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洪生

　　

　　陆洪生同志长期从事公安、司法工作，近四十年来，从基层公安局长干到中级法院院长，亲身经历了许多大案、要案和复杂疑难案件，包括冤假错案，积累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案件“史实”资料。他工作之余，特别是退居领导岗位后,阅卷采访，勤于笔耕，用第一人称，以长篇纪实文学全景式的文体，写下了与中国法治四十年进程同步的典型案例。本刊从本期起连载其长篇纪实《从公安局长到法院院长》，以飨读者。

　　——编者

　　穿越崇山峻岭，跨过九省一市，滚滚万里长江从这里奔向大海。

　　此地，东径121度48分、北纬31度51分，是地处长江下游北岸、方圆50平方公里的一块滩涂。40年前，这里曾是南京、常州、无锡、苏州、南通等城市知识青年大军安营扎寨、围垦拓荒、种粮产棉的江苏省国营南通农场。

　　那是1975年5月，我被调至南通农场革命委员会工作，任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农场团委书记兼场部直属单位党总支副书记，但身份上仍属“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以“工”代“干”性质，简称“知青”干部。

　　1976年冬季的一天，天寒地冻，我正跟随场部机关干部一起，参加拓宽农场中心河水利工程的万人大会战。突然从工地广播喇叭传来“通知”，要我即回场部机关有急事。

　　我立马放下挖土的铁锹，一路小跑回到场部。南通农场革命委员会主任张德仁已经等候在那儿，见到气喘吁吁的我，忙说：“常州市公安局来客人了，要与你见面谈话”，并关照我“别紧张”。但听说公安局来人，我更紧张了。在那个岁月里，谁都忌讳与公安局打交道，猜想他们来找我会有什么事呢？

　　我马上联想到1966年始发的一场称作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非常运动，以1976年10月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为标志而宣告结束。十年动乱，百废待兴。全国范围内的纠正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返城、恢复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各行各业都在拨乱反正。而我家乡的常州市公安局此时来找我，是凶是吉，难以预测。

　　

　　刘华兴

　　

　　刘华兴（第3排左3位）平反出狱后，我与同学们陪同一起重返南通农场合影留念。

　　我忐忑不安，很快来到场部小会议室与客人见面。来客自我介绍是常州市公安局政治处警宫严洪坤。他告知：根据常州市革命委员会知青工作办公室的《通知》，按照“多子女上山下乡，可优先安置一名子女返城工作”的政策，我已被列入粉碎“四人帮”后首批返城的知青对象。他还说这次来南通农场的任务是在符合首批返城条件的知青中招录几名警察，并明确讲告诉我已被初步列入录取警察名单。

　　此时的我一颗悬着的心落下了，但面对常州市公安局严洪坤警官突如其来的谈话，我感到既兴奋，又有一丝缺憾。兴奋的是可以很快回家乡工作了，缺憾的是当警察，从心底里不愿意，而想做自己熟悉的文秘或共青团工作。

　　按当时常人理解，知青返城当警察如当兵，是挺荣幸的事，但我却不然。因为在我心里，以前对警察职业有着一种莫名的鄙视和反感。

　　我的青春是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度过的，遇到的是一次次接连不断的以“整人”为特征的政治运动，耳闻目睹的是被极左思潮扭曲了的警察形象：乱抓人、批斗人、枪毙人。那时抓、斗、杀的多数是所谓的“政治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南京知青任毅因创作一首《知青之歌》，竟被判处死刑，后虽改判10年有期徒刑，仍令人怵目惊心。

　　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国家法制被贱踏，人民民主遭破坏，各项法律荡然无存，社会上打、砸、抢成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喊得震天响，警察往往是首当其冲，有的直接成了制造冤、假、错案的御用工具，我和我的同学就深受其害。当年发生在我同学身上的“刘华兴”现行反革命案、毛泽东石膏像“粉碎”案和我所涉嫌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等等，至今历历在目。

