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斌峰

　　整个夏天，银城老街的人都在谈论我们的玻璃店。那场由碎玻璃引发的流血事件，让老街亢奋起来。

　　老街是银城的脐带，早年间百货商场、东方红旅社、人民电影院、灯光篮球场都云集在這儿，热热闹闹着，后来随着北边高楼越长越多，不知怎么就老了。沿街两层小楼挤挤挨挨，掀起小吃店、小旅馆、小诊所的门帘儿，拉拉杂杂不成气象。我们的玻璃店就混居其间，左边是摩托车修配店，门前挂着“打胎补气”的木牌，一股黑黑的机油味不分昼夜扑来。右边是窄窄的小瓦屋，不知名的阿婆总坐在暗淡的光线里，望着从屋顶漏进的日光。对面是个洗头房，一到傍晚就把朦胧的红光投在柏油路上，就像一块来历不明的血渍。而稍远些，过了街口的人行立交桥，就是城北高楼大厦的森林、车来车往的河流了。那地界总有热浪淹来，把玻璃店震得微微发颤儿。

　　一些早晨，玻璃店的马老板会瘸着腿，沿着螺旋的木梯从二楼而下，打开卷帘门，朝着漫着晨雾的街面探一眼，就开始忙活了。这是个瘦小的中年男人，整日用蓝工装、黑套袖、白胶手套包裹住自己。他拿起角尺和玻璃刀，在檀木桌的玻璃上划出一阵嗞啦声，也就划开了老街的清晨。小伙计春子会闻声从后面的小披厦里窜来，狼狗般在窄小的屋里扑腾起来。渐渐，街头早点摊的蒸笼冒起热气，街尾菜市场的池塘蛙声四起，老人倒背着小收音机踱来踱来，上班的男女骑着摩托匆匆滑过，让老街一点一点地醒来。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都愿意相信：我们的玻璃店会日复一日、天长地久下去。

　　可那场流血事件还是发生了。那天早晨，隔壁阿婆迟迟没有听到玻璃的嗞啦声，就颠着小脚来到玻璃店前。她看见卷帘门紧闭着，便惊叫起来：出事喽！出事喽！——街坊们三三两两围过来，交头接耳说开了。晨雾渐渐散去，警车闪着红灯呜啦呜啦驶来。公安撬开卷帘门时，没见到马老板和春子的影儿，却见一女子躺在檀木桌上。她几乎全裸，坦露出波涛汹涌的白，而一丝血线从她手腕而下，像条长长的蚯蚓蜿蜒爬向门外——她的腕部动脉被一片碎玻璃割破了。街坊们看见那女子时，都由衷地叫了起来，惊飞了街头树上的鸟。有人认出她是常来玻璃店买镜子的苏姓女子，只是不穿衣服的样儿陌生多了。当白色救护车像一场雪下过，我们派出所的那个民警一直皱着眉头，似乎对这个案件不甚满意。他在玻璃店里转来转去，查找起线索。可老街的人不需要线索，他们在茶余饭后热热烈烈谈论起来。于是，一个坊间的说法传开了：一生未曾碰过女人的瘸子马，耐不住春心，因强奸未遂而杀死女人了。他们说得合情合理，由不得人不信。

　　玻璃店就像个缄口不语的老人，就此关门了。可我们相信：有些话有些人非说不可。

　　马老板

　　我在逃，就跟玻璃球一样滚在风里。

　　也许跟早晨的雾有关，也许跟隔壁阿婆咳嗽一宿有关，也许跟街头树上一只飞走的鸟有关，那天早晨一打开卷帘门，我就觉得哪儿有些不妥当。后来的一整天，我都没心思划玻璃，只是坐在藤椅上倦倦地看着街面。这条街着实没啥好看的，我不知看了多少年月，连街角的蚂蚁都能数清了。可平日没活时，我只能往外看。偶尔，有些脸面不熟的女人踢踢踏踏走过，够我想上半晌。我想象着她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是干啥的，有着怎样的过往，当然也免不了会像隔壁修摩托的师傅一样，瞄瞄她们低胸衫和超短裙下的事物。其实，我不喜欢跟女人打交道，我只想跟她们隔条马路，不要走得太近。可街坊妇女却认为我应该像猪拱食那样不挑不拣，只要是女子就该娶回家。她们走马灯似的给我介绍对象，有离异的，有误过婚期的，有傻的有残的，有丑的也有俊的，逼得我真想从老街逃走。后来，她们觉得这个媒人做得没奔头，才饶过我。自从对门的洗头房开张后，我心里就长起了蘑菇。那个店里有两个女子，总是没睡醒的样儿，偶尔对我挤个眉弄个眼，我都目不斜视，权当没看见。幸好，洗头房晌午后才开业，晚上生意再闹腾，也跟我相安无事了。可那天，我的左眼跳个不停，似乎有啥不祥的事要发生。我一遍遍检查店里的玻璃，没有发现它们有碎裂的迹象，但仍放不下心来，慌慌的想逃。

