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松

　　唱? 戏

　　多年前，全国每年都要进行戏剧小品评选，从省里到市、县，自然也要组织作品参评。作品必须要有作者来写，写出来后择优往上推荐。各地便由文化部门牵头，发动本地的业余作者，征集戏剧小品。见到坯子不错的，就将作者请来，安排吃住，在专家的指导下修改打磨，润色好后提交上去。能过五关斩六将地在全国获大奖，从文化部门到作者本人都皆大欢喜。如获不了大奖的作品，或许能在省、市的评奖中占据一个席位。在这样的活动中，我连续好几年被组织在内。作为一个初学写戏剧小品的人来说，只要有参与活动的机会就自感非常难得了，至于能否拿到奖，更多的是一种奢望。

　　在我那几年的活动中，总有一位长者在场。在茶余饭后闲聊时，得知他与我父亲是中学同学，非常意外的是他那时还没结婚。看着他不凡的仪表、优雅的谈吐、不错的工作，怎么也分析不出他没结婚的原因。难道他的生理出了问题？随着这种好奇性的深入，得知他年轻时暗恋一位当地有名的乡村旦角。怎奈他除了在看戏时能见到那位“女神”外，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没有一项能与之交集，连落花有意，流水无情的机会都没有。在大好的青春岁月中，每每在别人为其介绍对象时，总以那位旦角的长相为标准，不知错过了多少次机会。等蓦然回首醒悟时，已人到中年。

　　他暗恋的那位旦角我认识，年龄应与我母亲差不多，长得确实漂亮。她只是一个乡村戏班的旦角，随着那个戏班游走演出于四乡八里，被她迷倒的人越来越多。那时候没有追星族这么一种称谓，几乎每到一个地方演出时，她在台上唱得起劲，台下半大小伙子为争着看清楚都往前涌，搞得舞台下闹哄哄的，我们当地称为“打歪”。打歪升级后就是打群架，即便不打架也会造成安全隐患。有次打歪中，居然将戏台给轰倒了，险些出人命。

　　我认识她并不是追星，而是她与我舅都在一个戏班里唱戏。我从小常去外婆家，外公、外婆与舅家住在一幢房子里。一旦他们在本村唱戏，住在他们家的我肯定知道，也想去追追热闹。恰有一次，正遇上他们搭台唱戏，长辈们怕将我这个小亲戚挤坏了，就安排我到戏台上去看戏。戏台是临时搭就的，丝毫不影响功能的分布。依旧分了前后场，前场唱戏，后场化妆。两边有文武场，文有二胡武有锣鼓。我一般喜欢站在文场边，伴着二胡等弦乐，透过缝隙既能看到戏台上的唱念做打，又能看见台下观众。这样的待遇不是一般人能享受到的，即便演员子女也不行，只有我这位小客人才能享受到。

　　在戏台上看戏，能看到不一般的内容。后场的演员化妆尽揽眼底，前场的唱戏虽只能看到背影，却也可窥探到戏装内的日常衣鞋。同样，也亲眼所见慢慢上装后颠倒了众生的名旦模样，我觉得素脸素装的名旦与他人并无二样。特别在上台表演时，既没我舅潇洒，也没那个丑角搞笑。倒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哭戏，面对观众的泣不成声，背转身走场时依旧泪水涟涟，与文武场一刹那的对视中，居然笑了。泪水与笑脸呈现出强烈的对比，深深刻在了我年少的心坎里。至今想起，才勉强品出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无端变化。也就在那个档口，舞台下开始打歪了。我见黑压压的人群像潮水般从左歪到右，又从右歪到左，有规律地这边高了起来那边矮下去。原来人多了也可创造出汹涌的浪潮，却不知身临其境的人们的感受。这样的场面非常震撼，也非常真实，远超过戏台上的表演。可年少的我，看多了就没了感觉，加上看不懂水袖飞舞，也听不懂角色的“咿咿呀呀”。不知过了多久，就有人将迷迷糊糊的我抱走了。醒来一看，已到了外婆家。

