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斌峰

　　1

　　“看啊，大灯泡！好大的灯泡啊——”似乎总有一个伢子欣喜的叫喊声，从三十多年前的和悦洲上传来，随之而来的还有他狂奔在青石板路面上的脚步声。于是，天上闪烁的星星猛地将大关口码头上一盏硕大的灯泡点亮。那大灯泡就像通红的小太阳，把整个沙洲都照亮了，连长街马头墙上的蜗牛都清晰可见。可那个伢子却模糊成一团，分不清是男伢还是女伢——这怨不得我，这是我穿越在多年的梦里，怎么能看得清呢？但我记得那时的洲上，有人期盼着一盏人造小太阳从码头上升起。

　　和悦洲是一个四水环绕的小洲，洲头西风，洲尾流水。洲上是渔民、码头工和手艺人的群聚地，在明清时颇为繁华，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将各种职业的人组织起来，成立了渔业社、铁木社、供销社，后来又建成盐业公司、船运公司。洲上挤着长街短巷，青苔打滑的青石板路面、高高挑起的红灯笼、天主教堂哑了的钟声、码头上来来往往的驳船，就跟单调而深刻的木版画似的。那些造船的、捕鱼的、剃头的、照相的、翻酱缸的、挑牙虫的，影影绰绰，仿佛从古到今一直在上演皮影戏。洲上并不黑，日头几乎每天都会光顾，驱开满江的晨雾，明亮地挂在天上，直到黄昏才坠入江里。一到夜晚，天上和江里会出现月亮和星星，它们在天上把薄纱般的光投下来，在江里被江水越洗越白。街上家家户户早已把落满灰尘的煤油灯挂在墙上，点起零零星星的小灯泡，就跟秋风中的橘园似的——可还是有人期待和悦洲能有一盏太阳那样的大灯泡亮起。

　　少女花儿就是这么想的。那时的她怕黑，一到晚上就不敢轻易出门，觉得和悦洲的夜晚太黑了，黑得彻底，黑得让她毫不怀疑鬼怪的存在——她可能是听多了洲上阿婆们说的鬼怪故事，也可能是担心水鬼从江里爬上岸吧。街巷里黑影幢幢，原本有昏暗的路灯，被伢子们用弹弓打碎了，那些半大的少年玩着我们曾经玩过的游戏，跟讨人嫌的小马蜂一样在街上成群结队地游走，习惯于给洲上带来黑暗与血——爱干净的花儿怕黑是有些道理的。

　　那些年，我常常听见花儿站在和悦洲阁楼的晨光里，朗读初中语文课本上的诗歌：“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她的普通话并不标准，让人怀疑她故意把舌头卷成了麻花。我知道她一心想成为洲广播站的播音员。洲上好多地方挂着喇叭，尤以码头上的那个铁家伙位置最高，声音最大。每天早晨和黄昏，洲广播站的播音声就会准时响起，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之后，播报起洲上新闻，然后就是流行歌曲如水泻来，仿佛洲上养了无数鹦鹉和夜莺——花儿就是想成为那种学舌的鸟儿。据说，她家的阁楼就像洲中学化学实验室，摆放着好多玻璃器皿，那是有人在灯泡厂为她吹拉出来的，那些奇形怪状的器物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幽幽的光。洲上男伢只能在阁楼附近偷窥，打着尖利的口哨，很少能上去拜访那间神秘的阁楼。當然，关于花儿的阁楼，有可能是我的想象。我们往往会对记忆进行修枝剪叶，会用现在的东西对记忆进行篡改，这就是修辞。我只能保证花儿当时真的想当播音员。

　　那时，我是洲上由青皮们组成的大江帮帮主。我很忙，忙着跟兄弟们喝酒，忙着率领兄弟们跟洲外的人打架。除了邮递员，我不欢迎任何来洲上的人。有一次，从轮渡上下来数个穿着时髦的年轻男人，据说是城里剧团的武生，他们在大关口码头上踢脚腾身翻跟头，身板挺直，动作灵活，欢突得像一群兔子，引得洲人噢噢叫好——就连文静的花儿也藏在人群中鼓起掌来。我看得心气浮躁，打了个唿哨，带着兄弟们冲了上去。那些人动作花哨却不经打，在我们乱舞的拳脚下就趴窝挂彩了。有人破了头，有人肿了眼，有人哀号，有人愣愣地看着身上的血，被自己身上流出的红色液体吓住了。我一脚踩住一人的背，点燃一支烟喊：“和悦洲岂是你们显摆的地儿？都给老子滚！以后再上洲来，老子见一回打一回——”说着一脚踹得那人滚了三圈儿。那些人便接二连三地爬起，相互搀扶着跑回轮渡了。我听见江水哗哗响，听见汽笛呜呜叫，像是在为我鼓掌，便大笑起来。洲人对我评价不一，有人说我小时候吃过朱砂，就是个易怒易爆的混球儿。也有人说我像真正的男人，有个婆姨曾指点着她纤瘦文弱的儿子骂：“你看看人家光头，哪像你整天病恹恹迷瞪瞪丢人现眼！”——这也怨不得我，早年间，洲上设过盐务督销局，管着沿江数省的盐务，盐船穿梭，五方杂处。我们的祖辈就曾以籍贯结帮，什么两湖帮、泾阳帮、金斗帮，为争抢码头大打出手——那些祖辈未必跟我一样吃过朱砂，闯码头只是流传在我们身上的血性。

　　那个被母亲责骂的文弱之人叫卫东，他瘦瘦高高的，戴着眼镜，举止文绉绉的，不像是洲上土生土长的人。他跟花儿不一样——花儿的母亲虽然是洲上人，但父亲是从洲外来的老师——他的父亲是壮实的码头搬运工，如此，他在我们中间就显得有些格色，像是误入狼群的羊了。他从不跟我们一起去芦苇荡里捉野水鸭，从不参与我们喝酒打架行动，只跟来往洲上的邮递员亲近。每每邮递员骑着绿色自行车而来时，他就会迎上去，怯生生地打招呼。邮递员偶尔会甩给他一封信，就跟给鸽子投食似的。我们知道那是退稿信，据说他总是写诗投向天南海北，但一直颗粒无收。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怕黑，只听他喃喃说过：“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话就跟梦话似的，谁能听得懂？

　　我不怕黑，喜欢夜气在洲上萦来绕去。我怀疑有人想在码头上挂起一盏光芒四射的大灯泡，是洲上的灯泡厂惹出来的。

　　2

　　光明灯泡厂就在东街上，那儿原本是残垣断壁的荒地，有人说是清朝盐务督销局的旧址，也有人说是旧时太平洋澡堂的废墟，但无论曾经是什么，都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砌上围墙，建起了灯泡厂。那只是街道小厂，却成了学业荒废、惹是生非的洲上青皮们的安身地。

