫来了高崎，一拨人去双溪的山沟沟采风。这一次大家不住宾馆，住山上的小木屋。主办方把我和他安排在同一间小木屋。领到钥匙的那会儿，高崎很高兴，西装领带的他，身子笔挺，像个绅士，在我的前面带路。到了房间，床沿一坐，吱的一声拉开他的黑皮包，摸出一册自费出版的散文集，搁膝盖上，取出自带的钢笔，签好名，送给我，并随口说道：“邹汉明，你写诗写评论，多批评批评，指导指导，呃……”说这话的时候，高崎的腰微微弓着，头偏着，眼光不直视我，很骄傲的样子，真诚中又不乏戏拟的成分。他最后的那个“呃”我还记得它的声调。好像他们温州的作家大多有这个声调，东君、简人、程绍国都有这个“呃”。而老高崎的“呃”最夸张，也最明显，简直有挑衅的成分。我接过书，看到书的扉页上，从右到左，竖签了四行字——“邹汉明诗友指正”“高崎”“二〇〇六年春”“余杭”。高崎的钢笔字很潇洒，上下连笔写，飘逸而流畅，他显然练过书法，学的是郭沫若。高崎活着的时候，送过我三本他的作品集，二〇〇二年十二月省第六次作代会其间，在杭签赠给我诗集《征服》。二〇〇四年春是在绍兴，赠我一册散文诗集《声音中的黄金》。这会儿是这本散文集《手握两个世纪》。高崎不同时候的签名如出一辙，都是竖写，从右到左，字体也一模一样，不过最后签上的时间和地点不同而已。而且，高崎的三次签赠，每一次都把“汉”字写成繁体。搁一块儿看，好似同一时间签下的。

　　开水还没有烧滚（我每到宾馆即有烧水泡茶的习惯），甚至屁股还没有坐定，高崎就又掏出几张复印的字纸来，是我大学老师、诗评家沈泽宜先生二月份给他写的一篇诗歌评论——《“骑梦的更夫”及其他——高崎论》。沈先生跟高崎的交往，大抵跟我与高崎的交往差不离，无非省里的某些文学活动或会议上碰到，大家问个好，点个头而已吧，真要说触及灵魂的交流，我看也未必。所以，这篇把高崎称作“骑梦的更夫”的“高崎论”，沈先生只写他读高崎诗的感受，偶然写一点高崎的生平，纯属大路货。至于他们个人交往的细节，并不涉及。而且，我通篇读下来，沈先生以引诗通贯全文的结构方法，明显地有勉为其难的意思在。一遍读讫，我想，一定是老高崎催着沈先生写的。老爷子（我们私下对沈先生的称呼）也是被逼无奈啊。不过，沈先生毕竟是诗人，目力惊人，一下就看出了高崎的不凡之处：

　　一九九三年年终岁尾，我收到了一位温州诗人的首部诗集《复眼》……由于初次接触他的作品，当时我还无法或无力对他作出稍稍接近实际的评价，只是说：“在苍南（温州的一个县）的高崎，他的诗多思，灿烂，构思常常与众不同。”……高崎的不凡，在于能把众人熟知和习见的写得如此诗意灿烂……在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字句里，闪烁着高崎非同一般的天才……（高崎）在司空见惯的日常事物中作了才气纵横的诗意开发，将他的人生感悟、哲学思考、审美意向乃至宗教情结一次性地投放其中，使它在人人可以共享的阅读快感中，轻轻打开人的灵视、灵域，净化和提升人的灵魂。

　　以“天才”来称许高崎，大致是对诗人语言能力的至高赞美，而“骑梦的更夫”，则无疑表彰这名“天才”异乎寻常的勤奋，作为一名诗人，还有比这个评价更高大上的吗？诗是语言的艺术，沈先生认为高崎诗有“一种独特的力求抵达极致的语言”，其“诗的结构异常奇特，语言已经浓缩到了极致，确确实实与众不同”，所以，连续有好几年，他在他的浙江诗歌年度评论中用较大的篇幅談高崎。比如，他在二〇〇〇年的《浙江文坛》诗歌评论中，早就有过“高崎多年的惨淡经营终于令人信服地打通了语言——现实——精神的通道，一种异常独特的个人化语言，终于奇妙地连接了大地、天空和充满和谐共振的心灵”这样的表述。

　　沈先生的这篇短论有一个奇怪的副题——“高崎论”。我的眼光在这三个字上逗留了足足三秒钟，我很有一点疑惑，沈先生给省里很多诗人写过评论，不记得有过某某论的。这文章不长，尚不足以担当“论”这个大帽子。这个副题，是不是老高崎自己加上去的？在这方面，我们的高崎先生一直有那么一点儿虚荣心。谁知道呢。

　　我是在余杭当地一位作者的研讨会上读讫此文的。匆匆一过，高崎又把这几页复印纸从我手上要了回去，折好，塞进黑皮包。会后，他偏着头，一双深凹的眼睛睁得出奇的大，以他带着浙南口音的普通话来跟我说：

　　“邹汉明，什么时候，给我也写个评论嘛，呃……”

　　“呃”这个余音袅袅的尾音后，是他的一脸夸张的期待。我不置可否。心想，沈先生都已经给你写评了，还要我写干嘛。我才不写呢。本来，这么多年下来，我压根儿就没有要做批评家的愿望。一点儿想法都没有过。

二

　　在写这篇长文之前，我确实没有写过一个字的高崎。尽管他签赠的三本作品集，我一直放在书架上，它既不在一个显眼的位置，也并没有像很多赠给我的诗集那样装箱打入冷宫，从此不理不睬。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来集中读一读、谈一谈高崎先生的。高崎去世已经五年多了，他好像完全被人遗忘了。自从他故世之后，我也没有看到有人出来评论他的诗歌，连回忆他的悼念文章也很少见到。这不应该。

