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北京 100038）
近年来，由于民族、宗教原因以及社会变革期衍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等，我国恐怖活动犯罪日益增多，在一些地区，如新疆、西藏等地还比较猖獗，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如何有效应对挑战，加强追究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的力度，遏制其发展和蔓延，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我国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第五编特别程序中增设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规定对于恐怖活动等重大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可以依法启动没收程序，对相关财物进行没收。相应地，该法对没收对象和范围、适用条件、管辖、申请与审判程序、终止审理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规定，相关解释性文件也作了更加细化的规定，以此为基础，一个相对完备的程序体系已经得到确立。
应当说，在恐怖活动案件中设置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有助于解决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导致诉讼中止或者终止，从而无法对相关涉案财产进行认定和处理的问题，不仅有利于严惩恐怖活动犯罪，及时挽回国家、集体或者被害人的经济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切断恐怖活动犯罪的经济来源，防止其持续和蔓延。此外，这也与我国加入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及“有关反恐怖问题的决议的要求相衔接”，有利于我国更好地承担相关国际法义务。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由于程序初创，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与不足，对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分析和研究。
一、没收对象与范围的限定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0条第1款的规定，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没收的对象和范围限于：依照刑法规定应当追缴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而我国《刑法》第64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可见，刑法规定应当追缴的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犯罪分子的违法所得（应当返还被害人的除外）；二是，违禁品；三是，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在此基础上，相关司法解释对没收对象与范围进一步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下简称《人民检察院规则》）第523条第3款以及2012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民法院解释》）第509条的规定，其具体包括三类：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物及其孳息；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三是，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可见，在我国恐怖活动案件中，没收的对象与范围不仅限于通常论及的 “犯罪收益”和违禁品，而且也包括所谓的“犯罪工具”。然而，在笔者看来，我国立法对应予没收的“犯罪工具”的范围限定还较狭窄，不能充分发挥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应有功能。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0条第1款的规定，应予没收的犯罪工具仅限于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有的财物。如果是第三人的财物，则一律不得没收。立法作这样的限定，其目的显然在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司法实践中，不乏犯罪分子利用第三人财物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具体情形又有不同，如果一概不予没收，则未必合理。
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形：一是，第三人明知犯罪行为人将其财物用于实施恐怖活动犯罪，还将财物赠予或借予犯罪行为人使用；二是，第三人对犯罪行为人将其财物用于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并不知情，并且对其财物已尽到谨慎管理义务；三是，第三人存在重大过失，没有对其财物尽到谨慎管理的义务，以致其财物被犯罪分子用来实施恐怖活动犯罪。在上述第一种情形中，第三人实际上已转化为恐怖活动犯罪的共犯，其用于实施犯罪的财物也沦为犯罪分子的 “本人”财物，自然应当予以没收；而在第二种情形中，第三人属于善意第三人，其合法的财产权应当予以保护，因此对其财物不应没收。就此两种情形来看，我国立法将没收对象和范围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本人”财物，是合理的，笔者亦不持异议。然而，在上述第三种情形中，对第三人的财物是否应予没收？如果根据现行法的规定，答案是否定的。但笔者认为，这将不适当地限制没收的对象和范围，制约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应有功能的发挥，不利于对恐怖活动犯罪的预防和打击。此外，这种做法也与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不符。