　　我和花儿、卫东初中一毕业就被招进厂里，成了集体工。我是注汞工，整日用手动注射器把汞水注入灯泡里，跟有毒的汞蒸气打着交道。卫东是吹泡工，在八卦炉前给高温下的玻璃拉管吹泡，做成白炽灯的玻壳。花儿是焊锡工，她手儿灵巧，总用焊泥把抽成真空的灯泡和铁皮灯头焊接起来，干的是封口的活儿。我们穿着翻毛劳保皮鞋，走在巴掌大的厂里，胶鞋底踩得细碎的玻璃渣嚓嚓响，就跟脚下长着一张张小嘴似的——那些玻璃渣在日光下闪着白光，即便在燠热的夏天，我都以为那是光明灯泡厂里久积未融的雪堆。

　　在那青葱的时光里，我没把工作当回事，白天顶着大光头趿拉着拖鞋，从家里出发，悠然踱过半条街，走进灯泡厂。我打小就是没心没肺、天不怕地不怕的主儿。我会家传的拳法，上学时就曾以左侧踢的方式，踢得体育老师捂着小腹蹲在地上，因此灯泡厂厂长是有些忌惮我的。我上班时心不在焉地给灯泡注汞，就跟赤脚医生给病人打针似的，无所事事时就越过车间的玻璃门，眺望焊锡工花儿的丹凤眼。她穿着牛仔裤，用蓝工帽绾住长头发，身影瘦削娇弱，就像出水的莲。她的手很神奇，翠绿的焊泥会在她白嫩的手指下变成红黄色，就跟煮熟的螃蟹一样——那种场景没法不让我入迷。我想我是喜歡上花儿了，那个洲中学老师和供销社营业员的女儿不知什么时候就从黄毛丫头变成俏女子了。我觉得奇怪，也很想知道：她那么瘦，为什么胸脯总是鼓鼓的，惹得人眼馋心热？我常在梦里和她相亲相爱。我曾梦见早晨的江边，淡淡的雾气弥漫。花儿蹲在水边的台阶上，梳洗着长头发。江里，一条条小鱼游过来，咬着她的发梢，调皮地荡着秋千儿。忽的，她脱去衣裙，身子白花花一片，而胸前竟然藏着两只圆圆的大灯泡。我很惊讶，没想到她竟然偷了厂里的产品。我很激动，从未见过那样的白。我看不真切，急步走上前，她却变成一条大鱼游进江里去了。我醒过来，就自慰了。我想我弄脏了一些东西，我得藏住这个秘密。此后，走在街上，我会左顾右盼，一见花儿就嚣张地迎上去。我也多了一份警觉，警惕疑似情敌的出现。洲中学的物理老师有些年轻轻狂，有些日子像蜜蜂一样在花儿身边飞来飞去。我就骑着自行车，突然拦住那个男老师的去路，斜跨在车上，抱着肩膀，一声不吭地盯着他，眼里伸出小兽的爪子。男老师愣了半晌，推推鼻梁上的眼镜，脚步发虚地转身走了，从此再也没找过花儿。

　　而每到夜晚，总有一条人影在洲上游来荡去，最后都会飘到野鸭宕废弃的木船上，磕磕绊绊地弹起吉他，唱起当时的流行歌曲《星星点灯》，弄出跟街上棉花店相似的动静来——他就是卫东，洲人说他写诗写魔怔了。他似乎想跟我套近乎，有一次局促地递给我一张方格稿纸说：“光头，要不要看我写的诗呀？”我瞥了一眼，只见纸上写着：“沙与盐，在江里融化/ 洲是穿过大江的流云/ 消失而去”——我生气了，谁都知道和悦洲是由江沙堆积而起的，正在随着江水的冲刷此消彼长，正在随着盐务的衰落而落寞，可他怎敢说沙洲就要融化掉呢？这不是对和悦洲的诅咒吗？我气得撕碎那张方格稿纸，把碎片扔在他的脸上，抛下发傻的他扬长而去。那些夜晚，沙洲在月光下睡去，连芦苇都静了下来，只有叫春的猫如同婴儿哭泣般叫着。夜半躁动得睡不着的我，偶尔会跟着他，看他的身影飘动，觉得他在梦游。其实，他早就走火入魔了，自从中考败北总在考试的噩梦里，被一道数学题急醒——他人在洲上，魂却飘走了，也许飘到合肥市宿州路九号那个有着诗歌的地方去了。可他上班是认真的，技术也挺好，还用玻璃吹些花瓶、碗盘、酒杯送给左邻右舍，多多少少获得了街坊的宽谅和称赞，人缘渐渐好了起来——洲人历来是佩服有一技之长的人的。

　　那个夏天，我警觉地发现卫东跟花儿好上了。那时，花儿家买了洲上第一台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都播放香港武打片，比如《霍元甲》《上海滩》《精武门》什么的，惹得街上的伢子都往她家跑。那些爱撒谎的伢子嘴巴甜得像抹了蜜，见到花儿就姐啊姐的叫得欢。可花儿却显得三心二意，一听到口哨声，就会从高朋满座的家里溜出，走向江边苇林。要不了多久，卫东就会从街头巷尾钻出，亦步亦趋地跟着她前行。他俩一前一后躲进疯长的芦苇荡里，就不见人影了，只惊得野水鸭嘎嘎直叫唤。他俩一坐就会坐上很久，仿佛要把和悦洲的黑夜坐穿——我觉得奇怪，那时的花儿为什么不怕黑了呢？

　　我开始不动声色地窥探着卫东和花儿，心里像有一群黑蚂蚁爬来爬去，又痒又酸。如若卫东不是洲上人，如若他妈不是把我们接到洲上的接生婆，我早就对他动手了。我忍着乱蹿的火气，但不保证有一天会把他抛到江里喂鱼——他应该是洲上唯一的旱鸭子。可洲人就跟没有发现他俩诡秘的行踪一样，任凭他俩夜坐芦苇荡，让我怀疑他俩的夜行只是我的想象或梦境。可作为船老大的后人，我知道和悦洲畔的江水，貌似平静，却暗藏着汹涌。

　　3

　　我没想到卫东是那么异想天开，要带着洲人一起做梦。

　　有一天，从不跟人喝酒的卫东把灯泡厂的青工拉到小酒馆里喝酒，在醉意八分时立起身，结结巴巴地说：“咱们一起造个小太阳，永远挂在码头上！”

　　人造小太阳其实就是1000瓦以上的长弧氙灯，我们厂只能生产100瓦以下、15瓦以上的白炽灯，可他竟然想做个长弧氙灯给和悦洲带来光明。

　　卫东说完就垂下目光，不敢看满座的青工，显然担心他的想法会遭到嘲笑。

　　屋内顿时安静下来，青工们面面相觑地互望着，像是听到鱼说话了。

　　半晌，卫东慢慢抬起头，又一字一顿地说了一遍，眼神坚定地扫过一张张脸。

　　一青工猛地以掌拍桌，大笑：“好！我早就觉得洲上的夜里太黑，是该在大关口码头挂一盏人造小太阳了！”

　　那一掌像是把水面拍出了水花，青工们雕塑般活了过来，晃着脑袋里的酒精，欢欣鼓舞起来。

　　有人两颊酡红：“好好，小太阳不就是大电灯泡吗，有啥难做的？”