　　机会来了。二〇一八年五月中旬，我接到省作协的电话，邀请我月底参加他们在苍南的作家服务营活动。苍南对于我来说，太远了。我犹疑了一下，最终还是答应了，答应的理由实在不足为外人道，那就是，我想借去苍南的机会，寻找高崎身边曾经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向他们了解他们眼里的高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诗人，如何看待他的诗歌以及种种怪癖。此外，这次活动，创联部要求我做一个诗歌的小讲座，我就想借机宣讲一下高崎。我们现在不是总喜欢讲诗和远方、生活在别处等等放眼地平线外的事物吗？我不随俗，我去讲一下苍南人身边的这位独特的诗人和他的诗歌吧——哪怕稍稍恢复一下一个地方对一名已逝诗人的记忆也好。

　　我就是带着老高崎的几本书上路的。说来也真是有缘分，这次活动的召集人、苍南作协主席陈革新先生就是一个曾经与高崎关系密切的人。不独是他，当我开口讲到高崎的时候，很多人都来跟我讲诗人的轶事。其中有人后来还把怀念高崎的文章发给我。陈革新早年也写过高崎，他的漫谈高崎的《高崎奇不奇》开头就说“把他（高崎）的真面目描绘一番，公布于众，这‘专利恐怕非我莫属了”。高崎是陈革新的邻居，也是长辈，更是文学的前辈，但相处的时间一长，两人的关系就介乎师友之间了，并且渐渐地靠向了朋友这一边。高崎有些生活上的事，就交付陈革新去处理。他吩咐的方式也很特别，喜欢写条子，那几年，陈革新接到高崎要他办事的小纸条一定不会少。比如，高崎因为青霉素过敏而躲避某家药店的开设，一个人迁居到了苏家堡村，不多久，高崎给他的纸条就过来了。在陈革新的描述中，高崎“走或站，身躯微呈弓形，颧骨突出而双眼塌陷，肤色像被海风吹透那样褐红”。陈文《高崎奇不奇》发表在《温州文艺》一九九〇年第二期上，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高崎，也正是我印象中的高崎。

　　我是本世纪初在某次文学活动上认识高崎的。我都忘了是哪一年。二〇〇二年吗？他的诗集《征服》正是这一年的冬天签赠给我的。在此之前，我回忆不起与他有过交集。我记得我的老朋友孙侃写过一篇高崎印象记，回忆二〇〇三年底他组织诗人去象山，因为临近岁尾，大多数人走不开，等到他走上一辆租来的中巴，一看，发觉来了“只有可怜的几位”，于是同车的柯平建议可以把高崎请来。孙侃随即电话远在苍南的高崎。接下来，孙侃的叙述很有意思：“在高崎语速极快地吐出一长串浙南普通话之后，电话那头便出现了静寂。柯平兄说，高崎已经关上大门，去乘长途汽车了。”柯平说话风趣，但另一方面，他也深知高崎，身处偏僻之地，正孤独寂寞得蛋痛，有这样的文学活动，他何乐而不为。第二天上午，高崎赶到。这是孙侃第一次知道并见到高崎，同样，他很快被高崎的诗吸引，读了后非常诚恳地为“很多年来，居然没有发现高崎的优秀”而感到抱歉。孙侃当时主事省作协创联部，大概此后省作协的诗歌活动，他就会不时地想到高崎。这之后便是二〇〇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浙江省第二届作家节在绍兴开幕，高崎与我应邀与会。我记得高崎打着领带，穿着白色短袖衬衫，衬衫的下摆拴在裤腰里，脖子上吊着一只傻瓜相机。一个标准的上海老克勒形象。他大概没有给我们拍照。他喜欢跟团队里的名家合影。他不声不响，踅到某某面前，说，某某老师，久仰大名，我们能否合张影？某某回头看到比自己年纪大得多的老高崎，一口就答应了，高崎的这一招屡试不爽。拍完，他口袋里掏出自己的名片——我当然收到过他的名片——头衔很多，还有，深入大自然腹地十八年，苍南突出人才之类的介绍他也写上了。如果知道对方是诗人，他就掏出自己的诗集，签上大名递上，很谦卑的样子。高崎有很多与当代名家的合影，我听说这些照片都放得很大，挂在他作文班的墙上了。原来为了生计，他在灵溪镇的家里开办了强强少年写作班，专门辅导小学生作文。教室的围墙上，贴满了高崎与全国名家的照片，这对于小学生的家长，大概确实起到了目瞪口呆的作用。

　　高崎除了全程参与活动，还领奖来了。他的诗集获得了浙江省优秀文学奖。在鲁迅故居外的一个临时颁奖处，他从某领导手里接过证书，非常高兴。他当然没忘拍照留念。其中他在这里拍的一张半身照片，此后就做了他新浪博客的封面照。离世五年来，老高崎仍然笑嘻嘻地站在鲁迅故居的外墙前，欢迎着光临他博客的每一位认识或不认识的读者。我每次点开页面，都会想到当年的那个场景，大起恍如隔世之感。

　　这次作家节，主办方把著名作家阿来也请来了。高崎当然知道阿来的分量。我感觉他总在找机会接近阿来。第二天，安排大家去参观鲁迅故居并在百草园举行“中国当代文学的草根性”的文学座谈会。我正好与阿来同坐在大巴车的第一排，我们这會儿正聊着雷蒙德·卡佛，高崎弓着身上了车，一眼见到阿来。他先过来跟我搭白，我知道我不过是他搭白的一个过渡，果然，老高崎很快就跟阿来搭上了话。他递给阿来一本书，说，阿来老师，这是我的一个不成熟的作品，请你指点一下。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请你写几句话。阿来伸手接下了书，不置可否，坐下翻看起来，看了几首诗，回头跟我说：“你还别说，他还写得真不错！”阿来的文学创作始于诗歌，他对诗歌仍有很好的感受力。我想，高崎奇崛的语言天赋，一定触动了阿来的诗人生涯。这之后，高崎出版的散文集《手握两个世纪》，阿来给他写了一段话，他取来做了这本书的前言：