　　在没有春子之前，我一直经营着镜子店，至于卖过多少镜子实在记不清了。那时，我觉得玻璃是柔软的，就跟小河一样安安静静地流着。我喜欢卖镜子，我怀疑我的先人就是做铜镜的。虽然我的父亲是铜矿井下工人，母亲是矿山理发店的师傅，可我家却有一面祖传的铜镜。那面铜镜长着绿绿的铜锈，背面刻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或许那就是我未曾见过面的祖父的脸。还小的时候，我患了小儿麻痹症，一只腿瘸了。我不喜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摇一摆，就跟街上阿婆养的鸭子似的，那会引得小伙伴朝我发出尖利的笑。而当夜晚来临时，整个老街就会变成黑漆漆的镜子，一面只有自己才能看得见的镜子。我走在黑镜里，夜色就会像水一样流来流去，软软地托着我，让我慢慢飘起来，那种感觉真好。于是，白天，我就躲在自家的阁楼上，摩挲那面铜镜。我眯上眼，就能走进铜镜，就像走进更长更遥远的夜晚。铜镜里好像有一只鸟，眼珠特别大，圆鼓鼓的。它总在前面飞飞停停，我便去追它，我的腿不再歪斜，就像安上了哪吒的风火轮，简直要飞起来了。当然，楼下街面飞来飞去的滑板车，会用嗞嗞的滑轮声把我从铜镜里惊醒。小伙伴们的笑声太闹了，就像钝钝的针尖穿过来，让我不得不懊丧起来。

　　那时，母亲痛恨那面铜镜，她一见我迷迷怔怔抱着铜镜，就脸色发青，有时会抢过铜镜向楼下狠狠砸去。而在我嘶哑的哭声里，她又会把铜镜拾上楼来。铜镜真是坚硬，经过无数次的摔击，竟然完好无损，连豁口都没有。我懒得去猜测母亲痛恨铜镜的原由，因为那时大人们经常莫名其妙地生气，那或许跟矿山用多了炸药雷管有关吧。至少，母亲的生气不是我惹起的，她曾经号啕着把理发店的镜子砸碎了，那更跟我没干系了。好多年后，父亲永远留在了井下，母亲很快就老了。她临走时才为我解开了痛恨铜镜之谜。她说，老家的乡下有个荒诞不经的说法，说人不能常照镜子，否则魂魄就会被镜子收去，变傻变疯。她还欣慰地说，幸好她的儿子没有失魂落魄。母亲过世后，小伙伴们纷纷从技校毕业，重操起父亲们的职业，变成光荣的工人了。我就把自家老屋打开，卖起镜子来。街道老大妈苦口婆心要我办个残疾证，说那样会免些税儿。我没办那个证，我觉得应该尽一份力，养活银城那些指手划脚的人。我整日窝在黑漆漆的店里，守着发亮的镜子，日子过得还行。我的镜子都是柔软的，即使出现裂缝也会慢慢弥合，它们会给每个人一个完整的夜晚。

　　可春子来后，我就渐渐不安起来。春子刚从乡下来时找不着工，一直游荡在老街，靠着做零散的活儿，有一顿没一顿地混口饭吃。他喜欢走进我的店里，对着小圆镜龇牙咧嘴，挤着脸上饱满的青春痘。我觉得他有些可怜，有时会炒一份蛋炒饭，看他狼吞虎咽吃得一粒不剩。后来，不知怎么他就成了我店里的伙计。我让他住在屋后的小披厦里，跟我同吃同住，每月拿点钞票让他寄给乡下的父母。我对他只能做这么多了。春子干活卖力，头脑活泛，不停地撺掇我增加经营品种，从镜子到玻璃，从有机玻璃到钢化玻璃，一步步就把镜子店变成了玻璃店。钱是越赚越多，可我不想这般闹腾，觉得那些玻璃越来越硬，越来越陌生，越来越让我手足无措。我怀疑我把他留在店里是个错误。