　　外婆见我被人送回来，赶紧打水，让我洗漱后上床继续原来的迷糊。当我正流连在梦乡时，一阵小孩的哭叫声将我惊醒。我不知所措地要起床，外公严肃地摁住我。清醒后的我终于听清了，原来舅舅与舅妈吵架了。吵架自然影响到我的两个表哥，哭声就是他俩发出的。

　　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我从母亲的嘴里知道我舅从小就爱唱戏，只要嘴闲着的时候就唱，也不管什么场合。更为着迷的，是在田地里忙乎时，只要有人吆喝一声，就会毫不犹豫地放下手中的活，赶过去与人搭伴唱。他们那个村里可能像他的人多，生旦净末丑占全后，就组了个戏班子。生旦永远是传统戏的台柱子，每个戏班配备得也全。由此，我舅他们这个班子，就出现了两个小生角和两个旦角。传统戏基本以公子、小姐的故事冲突为主，他们4人常轮换交叉搭戏，硬是将这个戏班的好名声传得很远。他们各自成家后，和谐的场面就被打破。一旦连续唱几场后，不是这家后院起火，就是那家老公打人。戏班子里人的故事与戏文一样精彩，家里的长辈也管不了。奇怪的是只要停一段时间不唱戏，大家就又能和平相处了。

　　随着农村的土地被个人承包后，没了生产队的集体作业，人们大范围集中在一起的机会少了。加上电影、电视的逐步普及，人们不再喜欢临时搭台、临时唱戏，我舅他们受邀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直至有一天，小孩偷偷将存放在家里的道具拿出来玩，大人也懒得管时，这才发现戏班终于组不起来了。

　　没了舞台的舅舅他们，始终认为大家是一个团体，一旦谁家有事，都是集体上阵。这样的友谊和情结也影响到下一代，有好几对良缘就在这样的潜移默化中结成。社会发展了，绝大多数人的日子往精彩里走，人们每天从迎来朝霞中更换新的生活内容，也以更新的内容送走夕阳。在日新月异中，到了农闲季节，几个男人轮流坐庄地聚餐后，枯坐在农家小院里，不再有那没完没了的话题。在相对无语中，只有自拉自唱地来上几段。高亢的聲音没了旦角与花脸的区分，吼完的嗓子格外的纯净，漫漫长夜也不再单调。夜深了，一个个微驼的身影从院门中滑出，相互挥手后，形只影单地萧瑟而去。

　　唱春歌

　　已年过半百的我，对一年一度的春节总是怀有抗拒的态度，除了迎来送往的虚假客套，剩下的就是不能不悲叹，岁月的年轮将我送向越来越难接受的彼岸。当这么一天到来时，又不能不接受身体越来越退化的残酷现实。看见美食，想着“三高”和松动的牙齿;看着很多想干的活，想到双肩已难以承受过重的负荷……看着现实中的一切，似乎更爱怀旧起来，特别是在农村与父母在一起过春节的时候，大年初一的早晨，看着小朋友踏着散乱一地的鞭炮碎屑走东家、串西家时，好像看见几十年前我的身影。

　　孩提时的春节，我们姐弟几个早早起床，一定要先给父母拜年。等父亲将开门的鞭炮燃响，在“噼噼啪啪”声中，吃上一小碗有两个五香蛋的甜酒酿，象征着甜甜美美的一年就这么开始了。碗还在灶台上打转，人就出了门。这一天父母是不管我们的，只是叮嘱我们一定要到村里有老人的人家拜年，抑或漏掉一户、两户也很正常，说不定因那家头年让自己不爽了，或者他们家长辈特别“可怕”了。曾经的春节过得繁忙，却也简单。当我们走到一户人家，可能会被家中老人拽到一边，悄悄塞上一个、两个五香蛋，或者一挂百子鞭（炮）、一小把糖果，只有自家亲人才会塞上一个小红包。孩提的我们对于红包远没有那么渴望，因自己支配的权利几乎没有，远不如五香蛋、鞭炮、糖果来得实惠。