　　高崎先生这些散文偏偏是开掘与生发很多，抒情很多，是属无中生出有的那种路数。在我看来，这样的一些方式，更多是诗歌的手段。这些手段移入散文，可以扩大散文的表现力。因为例子随处都是：在登高，在眺望日出，在所有游历中，在另外题材的一些散文，都在归纳与概括，这些都像是诗歌——在此之前，我读到过一些他的诗歌，阅读过后的感觉是相当喜欢。那些诗歌，与诗歌中的情感，给我一种奇崛险峻的意味。一些构句炼词精致独到之处甚至让我想到我最喜欢的中国诗人昌耀。——当然，我喜欢的那个昌耀，是因为他在大开大阖，在大起大伏中收放自如的非凡能力。

　　只有在这时，那个总是沉默的人在诗行中发出了黄铜般响亮而又喑哑的声音。

　　阿来这里说的“在此之前”的一次对于高崎诗歌的阅读，大抵是指我们一行人同去鲁迅故居路上的那一次。

　　百草园谈完草根性，转去兰亭雅集。绍兴方面摆开了流觞曲水雅集的座次，模拟永和九年王羲之写《兰亭序》的那场聚会。抽签的时候，我抽到一名叫郗昙的刺史，也就是说，在流觞曲水的风雅之举中，我就是那个刺史郗昙了。我得安于这个人的位置上，在规定的时间里写一首诗交差。隔着一条流动的曲水，黄亚洲、麦家坐在我的对面。高崎依傍着他们坐下。我看到高崎那引人注目的黑皮包了，他随意地平放在自己的膝盖上。手上派克笔的笔帽早已拧下，他开始构思写诗。我不知道他扮演永和九年的哪一个文人或高官，反正，他陷入了沉思，也很快交了诗卷。他的诗是《书法》：

　　将每个文字变成自己的风度

　　从这个城市的上空

　　飞过

　　让每个文字吹上一日春风

　　碧野千里

　　让每个文字竖起肖邦的骨骼

　　记住在懦弱的柔软里

　　不要倒下

　　让每个文字不要荒芜

　　不要自卑

　　不要泪洒情场

　　让每个文字内心明净

　　即使大雁飞过它们的头颅

　　它们并不抬头

　　像金属的大脑

　　将自己的意志暗渡

　　在吵吵闹闹的现场起身，高崎上交的这首《书法》，获得了此次兰亭雅集的“金奖”，他当然很得意，以致他事后回忆，说他进入竹荫笼罩的兰亭，“一开始就感受到将有吉祥的预兆上升”。他拿着一张没有奖金的奖状，在人群里穿梭，高兴了一整天。

　　这次作家节连续五天，换了好几个地方。百草园座谈和兰亭模拟了一场雅集之后，又到新辟的景点未庄听了一场“社戏”。那天晚上，高崎和麦家同坐一条乌篷船，麦家因为坐在小板凳上不舒服，站起身来活动筋骨，船身随之晃荡起来。这可把老高崎吓坏了，尽管他也舒服不到哪里去，但他始终以他僵硬的半个坐姿稳定船只。一场戏看听下来，也实在累得他够呛的，他跟我们抱怨说，大约鲁迅先生来看戏，看一小半也会撤走的。可是高崎的坐船根本撑不出去，他也就没法溜掉，高调门的绍剧相当刺耳，老高崎只好忍着耳朵奉陪到底。

　　诗人都是老顽童，童心未泯。在新昌大佛寺，高崎忽然来了劲头，向一个兜售放生生意的当地男子买下了一只半个手掌大的小乌龟，他手一挥，将乌龟远远地扔入了放生池。我们一致认为高崎的这个动作很有他诗歌中语言暴力的倾向，他倒好，回头一脸严肃地在给中年男子上课，警告他不可将他刚刚放生的小乌龟再次捉来卖价钱。

　　说实在的，尽管高崎喜欢跟年轻诗人交谈，但我实在记不得跟他谈过什么。不仅如此，在我们看来，高崎的某些行为孤独而滑稽。那几年，我们背地里常要笑话他。作家节的最后一天晚上，在诸暨的西子宾馆，有位朋友玩兴大发，深夜用自己房间的座机对着一长串名字，挨个给本省作家打“骚扰”电话，他压低了声音，模拟西子的性感女声，在电话里试着勾引他们：“先生，要不要按摩，我们服务很好的……”没人理睬他。可是，拨通高崎房间的那一刻，老高崎梦中被吵醒，正气不打一处来，便也恶作剧似的丢给他这么一句：“多少钱呃？”打电话的家伙眼睛一瞪，嘴巴一张，赶紧搁下电话。

三

　　人性都是有弱点的，诗人，有趣就有趣在他把他的弱点和优点全都亮摊在一个平面上。它们此消彼长，彼此兼顾，一撇一捺，共同书写着人世的一个“人”字。从事文学艺术的人，稍有成就一般就称为某家，唯独写诗的，称为诗人。很可能就是诗这种文体含“人”量比较高的缘故吧。