“刘华兴”现行反革命案

刘华兴是我六八级的高中同学。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狂潮。

　　1969年4月2日，我和刘华兴等数百名同学一起，在常州同济桥码头同乘一条由小火轮拖着的铁驳货船，沿着大运河，从江南漂过长江，经过一天一夜的行程，来到临近长江入海口北岸的一个荡滩小村落——南通农场第二十五生产队务农。

　　同年11月，在毛泽东“备战、备荒”的“最高指示”下，江苏省大多数国营农场和沿海一些劳改农场被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我所在的南通农场第二十五生产队被改编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二十四团五营二十二连。

　　当知青们都倍感荣幸地庆贺自己成了“屯垦戍边”的兵团战士时，没想到军代表崔连长宣布“对全体知青实行军事化管理，任何人不许乱说乱动”,有点把知青当劳改管教的感觉。

　　二十二连队的知青，除一些南京、如皋的老知青外，大多数是来自常州市第三中学的六八届高中、初中毕业生，还有部分苏州、徐州、连云港下放来的知青，约400人，年龄都在20岁上下，充满青春活力，大伙能说会写敢干，与军代表崔连长的严厉要求有些格格不入，对军事化管理的纪律约束一时很不适应。

　　刘华兴其貌不扬，虽身材瘦弱，但个性很强。他平时话语不多，文质彬彬，遇事却敢说敢当，乐于助人，有点江湖侠士之气，在部分知青中颇具影响力和凝聚力。俗话说，“枪打出头乌”。刘华兴很快进入连队领导者的视线，尤其引起了新任连长李学彬的重点关注。

　　李学彬是个退伍军人，他把军队“唯命是从”的那一套办法全盘照搬，将“军事化管理”执行到“奴化”知青的地步。他从发给每个知青一张小板凳开始，开会按班、排编队入座，纵横距离划一，不准交头接耳；上工吹哨集合，立正稍息训话，甚至规定一律用右手垂直拿锄头，离地20-30公分，然后转身起步走，高喊“一、二、一”，唱着革命歌曲下田劳动。

　　李学彬有时心血来潮，还在夜间突然吹哨，集中全连知青，说有“阶级斗争新动向”，布置各班、排埋伏各区域，准备抓捕阶级敌人。其实，所谓的阶级敌人是他假设的，常常搞得大家虚惊一场。事后，李学彬将此“折腾”说成是“为了绷紧知青阶级斗争的弦，增强纪律性，提高警惕性”。

　　

　　为刘华兴平反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宣传股长袁挺夫通知解除我的“五一六”嫌疑审查，出任宣传股干事，并与我合影留念。

　　一度时期，知青劳动从鸡叫干到鬼叫，时间长，强度大，加之伙食又差，晚上不是开会，就是加夜班，许多人感到身体受不了。有时人刚躺下，“集合”的哨子声又响起来。因此，大家对李学彬反复“折腾”那一套做法越来越反感，有的满腹牢骚，消极怠工。

　　李学彬察觉后，想利用刘华兴笼络知青，但几经接触，感到刘华兴这盏灯并不省油，难以驾驭控制。

　　当李学彬看到日后越来越多的知青向着刘华兴，深感直接会影响到树立自已的“军事化管理”权威时，他决定寻机排除障碍，搬掉刘华兴这块绊脚石。

　　1970年春，以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为内容的“一打三反”运动席卷全国，也波及到建设兵团连队。李学彬认为机会来了。他召开全连人员大会，发表蛊惑人心的演说，把“一打三反”搞成了打击反革命的专项运动，煽动知青互相检举揭发“坏人坏事”，挑动知青斗知青，发动大家揭开二十二连的“阶级斗争新盖子”。

　　一夜之间，连队到处张贴着“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揪出隐藏在知青队伍中的阶级敌人”等各种大小标语，广播喇叭不停地喊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坚决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等口号，连部门口还设立了检举箱，整个连队笼罩在阶级斗争的硝烟弥漫之中。

　　李学彬还专门从各班、排抽调所谓“根红苗正”的知青组建成“武装排”，作为开展阶级斗争的先锋队。实际上“武装排”成了李学彬整知青的御用军。

　　经过李学彬的阴谋策划，刘华兴终于被锁定为可能隐藏在知青队伍中的第一个“阶级敌人”，成立了“刘华兴专案组”，但毕竟只是“可能”或者怀疑而己，要定刘华兴“现行反革命罪”还缺乏真凭实据。