　　那样的实惠来得多了，也会疲倦的。我大概10岁时，春节出现了一项新内容，就是唱春歌。后来才知道，那时已经奏响改革开放号角了。政策的宽松，使得停止了几十年的农村文化生活再次复苏。那年初一的上午，村里响起了锣鼓声，这是唱春歌的来了。

　　唱春歌的人有的是一人跑单帮，行李也简单，只有一个用布缝的袋子挂在肩上，颈上吊着一根绳，绳的两头拴着碗碟一般大小的鼓，两手拿着鼓槌，边敲边唱。也有的是两人，每人身上都背着一口布袋，一人持鼓，一人持锣。当时的我们并不关心人家唱的是什么，尾随着他们一户一户地上门挨着唱，有的还没唱上几句，主人家就会笑呵呵地递上红包。唱者笑着将红包接了，扔进布袋里，千恩万谢地离去。兴许有人家给的红包厚了些，就将锣鼓点子密密地打上一阵，吼上几嗓子，在主人的笑声中离去。也有的人家总是不见人，搞得唱春歌的锣鼓点子紧一阵慢一阵，歌唱者要失了耐心时，主人才笑呵呵地出现，拿上一个红包，唱春歌的依然千恩万谢了离开。也有的人家不给钱，只给一些欢团、糕饼，他们也接了，放在另一只布袋里。我接连跟了几家后，才知道这样的跟随没意思，便跑开了。当然，在我散去的同时，也有其他小朋友参与进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失去了跟随的兴趣。当这样的兴趣不再，唱春歌好像也突然消失了。现在的农村，春节与城里没什么两样，早已远离民歌悠扬的年代。多少年后，我有一阵对这些民俗发生了浓厚的兴趣。遇上一个年逾八旬的老者，他当年就是唱春歌的代表。当问到所唱内容时，老人咧着少牙缺齿的嘴说，一般的开场白就是“见子答子”，也就是看见什么唱什么，即兴创作。如说看见老头“锣鼓一打（么）响起来，迎面站着老神仙，红光满面身体壮，仙风道骨赛寿星……”如看见老太，“锣鼓一打（么）响起来，疑是菩萨显神灵，眼前谁家老太君，分明王母下凡尘……”如果门口洞开，没人出现，就直接唱“锣鼓一打（么）响起来，春风扑面喜气来，龙入云端任驰骋，鱼跃龙门好发财，喜鹊登梅喜成双……”如果唱得没人出来，直觉告诉自己他家没人时，就去下一家。当问打报酬时，他说：“刚解放的那会，人家一般就给点糕点，很少有给钱的。‘四人帮刚粉碎的那几年才开始恢复唱，钱也越给越多了。”

　　老人还介绍，这样的习俗在我们当地一直就有，每年从正月初一一直要唱到“开秧门”。开秧门是我们一带对早稻插秧时节的一种称呼，时间大约是每年谷雨前后。平时也有人会唱，但那个不叫春歌，而是叫山歌，耕田时唱《除草歌》，牧牛时唱《放牛歌》，车水时将号子与山歌一道喊出来。特别是《除草歌》，在没有任何人配乐时，完全根据现场人的参与，将山歌唱出味道来：

　　手把那锄头锄一锄

　　锄掉野草好长苗

　　（众和）咿呀嘿，呀嚯嘿

　　锄掉野草好长苗

　　（众和）呀嚯嘿，咿呀嘿

　　……

　　他说，特别在那个大呼隆的年代里，春歌不给唱，但这样的山歌还是允许的。就这样，每当农闲时，唱得出色的人就自配锣鼓，走村串户地唱给别人听，既过了瘾也挣了钱。在唱春歌的岁月里，老人遇到过各色人等，有爱听却不舍得掏钱的;有怕烦赶紧拿钱打发走人的。特别在遇上豪爽、爱听，又有钱的人，一般会留下唱春歌的人，泡上一壶好茶叫人家唱。除了即兴演唱的曲目外，还有《报花名》是必唱的：