　　高崎就是这样一个诗人。

　　在讀了他留给世间的几部书之后，我很想知道这位“在中国老一辈诗人中算得上是一个异数”（东君语）的诗人，他的诗歌来路是怎样的，有着怎样非同寻常的人生。

　　叶芝曾说：“依照事物的本质，诗人必须是过着绝对诚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是一种活生生的实验，后代有权知道这些，此外，抒情诗人的生活很有必要让人知道，这样我们就会明白他的诗并非无根之花，而是一个人想说的话。”高崎本质上是一个抒情诗人，但是，他的诗歌极少袒露他的生活。只有一次，我在他的博客里看到他为“有继堂”题写匾额，才略略知道他祖籍福建福鼎。高崎对这个堂名有这样的一个解释：

　　“有继堂”渊源：闽安平高氏先贤惠连公，官居宋开国侯、兵部尚书，其裔有四十八科五十八位进士，誉称望族。南宋泉州太守、状元王十朋赞曰：“泉南一郡，不如高家一门。”南宋大师朱熹至其堂，欣慕高氏人才辈出，便题赠匾额“有继”，安平高氏遂以“有继”为堂号。辛卯岁高崎命笔。

　　辛卯岁即二〇一一年。由此看来，高崎是了解自己家族的历史的。这也是来自根的记忆。所以，高崎对来自福鼎的消息很留意。福鼎成立一片瓦诗社，创办《太姥山》杂志，高崎关注着，也很快与他们建立了联系。一片瓦诗社在推出“福鼎诗人作品展”时也把高崎纳入其中。高崎的诗作《那个失去希望的湖泊》（外一首）作为诗社同仁的作品发表在《诗刊》（2012年第5期）下半月刊，对此，高崎非常高兴，在转载到自己博客的时候，特别标明转载的理由：“一片瓦系我老家福鼎市太姥山别具一格的景观之一，现指代福鼎诗群的社名。我顺其自然。我乐意入选。”

　　高崎的父亲是名厨师。不知何种原因，他父亲自福鼎迁居苍南县城灵溪镇。高崎在灵溪长大，因为单传，从小深得祖母宠爱。高崎个性强，还挑食，孩童时，爱吃鸡蛋与虾米，没有这两样菜，任性的他就不吃饭，祖母没法，只好到处去借鸡蛋做给他吃。高崎是读书种子，记忆力又好，文科的知识，他瞄一眼也就记住了。诗人后来有一句口头禅“不幸被誉为神童”，这在他，也是从小聪明的一种骄傲的表达吧。高崎读书，自有他自己的一套方法，比如考试的时候，他就很少吃甚至于不食，说这样考试就会发挥得更好。他还真的屡试不爽，故读书一途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曲折。灵溪小学、灵溪中学毕业之后，顺顺当当就考取了浙江大学，他虽然读的是化学系，却喜欢艺术和诗歌，大学其间受时风影响写了一首长诗《蔡永祥之歌》，浙江大学的广播电台向全校朗诵了这首诗，他为此很得意，常说：“我读大学就发表了长诗！”一九六九年，高崎浙大毕业，被分配到温州塑料厂，后又转到温州供销社。不久，他又借调去温州五马街口的市商业局以及科技局下面的沼气办公室，可是他的编制却一直留在供销社。供销社后来转制，阴差阳错，事业编制变成了公务员编制，这使得他晚年的退休金还颇为不菲。

　　至于高崎是怎么得的青霉素过敏症，坊间传闻极多，我在采访他妻子王仁芳女士的时候，确证高崎大学期间曾患有中耳炎，治疗时，发现青霉素过敏，医生对他有过今后不可使用青霉素的警告。在塑料厂工作的间隙，高崎常与工友下象棋。楚河汉界，双方摆开棋局，紧张的厮杀就开始了。有一次，对方棋盘缺一枚棋，临时找来一个瓶盖替上，起初高崎不以为意，等到他手里的棋子吃掉对方的棋子，嗒的一声，高崎的棋子压住那枚棋子替代品——那只青霉素瓶盖，高崎立刻脸色苍白，绵软无力，以致浑身颤抖，向后一仰，便昏厥了过去。大家七手八脚赶紧送他去医药抢救（抢救医生正好是王仁芳的表嫂）。那时，高崎二十出头，与王仁芳还没有结婚，尚处在恋爱的阶段。

　　发生了这样的事，塑料厂他是不敢再去了。

　　诗人太敏感了。严重的青霉素过敏症就此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以致行事方式。刚开始，他还只是对青霉素药物过敏，后来，这种过敏扩大到诗人一听到“青霉素”三个字就会产生过敏反应，这种奇怪的反应甚而至于“扩大到所有西药，再到如医院、护士等概念都忌讳”。我这次采访，他妻子回忆说，高崎此后见到药店，宁愿兜一个大圈，远远地避开了走路。有次王仁芳自己生病，抓了药回家，高崎看到，二话不说，抓起袋子（里面放着他的日常用品）就往外跑。

　　外人无法想象诗人的这种痛苦的心病。现在，摆在高崎面前，也似乎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逃。他先是通过打病假条逃离了单位，接着逃离了家庭，跟着几乎逃离了人群。高崎在自己的简介中一直有“自觉深入大自然腹部达十八年，致力于文学探索与写作”这么一句，我想，那是疾病把他赶离到“大自然腹部”去的。行文潇洒，可我们不要忘记，其间诗人承受的孤独和痛苦，又何足为外人道。

　　诗人高崎的传奇是他自己创造的。苏家堡和樟浦村正是他此生创造传奇的地方。起初他在苏家堡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他的隐居，确切地说，一方面他要找个地方写作，另一方面也是避世——避免与青霉素有关的药物接触。但那时正是他揣摩诗艺的时期。他也很希望有人来跟他聊诗，若有人来跟他谈论诗歌，话到投机处，他就舍不得你走了。陈革新有一次去看他，手里正好带着一册袁可嘉主编、一九八〇年十月第一版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高崎翻开一读，眼睛顿时就发亮了，连连惊呼：这才是诗，这才是诗！书后来被他借走。书送回到陈手上的时候，发觉书的边沿已经写满了阅读心得。上世纪八十年代，高崎研读的现代派作品，明显地对他的创作发生了影响。