　　我劝春子歇歇手，莫要那么折腾了，赚钱总得有个头儿。

　　春子不以为然，他一脸迷惑：叔，这是你的店哦。赚钱多，你不高兴吗？

　　我没吱声，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不安。

　　春子又眉开眼笑了：叔，我记了数，我已经做了99个玻璃房了，那些玻璃房都在楼顶上，日光一照，真好看！

　　我苦笑。

　　春子又把眼神溜向我的瘸腿：叔，你就在店里谈生意，切玻璃，这送货、安装的活儿我能干，不会累着你的。

　　我还能说啥，只能给他的工资越开越多。

　　春子就是个躁动的小兽，身上有股让我不安的味儿。他长得壮实，剃着寸儿头，戴着墨镜，穿着牛仔裤，整日活蹦乱跳的。每回他骑着三轮车吹着口哨渐行渐远时，我都盼着他早点平安回来。我叮嘱他：骑三轮车要小心，街上的车子太多；在阳台上安装玻璃要当心！那些楼太高了；干活时莫要忙里慌张的，别让车子、房子咬了自己的腿。春子听得不耐烦就撇嘴，于是店里玻璃里的他就会跟着撇起嘴做起鬼脸来。那些玻璃就堆在店墙上，就跟无数个门窗一样，里面躲着一些面目不清的人。他们似曾相识，身影模糊，飘飘忽忽，有时会露出一闪而过的怪笑，有时会飘过形踪诡秘的身影，让我恍惚、心悸、失神，跟做梦似的。我只有把那面祖传的铜镜挂在店堂中间，也许它能辟邪避灾的。

　　我终于逃了，但我没有杀人。那个姓苏的女人是我的客户，她在城北某个小区有间大房子，里面的两扇推拉门、三面穿衣镜、一面浴镜、一座玻璃房，都是春子安装的。她是个难缠的人，总嫌我们店的玻璃质量不好，安装粗糙。她还说她家洗手间的镜子有些古怪，她夜半解手时曾被那面镜子吓了一跳——镜子里有个女人，却不是她自己。她常来店里闹，呱叽呱叽说个不停，太吵人了。那天晚上，她又来了，我只好躲了出去，把她一个人晾在店里。我在街口人行立交桥上站了许久，返回店时原本以为她知趣地走了，却看见卷帘门关着，一股血腥味扑了出来。我晓得出事了，我天生胆小，就慌慌地逃了。即便我的腿脚仍一瘸一拐的，但走得飞快。我这才发现外面的世界真大，可我能逃到哪里去呢？

　　我真不晓得是谁杀了那女人，我只做梦，不会梦游，莫非是玻璃里钻出的人害了她？

　　春 子

　　过了今晚，我就十八岁了，可我只能坐在银城高速公路口的草地上看星星。如果不发生那场事故，我很想跟马叔就着龙虾喝点啤酒，庆贺一下自己的生日，可马叔不知跑到哪儿去了。我不知道马叔为什么要跑，可我非跑不可了。我在这个城市干过一些事儿，比如举着弹弓挟上铁弹球，射向满大街的玻璃窗，然后在破碎声里撒着脚丫跑开。我每回都能溜之大吉，在这个迷宫一样的小城里，谁能抓住谁呀。那个弹弓是我从乡下带来的，我小时候用它打过野鸡、小鸟，还有学校教室的窗户，一直没舍得丢掉。在这个城里，只有马叔知道我有弹弓，他笑我孩子气，其实我看得出他眼里有满满当当的担心。他偷过我的弹弓，还买过掌上电脑想换我的弹弓，我都没答应。我告诉他，我的弹弓丢了。

　　这几年，我在城里是跟马叔过的。马叔是个胆小的好人，他的腿瘸得并不厉害，只是长短不一，走起路来，稍长的右腿迈出，稍短的左腿打着旋儿跟上，一拖一拖的，就像跳奇怪的舞。马叔没有老婆，也没有不良嗜好，就是喜欢下象棋。他棋儿走得小心，最擅长用“马”。隔壁修摩托的师傅闲得蛋疼时常跟马叔杀上一盘，那家伙一输棋就一口一声地笑马叔是瘸腿马。要不是看在他给我修三轮车不要钱的份上，我早就一把火烧了他的摩修店。那店里有好多汽油，燒起来一定很壮观。