　　正月里梅花带信来

　　二月里杏花等春来

　　三月里桃花红家瓣

　　四月里蔷薇靠墙开

　　隆地个隆地咚呀，隆地个隆地个咚

　　五月里栀子心内黄

　　六月里荷花开满塘

　　七月里菱角水漂漂

　　八月里桂花香满园

　　隆地个隆地咚呀，隆地个隆地个咚

　　九月里菊花遍地黄

　　十月里芙蓉嫩洋洋

　　冬月里雪花满天飘

　　腊月里蜡梅花正当香

　　隆地个隆地咚呀，隆地个隆地个咚

　　最后，人越聚越多，自然而然地和上声了。在谈到这些往事时，老人脸上的皱纹也舒展了，讲到高兴处，忍不住又哼起来了。

　　说? 书

　　知道说书还是从听故事开始的，是小时候奶奶讲给我听的公子落難、小姐搭救，最后大团圆的故事。村里也有老人经常对小孩讲鬼怪故事，将年少的我们听得浮想联翩。白天大人们也没时间讲故事，只能晚上去听。农村的夜晚漆黑一片，根本没有路灯照明，想去听，可又被鬼怪故事吓得不敢出门。故事讲得最生动的那人是隔壁村子里的，他们村有田地距我们村比较近，常在干活间隙到我们家歇凉。歇凉时，他就开始绘声绘色地讲故事。偶尔，也有人递上一支香烟。可进入角色中的他常忘了嘬上一口，劣质香烟灭了。等他想起来时，又要重新点上火，浪费一根火柴。母亲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火柴又是我们家的，母亲见到他划火柴的样子就心疼。

　　那时候的文化生活单调，尤其在农村。偶尔也能来上几个走村串户的艺人，他们拿着鼓，联系了村干部，晚上在村里晒场上，将鼓支起来。先是紧一阵、慢一阵地敲上半天，等村里人聚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唱起来了“白素呀贞呀……”我们也就看个热闹。后来才知边唱边敲的那人，说的是《白蛇传》。

　　这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我们通常称其为说书。实际上评书的种类有很多，有讲传奇的，也有讲神怪故事的。无论哪一种内容，形式都差不多，将故事说得生动了就有人听。几十年前，我在读初中时，由于离家比较远，午饭只能在学校食堂吃。饭后，喜欢上街。那时的乡镇街道就是一条稍宽的土路，土路两边是大大小小的房子。这些房子中就有供销社，供销社有图书专柜，陈列了很多书。我们尽管看不到里面的内容，花花绿绿的书皮尽管很吸引人，但我们只能望梅止渴。也不知是谁告诉了我们一个信息，说隔壁油厂更好玩。从此，我们就将玩的阵地转向油厂。

　　油厂根本不像一个厂，厂房是一幢三进的老房子。最里面一进榨油，中间一进是仓库，前边一进是门面。门面放着几只装满了油的桶，油桶旁是菜籽饼。这些都以一个长柜台隔着，紧挨着柜台的是三张桌子，每张桌子旁都有人，那个女的是同学的妈妈。另两个是中年人，其中一人每到中午就从抽屉里拿出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来，打开收音机后，刘兰芳的《岳飞传》就这么出来了。刘兰芳的声音就是好听，男声、女声、马蹄声，随口就来，而且还那么逼真，迷得年少的我们挪不动脚了。那时，语文课上正好有一篇文章叫《口技》，文中将京城那位擅长口技的人描述得那么高超，等我将整篇文章搞懂后，觉得刘兰芳模仿的水平差一些，但讲的故事就是好听，一下子就将隔壁村里的那人比下去了。

　　随着电视的普及，终于在一年的春晚中看见了刘兰芳，这才知道她是女性。后来又陆续知道了单田芳、田连元等说书大家，就觉得小时候听的那些所谓的“书”根本不是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