　　有人醉眼朦胧：“咱们一定得造出小太阳，让洲上老辈人集体自卑！”

　　有人模仿厂长的口气说：“要是能造出人造小太阳，那咱们厂……就能闯出亚洲，走向世界了！”

　　……

　　卫东涨红了脸，挺直瘦长的身子，眼睛发亮地微笑起来。

　　我这才发现他穿着崭新的蓝色西装，看来他对这场聚酒是蓄谋已久而又郑重其事的。

　　青工们打了鸡血似的，又咋咋呼呼地碰起杯来，将酒气和荷尔蒙气息混杂着铺染开来。

　　没人征求我的意见，我有种被冷落的感觉，不说话，心里不是滋味。

　　我知道卫东只是想为怕黑的花儿带来些许亮光。更让我不快的是：当他笨拙地邀请青工聚酒时，我本想看他的笑话，以为他不会请动几个人，没想到他请动了那么多人，而且他的妄想竟然得到了青工们的呼应——难道洲人真的怕黑？难道洲人从相信力气变得轻信做梦了？那个时节，我已隐隐感觉到有一股风从洲外吹来。比如，有个外乡人把船泊在码头上，在甲板上挂起五颜六色的小灯泡，跟城里的舞厅一样，张罗着要洲人去船上跳舞。我本想率领帮内的兄弟把那个水上舞厅砸了，可有兄弟犹豫地说那也算是给洲人弄了个找乐子的场所，还是暂且留着它吧。还有个兄弟不声不响地去了一个叫海南的岛，据说那里是淘金地——那一股股风吹来，让沙洲如同漂在江里的木船有些摇晃了。

　　我忍着没有嘲弄卫东，感觉自己有些心虚了。

　　随后，青工们醉步趔趄，勾肩搭背走到码头上，仰起脸对着天上的星星指指点点。在他们的想象中，一个硕大的灯泡恍若朝阳正在冉冉升起，将万道光芒照射下来，照亮了码头，照亮了江面，照亮了整个和悦洲。他们因为自己的想象而激动起来，口齿不清地高吼：“向前，向前，向前，咱们的队伍向太阳。”——那喊声跟洲上的狗叫此起彼伏，把江水都惊醒了。

　　制造人造小太阳的计划开始了。卫东是认真的，他在八卦炉前，汗流浃背地吹起一个又一个大灯泡玻壳，却总不满意，似乎要一直吹下去。青工们仿佛患上了狂热病，那些往常无所事事的家伙整天围着他转，研究起长弧氙灯的制作工艺，让光明灯泡厂一时呈现出红火景象来。只有那个叫大丫的装钩工，每天不急不躁，自顾自干着把钨丝挂上白炽灯铜丝钩的活儿。她长得很丰满，大辫子甩来甩去。她对人造小太阳毫无兴趣，只是警惕着青年男工趁其不备摸她的臀部。只要一只手悄悄袭来，她就会咯咯地笑，扭动腰肢灵活地躲闪，把车间弄得跟夏夜蛙声四起的池塘似的。我不为所动，暗中观察着他们的行动，看见那些大灯泡玻壳，就想用拳头砸下去。那个念头让我莫名兴奋，我把拳头捏了又捏，可没敢下手——我所能做的，也许只有祝福卫东将大灯泡玻壳天荒地老地吹下去。

　　那天晚上，卫东又坐在野鸭宕的旧木船上弹吉他。我钻过来，悄无声息地望着他。

　　他没搭理我，把吉他弹得乱成了月光。

　　我抽了三支烟，突然说：“你说，能造出人造小太阳吗？”

　　他停下彈拨，揉着被吉他弦勒得生疼的手指，轻笑：“其实，我没信心……可是，咱们得做点啥，是不？”

　　我直盯着他：“是吗？”

　　他沉默片刻：“做人得有理想吧？”

　　我讥笑：“切，你不就是为了花儿怕黑，才生出造小太阳的妄想吗？”

　　他一脸迷怔：“是……也不是……洲上一到夜里，太黑了。我总觉得和悦洲躲在黑咕隆咚的镜子后面……码头上如果能挂起人造小太阳，那不是为洲人造福吗？”

　　我冷笑：“你怎么可能会制造出小太阳！”

　　他沉默了，用手摸着乱乱的头发，定定地看着我的大脑袋。

　　我忽然怀疑自己的光头，在他的眼里就是大灯泡，只是少了一根能够发亮的钨丝。

　　他轻声地自言自语：“我吹的那些大玻壳不是挺好的吗，为啥不能做成小太阳？”

　　我被问住了，没说话。

　　他站起身，拍拍屁股，抱着吉他悄无声息地走去，慢慢消失在夜色里。

　　我愣愣地看着他的背影，听见他的歌声传来：“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家门，让迷失的伢子找到来时的路……”

　　天上的月亮，似乎跟着他的歌声飘去。

　　4

　　那些日子，花儿站在晨光中的阁楼上，不再朗诵课文，而背诵起一首与橡树有关的诗：“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我以为那是卫东写给她的情诗，曾拦住她问：“你背诵的是啥鸟诗啊！咱们洲上有橡树吗？”她笑，说：“那是一个叫舒婷的诗人写的。”我转动眼珠又问：“那你说卫东能成为鸟诗人吗？”花儿仰起脸若有所思：“也许吧，那个叫舒婷的女诗人，也是从灯泡厂出来的哦。”显然她被卫东带坏了，我气恼得扭头跑开——那些日子，我不知道卫东还写不写诗，只发现他夜游的频次越来越稀了。

　　制造小太阳的计划继续进行着，成了洲上最大的新闻，洲人兴奋地议论着，快赶上大水将至的水讯了。光明灯泡厂厂长很支持这个伟大的计划，他向全厂工人发起动员，说要打一场歼灭战。可花儿的母亲、那个供销社卖油盐酱醋的妇人并不乐意这事儿。她在某天黄昏，坐在码头上拍着大腿骂：“人造小太阳？你们都在发梦哟！你个死丫头、痴女子，跟着他们瞎起啥哄，老娘打死你！”花儿躲在自家的阁楼上嘤嘤哭泣。洲人兴高采烈地听着，就像在看一场戏。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花儿不知从哪儿得知，要制造小太阳就得用银焊。于是她从家里偷出好几块银元，做成了焊泥。那银元是她祖上传下来的，却被花儿熔成泥了，她妈能不心疼吗？我也心疼，为一个场景心疼：在四面漏风的车间里，一个少女在聚精会神地熔着锃亮的银元，一滴滴银的焊泥不时飞落，把少女的小手烫出了泡泡——那些泡泡似乎在我心里卟卟炸响着。而我能感觉到卫东越来越神气活现了，他像长颈鹅昂着头，在街面上接受着洲人热情的目光，在车间里指手划脚地指挥着青工，就连大江帮的兄弟都开始请他喝酒了，风头似乎正直逼一帮之主的我。他的存在不只是让我和花儿的爱情无望，而且危及我在青皮中的地位了。我想：无论如何，我得向他出手了。