　　我喜欢马叔的玻璃店，只要看着马叔拿起刀划向玻璃，只要听到那嗞啦嗞啦的声响，我就来劲儿。有一回，马叔切玻璃时，我忍不住去摸那细细的裂纹，指尖一阵刺疼，渗出一条血线来。我差点跳起来，这才知道玻璃里藏着锋利的小嘴。我就用那些玻璃给银城装门窗封阳台，城里人并不知晓我在给他们安装锋利的牙齿。我常站在街口的人行立交桥上，眺望北面大厦飞流直下的蓝玻瀑布、五颜六色的玻璃光影，盼望着它们有一天会被尖利的牙撕得碎落一地。我不想把这个秘密告诉任何人，就连对面洗头房的红姐都没跟她说，虽然她的皮裙下的腿很白，她蓝蓝的深眼影很勾人。我喜欢玻璃，不喜欢店里挂的铜镜。我觉得奇怪：那个钝头钝脑的铜物件满是铜锈，能当镜子使吗？能照出人影吗？有一回，我把铜镜翻转过来，看见它的背面有好多缠缠绕绕的花纹，神神鬼鬼的，不知刻的啥名堂。我看着猜着，忽地觉得门外月亮下也盛开起那种花纹，就像一条条小路缠在一起。我走来走去，差点迷路了。我站了好一会儿才醒过神来，发现自己还在马叔的玻璃店里，这才安心下来。那会儿，我眯着眼对天上的星星发誓，我会在银城开个属于自己的玻璃店的。

　　我承认，那个姓苏的女人是我杀的。她家的楼顶很高，她的服装店不大，那儿的玻璃镜全是我安装的。那些穿衣镜都是椭圆形的，都是凹镜，镀银很厚，能把人影拉长变瘦，再胖的女人站在那些镜子前都会苗条起来，都会气色光鲜起来。这是我们玻璃装修业的猫腻，城里女人需要这种效果，她们都爱镜子里的自己。姓苏的女人也是这样，她身子就像白面馍发酵了，还喜欢在镜子前扭来扭去。玻璃镜毕竟不是魔镜，于是她很不满意镜子的质量，总对我的活儿吹毛求疵。我讨厌她，她就像盛气凌人的母鸡，那种一下蛋就咕咕叫个不停的母鸡。看着她指手划脚的样儿，看着她喋喋不休的嘴，我真想拆掉她身上的发条，让她安静下来。隔壁修摩托师傅的儿子就是这么干的，那小家伙就爱拆玩具。可我想要拆掉一个肥胖的女人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事发那天晚上，我跟平常一样走过街口人行立交桥，在夜街上游荡。天上的星星稀了，长街的灯火暗了，不时有轿车滑进凉凉的月光。我正无聊时，一个女子像只狐狸从我身边走过，她穿着只露奶不露臀的黑裙，大腿比月亮还要白。我跟上去，她身上飘过来的香气熏得我头晕。我很生气，只得趴在街边栏杆上看着她越走越远。我很想交个女朋友，可满大街的女子就像抓不住的云。我只跟洗头房的红姐熟识，她让我吃过她烧的清蒸鲫鱼，可我知道找她耍是要钱的。我的存折上有些钱，不能动，那是我将来开玻璃店的本钱儿。我不能随意花钱，所以就经常生气。

　　那个妖精似的女子身影消失后，我没了兴致，就去街巷里的大排档，要了盘龙虾喝起啤酒来。大排档摊主应该跟我来自同一个地方，那对老夫妻说话的味儿让我心里很舒坦。我常去那儿听听乡音，喝喝啤酒，那个时辰就是我张灯结彩的节日。可我刚吹掉半瓶啤酒，身边有个黄毛小子就朝摊主咧着嘴骂开了，说菜里有苍蝇。我没吱声，这个城市教会了我宽容忍让和漠不关心。后来，黄毛小子把手臂抡圆，一下一下地扇向摊主老头。我看见老头的瘦脸慢慢肿起，看见老妇捂着嘴小声地哭起，便忍不住挥起了拳头。黄毛小子就是个虚张声势的家伙，丢了几句狠话，捂着脑袋跑走了。我刚喘口气，想用家乡话安慰那对老夫妻，老夫妻俩却慌慌地推起我，说伢儿莫惹事，快跑啊。我真的生气，如果说老夫妻怕城管情有可原，那他们为什么要怕街头混混儿呢？我只好跑起来，边跑边拿着玻璃刀，从沿街一溜儿卷帘门上划过，那吱吱叫的响声让我越跑越快。我想象着手中的刀正划过那碰倒我三轮车的轿车，划过那拒绝我当门僮的大酒店幕墙，划过那广场上牛皮哄哄的电子大屏幕，真想就这么一直划下去，把小城惊醒。

