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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大地推广开来。勤劳善良的父母除了种好责任田，还承包了一条荒圩埂，带着女儿们开荒种地。一年四季，圩堤上种满了山芋、土豆、萝卜等各种应时的农作物。人勤地不懒，那些山芋长得又大又多，运回家，机器粉碎，过筛，做成山芋粉，四时八节挑出去卖。其他水灵灵的瓜果蔬菜，大多装到船上直接去卖，瓜果新鲜，不打一滴农药，所到之处都抢着买……不到两年，家里砌起了大瓦房，那可是庄上第一家大瓦房啊！
很快，乡镇工业也蓬勃兴起，村里人年轻人进厂打工，农田抛荒潮一浪一浪地掀起。父母老实本分，笃信靠土地吃饭，靠劳动致富，一直守着庄稼。父亲一边种田，一边开拖拉机耙田、开机泵船灌水、开大船在长江沿线跑运输，日子一天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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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江苏里下河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无数农田绝收。幸亏老家刘家舍的圩口没倒，保住了粮田，留下一口吃食勉强度日。那年我被大学录取，家人亦喜亦忧。父母已五十大几，种田渐渐力不从心。招婿在家的二姐二姐夫的两个孩子陆续开始上学，生活的重担压得人心头沉甸甸的。
为了解开家中的困局，二姐咬咬牙壮着胆，承包了全镇最低洼偏僻的黄泥工上一块19亩大的地。二姐夫外出打工挣钱，二姐什么活儿都自己干，播种、施肥、锄草、除虫、收割、脱粒，不细说这些农活的繁重，仅黄泥工交通不便这一条，就把二姐累惨了。二姐用自行车或三轮车一趟趟地往返，累得肩头脱了几层皮，一季下来，原本高挑水灵的女子变得又黑又瘦，像一棵干枯的老树。
一天傍晚，我放学回家，正赶上全家人农忙，将收割好的麦把挑上船，用船运到打谷场上。生产河道淤塞严重，二姐撑篙，二姐夫下河踩在淤泥中推着船向前走。遇到小桥过不去，只得将高于桥面的麦把一个个翻到桥上，船撑过去后，再将麦把装回船上，继续运到场头。父母和我负责将麦把从船上运上岸，大姐夫、二姐夫负责喂把，将麦把轻轻放入脱粒机，滚轮在轰鸣声中将麦把圈进去，又轰的一声将秸秆吐出，麦粒落在脱粒机下方。大姐二姐戴着头巾，一会儿拿铁锨运麦粒，一会儿抬草垛。每个人都有条不紊地忙活着手里的活儿，我憋足劲不停地上船下船、运把解把，生怕耽误进程，终于体力不支，眼冒金星，倒了下去。妈妈赶紧示意停机，扶我到场边躺下，灌点凉水，待我苏醒之后，他们又开始了流水线操作。待麦粒全部脱完，已是半夜，月色如洗，一家人怀着收获的喜悦，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路上还不时打趣我这个学生娃吃不了苦，才做这么点活就累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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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国家全面取消农业税，农民种田的积极性重新调动了起来。
在外打工的四姐四姐夫也回乡种田了，他们买了农用卡车，一边种田，一边做粮食经纪人，开着卡车帮村民收粮运粮，肩扛手提、爬上爬下，汗珠子能淌一大碗，一趟赚个二三百块钱，心里就高兴得不得了。一家子团团圆圆和和美美的，比什么都强！
2013年，“家庭农场”的概念在中国的农村大地上诞生，正好老家刘家舍有一片210亩农田发包。四姐四姐夫头脑活络、信息源广，嗅到了商机，回娘家与大姐二姐商量，想将那片田包下来，姐妹们一起来搞家庭农场。
大姐、二姐都将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行不行，种田不挣钱，种田太苦啦！”四姐说，如今都是规模种植，收种机械化，农资团购批发量大，有赚头呢！本钱不用怕，大头我来出，有钱一起赚。
大姐二姐终于被说服了，姐妹联合起来种田，并申报了家庭农场。大姐二姐家都是种田的老把式，负责日常生产;四姐家联系化肥农药经销商，买良种，联系雇工、农机大户，成本得到控制，劳动强度大大下降。父母乐当“后勤部长”，大忙时为工人烧饭做菜。姐妹俩给二老发奖金，父母越忙越开心。姐妹齐心联合种田，各展所长，加上农机补贴、良种补贴、秸秆还田补贴、农田改造补贴等等国家对农业的补贴政策，姐妹们的收入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四姐带我参观了她的农业机械设备，个个如数家珍，她开心地说，如今种500亩地还没有以前种10亩地苦，甚至还想再租点田种呢！这不，这几年我的姐妹、我的表兄妹等纷纷加入种田大户的行列，家族种田总规模达2000亩。
种田人不再抱怨种田苦了，对这片希望的田野重又燃起了热情。土地还是那片土地，农业科技化机械化吹响农业发展的号角，党的政策如春风吹过田野，古老偏僻的村庄奏响现代化的进行曲。
韩粉琴：江苏省高邮市妇联副主席，曾在地方媒体做记者20年，后调任文联工作4年，耳濡目染文艺风，舞文弄墨大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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