从法理上看，对供犯罪所用的财物加以没收，其根据主要不是财物的所有权归属。属于犯罪行为人的财产并不一定就会被没收；反之，不属于犯罪行为人的财产也不一定不被没收。之所以没收供犯罪所用的财物，是因为该财物所具有的“犯罪工具”的属性，也就是说，该财物被应用于犯罪的用途，对犯罪的实施发挥了促进作用。相应地，没收此类财物的目的，也就不是为了对特定的犯罪行为人，甚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经济上加以处罚，而是剥夺其“犯罪工具”，使其实施犯罪的能力丧失或者被削弱，从而达到预防或者阻止犯罪的目的。换言之，“虽然这类财产的来源和权属关系可能是合法的，但它们因其用途的非法而具有社会危险性，没收这类财产是对犯罪能力和危险性的削弱和排除，或者说是对相关犯罪活动的防范措施，因此，许多国家的刑法将此类没收界定为‘保安处分’”。
正因如此，很多国家(地区)都将应予没收的犯罪工具的范围限为“用于或准备用于实施犯罪”的物品，而对其所有权归属并未作出严格限定。如《法国刑法典》第131-21条第2款规定：“予以没收之物是指用于或旨在用于实行犯罪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德国刑法典》第74条第1款规定：“凡故意犯罪的，因犯罪所得之物，或用于犯罪、预备犯罪，或准备用于犯罪之物，应予没收。”《荷兰刑法典》第36c条第3项规定：“下列物品即可充公：用于实施犯罪或准备实施犯罪的物品。”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38条第1项第2款也规定：“下列之物没收之：供犯罪所用或犯罪预备之物。”此外，在相关国际公约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如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12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没收的对象包括用于和拟用于该公约所涵盖的犯罪的财产、设备或其他工具。
然而，强调没收财物的基础在于其所具有的“犯罪工具”的属性，而非所有权归属，并不意味着完全无视其所有权人的利益。在预防和惩罚犯罪的同时，还要注意对第三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为此，原则上，没收的对象和范围应当限于犯罪行为人本人所有或享有处分权的财物。如《德国刑法典》第74条第2款第1项规定：“没收只限于下列情形：该物在判决时属于正犯或者共犯所有，或者其享有处分权……”但为了敦促第三人对其财物履行谨慎管理义务，避免其财物被用作犯罪工具，造成危害社会的后果，以加强犯罪预防和惩治的力度，没收的范围也可以适当地扩张。如《德国刑法典》第74条a规定：“某物品虽然不符合第74条第2款第1项的条件，而在判决时属于具有下列情形的人所有或者其享有处分权的……也可没收：出于轻率而致使该物或权利被用于犯罪或预备犯罪的工具，或成为犯罪客体的。”再如英国法律也规定，财物所有人向法院申请返还被没收的财物的前提必须是未对使用这些财物的犯罪表示同意，也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怀疑这些财物可能用于实施或帮助实施任何犯罪。
鉴于上述，笔者认为，对于应予没收的犯罪工具的范围，我国立法应以现行法的规定为原则，即原则上只能对供犯罪所用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本人”财物进行没收。但与此同时，立法还应以例外的形式将特定范围的第三人财物纳入没收的范围。具体来说，应当通过立法规定，如果第三人存在重大过失，没有对其财物尽到谨慎管理的义务，以致其财物被犯罪行为人用来实施恐怖活动犯罪的，对该第三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
二、没收程序适用条件的设置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0条第1款的规定，在恐怖活动犯罪案件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条件限于两种情形：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在通缉一年后不能到案；二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然而，这两类条件的设置忽视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另一种情形，即没有发现或者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出现有些案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破不了，甚至始终无法告破，公安司法机关无法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谁。在此情形下，自然无法进行常规的追诉和审判，并宣告对相关财产的认定和处理；但是由于没有发现或者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不可能对其进行通缉，也不可能清楚其生存状况，从而也不具备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条件。这显然不利于对相关财产及时处理，以切断恐怖活动犯罪的资金来源，预防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针对上述问题，笔者主张设立独立的民事没收程序，以进一步放宽没收程序的适用条件，而不再局限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或者死亡的情形。“一般认为，由于《刑事诉讼法》第280条使用了‘犯罪嫌疑人’的措辞，而只有进入立案阶段的被追诉人才能具有犯罪嫌疑人身份，因此特别没收程序的启动以立案为前提。”据此，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性质上属于刑事没收的范畴，其以刑事追诉已经启动为前提。但从长远看，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设立相对独立的民事追缴或没收程序，对犯罪收益及其他涉案财产加以没收，而不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逃匿或者死亡为限制。民事追缴程序的最大特点是只针对物，不针对财产的所有人或者持有人。只要能证明财产与违法行为之间存在足够的联系，即可对该财产提起民事追缴程序。相应地，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是否提起、被告人是否定罪也没有直接的关联。即使犯罪行为人不知所踪或者已经死亡，仍可对该财产进行追缴。
