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和邻居们都说这一家真是世上少有。
阿刚的父亲很久以前就去世了，母亲拉扯着三个儿子一直走到了今天。母亲在社区里做保洁工作，人们时常看到她弯着腰，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拿着蛇皮袋在捡垃圾。
大哥阿龙不仅有糖尿病，还有些傻。据说是小时候遇上父母吵架，双方闹狠了赌气就要把他扔到河里，他被吓成了智力障碍者，后来评定了低保，靠着政府的补助生活。
阿刚呢，小时候发高烧没能及时送去医院，也有轻微的智力问题，五十几岁了仍旧单身，和母亲、大哥住一间屋。
弟弟阿春暴躁又叛逆，娶了个外地媳妇，生了一个更加暴躁叛逆的儿子。阿春是个泥瓦匠，颇有些名气，来邀活的人家很多，这些年本应攒下不少钱，足以给儿子买房、买车、娶下媳妇。然而这些钱多半归了彩票店和乱花掉了。阿春每天都风雨无阻赶去买彩票，却从没有中过奖。
阿春的儿子学历不高，三十岁了也没个正经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成天窝在家里打网游，常常问奶奶要钱过活。阿春父子在家经常争吵，甚至打起来，电视、电脑、家具经常被砸烂，然后又买新的。邻居们以前还会去劝说，但每次都被阿春骂走，后来就再没人管他们家的闲事了。
阿春妻子总是顾着老家的弟弟，一有钱就寄回老家，早出晚归地上班，也没有时间关心丈夫和儿子。母亲看到阿春一家的烂光景总是不忍，时常拿着阿刚的钱去补贴，又到处求人给阿春儿子找了个工作，拿出私房钱给他买了车，这才让他订了婚。
阿刚在家里没有什么存在感，和大哥说不上什么话，弟弟一家则有些看不起他。母亲要照顾大哥，又要忙工作，日常交流只是问问他每月有没有拿足工钱，每天给他做三顿饭。
从前，阿刚也有一群一起干活的朋友，时常约在一起喝酒打牌。那些朋友总是合伙戏弄阿刚，在牌桌上互相挤眉弄眼，设法赢阿刚的钱，又时常吹捧阿刚，撺掇阿刚去买酒。后来，有邻居跑去告诉阿刚母亲，母亲去了棋牌室，猛一拍桌子，瞪着阿刚那些所谓朋友，几次想张口说些什么，但最終只是默默地把阿刚带回家。对于朋友们从自己口袋里弄走钱，阿刚倒不太介意，那是他想走进普通人生活的入场费，是他宣布自己和普通人一样有价值的证明。
最初，阿刚在工地上打工，因为他只能做些调水泥、搬机器的体力活，所以每天都去得最早，赶在泥瓦匠来之前把准备工作都做好。工作时，他的眼里只有手中的活，没有人来叫他休息，他就一直做下去，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冬天，他手上的口子裂得像孩子张着的嘴;夏天，赤裸的上身晒得通红，汗水变成盐粒粘在身上。每天，他清早扛着一把铁锹出门，傍晚又扛着铁锹回来，唯一不同的是，他走回家时，厚重的灰尘从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上脱落，飘在空气里。远远看着，他像是从灰尘里走出来的人。
后来，阿刚换了个扫大街的工作，活儿轻松了一些，工资也稳定。但有些事情和以前还是那么相似。最脏、最危险的地方总是归他扫，其他人的活儿也总是推给他。工友们在路旁喝水闲聊的时候，他依然在车流里穿梭。他总是那么特殊，就因为看不懂生活里的各种小算计，遇见有事要他做，就傻傻地一头扎进去。
这样的阿刚令人同情，可阿刚不觉得自己可怜。在世间热闹的边缘，他按自己的想法活着。他爱赶时髦，会让别人替他网购衣服和裤子;会在乡间小道上拦下一个孩子，求人家教他用智能手机;会拿着一叠钱，央求邻居替他去镇上买一个最大的电视机……在周围人眼里，这些事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可对于阿刚，这就是他有滋有味的生活。再微不足道，再可笑，那也是他在意的、期盼的、追寻的。
在我的印象里，有一个关于阿刚的最清晰的模样。那是几年之前的一个夏日傍晚，暑气渐渐散去，阿刚坐在家门前一块石板上，裤管卷得很高，破旧的绿军鞋放在一边，他赤脚踩在水泥地上。他指尖夹着一根烟，身旁放着一瓶烧酒，不时地拿起来灌几口。也许是喝得微醺，他时不时冲着过路的人喊上两句。有人骑着车呼啸而过，他喊：“我家买了新电视机，能放好多电视，要不要来看看？”有孩子慢悠悠晃过，他叫：“走！我带你买棒冰去！”人们并不理会他，阿刚不以为然，又转过头向身边一瘸一拐踱步的大哥说：“走一边去！快点回去！”大哥咧着嘴憨憨地笑了，阿刚也笑。两个年过半百的人好像是在霞光里嬉闹的孩子，眼神清亮，没有忧愁。
他们身后，老屋之上，炊烟不断升腾，厨房里的铁锅中饭菜吱吱啦啦响着。很快，母亲佝偻着身子出现在门口，“阿刚！阿龙！吃饭了！”
这场景如一幅温馨的画，就此落入我的心中。
盛诗韵：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秘书学三年级学生
编辑 肖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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