　　走回老街时，沿街的老屋被月光锈住了。我意外地发现玻璃店的卷帘门开着，便一头闯了进去。店里竟然没有马叔的身影，只有那个姓苏的女人摇摆在灯火下。她一见我就皱起眉头，唧唧咕咕说开了。我没听清她在说什么，只觉得她比白天更胖了，浑身的肉就要从衣裙里突围出来了。我替她难受，就顺手抄起一块碎玻璃，扑上去要割断紧绑在她身上的衣带。她挥手一挡，手腕上流出了血。她终于不再说话，像条吐着气泡的鱼躺在了檀木桌上。我这才松了口气，原来让她安静下来这么容易。我大口大口喘起气，心里畅快多了。天上的月亮越来越白，我害怕起来，就关上卷帘门，骑上隔壁的摩托跑了。我很想逃回乡下的家，吃碗妈妈烧的鱼。我也想逃到别的城市去，开家小玻璃店。可我找不到自己的脚，任凭摩托乱奔，不知怎么就跑到高速公路入口了。我坐在草地上，看着一辆辆车驶进驶出，捎着一丝丝星光。那些车子前灯亮闪着，在觅着前方的路，就像游在银河里。我想起乡下小学那个驼背老师教过我们的诗：远远的街灯明了，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天上的明星现了，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我想，那缥缈的空中，定然有美丽的街市……想着想着，这首让我厌烦透顶的诗，竟然美妙起来。我真想躺在草地上睡上一觉，忽觉一阵刺疼，赶忙低头看去，只见自己的食指肚渗着血珠，这才又想起玻璃店的女人，觉得自己做了个梦。

　　我常常做梦，我的十八岁生日就被这个梦搅乱了。

　　红 姐

　　悄悄告诉你吧：玻璃店的那个女人是割腕自杀的。你别不信，那可是我亲眼看见的，而且，我是开洗头房的，又不是那些电视上满嘴跑火车的人。我不把这个秘密传出去，是不想跟警察打交道，他们太忙了。

　　我认识那个女人，她叫苏莲，当然还有一些曾经用过的名字，比如拉美、欧雅，跟她熟识的姐妹都叫她苏姐。我是多年前在一家玩具厂认识她的。那时，我们都是操作工，制作毛绒玩偶。玩具厂不大，在银城北边的开发区里，那儿有好多厂，比如电子厂、铜材厂、化工厂、纺织厂，玩具厂只是其中最不起眼的地儿。那个小厂有五层楼，一楼是漂亮的门厅和玩具展览厅，二楼是办公室，一间间蓝色小隔间里放着整齐的电脑，三、四楼是车间，五楼是员工宿舍。我在四楼的流水线上，干的活儿就是给玩具娃娃装眼珠儿。没有眼珠的玩偶眼窝深得像个黑洞，显得深不可测、暗淡无光。可只要安上晶亮的玻璃眼珠，那些小人儿就会活过来，变成公主或王子。苏姐在三楼，她们干的活儿就是往玩偶肚子里塞海绵、泡沫，把娃儿们的肚子弄大。那时，我刚从乡下来，从小没玩过玩具，很喜欢干那种活儿，觉得那些装上眼珠的玩偶都会朝我眨一下眼。可楼下的苏姐不热爱劳动，她不爱穿厂里统一的蓝工装，总把自己弄得花枝招展的。她很高傲，走路时长脖子仰得高高的，见到我们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干活时翘着兰花指，蜻蜓点水地拈来拈去，就像是误入鸡窝的凤凰。小姐妹背后嘀咕，說她太招惹人，一会儿跟厂里的财务总监躲在办公室里亲嘴，一会儿又被黑色的奔驰接了出去，绯闻不断，跟歌星似的。我们暗自猜测，苏姐有可能会变成玩具厂老板的二奶，或者开奔驰的工头的偏房，这是我们对她既羡又恨的祝福。果然，苏姐如我们所愿地离开了玩具厂，在小城里飘来荡去，成了我们玩具厂小姐妹眼里的一个传说。