从其他国家相关立法来看，不乏有关民事没收制度的规定，其中没收程序的启动不以刑事诉讼已立案或者犯罪嫌疑人已确定为前提，是较为通行的做法。如根据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240条第2项，非法行为收益的民事追缴程序适用于任何财产（包括现金），且不论该财产是否为其他针对刑事违法行为所提起诉讼之标的。再如，在澳大利亚以限制令为基础的没收令程序中，法庭签发的没收令可以不以对有关人员的刑事定罪为前提条件，甚至可以在尚未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情况下独立地签发没收令。而根据其《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18条第1款、第335条第4款的规定，当检察官有合理根据怀疑某人实施了某些犯罪，即可针对相关财产向法庭申请签发限制令。甚至只要能确定某一犯罪已经发生，即使犯罪嫌疑人是谁尚未确定，检察官也可以针对该犯罪的收益申请法庭签发限制令。
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而言，对违法所得以及其他涉案财产加以没收，在本质上并不是对特定的犯罪行为人进行刑罚处罚，其并不剥夺犯罪行为人的合法财产，而只是对犯罪收益、违禁品或者犯罪工具等财物进行追缴，因此对物的处理与对人的诉讼并不必然要求合并进行。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通过正常的追诉和审判程序对人和物一并处理，当然有助于准确查明案件事实，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相关违法所得与其他涉案财产进行公正处理，同时也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但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不明，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以致于无法或者没有必要对其追究刑事责任，而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能够查清的，这就需要独立地对犯罪收益、违禁品或者犯罪工具等相关财物进行处理。而“使对物的追索在某些条件下不再依附于犯罪人人身，没收的启动不必以进入刑事程序为前提，这正是民事没收积极性的集中体现。”因此，我国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确立相对独立的民事没收程序。可以想见，由于民事没收程序的适用条件较之现有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要更为宽泛，在恐怖活动案件中，将更加有助于及时启动相关程序，有效切断恐怖活动犯罪的资金链，削弱恐怖活动组织或人员的犯罪能力，防止其继续实施新的恐怖活动或使恐怖活动升级。
三、公安机关没收调查程序的构建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在没收程序中的调查权并未涉及，但根据2012年公布部制定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公安机关规定》）第328条第2款的规定，犯罪嫌疑人死亡，现有证据证明其存在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应当予以没收的，公安机关可以进行调查。应当说，在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情形下，赋予公安机关调查权是十分必要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0条第1款的规定，公安机关认定存在法定情形时，应当向人民检察院移送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而根据 《人民检察院规则》第528条的规定，违法所得意见书中应当包括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事实、违法所得的具体情况以及相关证据材料。在犯罪嫌疑人逃匿的情况下，上述犯罪事实、违法所得以及相关证据材料，显然可以通过正常程序进行侦查而获得，然而在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情况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作撤销案件的处理，这时刑事诉讼程序已归于终结，公安机关无法继续进行侦查，因此必须额外赋予公安机关调查权，以便其能够收集证据，查清犯罪事实以及相关财物的情况。就此而言，上述规定具有合理性。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虽然《公安机关规定》赋予公安机关调查权，但并未对调查的具体程序进行全面规定。从《公安机关规定》第328条第2款来看，其仅仅规定，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可以依法进行查封、扣押、查询、冻结。但是为了完成法律所规定的调查相关犯罪事实以及违法所得具体情况的任务，仅仅享有采取上述措施的权力显然是不够的。那么，公安机关还能不能采取其他措施？另外，根据上述规定，公安机关在调查时，可以“依法”适用查封、扣押、查询、冻结，但是这里的“法”是指什么法？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查封、扣押、查询、冻结等进行了规定，但这些规定都是针对立案之后的侦查措施适用的，而调查往往是在撤销案件之后，在刑事诉讼程序之外进行的，那么，《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调查来说是否能适用？对于上述问题，相关规定并未明确。
笔者认为，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死亡的，公安机关理应享有相应的调查权。对于上述立法中的缺陷与不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第一，通过《刑事诉讼法》赋予公安机关调查权。如前所述，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未赋予公安机关调查权，目前公安机关行使该权力的主要依据是《公安机关规定》。然而，一方面，从调查权的性质来看，其属于政府职权。根据《立法法》第8条的规定，其应当由法律而非部门规章来进行授权。另一方面，从调查的对象及后果来看，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为了查清有关犯罪事实以及财物的具体情况，公安机关所采取的调查措施不可避免地会对公民的权利进行限制，即使是《公安机关规定》中限定的四类措施，即查封、扣押、查询、冻结，也会对公民的财产权、隐私权等宪法性权利构成侵犯。从人权保障的角度看，对此也不宜由公安机关自行授权，而应由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