　　在苏家堡居住六年以后，高崎转移到漳浦村。漳浦村在灵溪镇西边五公里处，路途虽不甚远，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仍算得上偏僻，交通也很不便。他一个人去那看了房子，找到三面环河的一间，租了下来。这一住，就在那里住了整整十二年之久。二〇一八年十二月四日，我在诗人黄崇森、郑仁光两兄的带领下，实地踏访漳浦村高崎先生住处。经多方打听，我们终于找到确切的位置。可惜租屋因修建高速公路而被拆除。但，即使在今天看来，那里仍是一个风景不错的地方。安静的漳浦河像一条丝绸带子，如一个怀抱，环绕着一块庄稼地，显得很有灵气;远处是两座不高的山——对务山;一条碎石铺就的乡间小路（杂草给它镶了一道充满生机的边），弯弯曲曲，通向诗人曾住的地方。漳浦村的老人仍记得高其士（诗人本名），我们找到了其中的两位，一问，村民的记忆立即激活，“哦，他就怕青霉素，怕得要死！他文化程度挺高的。”一位姓梁的老人跟我们如是说。而另一位，当年还给他送過纸条。

　　说起纸条，妻子王仁芳女士感慨不已。她告诉我她最怕他来条子，一收到他的条子，她就要给他办事。她直言当时心里很烦。有一段时间，高崎天天给家里写条子。给他送条子的人很多，根据诗人黄崇森的回忆，给他传递条子最多的人，是他的学生梁世欢（即卡扬）以及房东的儿子梁世燕，前者那时正在狂热地向高崎学写诗歌。当然也有漳浦村周围的农民。至于条子的内容，也不完全是为他自己的事。有次写条子来，就是为给某个村民买板车的事。原来对方来向他借二百元钱，他只好向妻子伸手要钱。还有，高崎对三个儿子的学业相当重视，也会不断写来条子，叫儿子们到他那里去，领受他的教诲。见到儿子来，他当然高兴。一高兴，就从农民家借来箩筐，让儿子们一人坐一只箩筐，他挑起他们，来来回回跟他们玩耍。开心得自己也像个孩子。不过，总体上说，高崎对三个儿子的管教很严厉。他们小时候都有点怕他。王女士说。

　　因为高崎的遁世，这个家庭最终完全由王仁芳挑下了重担。王下岗后，为了生计，不得不开了一个小店铺，经营副食品批发，后来专营禽蛋批发。她两次跟我强调，高崎隐居乡下十八年，从来没有回过家！她在家，既要照管生意，又要照看三个未成年的儿子以及高崎母亲的生活，故不常去他那儿，偶然一次去看他，看到电饭煲里乌七八糟烧了一锅菜，桌上的饭菜爬满蚂蚁。高崎反过来宽慰她，说这没关系，蚂蚁是抗癌的。高崎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过着自我放逐的日子。也是妻子实在太忙，管不过他来。直到这个家终于在妻子手里建起了五层街面屋，她才打发儿子们去请他回来。她还记得，快到家了，十八年未回家的他还在一个劲地问：“我们的家在哪儿？”那年高崎五十二岁，总算回家了。

　　诗人渐渐融入家庭与人群，也渐渐卷入更多的俗务之中去。

　　那些年，他在家里开设了少年作文班。也开始外出参加文学活动。在他送出的名片之中，常有几行让我们发笑的衔头，比如“苍南县文学协会常务副主席”，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他把“苍南县专业拔尖人才第一名获得者”这样的名头也写上去了。当然，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理所当然放在他身份的第一条。高崎加入中国作协，这在一个县城，相当少见。关于他的这个“拔尖人才”，他为此还分到了一套房子。后来县城出租车行业兴旺起来，他又給县委书记写信，书记批了他一辆出租车。他自己当然不会开出租车，他把它租掉，收钱。诗人也开始有经济的头脑了。

　　他还盯着编辑要发表，还不达目的不罢休。他投寄《诗刊》，遭遇了退稿，他就写信去批评人家，以引起对方的注意。他与诗刊社名编王燕生大概就是这样认识的。

　　当然，同行之中，也有人开始嫉妒他的灼灼才华，嫉妒这名高鼻深目的异类居然写出了诡异奇崛的中国现代诗歌。

四

　　高崎同时代的不少人喜欢以外国诗人的名字来指称他，比如，西川辨认出高崎的“灵魂质量和生存方式”以及其诗歌写作“保持着与阿莱桑德雷的认同感”;庞培干脆直呼“这名艾吕雅，这名中国东南部海岸上的阿拉贡”;小说家阿来读到高崎“构句炼词精致独到”的诗歌后，直接想到了他最喜欢的诗人昌耀;柯平顺此以“东部昌耀”推许;阿莱桑德雷、艾吕雅、阿拉贡或东部昌耀，高崎显然喜欢同行们以如此洋派的方式指认出他。我曾仔细研究以上种种指认，发觉当代的同行们并无玩笑的成分，反倒有敬重诗人创作的那么一种命名的仪式感。来自同行间的这种肯定出自胸臆。总之，综合起来说，高崎以其年龄、经历以及更重要的诗歌文本赢得了诗坛的敬意。这非常难得。

　　我每次见到高崎，发觉他总是一身笔挺的西装，系着领带。他还喜欢带草帽或礼帽来加深这种指认，加上他的脸相确乎偏向于西方人的轮廓，经过指认后的高崎，似乎尤其显得合情合理了。不过，在我看来，高崎始终还是他自己。