　　李学彬不敢对刘华兴轻举妄动，请来了二十四团保卫股W股长、Q干事“指导帮助”。二十四团保卫股的职能相当于县级公安局的职能，是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系统的治安专政机关，保卫股人员似是兵团内的警察。“警方”出动了，知青们的心都神经质地紧张起来，不知道要抓谁？

　　W股长、Q干事亲临连队，听了李学彬关于刘华兴问题的情况汇报，看了李学彬收集整理的刘华兴涉嫌“现行反革命”的材料，感到“定罪分量不够，难以上纲上线”。按照 那 时盛行的 “先入为主、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式，W股长、Q干事认为：“再加大一点专案工作的力度，刘华兴就够抓了。”

　　李学彬心领神会，有了团保卫股的支持，暗暗欣喜。他一面组织全连知青学习 《论人民民主专政》、《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丢掉幻想，准备战斗》等毛泽东著作语录，断章取义，别有用心地煽动知青“活学活用”，排除顾虑，揭发刘华兴的“反革命言行”；另一面敦促曾“同流合污”或关系亲近的知青与刘华兴划清界限，反戈一击。

　　有的知青胆小、幼稚，在李学彬的威逼、恐吓之下，主动交待与刘华兴“同流合污”的所谓问题。凡是不主动交待或交待问题不彻底的知青，李学彬就强迫他们参加专案组办的“学习班”。

　　所谓“学习班”，就是由专案组人员看守的小房间，内放一张桌子，几张凳子，墙上贴着恐怖的白底黑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尤如公安机关的审讯室。被李学彬点名参加“学习班”的知青，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到此学习、交待问题。如不“老实”交待，就要遭受专案组人员的“车轮战、疲劳战”，折磨得你晕头转向，直至交待到专案组满意为止。于是，一些知青迫于淫威，按照李学彬授意专案组设下的圈套和给定的调子，违心地签字划押，有的捕风捉影，有的纯属胡编乱造。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李学彬与专案组七拼八凑，总算罗列出了刘华兴的几条“现行反革命”罪名：

　　一是刘华兴说林彪“嘴上没有毛，说话不牢靠”，是对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最恶毒的攻击；

　　二是刘华兴用下流话唱革命样板戏，是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旗手江青同志的最大污蔑；

　　三是刘华兴笼络知青，拉帮结派，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罪魁祸首；

　　四是刘华兴煽动知青，发泄对领导不满情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残渣余孽，是隐藏在知青中的反革命分子等等。

　　刘华兴很快被关进专案组设置的小黑屋隔离审查，并由李学彬的“武装排”看押。刘华兴个性倔强，在隔离期间，遭到羞辱，打骂、刑讯逼供，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半个月后，连队召开了批斗刘华兴大会，会场贴满 “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刘华兴”、“刘华兴不老实，就叫他灭亡”等标语，“武装排”人员将刘华兴押到会场的台前，二十四团保卫股Q干事等人也到现场督战，气氛紧张又恐怖。

　　批斗大会一开始，“打到现行反革命刘华兴”的口号声就接连不断，一些被极左思潮愚弄的激进知青轮流上台发言。批斗会上，“武装排”人员用“喷气式飞机”方式，把刘华兴两手、胳膊向背后高高抬起，再摁下脑袋，以示低头认罪。由于时间过长，刘华兴痛苦难忍，稍微动了一下，就被认为“不老实，想反抗”，有人突然上前煽了刘华兴一个耳刮子，全场知青见状，一片哗然，无不心惊肉跳。

　　最后是李学彬在批斗会上讲话。他道貌岸然，装出一副关心爱护知青的样子，提出要挽救受刘华兴蒙蔽的知青；另一方面套用毛主席的语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提出要穷追猛打“落水狗”刘华兴，还警告那些跟刘华兴走得较近的人“回头是岸，否则死路一条，同刘华兴一样下场”，把所有在场的知青都说得战战兢兢，不知又有谁要倒霉。