第二，公安机关采取的调查措施与程序原则上应当参照侦查进行。主要理由包括：一是，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后果来看，其虽然不涉及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定罪处刑，但可能导致相关财物的所有人或享有处分权的人丧失相应的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了更好地维护公民的财产权，防止错误没收相关财物，必须将案件的处理建立在扎实的事实和证据基础之上。而要全面收集证据，查清案件事实，立法必须赋予公安机关与侦查权相类似的较为充分的调查取证权。二是，从调查的内容来看，根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规则》的相关规定，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犯罪事实、违法所得的具体情况以及相关证据材料。这与侦查中要查明的案件事实及相关证据并无本质区别。这也要求立法赋予公安机关类似于侦查的权力，以便能够完成调查的任务。三是，与犯罪嫌疑人逃匿时公安机关享有的权力对比来看，在犯罪嫌疑人逃匿的情形下，诉讼并不会终止，侦查仍在继续，此时公安机关仍然享有侦查权，可以采取《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各项侦查措施。而在犯罪嫌疑人死亡的情形下，对相关事实和财物的调查其实与上述并无实质性差异，只是由于犯罪嫌疑人死亡，公安机关必须作撤销案件的处理，无法继续侦查，这才产生调查的问题。在此情形下，公安机关的调查不应与侦查有所区别。
主张调查措施与程序参照侦查进行，可能会遭致公安机关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权力过大的忧虑甚至质疑。但需要指出的是，一方面，即使赋予公安机关与侦查权相当的调查权，但事实上，由于调查是在犯罪嫌疑人已死亡的情形下进行的，因此侦查权中最严厉的部分，也即对公民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剥夺的强制措施在调查中是不可能适用的。就此而言，调查权事实上所能涵盖的措施种类较之侦查权要少，可能侵犯公民权利的类型也相应减少，并且相应地在强制力度上大大减弱。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公安机关滥用调查权，应当加强检察监督。建议《刑事诉讼法》在赋予公安机关与侦查权相当的调查权的同时，建立配套的检察监督制度。在此方面，《人民检察院规则》已作了相应规定，但在监督的途径、方式和监督力度上还有待改进和完善。此处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四、没收案件证明标准的设定
对于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证明标准，《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明确规定，该法第282条第1款仅仅规定：人民法院经审理，对经查证属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予以没收；对不属于应当追缴的财产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解除查封、扣押、冻结措施。但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不足进行了弥补，《人民法院解释》第516条明确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申请没收的财产确属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应当裁定没收。据此，在恐怖活动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中有罪判决的标准一样，均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证明标准从严掌握，固然有助于确保相关裁定的准确性与公正性，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笔者认为，对此证明标准不宜设定如此之高。一方面，从程序处理问题的性质和后果来看，其仅仅涉及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的处理，而并不涉及定罪量刑，因此其可能影响的仅限于公民的财产权，而并不会涉及公民的生命权和人身权等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权利，在后果方面并没有普通刑事诉讼程序严重。“更为重要和关键的是，刑事诉讼程序一旦出错，将导致被告人基本人身权严重受损且不可回复，而独立没收程序作为一种财产权诉讼，即使程序出错导致财产权归属错误，也完全可以通过诉讼救济程序及时恢复原状或有效进行弥补。”因此，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证明标准不必与刑事诉讼中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一致。
另一方面，从程序的完备程度来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查清案件事实方面所具有的功能，与普通刑事诉讼程序相比显然要弱。突出表现在，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缺席，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办案人员往往只能接触到单方面的证据材料，对相关犯罪事实以及违法所得情况的调查和了解难免不够全面、细致。当然，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1条第2款的规定，在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近亲属和其他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参加诉讼，也可以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但其前提是上述人能够知悉法院就违法所得没收事项发出的公告，而从司法实践来看，上述人并非都能知悉法院的公告。并且，即使上述人参加了诉讼，其对相关犯罪事实以及违法所得情况的了解也可能不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清楚。在此情形下，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其证明标准很难达到普通刑事诉讼程序所要求的有罪判决的标准。
