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珂瑜

　　小说《大风刮来的妈妈》围绕一对母女的相认展开叙事。在题材书写上，传统的“救母”主题在此被摘去温情的面纱，对母女关系进行了颠覆性书写。母亲在缺席女儿人生三十余年后，带着不为人知的目的前来相认，而作为女儿的“我”则一边怀疑、不适甚至反感于母亲的出现，一边又怀着怜悯和对母爱隐秘的向往与之亲近，并在最后关头理智地选择脱身。相较于理想状态下的大团圆叙事，《大风刮来的妈妈》更具有现实的颗粒感。作者置身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语境，将女性自我生存的现实问题，与女性群体内部的代际关系及认同问题曲折地呈现了出来。但遗憾的是，由于叙事上的不足，小说对于现实的丰富思考在文本的传递过程中遭遇了信息的折叠。

　　故事的发生带有浓重的西部色彩，这与作家的精神故乡有关。甘肃地区的人情风物为作家的思考提供了文化根柢。戈壁、黄沙等西部意象和粗砺的地方语表达为小说提供了表层的西部气质。而在更深层的意味上，相对于“东部”（中部）而存在“西部”，在文化表达上往往具有“反文明”特征和边缘属性。从文本向内看，小说中“我”的母亲由于常年生活在偏远落后的戈壁滩，其发展出的生命气质就带有明显的“西部性”特征。她所表现出的野蛮、暴力与蒙昧，和在粗鲁的厮打、谩骂中爆发的原始生命力的冲动与愤怒，都将她从文明的世界驱逐出来。在母亲的认知里，获得尊严的方式在于暴力取胜，在于“打赢”之后才不会被人看笑话。而“我”，一个四十一岁仍保持叛逆的女青年，尽管也是在“小地方”长大，但在文明上已经向现代靠拢。“我”用物质上的“贫”和尊严、底线、人格等精神上的“穷”区分自己和母亲，拒斥恶习满满的民风，并在预感到危险后果断地脱身自保。在“我”的选择中，“自我”被摆放到一个突出的位置——事实上，母亲和“我”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

　　但是，由于文化语境的改变，相较于母亲，“我”更容易获得来自作者和读者的认同。在现代文明占领高地的时代，我们事实上已成为同一种知识结构下的人。在认识活动中，读者和文中的“我”具有相似的“前见”，前现代的内容則成为个体的认知领域中的“他者”，在阅读中被自动识别为不可言说的原始人性之“恶”。经济学视域下对“东部”和“西部”的区分在此被赋予文化喻指上的认同，作者借“我”之口对原始的被驯化与文明的转化表达了青睐。小说中存在两组经济上的中心和边缘的地域对照，分别是“小地方”海棠街与省城，以及母亲生活的戈壁滩沙滩村——这个“被世界遗弃的部落”与“我”所在的街道。三个地点象征三种不同的文化类型，而“我”则代表着一个当下的普遍选择。

　　因此，无论母亲如何作自我的辩白，站在“我”的立场，其在幼年时的抛弃和此时的欺骗与利用，对“我”的伤害是无疑的，理应在人性和文化上承受批判。但是，“我”在危难关头的独自脱身和最终舍弃，以及对于母亲直白的憎恶，又未尝不是另一种野蛮与人性恶的显现。对于道德家来说，这种指责是冒犯的，因此往往讳谈，或者只是感慨于是非黑白界限的不确定性，然后态度暧昧地将问题放走。显然，作者在对“我”和母亲进行形象塑造时，也未能坚守住“价值中立”的立场。这就在人道主义的层面上失之偏颇。应当承认，所谓的现代和前现代，在形而上层面的区分是很混沌的，甚至这种区分本身就是一种“前现代”。而所谓的知识结构上的区分在本质上不过是在强调惯用语词的差别。可能存在的争论提醒我们：在阅读时，要警惕由不够成熟的叙事方式所造成的价值迷障，避免被作者牵着鼻子走，要在细读中使文本信息得到公正而充分的阐释。

　　中国当代文学中存在大量有关乡土文明的书写，创作者们习惯从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中展开文化批判。但在《大风吹来的妈妈》中，这种二元式结构只是文本所透露出的一部分信息，是情节冲突的需要和人物塑造的背景。文明演进过程中，母亲和女儿在个体认知和人生选择上的对抗和冲突，才是本文所着重呈现的内容。小说在文化层面将“我”和母亲作了明显的区分，目的就是为了使文中的母女关系在尖锐的冲突中更具现实的缩影性，使“母女关系”成为洞见女性群体物质和精神生存的一个单位，从而引发女性主义的思考。