　　批斗大会结束后，二十四团保卫股的人员就将刘华兴带离连队，关押到二十四团自设的临时看守所——团部警卫连，并把刘华兴作为反面教员，多次押解到全团各连队巡回批斗。

　　不久，兵团临时军事法庭开始审理刘华兴一案，当时推行的是“群众专政”。刘华兴的量刑，在形式和程序上先交由原所在单位群众讨论，提出量刑意见，再由法庭审理宣判。

　　消息传到二十二连，李学彬逼着每一个知青表态。知青们疑虑重重，左右为难，量刑说轻了，恐怕被扣上“同情反革命，立场不坚定”的大帽子；量刑说重了，又怕坑了同学，良心上过不去，不知怎么办好？

　　在知青们犹豫不决，左右为难时，李学彬却想置刘华兴于死地。他先发制人，组织一帮人在各班排讨论量刑时抢先表态，要从严从重处罚，提出“枪毙刘华兴”。他还强奸民意，以二十二连广大指战员的名义，致信给上级领导，强烈要求对刘华兴处以极刑，说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在这种高压势头下，多数人只能无奈地选择了明哲保身，随波逐流。还有少数人勉强表态或提出不同看法，从此便被李学彬打入另册，加以控制，如周锡华、缪铁牛、金晓光等知青遭到了无休止的“运动”纠缠，遇有知青“提干、招工、上大学”的机会，李学彬一概将他们排斥在外。

　　1970年8月17日上午，二十四团上万知青、职工从各连队集中到团部露天会场，参加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临时军事法庭对刘华兴等人的公判大会。会场上，“把‘一打三反’斗争进行到底”、“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等横幅标语悬空挂着，在飕飕的江风中“叭嗒！叭嗒”响个不停，天空似乎愁眉苦脸的模样，忧郁的、暗灰色的云团愈积愈多，阴沉沉地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憋闷。会场周围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军、警和保卫人员，其境如临大敌。

　　公判大会开始了，随着主持人一声“把犯罪分子带上来”，数十名武装警察把带着脚镣手铐的刘华兴等人押上了审判台。可以看得出来，刘华兴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蓬头垢面，憔悴不堪，脖子上挂着一块大牌子，牌上写着 “现行反革命分子刘华兴”，“刘华兴”三个字还倒写着。看上去刘华兴有点站立不稳，由两名武装警察架着刘华兴两臂。

　　第一个被宣判的对象是一名叫张汉其的小学教师，他的主要罪行是公开写信给毛泽东主席，为被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南通农场党委书记张德仁呜冤叫屈。张汉其的行为被法庭认为是公然反对毛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他被定性为气焰嚣张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当宣判到刘华兴时，万人会场竟然鸦雀无声，尤其是我们这些刘华兴的同学们，个个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腿直打哆嗦，默默地为一个年青生命而担忧、祈祷。

　　“刘华兴犯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同学们听到宣判结果后长舒了一口气，刘华兴的脑袋总算保住了，这毕竟比二十二连李学彬组织“群众专政”提出的量刑意见轻多了。

　　公判大会结束后，张汉其被立即押到会场附近的南桥头河边执行枪决（1979年张汉其平反昭雪）。团保卫股为了扩大这种“红色恐怖”的影响，还组织各连队的知青到刑场观看被枪毙暴尸的张汉其，其情景惨不忍睹。

　　刘华兴被押往南通监狱服刑。直到9年后，1979年3月10日，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刑申（1979）第13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对刘华兴以反革命罪判刑是错误的，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临时法庭（1970）刑字第31号判决书，宣告刘华兴无罪释放，刘华兴才平反出狱。坐了九载冤狱的刘华兴身心深受伤害，返城后虽一度振作精神，努力工作，当上了常州市化工局招待所的所长，但始终抹不掉他心中那些对冤屈不平和怨愤的追忆。刘华兴伤得太重了，体弱多病，于2005年8月25日去世，终年57岁。

领袖石膏像“粉碎”案

刘华兴被判刑之后，二十二连似乎平静了一段时间。知青们处处小心翼翼，时时提心吊胆，唯恐失口说错话被揪“小辫子”，怕失手做错事被扣“大帽子”,沉闷压抑的空气笼罩着整个连队。