　　再次见到苏姐，是在凯撒夜总会。那时，她是我们的领班，咄咄逼人地漂亮着。她游刃有余地飞在好多男人中间，像只蝴蝶从这个枝头飞向另一个枝头，很有红尘领袖的范儿。我们就是她从玩具厂解放出来的。我们起初上不了台面，穿着露脐衫超短裙时，总小心地按住裙子的下摆，拘谨地抿着涂着口红的嘴，一见男人就把身上的肉绷紧，一副警戒的模样。苏姐要我们放开些，那样客人才会轻松。她教导我们说，女人要像昙花，在晚上开放。我们站在大镜子前，跟着她练习怎样让自己在男人眼里一点一点地好看起来。她一颦一笑，甚至像猫把玩红指甲的样子，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些年头，我见识过好多男人，现在想起来，我还记得第一个男人突然从背后抱过抓住我的胸时，动作是那么直接，直接得出乎我意料。后来，我们慢慢茁壮成长起来，越来越觉得苏姐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比我们出道早而已。

　　有段日子，苏姐被一个男人甩了，她很烦闷很懒散，烟抽得更厉害，像跟香烟有仇似的。那时，她跟我合租一套公寓，她睡在床上的样子实在不雅观，磨牙，打呼噜，就跟一头拱食的大白猪似的。而一大早，她常常会发神经推开窗子唠叨：看哦，窗外的花开了，粉嘟嘟的呢。早晨正是我们最贪睡的时辰，她的话打扰了我。我不情愿地睁开眼，被窗外明亮的日光刺痛了，迷迷糊糊看见她披头散发就跟乡下白果树上的吊死鬼似的。她还喜欢照镜子，把小小的公寓的卧室、客厅、卫生间都装上了镜子。她对着镜子洗浴一洗就是好几个小时，急得我抓狂，心里直骂她自恋。那时，苏姐的形象在我眼里一落千丈，我发现她并没有我白。我开始挑剔地看她，越看越瞧不上她了。有一天，苏姐接到那男人的电话，又活了过来，开始涂脂抹粉化起妆。她的皮鞋又信心十足地踏在地板上，她的洒着金星的棕红色皮包又艳气十足地拎了出来，那让我心烦。

　　一股恶意就像发霉的芽儿尖尖钻了出来，我忍不住说：苏姐，你那么捯饬干啥？那个男人……不就是个卖水泥的小贩吗？

　　皮鞋声停了下来，苏姐站住，转过脸迟疑地看着我。

　　我鬼鬼地笑：你看见没有？那个男人小肚子上有块胎记。

　　胎记？苏姐喃喃着，转过脸没说话，肩膀抖得厉害，就像肩头站着两只振翅欲飞的鸽子。

　　我有些后悔，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半晌，苏姐尖叫，哭了又笑，就像个疯子。她哭着说她恨她眼角的鱼尾纹，她笑着说她赚的钱帮她哥哥盖了楼房娶了媳妇。

　　我慌了，没法安慰她。其实，如果能安慰她，我就能安慰自己了。

　　后来，苏姐擦去眼泪，又补了补妆，挺挺身上的赘肉，拔直腰杆，坚决地出去了，就像赴难的壮士。

　　我被苏姐那副模样吓住了，我想自己要不了多久，也会变成她的样儿。

　　就在那天，我收拾行李离开了公寓。之后，我做了纺织厂女工、商场导购员，后来还是回到了舞厅，有些事情不是想改变就能改变的。我得过且过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直到有一天看见城中村里，一对拾荒夫妇的女儿抱着一个破烂不堪的洋娃娃时，才捂着脸悄悄哭了。那个玩具娃娃显然是被人扔掉的，毛又乱又脏，却被那个稚气的小女孩当作宝贝抱在怀里，不肯让我看一眼。可我知道那就是我曾经在玩具厂做的玩偶。那玩偶虽然破旧了，可玻璃眼珠被洗得发亮，还朝我笑了笑。于是，我就离开舞厅，开了家洗头房。