　　我没有精心盘算那出手的计划，只是决定时间是阳光明媚的白昼、地点是大关口码头、人物是我和卫东两人、观众若干。我必须在光天化日之下，以一己之力把他打倒在地，不伤其要害，而让他举手讨饶在洲人面前出丑。那应该是狼与兔之间毫无悬念的游戏，我胜券在握，想想卫东跪地求饶的狼狈模样，心里就乐开了花。

　　这天，天气如我所愿，日头挂在空中，照得江水宛若一条鳞片闪闪的大鱼。大关口码头上，轮渡鸣响汽笛迎来送往，人流鱼群般聚散。我叼着烟站在码头上等待卫东出场，目光不时飞向花儿家的阁楼。那里有足够的视野能看清码头上即将上演的大戏，而花儿也如我所愿地正站在阁楼上练习绕口令——这真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卫东走来时，眼睛发亮，昂着头看向码头上的天空——不知他是在斜睨众生，还是在他眼里码头上已经有了一个虚拟的人造小太阳。但他脸上有着倦容，步态飘摇，仍像在梦游。他比我高半个头，我只有等他走下台阶时，才能找到居高临下的角度。我像猎犬似的警觉地竖起耳朵，耐心地等着他越走越低。

　　一步，两步，三步……我猛地大喊一声：“卫东，站住！”

　　他一愣，转身仰起头看向我：“光头，有事吗？”

　　我伸出手指点戳着他的额头：“你小子近些日子有些狂嘛！”

　　他向后挪了挪身子，发慌的眼神从我脸上移开：“这……你这是啥意思？”

　　我一掌劈在他脸上，他哎哟一声捂住脸又退了两步。

　　那巴掌声和痛呼声一呼一应，在码头上格外响亮，吸引着洲人围了过来。

　　我等了等，见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又甩出一巴掌，高喊：“卫东，你听着！老子这一巴掌是要把你从梦里打醒！鸟人造小太阳啊，别他妈做白日梦了！”

　　他微闭上眼，泪水慢慢从清瘦的脸上流下，嘴里喃喃：“我想造小太阳怎么了？这有啥不好吗？难道你不希望洲上亮起来吗？”

　　我被问住，有些气恼。更让我恼火的是，围观的人没有哄笑起来，而是将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仿佛我是被捉住的小偷。

　　我有些窘迫，恼羞成怒地甩出第三巴掌，却被另一只手稳稳地接住——那是来自青年焊工的手，钳子般把我的手紧紧地捉住了。我这才发现数个青工正虎视眈眈地向我围来，显然他们是要出手相助卫东——难道他们被人造小太阳的梦弄得也魔怔了？

　　我深知孤掌难鸣，便打出一声唿哨，想像往常一样召唤大江帮的兄弟，让一场群殴再次浓墨重彩地上演。可我打响三声唿哨，只看见数个帮里兄弟低下头悄悄钻出人群散去。我知道他们不是怕与那些青工对阵，而是不想与卫东为敌，心里涌上莫名的悲哀——看来大江帮人心散了，卫东已颇得洲上的人心，我不能再一呼百应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手和青工的手就像焊在了一起。

　　卫东抬起脸，摆摆手：“算了吧！算了吧！”说完转身走去。”

　　青工们尾随他而去，我被孤零零地抛在码头上，跟一条搁浅在滩上的鱼似的。

　　我灰溜溜地站着，羞愧地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围观的人散去，最后离开的是卫东的那个接生婆妈，她扬扬手说：“光头伢，回家吧，别在码头上丢人现眼了！”

　　我只能气急败坏地朝着卫东的背影喊：“你们！你们等着——”

　　不远处的江水稀里哗啦鼓起掌，那是在喝倒彩。

　　……

　　这显然是我打架史上最惨败的一次行动。我曾被打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过，却从没有这么狼狈过。虽然卫东并没有还手，可我心里像是扎了一块碎玻璃，一群蜜蜂正从那伤口里成群结队地飞出来。

　　5

　　我承认我是个用张狂掩饰自卑的人：我从小不照镜子，就连有人盯着我的脸超过5秒都会翻脸，恍惚自己的脸上有着丑陋的疤痕。我虽然张牙舞爪着，却从没敢向花儿表达爱意，似乎身后藏着一条不可见人的小尾巴。我一旦心里涌上想哭的感觉，就会用粗鲁的大笑驱开。显然，我心有隐疾，却一直在尽力掩盖着、忽略着、遗忘着，是个自欺欺人的人。我宁愿说自己吃过朱砂——在和悦洲坊间，吃朱砂能治某种病，可副作用往往会导致狂躁性神经症状，是神经病的代名词——也不愿触碰那种暗疾。我打架时敢于舍命、出手凶暴，也许就想让自己与暗疾一起毁灭，或者把别人摧毁得跟自己一样。我也承认我是个睚眦必报的人，自码头一击失败后，我没有羞恼地躲来藏去，而是更阴郁地出现在日光下，成天琢磨着要怎样再给卫东一击，让他脸面扫地。

　　这天晚上，月亮被江水泡得发毛了，就像一个生了黑锈的鱼钩。趁着卫东上大夜班之机，我摸进了他的房间——那是他家院子里用石头砌成的小披厦，离他家吊脚楼尚有两米远。我不是去投毒或安放炸药，而是去寻找一本厚厚的黑皮记事本。我早就知道卫东在那本盖着红色“奖”字和灯泡厂公章的黑皮本上写满了日记，而日记里应该藏着他羞于公开的秘密。我年少时曾想偷看花儿的日记。花儿跟卫东一样也喜欢记日记，把日记本藏在她家阁楼的老式木桌的抽屉里，还锁上小巧的铜锁。很久以前，我常常带着一个小兄弟，在没有月亮的晚上，踅到花儿家前。我紧贴在墙根下，像要把自己嵌进院墙里，为小兄弟放风。小兄弟就悄悄爬上墙角的桂花树上，偷窥花儿写日记。他告诉我，花儿的日记本是粉红色的封皮，花儿的日记本里夹着桂花，花儿写日记时又哭又笑，却不发出声儿，但他没看到那粉红日记本里写了什么。我从没见过那日记本的模样，也想爬上桂花树一看究竟，可那时的我有些恐高——也许就是那个小毛病，让我跟花儿的日记失之交臂，否则她在我心里就不会是个谜了。卫东的房间很小很简单，只有行军床、书柜和桌椅，天花板上生着斑驳的霉点。我借着月光翻找起来，没费气力就找到了黑皮本。它就端端正正地放在桌子的抽屉里，那抽屉上的永固牌小铁锁只需用力一扭就落下了。我拿起黑皮本随手翻了翻，看见扉页上大红的“奖”字，就确定无疑地将它揣入怀里，悄身溜了出去。我至今仍记得那间小屋很干净，月光从塑料薄膜半遮的小窗照进来，像把一层霜打在桌上。桌上摆放着一本朦胧诗集，封面是三桅船行驶在蓝色的大海上，那时显得更朦胧了。而台灯的玻璃造型像个浑圆的球，显然出自屋主人之手，被月光照得晶莹透亮。