　　对此,李学彬连长十分得意。在他看来，“杀鸡儆猴”已初见成效，这使他更加信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教条。为了使知青更加“俯首贴耳”，李学彬变本加利、不择手段地“奴化”知青。他培植一些亲信，把他们安插到各个班排监视知青的一举一动。只要让他察觉到一丝知青的 “风吹草动”，就会抓住不放，无限上纲，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大做文章，整得知青们惶惶不可终日，个个“阶级斗争那根弦”绷得紧紧的。

　　有一天，一个绰号叫做“黄探子”的南京下放干部到知青宿舍串门，在二十二连队最后一排西面第一间的男知青宿舍里，发现一个装着“毛泽东石膏像”碎片的饭盒，立马报告了李学彬连长。

　　“这还了得！那是对毛主席最大的不忠不恭，不忠不恭就是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要彻底清查，坚决打倒！”李学彬气急败坏地说。

　　在那个人迷信崇拜程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年代，还有什么事情比涉及毛主席的事情更大呢！诸如全体国民的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不管这些事有多么愚蠢、滑稽、荒唐，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只能顺着来。

　　李学彬就此立即组织专案组，传讯案发宿舍的所有知青，分头审问，敦促他们交代问题。结果，该宿舍所有的知青都是一个口径：不知道，不清楚。

　　其实，宿舍里的所有知青对此都很清楚：事情发生在一个月前的夜里，宿舍知青周晓峰想撒尿，嫌上茅房路远不方便，若在门前撒，前排是女知青宿舍又不雅观，于是想翻窗到宿舍后面的田里去撒尿。谁知周晓峰睡眼惺忪，爬窗时不小心，将台上一尊毛泽东石膏像碰倒，跌落在地，石膏像头部摔破了。响声惊动了宿舍所有知青，大家点灯一看，都惊呆了，一个个吓得讲不出话来。如何处置？，大家一筹莫展，只是感觉预兆不好，若授人以柄，又是一个说不清的政治性质问题。该怎么办？大家没了主意。这时，一向仗义的知青程林林提议：“既然毛主席头像摔破了，干脆就把石膏像粉碎后丢了。大家都是同学，又是战友，决不能干出卖同学的勾当。”于是大家攻守同盟，对天发誓，保守此密。然后由周晓峰将石膏像碎片装在饭盒里，分几次乘夜间悄悄地将碎片扔到附近的小河里。

　　可大家谁也没有料到，还残留在饭盒里的一点毛泽东石膏像的碎片竟被“黄探子”发现，这好比在一潭池水里扔下一颗炸弹，继刘华兴之后的又一起“反革命案件”震动了全连知青。

　　宿舍所有知青的统一口让李连长十分恼怒。他命令武装排将所谓嫌疑最大的知青顾龙大先予关押起来，隔离审查。

　　顾龙大有冤难言。他在关押隔离审查期间，紧咬牙关，受尽磨难，但仍坚守诺言，没有出卖同学。

　　顾龙大及其同宿舍的几个知青跟专案组人员对峙了一阵子，结果仍然是“不知道，不清楚”。

　　李学彬连长没辙，只好又请来了二十四团保卫股的“办案专家”——Q干事等人帮忙。Q干事强调说：“把毛主席像砸得粉碎，只有反革命分子才这样仇视毛主席，最起码这也是一起诋毁毛主席光辉形象的反革命事件，必须一查到底，从严处罚”。

　　团保卫股Q干事的一番话好似给李连长打了一针“强心针”，他发疯似地对专案组人员狂叫：“不查一个水落石出，决不收兵！”马上采取更加激烈的措施，加大了对顾龙大等人刑讯逼供的力度。

　　顾龙大在专案组吃尽苦头的消息传出来后，引发了大伙的不同反映。有人认为顾龙大冤枉，是代人受过。也有人认为周晓峰不仗义，该挺身而出救同学才是。

　　就在顾龙大在专案组被整得实在吃不消的时候，早已调至二十二团（原环本农场）的同宿舍知青程林林、刘永达此刻也受到了当地保卫部门的隔离审查。周晓峰愧疚难熬,他横下一条心,向专案组坦白了事情的真相。