　　我再次见到苏姐时，她已经有了自己的房子，有些钱了。有些老男人喜欢年轻的身体，却也有些情义。她跟一个小官员好了几年，才得到了那些。那时，苏姐看上去很苦恼，她发现那个小官员对她没了兴趣，要跟她分手了。她想离开他，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可又舍不得那男人。她努力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些好看些，想唤回那男人的眷顾。可她把自己弄得太浓太艳了，有时穿着与年纪并不相称的吊带裙，像个扮嫩的小丑；有时穿着黑色的长裙，像个哀怨的女鬼，可再厚的粉底霜也遮不住一脸的绝望。说实话，我都替她难过。后来，苏姐开起服装店，我为她高兴，还为她店里的装修介绍了老街的玻璃店。她常来老街，却从不到洗头房来，即便隔着街瞥见我，也装作不认识。我并不怪她，也装作不认识她。我一听见她在对面的玻璃店里大声嚷嚷，就知道她太孤单了，那只是她弄些动静热闹热闹自己，也热闹热闹对面的我而已。我甚至希望她能跟玻璃店的马老板由欢喜冤家变成一家人。可我心里明白，我希望的东西都会落空，而且，我听得出她的声音里有种碎玻璃的响声，真担心她的嗓子会碎了。

　　果然，苏姐碎了，她自杀了。那天晚上，我又听见苏姐在玻璃店里自说自话。当马老板一瘸一拐走出玻璃店后，她的脸色一下子就暗了。她低头闷坐了好一会儿，嘴里喃喃：难道我这个样子，连瘸腿的男人都讨厌吗？过了好一会儿，她环顾起店里的玻璃，又兴奋起来，连耳根都红了，还慌手慌脚地拉下了卷帘门。我觉得奇怪，就溜到玻璃店背街的小窗下，向里探去。店里，苏姐就像化了妆的演员似的，对着发绿的玻璃脱起衣来。她脱得很慢，就跟夏蝉褪壳似的，边脱边看着玻璃里的自己。她脱得只剩下内裤后，一只脚足尖立着，另一只脚劈叉举起，就像电视里的芭蕾舞白天鹅。可她失败了，她累得气喘吁吁，终于瘫倒在檀木桌上。她身子丰满光滑，在桌面上蠕动着。忽地，她拿起一块碎玻璃刺向自己的手腕。我身子一颤，觉得一条青色的蛇咬住了我，差点失声喊了出来。我最后看见她闭上的眼睛是双眼皮，不过眼线很浅，也许睁开眼就会变成单眼皮的。我没有再看下去，就慌张逃回洗头房。我想：苏姐只是想在玻璃前像昙花一样开放一回，只是想在檀木桌上睡上一会儿，她会重新爬起来，在第二天的玻璃店里放开喉咙吵个不停的，可没想到她就那么死了。

　　对了，忘了告诉你，我的洗头房就在老街玻璃店对面。我的洗头房跟那些没有名字的洗头房不一样，它叫昙花洗头房。你如果想轻松轻松，就到我们这儿坐坐哦。

　　阿 婆

　　街坊都以为我老了，老得糊涂了，老得孤单了。其实，我不是一个人枯坐在家里，跟我在一起的有我的老伴和儿子，还有叫旺仔的黑狗，只是街坊看不见他们罢了。现在的人不懂事，被雾迷住了眼睛，能看见啥呢？好多年前，我的儿子还小，老伴给他买了个叫万花筒的时兴玩意儿。儿子就整日捧着那筒儿转来转去，眯着一只眼使劲儿往里瞧。奇怪哟，那里面真有红红蓝蓝的花开着。后来万花筒被旺仔摔坏了，我才晓得那不过是一些花花绿绿的玻璃在作怪。现在的人看东西，不就跟我儿子看万花筒一样吗？当然喽，他们不是我的儿女。

　　我活了一大把年纪了，能看到他们看不见的东西。就说隔壁老马家的铜镜吧，那可是个宝贝，我能在那里面看到好多人好多事，比方镜子里的火灾，就是瘸马仔六岁时放的火。那时，那个跛脚的小家伙就喜欢用洋火烧报纸、香烟壳和大字报。有一回，一条小火龙从他手里飞了出来，他没想到火会那么好看，先是吓哭了，接着又咯咯笑了。那团火在人民大食堂里窜来窜去，险些把老街烧了，可除了我没人晓得是谁放的火。

　　其实，那面铜镜能把好多秘密收藏起来，只是不说出来罢了。很早以前，老街就有仙姑能用镜子照出人儿的前世今生，道出避灾求福的事儿，给街人指点迷津。可仙姑大多残寡，疯癫，她们说破了天机，是不祥的人。瘸马仔的奶奶就是仙姑，她是瞎子，却能洞见阴阳，指点祸福。每每做法事时，盲婆婆就把她家的阁楼窗户关牢，不让外界的光漏进来。她把铜镜挂在南边的墙上，点上一支红蜡烛和一炷香，盘腿坐在地板上，念念有词。一炷香就要熄去时，她就猛地睁开满是白翳的眼儿，铜镜跟着一亮，里面就会依稀出现街人逝去的亲人，抑或求拜的神仙。接着，盲婆婆就在街人和亲人、神仙之间传话儿，圆个愿消个灾。