　　我把黑皮本拿回家，细细地翻看起来。果然不负我望，那上面记满了卫东的秘密，也工工整整地写着一首首诗。比如，他梦见和悦洲是由旧日盐仓里的盐粒堆积成的，正在江水里融化，便大叫着醒来，发现自己出了一身虚汗。比如，他对花儿一直有着蠢蠢欲动的心思，在他的文字里，花儿就像是一颗诱人的苹果，散发出古怪的香气。比如，他害怕蛤蟆，在夏日的夜晚生怕踩到在青石板路上爬行的丑八怪，真想拎起自己的脚悬空起来……我看着看着，发现他竟然一直有自杀的念头，隔几页就会出现这样的记录：我想跳入江里，随大鱼而去——那些片段就像节拍，让黑皮本里的文字忧伤地流淌起来。我精心地找出一段疑似愛情小说的文字，一笔一划地抄写下来，偷偷交给了花儿。我对她说那是我抄录的琼瑶小说，很适合朗诵，让她别辜负了我的一番好意。花儿很开心，痴迷琼瑶的她如获至宝地捧着那张纸，轻声读了起来。我笑了，仿佛看见那张纸如同一条蛇吐出了红红的信子。

　　于是，有天早晨，洲上晨雾还没散尽，卫东细细长长的身影就从雾里钻了出来。

　　他蹒跚地走进光明灯泡厂时，远远就听见花儿在字正腔圆地高声朗读着什么：“她说，我爱你。他低下头拨弄着吉他，让弦声跟着江水流去……”——那就是我给花儿纸片上的文字。

　　他醒过神来，突然抱住了头——也许他的脑袋嗡的一声成了热火罐，也许他不想让花儿的声音进入他的脑袋，但那显然没有效果，他一定听见哄笑声如同汽车连环追尾般传来。

　　卫东冲了过去，一把夺过花儿手里的纸片，涨红着脸盯着她。

　　花儿受惊了，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他声音嘶哑：“你……为啥要偷看我的日记？”

　　花儿好看地笑了：“那是光头为我抄的琼瑶小说，是他让我朗读的啊。”

　　他转脸看向我，恨声说：“光头，又是你！”

　　花儿不解地看着他：“你怎么生气啦？琼瑶的小说写得挺好啊，是我读得不好吗？”

　　他气急：“你们……你们……都是神经病！”

　　我站在一旁笑看着他俩，用脚尖碾着地板，那上面没有蚂蚁。

　　他转身走向我，边走边喊：“你为啥要偷走我的日记本？”

　　我翻翻白眼：“我就是偷了，你能怎样？”

　　他气结：“你！”

　　我逼上一步：“嘻！你日记写得那么精彩，为啥成不了诗人呢？”

　　他薄薄的嘴唇抖动起来，眼里盈满了泪，忽的一把抓住我的衣领喊：“把我的日记本还给我！我所有的诗都记在上面——”

　　我轻轻拂开他的手，大笑起来，仿佛一股酣畅淋漓的泥石流从嘴里喷出。。

　　他愣了愣，在我的笑声中落荒而逃了。

　　第二天，我就把黑皮本扔进工具箱还给了卫东，可那场闹剧已在洲上传开了。大人们没有取笑卫东，却在背后对我指指戳戳。伢子们不管不顾，一见卫东就学着花儿的腔调朝着他的背影喊：“她说，我爱你。他低下头拨弄着吉他，让弦声跟着江水流去……”我反正是连狗都嫌的混混，无所谓洲人的目光，只为花儿再也不理我、旧日的兄弟纷纷躲着我而伤感。我知道大江帮已分崩离析了，我的帮主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可卫东蔫了，走在街上又像以前一样勾着腰，像要把头发蓬乱的脑袋埋进裤裆里——他终于被我打回原形了。

　　又过了些日子，卫东在厂里当着我的面，一把火把黑皮本烧掉了。他把那黑皮本搁在玻璃片上，用打火机点着。黑皮本被火舌舔得卷曲起来，慢慢变成一只黑鸟。玻璃反射着火光，像是用光筑起鸟巢。可那只鸟却没有进巢也没有飞走，最后变成了一堆灰烬。卫东烧完黑皮本后，狠狠地剜了我一眼就走了。我第一次发现他的眼神也能变成冰和刀。我不知他是不是把他写的诗全都烧了，也不知他从此是否还写诗，只觉得从那以后邮递员绿色自行车的铃声仿佛消失了。

　　多年后，我还记得黑皮本上的一首诗：

　　我知道，你不比太阳明亮

　　只是由玻璃、钨丝和水银构成的波纹

　　在一圈圈地扩散

　　可你能照亮沙洲

　　照亮大江流过的山南海北

　　……

　　6

　　黑皮本事件后，卫东又萎了，可仍一门心思扎在制作人造小太阳的工程上。他从小严重偏科，语英政如鱼得水，数理化头疼不已，否则就考上邮电、铁路、师范之类的学校离开和悦洲而去了。为了大关口码头能升起小太阳，他真是拼了，买来好多电工方面的书啃起来，还用一块蓝底白花的布做成窗帘，挂在他房间的窗户上。每每夜晚，那蓝色的窗帘上会隐隐出现一盏灯影，从灯初上一直亮到公鸡打鸣儿。他整天睡意绵绵，迷迷瞪瞪，似乎又陷入中考后面对数学题发出尖叫的噩梦了。

　　制造小太阳工程进行得并不顺利，青工们的热情开始衰退，对卫东的指挥调度有些敷衍了，甚至有人醉后笑骂：“人造小太阳啥玩意啊，就是扯淡！”灯泡厂厂长也委婉地劝卫东要从长计议，暂缓小太阳计划，而去研发城里舞厅需要的镭射灯——也许他对此项毫无进展的工程浪费材料有些心疼了。花儿一直在鼓励卫东，总重复的那几句励志的话，就像渐渐失去弹性的松紧带越来越松了。事过多年，我回想起这件事，才发现这个计划并非异想天开：在更早的某年春节，上海南京路上的第一百货商店大楼楼顶上，就出现过一盏灯，功率达2万瓦。每当夜幕降临，它就大放光芒，照得南京路一片雪亮，被人们称为“人造小太阳”。其实它并不大，灯管只比普通日光灯长一倍，但里面有氙气。当年，不懂电光源学的卫东努力的方向有偏差，他将灯壳越吹越大，而忽略了那种灯需要新光源“氙气”——一种高纯度的稀有气体，能让灯的光谱接近日光，拥有很强的穿雾能力，因而适用于码头、車站以及广场的照明。那时的卫东就算知晓“氙气”，可在和悦洲上怎么能找到那种气体呢？