　　周晓峰在知青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早就列入了李学彬清理、打压的对象，只是苦于一直没有机会下手。这次李学彬抓到了周晓峰的“把柄”，岂能放过，非往死里整不可。

　　紧接着，周晓峰就进入了李学彬设计的关押审讯、交代问题、开会检查、批斗等一系列“群众专政”的程序。同宿舍的几位知青因“攻守同盟，包庇坏人”受到了李学彬的警告。二十二团的程林林因讲义气，主动把“粉碎宝像”的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被定反革命罪，判7年有期徒刑（6年后平反出狱）。

　　周晓峰经报二十四团保卫股正式认定，被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列入就地监督劳动改造。周晓峰不服，再三申辩，遭来的只是一次次训斥和鞭打。

　　周晓峰被李学彬发配到连队菜园班接受监督劳动，专门包干全连各茅房的出粪，并将粪便挑到菜园地里下肥。从此，一个瘦小的个子，不管酷暑寒冬，总是挑着粪桶，低着头，一言不发，躲着人群，匆匆忙忙地穿梭在连队每个茅房通往菜园地的田间小路上。

　　对周晓峰的遭遇，知青们的同情之心，只能藏在内心深处，任何怜悯的语言和举动，随时都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特别是周晓峰的女朋友，也因牵连而深受伤害，当时曾被大家称为全连“金童玉女”的一对初恋情侣，硬被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活生生地拆散了。她因成天直面批斗周晓峰反革命罪行，看着周晓峰干又苦又脏的农活，实在无法忍受，最后只得含泪离开南通农场，另觅归宿去了。

　　可怜的周晓峰度日如年，一直熬到八年后大批知青返城时，他才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重见光明。

涉嫌“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案

刘华兴、周晓峰“反革命事件”后，李学彬连长抓阶级斗争的所谓“成功经验”得到上级肯定，并在二十四团全团推广，他的“权威”算是真树起来了。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李学彬一提起阶级斗争，知青们就胆战心惊，唯恐厄运落到自己头上。

　　在李学彬强势高压的阴影下，二十二连的知青们还未从“刘华兴、周晓峰”的噩梦中回过神来，又一场全国性的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开始了。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钢铁学院十几个人组成的“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曾因张贴反对周恩来总理大字报而受到查处。中共九大之后，林彪、江青借题发挥，扩大打击面，乘机清除对立面，把一切对“毛主席司令部”（包括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对“林副主席”及其党羽，对文化大革命“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稍有怀疑或持不同政见的人统统打成“五一六”分子，进行清查、深挖，加以打击、迫害。从此，成千上万的无辜干部、群众在自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莫名其妙地戴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不断有人被隔离审查，有人被捕入狱，有人神秘失踪，还有人惨遭杀害。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这个通知要求纠正扩大化倾向，制止搞逼、供、信和采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手段。这些本来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通知又提出：“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这又被林彪、江青一伙借机煽动各地去抓更多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去挖更多的“五一六”分子。

　　从清查“五一六”，到深挖“五一六”，江苏生产建设兵团系统步步紧跟，二十二连作为抓阶级斗争的“先进典型”捷足先登，李学彬抢足“风头”，赤膊上阵了。

　　当时正值农忙季节，李学彬不顾农活繁重，劳力紧张，硬从各班排抽调数十人成立了脱产的“五一六”专案组，对知青逐个排查摸底，成天内查外调，整理出了大量“黑材料”，列出了一批“黑名单”。

　　李学彬下手开刀的第一个对象是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张允恒。当时我惊讶得不敢相信，张允恒怎么会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因为我对张允恒十分了解。

　　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我们俩一起参加了学校的一个红卫兵组织。张允恒毛笔字写得好，常帮人抄写大字报，与“造反派”群众组织的头头接触较多，其笔杆子小有名气。他平时有点清高自傲，其实个性懦弱，胆小怕事。

