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早年求学和之后工作阶段的履历，他并没有很正规地同我谈过，只是在“文革”中，他一次次地写“交代材料”，那时候我已经读初中了，他认为我的文字尚可，便由其口述让我记录，并整理相关材料，这就使得几兄妹里我对父亲的过往了解得相对多一些。父亲读完南昌大学后居然“再下一城”，考上了南京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的前身），所学专业是飞机发动机，毕业时已是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照道理，根据专业对口，他应当被派分到飞机研究所或飞机制造厂这样的单位，但由于家庭出身的缘故（祖父在临近解放时买下了16亩地，因而被划成地主成分），父亲被改派到了彼时还较落后的苏北行署所在地扬州（当时的江苏省分为苏南行署和苏北行署），具体单位是苏北行署农林科，做技术员工作。大约到了1952年，父亲被抽调参与筹建当时扬州的第一所大学——苏北农学院，并让他担任新成立的农业机械系的系主任。被安排在这个专业里领头，父亲认为得益于他当初的学习。虽然飞机与农业机械分属两个行当，但发动机的原理却是相通的。记得在我成年后，父亲有一次同我开玩笑说，没能上得了蓝天，却一头扎到了泥土里，和拖拉机、农业机械、植保机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
我出生于父亲创业不久的1954年，在我幼时的记忆里，就有父亲每晚在灯下伏案看书的身影。家里的一面墙上总挂着他教学用的挂图。有一块用几根木条支起的约一米多长半米多宽的五合板，是他备课时贴图纸用的。上端两角用图钉按着，不时地会作一些调换。他备课十分认真，喜欢抑扬顿挫地讲出声来，仿佛面对课堂里的一众学生。但父亲的普通话说得很蹩脚，始终有改不掉的浓浓乡音。父亲工作起来不要命似的，给自己排的课一直都很满。他患胃病多年，胃经常泛酸，因此背着讲义的包里常年备一只铝制的小盒子，里面放几块苏打饼干。碰到胃酸受不了时，就塞两片到嘴里抵挡一下。
“文革”开始后不久，父亲还是因为出身的问题和对其地主父亲的收容（也叫包庇），遭到了严厉的批斗。但这似乎未能改变他或许在青少年时代便建立起的一种对读书、学习和获取新知识的坚定信念。他的性格里有很顽强的韧性，这使他经得起摔打和磨难。结束审查后不几日，他就应召参与了由江苏省农科所等三个单位相关专业人员组成的编写小组，负责编撰后来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共计八个分册的《植物保护手册》。父亲承担其中的《植保机械》分册，这本书有近四十万字，是对当时国内普遍应用的各类植保器械及其动力配套机的集中展示。为写这部书，父亲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跑了全国大部分省市的数十家科研单位和生产厂家，收集了彼时植保器械的最新资料。书籍出版后受到广大农村用户和各使用单位的广泛欢迎。
不光教学、著书，父亲还主持过多项省部级的科研项目，设计出了一批受到各地农村或农场欢迎的农业机械，诸如稻麦豆多用脱粒机、沤田拖拉机、手推收割机、育苗制钵机等，其中一种少（免）耕全自动营养钵移植机被称作是“我国种植机械领域的一项重大突破，填补了国内外的空白”，获得两项国家专利和世界优秀专利，获得农业部、国家科委等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奖和江苏省科技成果金质奖。
作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教授，父亲在70岁退休以后，仍然整日埋首于书桌，在72岁那年完成并出版了50万字的《植保机械学》;更令其同行为之惊叹的是，84岁那年，他还给这个世界捧出了一部砖头般厚重的大书：71万字的《植保机械理论与设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版）。时间跨度达二十五年的“植保机械三部曲”，凝聚着父亲大量的心血，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在我个人的成长历程里，最不能忘却的是那一年他以父亲的威严“逼”着我考大学。1972年底，我高中毕业后进了一家工厂做学徒，辛辛苦苦干了几年，刚刚满师。书本已扔得太久，对于恢复高考的消息我一点不感兴趣。可父亲却认定了年轻人必须读书这条死理。那些日子他在我耳边不停地唠叨，说书读到你肚子里，别人是拿不走的，将来总归有用。拗不过他的软硬兼施，我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临阵擦枪”，总算没有拂了他的一片美意。如今想来，当初若非父亲那般坚持，我必然也就与大学失之交臂了，那我的人生无疑则是另外一种情形。
父亲92岁那年离世，在学校为他举行的追悼会上，我含着泪水表达了对父亲一生刻苦奋斗的敬意。读书——教书——写书，这六个字基本构成了父亲简单、平实而又丰富的一生。他没能给我们留下什么财富，但他身上那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却令我终身受益。
王慧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个人著作二十余部。曾任江苏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新华报业传媒集团图书编辑出版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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