　　小太阳没能挂上大关口码头，可码头上的水上舞厅却越来越红火。那只船一到晚上就亮起五彩的灯，就有人在甲板上跳起迪斯科和交谊舞。我曾在芦苇林里偷窥过那只船，听见音乐如浪头扑来扑去，看见水草般的灯光中，一个面容模糊的女子甩动长头发，摇着大耳环，胯部摇过来摆过去，就跟妖娆的波浪一样。那只船仿佛是大吸铁石，洲上的青皮像一条条鱼儿，乐此不疲地投进那由光影编织的渔网里，就连花儿也穿着白裙子上过船，跳过据说是水手跳过的舞。也许只有我和卫东从没去过。我只会粗暴地摧毁什么，没学会像花朵一样绽放，即便船上有我喜欢的漂来漂去的黑气，我也不敢去那儿摇曳生姿的。我有些后悔，悔不该当初没有率大江帮众一把火把它烧了，而现在大江帮散了，单枪匹马的我已无能为力，不敢冒众怒而为了。卫东即便不勤于钻研电工学，也不会去那种地儿。洲上的盲眼算命先生说他神经又纤细又敏感，一丝吹来的江风在他感觉里就是风暴。而我觉得他的神经就像他弹拨的吉他弦和灯泡的钨丝，是不能猛敲重击的。无论怎样说，他是个喜欢安静的人，怎能受得了那船上轰然的声响、杂乱的人影？也许这就叫殊途同归，我和卫东都对水上舞厅望洋兴叹。

　　没想到卫东竟然跑到水上舞厅，把那里的灯泡全砸碎了。

　　那个夏日的午后，阳光灿烂，万里无云。江上机驳船嘟嘟地驶来驶去，轮渡的汽笛声穿来穿去，江水鼓起喧嚣的浪花。而那只船不再闹腾，在江畔安静下来——它那颠倒黑白的习性就像夜行动物。有伢子看见卫东朝那只船走去，手里拎着铁锤，跟急于揽活的修船工一样。他像是从梦中惊醒，脸上满是睡意，而眼睛喷着火。他走得又急又快，仿佛一根扔出去的梭镖。伢子被他的反常举动吸引住了，好奇地悄悄尾随而去。

　　卫东走上船时，一个睡眼惺忪的女人拦住了他。那女人浓妆艳抹，脸上像开着染坊，耳朵上挂着硕大的耳环，似乎把昨夜的月亮挂在耳上了。

　　女人慵懒地打着哈欠，叱道：“你这人傻啊！要跳舞晚上来，大白天来船上干球？”

　　卫东默不作声，盯着女人，慢慢举起铁锤。

　　女人醒过神来，愣愣地睁大眼睛，突然惊叫着跑下船去。

　　卫东走上甲板，搬起凳子，上蹿下跳地砸起头顶的灯泡。那是一些被涂得五颜六色的小灯泡，已经熄灭，恍惚睁着蒙眬的睡眼。卫东就跟在果园抢收果实一样，一个接一个敲着，敲出此起彼伏的灯泡碎裂声。不一会儿，碎玻璃落了一地。他越敲越快，手舞足蹈地喊叫起来：“你们这些夜里的鬼眼，老子要把你们全部砸瞎——”伢子被卫东癫狂的样子吓住了，溜下船喊：“疯了！疯了！他疯了——”附近的洲人闻讯围过来时，远远听见卫东的诵吟声飘来飘去：“月亮，月亮/红色的蓝色的黑色的月亮/在夜的调色板上张牙舞爪/它们不是发光体/它们是伊甸园的苹果/让沙洲更黑。”——洲人不敢再靠近那只船，知趣地散开了。卫东下船后，就跟喝醉酒似的，浑身哆嗦，被碎灯泡划破的手臂一点一点渗出血来。

　　这件事比我组织的那场群殴更具轰动效应，就像雷声在洲上炸响了。水上舞厅的老板没有追究卫东的责任，只是重新安上灯泡，把甲板又布置成莺歌燕舞的春天。可洲上嘤嘤嗡嗡声四起，婆姨们都说卫东快疯了，比那个叫光头的混混还有疯劲。她们遇见卫东就会避开，似乎害怕卫东会突然抽出铁锤，砸在她们的头上。她们对人造小太阳不再抱有希望，让那个计划成了卫东一个人的游戏。她们仍在关注卫东，只是多了几分警惕，于是不时有消息传出：有人在夜半时分，看见卫东失魂落魄的身影漂在江上；有人在月圆之夜，看见卫东躺在野鸭宕的废船上，手脚抽搐，口吐白沫，像是羊角风发作；有人在夜半三更，看见卫东用吉他狂砸着芦苇……这些传闻充满着想象、虚构和猜测，却由不得人不信。懂得和悦洲气的人都明白，洲人是在暗自期待卫东最后的疯狂。

　　卫东又夜以继日地梦游了。每天晚上，他都会形单影只地飘蕩在洲上。他抱着吉他弹奏，弹着弹着，就激烈地砸起弦，嘈嘈切切，直到把一根弦砸断。那弦断的响声裂帛般干脆，又颤颤悠悠地飘远。

　　7

　　“每一只灯笼都有自己的色彩/每一个秋天都在埋葬月亮/每一颗星星都让秘密绽开”——也许这是卫东在那年那月写下的最后一首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时和悦洲的夜空上没有人提着灯笼在走，只有零零落落的星星在等待日出。

　　那时，光明灯泡厂越来越不景气，眼看就要关门歇业了。这怨不得我们，据说城里有些大型国有工厂都濒临倒闭，何况一个洲上小小的街道工厂？青工们茫然地等待着，等待着下岗、失业或者其他，就像一群即将断奶的伢子。可卫东和花儿还在厂里加班加点地继续制造着小太阳，跟盲目的红头鸟似的。更让我觉得好笑的是，整个和悦洲都在传闻：只要人造小太阳挂上码头，卫东和花儿就会举行亮堂堂的婚礼——他们错了，并不是每一盏灯都能张灯结彩的。

　　爱情是一种难以自拔的瘾。花儿不再理睬我，一见我就冷着脸而过。我真的难受，克制着不再想她，努力对她跟卫东甜蜜的场景视而不见。说实话，我一直觉得卫东和花儿并非是郎才女貌的一对儿，两人之间应该是没有戏的，可他俩就在我眼皮底下好上了。有个兄弟时常宽慰我，他以成功人士的口吻向我传授泡妞秘笈，比如强吻女子时，女子会从挣扎到半推半就，最后闭上眼睛乐享其成。那些只能让我无限向往，却没法在实践中亲身体验，只好眼巴巴地羡慕他。我尽力按照兄弟的方法疗伤，强迫自己用其他女子代替花儿。无所事事时，我就站在车间里，看看装钩工大丫扭着大屁股走来走去，把大辫子甩得跟马尾似的，把欢快的笑声洒满车间。我想，花儿跟大丫也许没什么不同，如果能跟那个汹涌澎湃的女子过一辈子也挺好。可我还是不甘心，偶尔忍不住还会跟踪花儿跟卫东的约会。每每夜深人静，和悦洲就会陷入若隐若现的夜色里，陷入无边无际的江水声里，卫东和花儿就会准时钻进野鸭宕的旧木船，在浅水中摇摆的船舱里，发出吃吃的傻笑，呢喃地胡言乱语，把旧船晃得吱吱呀呀地叫，他俩发出来的响声像锯木般锯着我的神经。他俩太肆无忌惮了，把野水鸭都惊醒了。我知道我在嫉恨他俩相亲相爱，虽然我什么也没看见，但在我的想象里，江里的两条鱼在欢乐的水浪里狎戏，鼓捣出月光一样的鱼肚白。我就像习惯于偷窃的贼，控制不住自己的想象。我只能在离旧木船不远处，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不让它发出叫声——那样的夜晚，让我浮想联翩而又恶向胆边生。

