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虽生长在清贫之家，但自有记忆起，大饥荒已过，父亲开垦的“十边地”种出的南瓜山芋，基本已能让全家人填饱肚子。总是父亲的骨血，总是母亲十月怀胎生的，以至前边已有三个男孩，父母依旧给了我天高地厚的爱，我如村西小河边的杂草一样，落地，就有了强大的生命力，能在自然环境中蓬勃生长。然而，造化总要弄人，自我背着书包上学的这年伊始，厄运就紧跟着我不放。父亲因新中国成立前被抓过壮丁，自“文革”开始就在劫难逃。于是，本是花季年龄，我却没有一天不是在寒风凄雨中苦捱。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我的家乡苏南宜兴，是著名的陶都，这里盛产陶土，日用陶、建筑陶、紫砂陶名扬四海。
靠山吃山，自十八岁开始，我便开始用板车拖运陶土。
这是用性命端的饭碗。
开采陶土的矿井口，大多在山腰上，运陶土的坡道，陡立得连空板车都得用卷扬机拉上去。而要将满载陶土的板车从井口运送至码头，从驶离陡峭的山道这刻开始，生命便交给了老天。那时我身高不足一米六，七十多斤的身体，要拖着一吨多重的板车顺利行至码头，不仅仅体力是个问题，更重要的，必须有丰富的驾车技能，否则随时车毁人亡。然而，明知时刻处在危险之中，为了生存，我还是不得不走上这条朝不保夕的路。我曾亲眼看着同伴摔死在我面前，自己也曾几次遇到重载板车从头顶飞过的险象。可以说，两年之后我仍能没伤筋动骨回队务农，已属奇迹。
2000年的夏天，我创办的第一个琉璃瓦厂投产了。
出窑工的工作环境非常恶劣。烈夏，外边的气温近四十度，窑口的温度将近一百度，工人两班制工作，体质差些的根本顶不下来。那几天，尽管有大功力的风机吹着，依然有工人中暑。这个时候，即使工钱天价都请不到临时代班的工人。流水线一分钟也缺不了人手，咋办？我是当家人，我不上谁上？连续几天，我不仅晚上要顶班出窑，白天还得代替装车工装运产品。
这天，我爬上大卡车，两个多小时的挥汗作业后，站在车顶高高的货物上，我刚准备松口气擦把汗，却因劳累过度，忽然间一阵眩晕，随后就从丈余高的车子上一头栽了下去。
在医院，经抢救醒来，已是几个小时之后。医生告知，我小脑出血，必须住院治疗。医生同时警告，如果疗养不到位，后遗症会伴我终身。可是，这是厂里最需要人手的时候啊，我只是脑子昏沉而已，四肢尚健全，即使只坐在办公室，至少还可以接一下业务，至少还可以直面工友，压住阵脚，使生产不乱。此刻的我岂可躺下？脑震荡后遗症无论有多可怕，如果眼前都顾不了，我还有今后吗？
我不顾亲人的阻拦，硬是爬下病床赶回了窑上。从此之后，但凡阴天下雨，可怕的脑震荡后遗症就再没离开过我，其苦痛唯有自知。
如果说肉体的苦痛终能适应，不间断的心理伤害就更难以承受了。自创业之后，因为利益，我遭遇亲人的误解诅咒、朋友的背叛出卖、竞争者的诽谤中伤、地痞流氓的绑架勒索，无不让我的心头止不住地泣血。
很欣慰，山高水低，都让我写进了文学作品里，这是苦难对我的促进。事实上，所有太湖沿岸的农村企业家，谁不是伴随着一路辛酸磨难过来的？我的人生际遇，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罢了。
当我再次来到太湖边，在岸边的堤坝上坐下，从夕阳西下到月亮升起，我静静地看着湖水从明到暗，不断思索着自己的人生历程。我是非常幸运的，正是因为我受过伤害，从小就懂得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从伤害中过早吸取了处世的智慧与经验，让我明白，得失乃世态常律。伤害让我对生命个体有了充分的理解并予以最真实的表达，刻画出一个个有血有肉的灵魂。这是太湖给我的启迪，百折不回头，唯有向前。
王顺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中国作家》《钟山》等期刊。长篇小说《扬州在北》由《中国作家》2018年下半年长篇小说专号发表;《天狗》由江蘇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编辑 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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