　　李学彬抓住了张允恒的弱点，指令专案组将张允恒先隔离开来，后突击审讯，再接连三天三夜不让睡觉……张允恒被逼得受不了了，一下子“竹筒倒豆子”全“招供”了。实际上，“五一六”是什么组织？自己参加没有？在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的情况下，就按照专案组指供、诱供的内容，稀里糊涂地“坦白交代”了。

　　在李学彬淫威的进一步恐吓和专案组的刑讯逼供下，张允恒怕落得“刘华兴、周晓峰的下场”，想“立功赎罪”，揭发了几个所谓由他直接介绍加入“五一六”反革命组织的成员。这些被揭发的成员多数是我的同学，他们就这样作为“五一六”嫌疑分子一个接着一个地被揪了出来，有的逼迫连环 “招供”，又牵出了另几个“五一六”分子。令人惊愕的是，还有的人昨晚是专案组成员，今天竟成了“五一六”分子，吓得知青们恐慌万分，人人自危。

　　我的另一个同班同学薛仲俊是被张允恒 “咬定”了的由其亲手“发展”的“五一六”分子，但他死不认账，结果被长期关押，受尽精神折磨，吃尽皮肉之苦，还被二十四团保卫股定为顽固不化的“五一六”分子典型，挂牌游场示众，押到全团各连队轮流批斗。把老实巴交的薛仲俊整得欲哭无泪，揪到这等地步，是知青们没想到的。

　　更意想不到的是“厄运”又降临到我的头上。那时，我已调离二十二连大半年时间，在二十四团团部医院当“文书”，经常被借调到团部机关帮助文秘工作。

　　一天傍晚，二十四团保卫股L干事和医院X政治教导员突然找我谈话。X教导员十分严肃地对我说：“根据团保卫股提供的二十二连革命群众的举报材料，你曾担任过常州市第三中学红卫兵团团长和市红代会（常州市红卫兵代表大会委员会）常委、组织部长，有‘五一六’重大嫌疑”。

　　我解释说：“当时学校复课闹革命，学生群众组织大联合后，在没有校团委和团市委组织的情况下，我是担任过这些职务，但这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毫无关系”。

　　L干事恶狠狠地说：“有没有关系，不是你说了算，而是我们保卫股说了算。‘五一六’是20世纪最反动、最顽固的反革命集团，组织极为隐秘，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可以说，你还不是‘五一六’的一般成员嫌疑，而是隐藏很深的骨干分子嫌疑，你要老实坦白交代”。

　　X教导员接着说：“鉴于你涉嫌‘五一六’，已不适合继续在医院和机关工作，决定下放到五营二十一连，一边参加农业劳动，改造世界观，一边检查交待问题，接受组织审查”。

　　X教导员和L干事一点不给我申辩的余地，就催促我连夜收拾行李下连队。

　　未料夜来雨横与风狂，倾泻了一夜的暴风骤雨，迅雷不及掩耳，，疾霆不暇掩目，老天爷把我留了一宿，我也通宵未眠，困惑不解，思绪万千。为什么“怀疑一切，宁左勿右”的极左思潮蛮有市场，时而横行泛滥？为什么毛泽东主席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主流理论，往往践行为同志间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为什么以整人为特征的“政治运动”犹如夜间的狂风暴雨肆虐人间，搞得人人自危，没完没了呢？……

　　等到第二天早晨，雨停了，风还在呼啸着。我最亲密的同班同学陈源庆闻讯，不知从哪里借来一辆马车，将我及行李拉到了五营二十一连队。

　　二十一连队是五营营部的所在地，与我同时下放到五营二十一连的还有涉嫌“五一六”的二十四团副团长郭鸿义。我和郭副团长被临时“关”在五营营部的一间堆满杂物的空房子里，两人同居一室，同命相连，心照不宣，一脸怨气。

　　三天以后，郭副团长被转移到另一个秘密地方“审查”去了，我被安排到离二十一连队驻地不远的一间单体的篱笆墙茅草屋，与两位名叫商寿坤、刘南华的知青一起居住，后来才知道这两位知青是领导派来监管我的。