　　一个夏日的晚上，月亮从江里升起，在我脸上布下忧伤和决绝。码头上，洲人围观着露天电影，两根竹竿之间的屏幕放映着武打片，乒乒乓乓，喊杀声一片。卫东和花儿没看一会儿，就悄悄钻出了人群。我偷偷跟着他俩，向野鸭宕走去。他俩钻进旧船舱后，好久都没弄出动静来。我急了，悄悄走近木船，从被蛀坏的船板小孔向里望去，看见花儿掀起裙子，露出珍藏多年的身子。我没想到她裸露的身体比我想象中丰满多了，胸前鼓鼓囊囊的部位根本没有偷藏灯泡。她躺着，歪着头，闭着眼，任卫东摸索，仿佛他的胡作非为跟她无关。卫东笨拙地试探着，就像在钻研人造小太阳的工艺。他俩终于在破船上摇晃起来了。花儿像钨丝卟地亮起，从喉咙里挤出声儿，声音很低，似乎害怕惊动洲上所有的喇叭。我受了惊吓，慌慌地逃了。芦苇上夜气正浓，我醉酒般摇晃在夜色里。我听见码头上电影散场后青皮的歌声传来：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离开野鸭宕，我走到洲尾坟地时，看见了卫东的母亲。那个洲上的接生婆提着灯笼，颠着小脚，一步三摇地走来。

　　她站住，看看我，又看看天上的月亮。

　　她显得有些疲倦，喘着粗气说：“刚从渔老鸹家来，他家又生了个丫头哦。”

　　我也抬头看天，发现月亮上竟然有几丝血色，那就像鞭影抽得我一颤。我恍惚看见星星正汇聚成一个大灯泡，而热热烈烈的喜庆的唢呐声传来。

　　我的眼睛被月亮的白色淹没了，心中的恨意被点着了。我发誓不会放过卫东，也会让花儿哭的。

　　没过几天，花儿的脸就被人划伤了。有人说那是卫东划的，那时光明灯泡厂刚刚关闭，一些青工慌慌地外出打工了——卫东划伤花儿的脸，就是不想让她跟着小姐妹离开和悦洲。也有人说那是灯泡厂事故造成的，卫东和花儿在厂里制造小太阳时，突然发生爆炸，飞起来的碎玻璃划伤了花儿的脸。我愿意相信这些说法，可记忆那玩意是不可信的。

　　8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就像无数的小眼睛……”这是一首洲上的伢子都会唱的儿歌，小时候一唱起它，我就觉得天上有一双眼睛，无论我走到哪儿，都在盯着我。

　　我就是在这首儿歌声里，被卫东撞倒的。那是一个晴好的黄昏，卫东正挟着一本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书，走在街上，低头故作思考状，仿佛已经成了诗人。我张牙舞爪地骑着自行车狂奔而来，锃亮的车轮在青石板上闪着光影。可是呆头呆脑的卫东在我面前突然停了下来，把我撞了個狗刨。卫东在洲人哄笑声里爬起来，捡起落在地上的书，拍起书上的灰尘。我很生气，瞪着他，并不是因为他不遵守交通规则，也不是因为他把我撞疼了，而是他让我当街跌相了。卫东愣愣地看着我，长着青春痘的脸竟然通红，眼睛里散着迷蒙的雾，像是很愤怒，又像是丢了魂儿。

　　我刚想骂娘，他突然说：“你晓得灯泡厂关掉了吗？”

　　我张张嘴，没说出话来。

　　他喊：“快骑车，带我去厂里！”

　　我不得不骑上车，车胎被撞得漏气了，自行车酒醉般一拐一扭地向灯泡厂奔去。

　　光明灯泡厂空无一人，就连电闸都关了。没有灯的厂里，夕阳从院墙外投进来，让偌大的厂房显得更暗更空旷，墙角堆积的碎玻璃闪着尖尖的光亮。我跟着卫东跌跌撞撞往前走，看见八卦炉早已冷却，一地吹泡拉管奇形怪状地扭曲着；看见车间工作台上乱成一片，未完成的白炽灯、焊泥、钨丝在四处逃散。卫东走得很急，就像将军凭吊硝烟弥漫的战场，慢慢眼红了。他终于走到仓库里，把他吹制的人造小太阳玻壳敲得碎落一地，抱着头撇着嘴呜呜地哭了。我从没见过他哭，他号啕的样子并不好看。他边哭边喃喃：“完了！咱们造不成小太阳了！”他扯着嗓子喊：“那可是花儿花了九个银元焊的啊！”他咬着牙说：“我都跟洲上的伢子说好了，谁敢用弹弓射码头上的小太阳，我就把谁的头扭下来。”……我知道卫东的小太阳碎了。

　　黄昏又浓了几分，我跟着卫东去街上的小酒馆喝酒。没几杯酒下肚，他就醉了，话就多起来。他絮絮叨叨地问：“光明灯泡厂真的就这样倒了？厂子倒闭了，咱们咋办？花儿就要去洲外打工了，我该咋办？我夸下过海口，要在码头上挂起人造小太阳，如今造不成了，我该咋办？你说，你说啊。”

　　我知道他一根筋儿，不劝劝他可能会出事的。

　　我说：“卫东，你可以跟花儿一起出外打工呀？”

　　他摇着头：“不行不行！我色盲，分不清红绿灯，去城里连路都不会走。”

　　那你让花儿留下来，在洲上未必就没有活路。

　　他的头摇得像小货郎的拨浪鼓：“不成不成！你晓得花儿的脾性，别看她看上去弱弱的，心里可有主见了。她早就想去城里，怎么肯听我的？”

　　“那你就让她走……她迟早会回来的。”

　　他把头凑近我，在我耳朵边喷着酒气：“你没听说吗？那些去城里的女伢会学坏的……渔老鸹大女儿去了海南，不就做皮肉生意了吗？听说赚了不少脏钱呢。我不能让花儿变成那样的人！”

　　我无计可施，盯着他：“那你到底想怎样？”

　　他狠狠地灌下一杯酒，瞪着天花板：“哼！我绝不会让花儿走出和悦洲……她如果偏要走，我就花了她。”