此外，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设定过高的证明标准，很可能导致程序拖延，降低效率，不利于及时处理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并使其在切断恐怖活动的经济来源、防止其持续和蔓延方面的功能大打折扣。
鉴于上述，笔者认为，应当比照刑事诉讼中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参考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并适当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对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的证明标准予以科学、合理的设定。具体来说，笔者建议采取“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主要理由有二：
其一，采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与该程序处理问题的性质更加相符。在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虽然与刑事诉讼相关联，但其并不涉及定罪和量刑，而仅仅涉及违法所得及涉案财产，在处理问题的性质上更接近于民事诉讼。与此相适应，其证明标准应当比照刑事诉讼中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适当降低，而与民事证明标准趋同。如前所述，我国刑事诉讼中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英美证据法的合理精神，强调“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而仅次于“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即为“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而这正是我国民事诉讼采用的证明标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第1款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据此，我国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中宜采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
其二，采用“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更加切合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实际，有助于提高效率。设定严格的证明标准固然有助于调动办案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查明案件事实真相，但必须与程序本身所具有的探求事实的能力相匹配，否则将如同“拔苗助长”，使立法的目的落空。如前所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查明案件事实方面的能力较之普通诉讼程序存在明显不足，在此情形下，与其在立法上设定过高的证明标准以致司法实践中很难达到，不如适度降低证明标准反而有助于更为及时地对违法所得及涉案财产进行处理，以切断恐怖活动的经济来源，更好地预防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对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加以处理的程序应采用何种证明标准，各国做法并不完全一致。如英国采取“优势证据”证明标准。该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241条第3款规定：法院或郡治安法庭应根据优势证据原则裁定：（a）是否已构成非法行为，或者（b）是否意图在非法行为中使用任何现金。而澳大利亚则采取“有合理根据”证明标准。根据澳大利亚《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第18条第2款d项的规定，如果法庭确信有合理根据怀疑属于某人（不论此人的身份是否确定）的特定财产是任何犯罪中的犯罪收益，或者是恐怖主义犯罪中的犯罪工具，即可对该财产签发限制令，禁止任何人处分或处置该财产。
就我国而言，显然前者更具借鉴意义，而后者则不宜仿效。“有合理根据”证明标准较之“优势证据”要低。在英美国家，该标准通常被作为采取强制性措施的证明标准。强制性措施可能涉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隐私权的限制和剥夺，但作为预防性措施，其具有时限性，通常持续时间较短，相应地对公民权利的影响也相对较小。而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虽然涉及的仅限于公民的财产权，但除非出现法定例外情形，对相关财物的没收将为永久性剥夺，后果较为严重。为避免出现事实认定错误，不当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不应采用 “有合理根据”这一较低的证明标准。
注释：
（1）参见黄风、梁文钧、乔玲、彭雪姣：《英国〈2002 年犯罪收益追缴法〉的主要追缴制度（代前言）》，载《英国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页。
（2）参见黄风：《澳大利亚〈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评析》，载《澳大利亚2002年犯罪收益追缴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9页。
［1］王兆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EB/OL］.http：//news.163.com/12/0308/10/7S2LS2H50001124J.html，2014-9-29.
［2］黄风.我国特别刑事没收程序若干问题探讨［J］.人民检察，2013，（13）.
［3］谢丽珍，叶杨.论犯罪工具的没收——兼评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规定的不足［J］.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4］邵劭.特别没收程序的理论和适用问题探析［J］.法商研究，2014，（4）.
［5］初殿清.违法所得没收特别程序的性质与案件范围［J］.法学杂志，2013，（8）.
［6］万毅.独立没收程序的证据法难题及其破解［J］.法学，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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