　　从同一性的角度来看，尽管“我”在价值观上实现了对母亲的现代性超越，但无可否认，母女二人正遭遇相似的困境。物质的难以获得和来自生存共同体的凝视成为女性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两大难题。“我”和母亲作为情感对抗的双方，其遭遇的共同性，事实上指向了对女性群体困境的隐喻。性别议题的加入将使得对文化的批判和人性“恶”的讨论不再隔靴搔痒。在小说的母女关系书写中，文明的对立作为一种结构性要素，被统一在一个大的父权谎言之下。“我”和母亲的隔膜不在于是否摆脱了落后文明的形塑，反而是一种稳固的文化结构导致了彼此的敌对。“我”受够了小地方的保守观念，也不堪忍受物质生活的重担，“我”将对生活的敌意宣泄在对母亲的生存法则的攻击之上，仿佛这样就能在与父权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然而结局不过是情感上的两败俱伤。群体的困境若不能解除，“我”和母亲割席的行为将永远徒劳。在小说最后，母亲回到了戈壁滩，失去联络，而“我”则依托闺蜜的关系进入省城谋生，告别秩序稳定的熟人社会，“省城非常大，足够我藏起自己小小的忧伤”。城市赋予文化以变动的可能。于是，站在女性主义而非传统的文化批判的立场上，小说才表达了对于“东部”文明的认同，并将其指认为女性生存的一种可能的出路。

　　如果说“我”的“出走”是有希望的新开始，那被隔在戈壁滩的母亲的未来又将如何。在小说中，“我”和母亲的关系大多处在斗争的紧张状态，这种斗争不能被斥为无理的，却也并非全然合理。在呈现女性群体内部的代际冲突时，文本在尕姑姑对母亲的评价、同村人对母亲的态度、母亲的辩白以及“我”基于童年经历对母亲的想象等多处形成对抗性的对话关系，这种对话性与主人公行为的游移相伴产生，带来叙事节奏的暂缓。这是信息反思的时间。在此过程中，“我”和母亲的形象变得难以认知，而毫无疑问的是，在彼此充分交流之前，女性之间的互相诘难已经占据了上风。母亲的利用以及“我”所回击的暴力，缩影出女性所遭遇的来自群体内部的困境。“女性是一种处境。”在“女性”及其他的二元区分中，上野千鹤子抽象出了“女性”的社会性别本质。理论的提炼建基于普遍的历史分析结果，而线性的时间则统摄着“女性”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不同的社会性别特征。不同处境之间如果无法做到历史地辨认，就必然会造成隔膜，在对彼此女性身份的盲视中展开攻讦，从而使困境自群体内部产生。正如“我”和母亲。在这种敌对机制下，来自女性群体内部的失败者层出不穷，但真正的胜利者却从未产生。母亲没有从生活中获救，而“我”在摆脱母亲之后也并未获得真正的心灵解脱。尽管“我”幸运地获得了闺蜜，她成为“我”生活中的女性伙伴，和“我”达成了处境内的联盟，但仍不能彻底解开“我”的心结，“我”和母亲的分裂依旧不可挽回。由此，小说揭开了女性主义实践在女性群体内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借助对母女关系的书写完成了女性主义立场下的深刻表达。

　　此外，小说对母女关系的建构区别于母子、父子的关系模型。在文中，小岗（男性身份）可以因为亲生母亲的到来就将抚养自己二十余年的继母驱赶出去，但“我”却无法接受在三十多年后突然出现的母亲。作者可能意识到，母女关系的模型难以从父子等其他亲缘关系的理解中对称出来，于是产生了这组隐秘的关系对照，使得小说中母女书写更具有本体上的价值，从而能有效地参与到性别议题的讨论中去。

　　总体来看，《大风刮来的妈妈》是作者刘梅花“奢华张扬的内心世界” 的又一次文学实践。细读文本，小说对母女关系的书写旨诣丰富，既有向外的锋芒，又有向内的关切，具有文学史和女性主义思想史的双重价值。但是，针对本文的创作而言，作家如何运用语言将生活资料处理得更加准确，如何使思想的传达变得更加深刻有效，以及如何打造出在内容和主旨上更具整一性的文本，让自身成为一个更会讲故事的人，是来自批评者的期待。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