　　在和悦洲上，“花”这个词意义丰富，是指把一个人毁容、弄成残疾、弄大肚子、弄得臭名昭著之类的意思。

　　我心一凉，我知道卫东不是什么事都能做出来的家伙，可他那瘦弱的身子怎么也藏着尖锐的东西呢？

　　我低下头，想起兜里随手携带的刮胡刀片来。其实我很少刮胡子，那些黑黑的“植物”在脸上茂盛地生长着，每星期总得收割一次，可我从不对着镜子剃须。几个月前，我在自家的阁楼上，用刮胡刀片划起纸壳，一下又一下，把厚厚的纸壳划成了碎片。我觉得很解恨，刀片划过纸壳的声音，就像墙根下的蟋蟀鸣叫一样动听。从那以后，我竟然喜欢上那薄薄的刀片，开始用它划起各种器物来。我用食指和中指夹起刀片，划得镜子吱吱叫，划得棉花店的弹弓弦骤然折断，划得书本纷纷扬扬飘下。我喜欢听刀片划过的声响，喜欢刀片在手指间翻飞的感觉，那让我想起灯泡厂碎玻壳的小嘴，让我兴奋不已。我乐此不疲，并对用刀片划割活物莫名向往。我想刀片应该是“花”人最好的工具。

　　我不说话，默默地看着卫东，内心喧嚣着。

　　卫东靠在椅上睡了好一会儿，忽地睁开醉眼斜睨着我：“你也喜欢花儿，是不？”

　　我心里一跳：“不……我没有。”

　　“你有！你那点小心思，还能瞒得了我？”

　　我像被捉住的小白鼠，暗自问自己：难道他知道我跟踪他和花儿的事了？花儿知道我喜欢她吗？

　　我看向窗外，不知什么时候街上就黑了。

　　卫东怪笑：“你晓得不？花儿说你看似粗蛮，其实挺可怜的……你脸上的那啥太难看……”

　　我的心嘭地炸开，如湿木头里迸出的火星，在心底卟卟地忽明忽暗。我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我一手摸着兜里的刮胡刀片，一手端起酒杯灌起酒，心里有种溺水的感觉。我费力地睁着眼皮，我知道我应该喝醉了。

　　夜半，街上月亮的倒影全乱了。我和卫东相互搀扶着走出酒馆，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半眯着眼，迷迷糊糊忘了回家的路，右手却插在兜里挟着刀片，就像黑猫藏着爪子。卫东也找不着家门，醉步趔趄在江风里。我俩在洲上转了好几圈，引得萤火虫跟着我们飞。

　　就在我俩歪在巷角各自尿出一线尿后，一个女子挡住了去路。

　　女子有一双丹凤眼，她说：“瞧你俩醉的！快回家啊！”

　　我不悦：“你……你管得着吗？”

　　卫东嬉笑，用手推着那女子：“就是……让开，好狗不挡道。”

　　女子一动不动，脸上流着凉凉的月光。

　　卫东又去推她，可身子一软瘫在了青石板上。

　　女子的脸太白了，我从兜里抽出右手挥舞过去，刀片像蛇信子吐出，女子的脸上一朵红花就绽开了。

　　女子尖叫着捂着脸跑去，她的叫声太尖利，划破了黑夜的长街。

　　我酒醒过来，慌了，脱口而出：“卫东，你把她的脸划破了，你‘花了她——”

　　后来，洲人都说卫东在酒醉和梦游中用玻璃片划伤了花儿的脸。卫东已经记不清那晚发生的事儿，他先是否认，然后是半信半疑，最后承认是他向花儿下的手。他向公安同志详细描述了他伤人的经过，煞有介事地说凶器是他从灯泡厂带出来的，作案后就扔到了码头上的石马槽里。他说，他伤害花儿是不想让她走出和悦洲。公安同志没有从码头的石马槽里找到碎玻璃，却发现他多次描述伤人场面出入很大，就敏锐地发现他可能神经出了问题，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了——也有人说他没去精神病院，而是沿着青通河去了一座有寺庙的大山里了。受害人花儿一直对此事缄口不语，像是被划伤了舌头。而我在一个有雾的早晨，偷偷逃出了和悦洲。

　　从那以后，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花儿的脸是卫东划伤的，跟我无关。我慢慢遗忘了一些事情，已经成功做到淡忘和悦洲了。可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我，也许那眼睛就是和悦洲上的星星吧。

　　9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我再也没回过和悦洲，也没见过花儿和卫东，洲上的人和事成了我梦中零碎而模糊的影子。

　　六十岁生日那天，我明知和悦洲上没有太阳灯，也没有人等我，但实在忍不住就踏上了返乡之路。一下轮渡，我的心就被汽笛声揪住了。也许是被江风吹得太久，洲上已经衰败了。沿街店铺关着门，几只黑狗蹲在门前，一见我就吠上两声。三五条人影偶尔从街头巷尾钻出来，影影绰绰，就跟从旧照片里走下来似的。我走走停停，看上去像个外来的游客。走过花儿家时，我看见她家的桂花树还在，树枝已粗暴地伸进那墙板掉落的阁楼里。卫东家的地基上没了房子，空地坪上疯长着野草。而我家老屋低矮下去，窗门豁开，我曾经睡过的屋子里一堆干草垛中趴着一条花狗。光明灯泡厂还在，残垣断壁里围着个养鸡场……我就这样游荡在长街上，目光四处踅摸着记忆。我总觉得脑瓜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慌忙回过头，却什么也没有。

　　江水声隐隐，我拐过二道街巷口，远远看见一个老妇坐在石舂旁的竹椅上打着瞌睡。我不敢看她，但脚步还是停了下来。她身后的吊脚楼大门敞开，堂屋里搁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锚。老妇头发花白，白胖胖的，脸上有着“十”字疤痕，但不是那么刺眼了。

　　我紧张地盯着那疤痕，说不出话来。

　　老妇显然没有认出我，对我平静地笑：“远道的客人，你是被我脸上伤疤吓住了吗？”

　　我想说什么，却只是摇了摇头。

　　老妇轻声细语地说起了她脸上疤痕的来历，她说，四十多年前的和悦洲上，一个女伢举着父亲从上江城里买回的灯泡，光脚敲打着青石板，奔跑在黄昏里。女伢从没见过电灯，只知道一到夜晚，整个沙洲就会陷入雾状的幽暗里。虽然一盏盏煤油灯吐着火苗，却驱不开欲去还迎的黑。她要把那个来自上江的稀罕物拿回家，讓自己的小阁楼亮堂起来。也许是太激动，也许是跑得太快，也许是家里的门槛太高，女伢一扑进黑洞洞的家门，就吧唧摔倒了，手里的灯泡像花蕾一样绽开。幸好，碎灯泡的玻璃片没有扎到她的眼睛，只是咬伤了她的脸。女伢的母亲慌了，边哭边给那张流血的脸涂上痱子粉。这个小小的意外，让女伢的脸从此留下瘢痕。从那以后，女伢就再也不照镜子，强迫自己忘记脸上的疤，及至似乎真的忘了……

　　我的记忆被戳破了，我知道她的脸是被刮胡刀划伤的，知道我的脸上也有玻璃划下的疤痕——至于那是童年的小小事故，还是人至中年后因愧疚自伤的，我真的不记得了。

　　我看向天空，眼里白花花的太阳碎了，碎成了无数的灯。而一首歌在吉他声中隐隐传来：星星点灯，照亮我的前程，用一点光温暖孩子的心……

　　责任编辑 夏 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