　　一个诗人，带着一个优秀的头脑，一颗饱经沧桑却依然饱满的灵魂来到人世间，如若指望他产出卓越的产品，则非有优秀的催化剂不可。这种不可或缺的催化剂，在高崎那里，是一长串光辉的名字，前期是惠特曼、聂鲁达（诗集《顶点》中的《憧憬：北草原》《飓风一带》等作品，可以读出诗人早年受到的来自《草叶集》滔滔不绝的长句的影响），随后是兰波、艾略特、斯蒂文斯、博尔赫斯、帕斯，甚至殉诗自杀的海子。在西方诗歌的阅读方面，他比沈泽宜先生走得更远，也更驳杂。他的灵魂的装置以及由此注入的润滑剂也更加繁复和丰沛，而且，高崎直到晚年也仍然保持着一个开放的胸怀，这在同辈诗人中，极为鲜见。

　　高崎一生结集出版七部书——四本诗集：《复眼》（1991）、《顶点》（2000）、《征服》（2002）和《洗礼以来》（2009）;一本散文诗集《黄金中的声音》（2003）;两本散文集《圣迹》和《手握两个世纪》（2005）。这里，须加注意的是，诗集《洗礼以来》收入的十四首稍长的诗，除了最后一首《黎明的一次实验》为新入集，其他十三首曾收入他的三部诗集。这就是一个诗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主要的精神遗产。

　　今天看来，高崎结集出版自己的作品，无非是整理前一个阶段的创作并藉此把它交到一些知音读者手上。这八册书，严格意义上说，实在谈不上发行。高崎诗的读者人数非常有限，他们基本上是通过高崎的签赠获得的，而且百分之九十九是他熟悉的同行。可就是这少数的人当中，我也怀疑，究竟有多少人能够读完这些诗。说实话，这一次，要不是我发愿来写他，我也根本不可能如此细致地通读他包括了诗、散文诗和散文等文体的全部作品。此外，高崎编选过一部浙江诗选。后来还不顾一些网友的规劝，将同行的赞美（一些即兴式的短评）结集成《分量：深的声音》交付出版，从这些方面可以知道，他急于获得诗歌界的认同，也非常看重来自同行间的肯定。至于书的经济价值，几乎等于零。至于出版这些作品集的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其实完全可以忽然不计，因为，明眼人都知道，在中国，连昌耀这样公认的大诗人，活着的时候，出版诗集都是自费的，何况高崎。不过，从批评的角度，结集意味着在我们面前安放了一个可供讨论的文本。

　　《复眼》是高崎第一部结集出版的诗集，用的是香港书号。这当然图的是省钱。不料，诗集印刷出来，发觉文本错讹连篇。出版社收了钱，根本没有好好校对。对此，高崎自己也不满意。于是，在二〇〇〇年，因为有喜欢文学的朋友赞助出版经费（用高崎的话来说是“由于有年轻的文学朋友的支持”），重印了一版。高崎加了一个前言，其中有这样的话：“我的写作从来是抓住‘自由诗的本义，对文本操作从来具有‘品牌意识。我不想以粗糙的赝品诓世，因为中国于真正严格意义上的艺术文本无多，我只想以艺术的极致，铸就自己献身于汉语文本的一个结体。我已经再接再厉。”“献身”一词很重，这倒与一九九一年的那个“我相信，我的诗和现代抒情的奇迹，会引起你进一步读下去的勇气”的“献词”一脉相承。高崎一点儿都不掩饰自己的骄傲。而经过九年的阅读检验，因为有了国内著名同行的推崇，他骄傲的分贝又提高了几个刻度，显得有那么一点自大了。他还信心满满地说：“总之，个人是可以具备唤醒真正的诗巨大沉睡的力量的。”“真正的诗”，这是他对自己的创作的自许。

　　《复眼》是高崎一九九一年以前的作品。从上面的采访我们已经知道，他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六年间居于乡野。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一年，已经过去十四年，他应该积累了相当多的诗歌作品。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本诗集的作品，是他自己精心挑选的结果。

　　书名《复眼》，取的正是一种打量世界的方式。在一首标题为《自觉》的短诗中，诗人写道：“在无边宗教的天空下/孤立/我就是开始/我就是任何方位的边缘。”在我看来，这个“边缘”并非诗人的“自觉”，而是命运的安排，但好在诗人安于边缘，开始以“复眼”打量世界，最后以词语将这种打量复制出来，从而完成这种独一无二的打量。但是，必须指出，诗人“复眼”里的世界，一个是外向的，一个是内在的。两个世界有时候其实就是主观邂逅客观的那么一个世界。而主观与客观的这一刹那美妙的邂逅，是通过诗人满手的财富——意象来表现的。高崎很会使用意象。

　　《复眼》不是一部主题集中的诗集，诗的素材也很少来自诗人自己的经验，尽管，诗人的视野既有外向又有内收的视觉能力，但，也许正是“复眼”的缘故，这本诗集的聚焦不那么精准。诗人在世时的不少评论者中，沈奇也许是唯一一个注意到这种情况并坚持说出了这个缺憾的批评家，沈奇认为高崎的“大部分作品都有用力过猛而缺乏控制的嫌疑。佳句连连，整体散裂;肌理丰富，意旨含混……因用力过猛，常生一些意到语不到的夹生，造成阅读障碍”，批评家遗憾高崎“过分挥霍了他难得的语言才华”。我个人非常認同沈奇的观点。我还记得邹静之在谈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的时候，曾说过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那个年代，很多诗人成了“语言医院的献血者”，可以说，身在浙闽交界的高崎，正是一名撸起袖子的快乐的“献血者”。换言之，高崎在《复眼》的阶段，太沉湎于语言的狂欢，太沉溺在自言自语或自我倾诉之中。我至今不知道他的长诗是怎么推进的，靠一股强烈的激情还是靠他那足以支撑天赋的汉语？他在青春将逝的年岁，忽然回光返照似的来了这么一场青春期写作，用一个禅宗的公案来阐述，这个阶段，尚是一名有语言天分的诗人“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阶段。

