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阎连科的散文集《我与父辈》，忽然觉得四处散乱的衣物、带着体温的被褥被四方白墙简简单单一框，都有了生活的实在的味道。甚至觉得不论多么艰难寒酸，只要一颗心还落在实处，头脑还清醒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能一如既往地安然走下去。也许阎连科的父辈与青少年时的阎连科，在那个泛着迷惘又酸涩的年代，在尘土中摸摸索索翻出一点柴米油盐，掏出一点鲜亮时，也是这么以为的。

　　要说《我与父辈》反映时代风云，揭露父辈思想与辛苦，也是有的。但我更愿相信，阎连科在搜刮回忆写着这回忆录似的文字时，首先想到的，是父辈粗糙憨实的口音和笑纹，珍藏的第一份手稿，庄稼地里油汪汪的秧苗和裹着面的红薯团子……洋洋洒洒，直到停笔才发现自己写出了一个时代的缩影。但這又有什么呢？这不过是“我”和地里长出来的父辈的故事，只是确切或者模糊的音容和挣扎，只是生活罢了。

　　俄罗斯女诗人阿赫马托娃有首写生活的诗：“打呼噜的猫，塔楼的灯光，鸣叫着飞过屋顶的鸟。”普通的物事，罗列起来诗意又洁净。这是她眼中的生活，也是生活赋予她的诗意。把生活列成诗，她已然深入生活，不管面貌如何，她找出了自己与生活血脉相连的意义。

　　把阎连科的乡村换成诗，或许也可以这样列举：“工地夜里的手稿，地里老父亲的笑纹，说笑着趟过酷冷伊河的老老小小……”“我”在学堂里见过城里孩子，见过他们的白胖和聪慧，也从这讨喜的表象下窥见城市朦胧的梦幻和横亘在城乡之间的巨大的沟壑。年幼的心态虽然懵懂，却也存了微弱的恨意和挣脱的渴望，在少年的冲动下掩着逃离的渴望。

　　“很有可能，我把父亲的生命忘了，或者说，更多、更多的时候，我把父亲和他的人生从我的记忆中挤出去了许多许多;把父亲的生命、人生看得淡薄而又荒疏，甚至，忘了我身上流的是父亲的血脉，是父亲给了我生命，并把我养大成人，育着我成家立业。”他看着自己的家庭，以及公社千千万万饥饿家庭的挣扎，似乎从来没有真正融入，怀着梦，打心眼里想逃，又为自个儿的自私愧疚。不愿承认自己的血脉和来处，也就谈不上真正生活，更遑论锄掘意义。

　　罗曼·罗兰说：“认清生活的本质后依然热爱生活，是真正的英雄主义。”父辈或许看不出这么多，他们抱着对得起的念头单纯活着，一股脑儿投进生活，那股认真劲儿甚至谈得上是热情了。问他们，可能也说不出所以然，顶多严肃着憨实的脸膛，说“我只是要活着”。

　　父辈的人生围绕着琐事奔波，父亲随日头渐低的脊梁，忍着哮喘也要拼完的自认的职责：给儿女盖房，看他们婚嫁成器。这些琐碎被阎连科珍重地捡回、咀嚼，似也嚼出了些不同的含义。对父辈来说，是职责，是家人的命，是土地对农民的深沉的羁绊，是不管怎样要活的坚韧和对活着本身的爱。对家庭来说，是一个人，一个身份该有的亮色。父辈把自己的血脉种进了活着的每一个角落和时刻里。柴米油盐的生活，因着这些老实活着的人，染上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伟大。

　　父辈是农民，时代的蜉蝣，有着狠命压榨自己的本能，急哄哄地要留点什么给后辈。其中最宝贵的，是关于他们的回忆，回忆他们对生活的经营，回忆随着柴米油盐牵扯出的平凡和伟大。

　　朱凤仪：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高三（1）班学生

　　指导老师：邬双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