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卓菁

　　《大风刮来的妈妈》文如其名，是一个关于妈妈与女儿的故事。在凌厉大风中被刮来的妈妈是孱弱而看不懂的，也是毫无征兆地出现在女儿世界里的。四十一岁的“我”在自己经营的书店一隅独自生活，突然而至的妈妈推开了这扇安静的大门，目的也很明确，希望“我”可以帮助她在重组家庭中争夺财产份额。血浓于水的母女关系本应十分亲密，然而三十多年前的抛弃与母女关系的长久空缺让两人实则离得很远。

　　这种本应亲密但实则疏远的关系还体现在结构上。叙述者“我”以第一人称把控着文本，本可以在“我”的心理空间内并不费力地游走，然而，“我”总是与接受者忽近忽远，甚至有时以局外人的视点俯瞰着事件的发生。面对“我”所遭遇的创伤，叙述者的叙述话语是粗线条的，笔调平静淡漠，好似创伤后的解离状态——“我”必须先将自己抽离出爱恨纠葛的母女关系，才能以旁观者的角度反观妈妈的生存状态，去叩问她究竟是谁。“我”对妈妈是怜悯的，也想尽“我”所能帮助她，初次相见“我”便注意到妈妈粗糙的手指和手掌上厚厚的老茧，踩着不合脚的鞋子在家里穿梭，“像一只被遗弃的小狗”，即便“我”无法从妈妈看“我”的眼神中感知到怜悯与爱惜，在面对妈妈內心的酸楚与创伤时，“我”的捕捉依旧更为细腻。随妈妈到了村子后，妈妈先将“我”领去了邻居老妇人家，介绍时将“我”的身份定位为尚未婚配的娘家侄女，有暗示作媒给老妇人儿子之意。在这里，“我”之于妈妈是物件、是资产、是帮手，却唯独不是女儿。于是，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坚定选择了逃离，即便知晓妈妈此刻正在遭遇暴力。

　　不难发现，小说中“我”对创伤的处理是独特的。三十多年前，妈妈的突然离去是一种创伤；三十多年间，未正面书写的爷爷奶奶的去世是一种创伤；三十多年后，妈妈的忽然而至也是一种创伤。于“我”而言，“妈妈”一词连带的创伤具有无法回避的侵入性，在无法自洽之前，“我”没有选择透支自己去救赎妈妈。这种创伤后的重建似乎是对传统“牺牲自我拯救他人”叙事的一种冒犯，因而初看之下或许会让部分接受者感到失望——这不是一个拯救妈妈的故事，而仅仅是一个救赎自我的故事。“我”自幼父亲离世，由爷爷奶奶抚育长大，即便“我”努力回想关于妈妈的一切，却只能想起厚雪里跋涉将“我”背到学校的爷爷，跪在田野劳作为“我”攒钱的奶奶。父母亲角色由爷爷奶奶代替，而这个大风刮来的妈妈也就显得多余。妈妈并没有在孩子需要的时候承担起母亲的义务，却在孩子长大后扮演起了弱者，渴求孩子拯救她于水火。“爷爷奶奶在手心里把我捧大，可不是为了给妈妈当牺牲品”，“我”在意识到“母爱”已然不可能拥有后，决然拒绝了这种角色倒置的有毒亲子关系，创伤伤害已经形成，但创伤主体却可以采取有立场的自主保护。

　　“我”称自己是胆小怯懦而无情的，细究之下，读者却又不难察觉这样叙事的不可靠之处。其一，“我”拒绝着牺牲，但还是轻易相信了妈妈的话，跟随她去了村里，花光了所有的积蓄，直至亲眼望见妈妈的穷是“尊严、底线、人格”都破碎一地后，才宣布了冒险的失败，“我”自己承担了后果，不再与妈妈纠葛。其二，“我”回家后依旧无端忆及妈妈的可怜和无助，创伤如噩梦重复出现不断闪回，这一切都表明创伤并未就此终结，“我”在倍感挣扎之下从尕姑姑处询问自己的身世：大风刮来的妈妈不是亲妈，“我”是爷爷奶奶抱来的。作者在此处给予了人物片刻的温情，让“我”的几许不忍有了安放之处。

　　作为创伤书写，作者主要是通过风景意象的陌生化、时序的分裂和非线性的情节等方面来凸显“我”心灵的混沌、解离，以此来强调“我”与妈妈在时间和情感上的巨大鸿沟。在创伤性情景再现和过往经验被破坏之中，“我”不断重新组织内在自我和新的现实相连，为人生注入新的势能。

　　“告别昨日，往事随风”，小说结尾的抒情带有强烈的作者意志，不需要煽情创伤的悲痛，也不必等待创伤的愈合，就写一场关乎个人的完整的创伤经验，这似乎是作者想要传达的。倘若从所谓更宏大的视野来看此类创伤书写，或许应当关注的是：经由理性反思后，如何将一场碎片记忆里的个人创伤转化为一种公共性的文化创伤？比如文本中始终缺席的母爱，究竟是个体的无能为力，还是那个时代爱本身就无法被习得？这个创伤多大程度上是个体的，多大程度上是结构性的？单从文本出发，我们或许无法得知作者是有意为之，还是确有忽略，然而在这里或许并不重要，小说传达的承认创伤未完全愈合、不与创伤纠缠、继续向前走的意义已然让个体创伤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弥合，而看似单薄的个人性的碎片体验里同样蕴藏着巨大的情感共鸣，这也恰好是小说留给现实历史的反思空间。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