　　那么，高崎的天赋发挥到最好的时候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察哈尔旗以西》这首诗：

　　牧羊人正在对岸

　　他的声音

　　往往经过河流的一半

　　就丢失了

　　他坐在那块光芒里

　　像心脏牵动了全部阳光

　　他的心像一朵云

　　见不到羊群

　　说明草原太空无了

　　橙树下

　　天空里只见到微尘

　　见不到羊群

　　黄昏就站在他的背后

　　河流发生一线藤黄

　　太阳还没有下山

　　牧人还在风雨中

　　他的羊群

　　由于缺乏坚持，都变成谎言

　　诗歌描绘的是察哈尔旗以西一次暴雨降临前以及雨中的放牧，白描之细腻，留白之饱满，带给我非常深的阅读快乐。

　　但，实话实说，高崎如此通透的诗歌很少很少。在高崎自己的意识中，他或许以为自己正在创造“抒情的奇迹”。可是，不及物的抒情，通常就会带来大而无当的大词写作。所以，在高崎那里，读者如果不断地遭遇到太阳、火焰、马匹、秋天、广场、光明、远方、死亡、神……这样的大词，那是一点都不稀奇的。尤其是长诗《突破音乐》，诗人太沉溺于语流的滚滚而下了，简直不堪卒读。

　　《复眼》即使放在今天，我也仍然难以在整体上把握它;也或者，它根本就不存在整体性。高崎的能力是散点透视，他极端无视丹纳“效果的集中”这样诚恳的忠告。

　　高崎初领现代派圣餐的最迷人之处，是他在自言自语的语流中，也不时会蹦出来令世人惊奇的警句：

　　路不会追踪你的债券

　　竖起来看——

　　路的终点也是一颗顶点

五

　　高崎的第二部诗集取名《顶点》，距离《复眼》的出版，差不多十年时间。不过，《顶点》中的诗歌，创作的时间，有一部分反倒在《复眼》之前。这一册诗集，大多数作品创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现在没有迹象可以证明，这些早期作品，在结集出版的时候经过了诗人仔细的修订。高崎本人也曾说过，他写诗，一般不做修改。但，诗歌史上，一个显著的例子也许来自叶芝，出于对完美的渴望，叶芝晚年仍在不断修订自己的早期作品。因此，完全不修改的可能性并不存在。

　　从《复眼》到《顶点》的出版，已经经过近十年的沉淀，也差不多贯穿了整个九十年代。而通行在九十年代中国诗坛的惯例是减速——以冷抒情、强调叙述来纠偏不及物的抒情吟唱。对比《复眼》中的长诗《突破音乐》，《顶点》中的长诗（实际上是由三十三首短诗组成的组诗）《变异》的语速就要慢得多。而《变异》是一九八七年的作品，我相信其间一定经过了诗人反复的修订。这从《变异》的遣词造句上是看得出刀砍斧凿的痕迹的。再说，如果这个组诗一气呵成无需修订，一定会收入到《复眼》中去。《变异》是诗人八十年代创作的高峰，一部真正的大制作，说它杰作也不过分，把它放在八十年代新诗潮的大背景中，毫不逊色。王燕生当年对高崎有一个高评，说“新时期以来，高崎始终置身于领跑中国现代诗的第一集团内”，从《变异》这首诗来看，王燕生倒不曾虚言。《变异》内容庞杂，有家族也有转型时代的背景。诗人所选择的意象，来自一个广阔的领域，远非一般抒情诗人的词汇量可比。《变异》中，沉思者的形象超过抒情诗人的形象，使得这首诗有一个沉实的大理石柱础。此诗面对当代发言的批判锋芒也时有表露。诗人与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中普遍存在的忧患情怀是引以为同调的。

　　《顶点》出版两年之后，高崎的第三部诗集《征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加上《复眼》，三册诗集的编排都没有分辑。他可能是以最懒散的方式——按照创作它们的时间顺序大致编辑了它们。后两部诗集的命名，很可以看出高崎的野心。除了《顶点》收有八十年代末创作的诗歌，两部诗集的绝大部分诗歌，是诗人九十年代初的作品，而且，就题材和风格（包括修辞手段、语调，意象的使用甚至想象力的展开方式）言，大体八九不离十。所以，这两部诗集，完全可以放在一起来讨论。

　　事实上，通观高崎所有的诗歌，他似乎一开始就借助于阅读现代派诗歌而确立了自己的“风格”，此后二十年，这风格几无变化。不过，所谓高崎诗的风格，我这里也只是为了评说的方便而采用。必须指出，这个风格，乃是建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诗潮所确立的一种公共的新诗文体上的，换言之，高崎诗的辨识度并非八十年代以来国内一些顶尖诗人那么一目了然，高崎诗的词色，本质上是建立在普通话的基础上。这大约也是谢冕说他“更多地吸收了新诗潮的艺术经验”的言外之意吧。

　　那么高崎的特色是什么呢？没错，阅读他的诗歌，我的眼前始终出现一个贾岛式的苦吟诗人形象。不管他的不少诗句写得多么地才气横溢，他局促在乡野一所小屋子里的苦吟形象，仍是非常突出。他有一首标题《体验》（1992）的诗直接写到了这一间房子：