　　关于我涉嫌“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被下放连队监督劳动和审查的消息传开以后，第一个受到打击的，是我的初恋女友L。她是下放在二十四团四营十八连、原常州市女子中学的知青。在那个充满“红色恐怖”的年代，心底善良、生性懦弱的女友L，怎么受得了这样的精神刺激。她不得不与我“划清界限”，潸然分手。我对她虽能理解，但内心却十分痛苦。在那个严酷无情的阶级斗争时期，爱情是那样的苍白脆弱。

　　此消息引起第二个反映强烈的是邻近二十一连的二十二连连长李学彬。他得知我下放二十一连队“审查”的消息后，欣喜若狂。在他看来，我是他钓到的一条大鱼，可谓是俎上肉了。李学彬带着专案组人员专程到五营营部，要求立即将我押回原连队审查批斗。

　　我得知李学彬的企图后心都凉了。我想，这下完了！羊入虎口，不由自主地想起刘华兴、周晓峰等同学挨整的惨状，禁不住不寒而栗，但是又能怎么办呢？于是，心里作好“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思想准备，等待李学彬来押我回原连队审查批斗。

　　意外的是，当时的五营政治教导员汝照九没有同意李学彬的要求。事后才知道是我曾经帮助过文秘工作的二十四团宣传股股长袁挺夫（前五营教导员），给汝照九教导员打了招呼，暗中帮忙，才挡了李学彬的驾。否则的话，我如被李学彬揪到二十二连去审查批斗，那就惨了。

　　更幸运的是二十一连政治指导员张凤娣是我在学生时代就熟悉的常州老乡。她明里监督我，暗中保护我，不仅没有组织批斗我，还将我安排到三排一班劳动，特地关照女排长钱亚娥照顾我。商寿坤、刘南华两位负责监管我的知青，后来也成了“处处关照”我的知心朋友。他们向上面反映情况时，说我“不像反革命分子”。

　　记得炎夏酷暑的一天，农场由刺槐树构成的防风林带一丝不动，闷热高温达摄氏41度，一望无际的茫茫棉花大田里温度更高，棉蚜虫全躲在棉叶下，这恰是治虫的最佳时机。午饭后，连队广播喇叭催促大家下田治虫，我赶紧身背10公斤重的喷雾式农药桶，跟随大家一起来到热得象大蒸笼似的棉花地，未料一桶农药没喷完就晕倒在棉田里。当我在病床上苏醒过来后才知道，我因高温中暑，加上农药中毒而昏迷，幸亏商寿坤、刘南华等知青及时发现，将我背着急送到营部卫生所抢救，这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事后，刘南华对我说：“假如当真是反革命，我们就不敢那么起劲地救你了。”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议内容之一，就是身为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操纵者遭到清洗。更具讽刺性的是“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也成了“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由于深挖“五一六”，大搞逼供信，各地专案组负责人被咬为 “五一六”分子的事屡有发生，“五一六”分子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挖越多，数以百万计。如此扑朔迷离、混乱不堪的清查运动，最终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左”得不能再左的二十二连连长李学彬，从蓄意整知青开始，到残酷迫害知青，最后发展到利用职权，霸占女知青，终被撤职查办，不久患病抑郁而死。

　　我在二十一连边干农活，边接受“审查”，长达十个月之久。直到一九七一年春，二十四团宣传股袁挺夫股长通知我，我的“五一六”问题已查清，排除嫌疑，二十四团政治处已任命我为宣传股干事（副连职），才正式解脱“审查”，开启新的人生旅程……

　　1975年5月，中央决定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建制，恢复国营南通农场体制时，我从二十四团组织股副股长（副营职），兼共青团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岗位上，转任国营南通农场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农场团委书记兼场部直属单位党总支副书记。

　　常州市公安局来招警的政治处警官严洪坤对我的履历和文秘特长比较满意，当他知道我不愿当警察的想法后，与农场领导一起做我的思想开导工作。他在临离农场时再一次找我谈话，要求我“须纠正对警察职业的偏见，作为共产党员应当服从组织安排”。并告诉我说，常州市公安局领导将亲自找我谈话，要求我按《通知》准时到常州市公安局政治处报到。

　　去，还是不去？我处在了两难的选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