　　我伸展在房子里。寂寞和静，使房子的物语丰富。

　　我是房子的心脏。而大树和雏鸡

　　是这座房子的另一颗心脏，它们的心音

　　因风乍起，使静的生命延长了一些。

　　我走出房子，房子就产生了死亡。

　　像红尘掩盖了叶上的声音。

　　房子没有了一种呼吸。根中的我

　　已离开了种子。房子不可能萌芽，

　　我也离开了书籍的温度，漂泊另外地方。

　　辛苦了，在日子的角落，或者坐着，或者卧下，

　　恐怖和城市陷落的日子

　　蹚过深一脚浅一脚的历程，泥泞的历程。

　　回想果实从无到有，从俗到雅，从绿到红。

　　我的心脏一阵颤动。房子孤立，灿烂，

　　布满我的形象的粉末。

　　我已是时间的另一颗心脏，使它们的

　　眼神，变成悬念而不可多得

　　《体验》并非高崎最好的诗，但“体验”一词，正是八十年代现代诗写作或阅读的热词。此外，高崎很少直接写到自己的生活，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桥——赠W》中所写到的这两行：

　　我流泪。希望年轻的妻子理解

　　谁是苦命的天使？

　　W即妻子王仁芳女士。诗人对自己的妻子是有一份歉疚的，故希望妻子理解。我曾问王仁芳对丈夫写诗有什么看法？回答说，这是他的爱好，她也没有办法。她回忆，有时她即使在他那里，他也还深更半夜起来写诗。王女士曾调笑自己的丈夫：你的一生是一部小品，写出来很好笑的。

　　《体验》难得地写到了“家里的事都是我管的啰”的妻子，也无疑加深了诗人自己“苦命天使”的现场感。在此之上，诗也有可贵的冥想。高崎因有十八年离群索居的传奇经历，这样的房子诚然见证了一个诗人的修持。房子，既是他自囚的一个城堡，也是他与大自然沟通的一座桥头堡。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六年，整整十八年，高崎的很多诗，就是从这间房子里辐射开来的。仔细阅读《顶点》和《征服》，我们可以发现，一九九三和一九九四这两年，正是他的诗思集中喷发的两年，一九九五年以后，诗人的这种创作的爆发力就有所减缓了。这几年，他不止一次写到与他隐居的房子有关的迎来送往。这个地方始终是他的想象力的一个圆心。换成高崎诗中的话说，“我是房子的心脏”“我已是时间的另一顆心脏”，十八年的时间，诗人以想象的方式，在房子的内外，采摘着诗的浆果。

　　很多人谈论过高崎诗歌的语言，的确，这是一种奇崛、瑰丽，在抒情的语速中不乏沉思品质的现代汉语，但，他的不少句式，的确有诗评家沈奇所谓的“夹生”的毛病。夹生而带来的晦涩，那就是双倍的晦涩了。我有时觉得，高崎一意孤行在自己的晦涩里乐此不疲，享受着一名诗人给“语言医院献血”的乐趣。他是诚心自囚在一间乡村小房子里的，诚心要将一个诗人的孤独进行到底。也正是这种在熟视无睹的汉语中制造的夹生、晦涩，给我们带来了阅读上的陌生化效果。关于这一点，在苍南玉苍山的一家宾馆，陈革新曾跟我说过一句让我印象深刻的话，他说，高崎的思维是反着来的。陈回忆，他曾跟高崎有过争论，高崎有一次说“老鼠是猫的天敌”，陈本能地说不对，应该是“猫是老鼠的天敌”。可高崎根本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高崎当然有一大串理由。恭喜他狡辩成功。高崎的这种求新思维并非他一个人独异的禀赋，当代大多数有成就的诗人，他们的思维也都有反向逆行的现象。不过，在这一点上，高崎的天赋仍是超乎常人的。考察高崎的三册诗集，以这种逆向思维写下的诗句，比比皆是：

　　她的胸脯吻着玫瑰（《变异·21》）

　　天空突破着一行小雁（《预示》）

　　一支精细的水/收集波浪（《当然》）

　　给耳朵是看，给瞳仁是听——（《重新对待》）

　　这是我随便翻翻随手摘录下的几行诗。

　　高崎在创造他的奇思妙想的同时，本人也是一个现代诗虔诚的阅读者。如同读者极容易抓取他镶嵌在诗篇中的妙句，他当然眼光独具，能够精微地分辨出国外大诗人的诸多卓越之处，藉此他从潜意识里去执行他那意识中的写作。他曾引用艾略特的句子“深的声音是听不见的”而单单截取“深的声音”来命名一部专评他作品的评论集。“深的声音”，这个书名的确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一名优秀的诗人对于汉语所天生具备的精微的听觉能力，庸才哪里具备这样的能力。

　　行文至此，有一个近乎恶作剧的秘密，我忽然想着要跟高崎诗的读者分享一下——我在读讫《顶点》的时候，有一次哑然失笑。原来，拙文第二节兰亭雅集老高崎“即兴写作”而获得“金奖”的那首《书法》，赫然编在集子里，后面标示的创作时间是一九九〇年十月。我恍然大悟，我怎么忘记了，老高崎每次出行，黑色公文包里必定塞有诗集，乘某个间隙，他常会瞅准某个名家，拦住他并有签赠的习惯。那么，雅集时，他坐我对面的那会儿，包里的诗集还没有送完呢。十五年过去了，如今高崎去了另一个世界，他走在了一条挤满高贵灵魂的诗的道路上。他仍然会带着他的黑色公文包吗？碰到可以倾心交流的诗歌灵魂，他还会吱的一声拉开拉链，身子倾侧而弓，说着他的苍南普通话，貌似谦卑地掏出他那七八张灵魂通行证中的某一张吗？

　　我想他会的。

　　【责任编辑 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