　　我就求过盲婆婆，把我的儿子从铜镜里找回家。我儿性子野，魔障附了身。他小时候顽劣，用刀片射树时，把一只眼珠变成了玻璃眼。他一上中学就变成街上的混混儿。我要是说他两句，他就朝我瞪眼，就跟养了个小仇人似的。后来，他抢钱把人给害了，吃了枪子儿。我不想让他孤苦伶仃游在那打靶场上，就找盲婆婆把他的魂唤回来。盲婆婆就在一个大月亮的晚上，把我的儿子从铜镜里唤了出来。我儿跟我说了好多话，说他好后悔，对不起我和他爸。我想上前抱抱他，可他一眨眼不见了。从那以后，我儿就回来了，整天在家里陪着我。他乖巧了，嗓门也没那么大了，只是还喜欢逗弄旺仔。有时，听到警车的叫声，我就担心公安同志发现我儿会捉了去呢。我这一辈子都得感谢盲婆婆，可她老人家在那年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的夏日走了。她把自己挂在街头那棵被雷劈焦的树上，她在临死前的批斗会上，还气愤地问红卫兵：这世道，为啥能让大巫师在外面蛊惑人心，却不允许我在家里关起门做做小巫术，至少我还能给人治治病啊！街坊们，你们说说，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可街坊们没敢应一声，那个时节谁敢承认自己被盲婆婆治过病啊！盲婆婆越喊越絕望，就自挂东南枝了。幸好，那面铜镜留了下来，留下了一个铜锈斑斑的隐秘世界。

　　我不敢妄说瘸马仔没有杀那个女人，即便是公安贴的告示说某人犯罪，也不一定是确凿的事儿，何况我一个碎嘴的老太婆呢？我只能说瘸马仔是个胆小的男伢，是个本分的男人，是个可怜的人，虽然他有时把梦话说得咬牙切齿。我只是看见他逃了，逃进那面铜镜里了。那天夜里，月亮升得很高，我在家里洗假牙。假牙这东西挺碍事，可没它还真不行。我用牙刷一遍遍刷着放在盐水碗里的假牙，忽地迷迷糊糊听见隔壁玻璃店卷帘门一阵簌簌响动，像是被风吹动了。我晓得逃走的瘸马仔回来了，就移着小脚，悄悄走到玻璃店后窗向里面看去。果然，瘸马仔正捂着头蹲在地上。屋里没有灯，一块块玻璃把影儿乱乱地投在地上，那些黑色的暗影就跟分岔的蛇在游着，在绕来绕去。瘸马仔站了起来，盯着脚下的暗影看，小心地踩踩这条又踩踩那条，踩着踩着就烦躁了，倏地抬起头，两只手卡向自己的脖子，就像要把自己拔起来。我晓得他是在找路，找一条能藏身的路。这不，他把自己卡得直喘气后，就寻向墙壁上堆放的玻璃，左看看右看看，不时斜着身子向玻璃撞去。玻璃一动不动，镜面上荡开水一样的漩涡儿。他不停地走，不停地撞，可怎么也走不进玻璃镜里。他急了，拿起刀在玻璃上划起来，一刀下去，玻璃裂开一条缝儿，可还没等他挤进去，玻璃缝又合上了。

　　瘸马仔累了，气喘得像牛。他立住身，傻傻地看着四壁。其实，那伢儿应该能看见他奶奶的。那时辰，盲婆婆就坐在店里的藤椅上，悄没声儿地看着他。不知为啥，屋里的檀木桌长矮了，藤椅的扶手变深了，盲婆婆坐在椅上，跟墙上的铜镜一样被锈住了。我帮瘸马仔着急，可我不能说话。我怕惊动屋里走来走去的的人影，那都是他的亲人啊。

　　瘸马仔终于看到铜镜了，说话了：奶奶，你说，这面铜镜真的能收人魂吗？

　　盲婆婆笑：你问你爸啊，他掉进矿坑里，没了。

　　那您老说说，这面铜镜进出的门在哪儿呀？

　　盲婆婆仍在笑：人之初，性本善嘛！

　　您说，我能躲进铜镜里吗？

　　盲婆婆抬抬手：听哦，隔壁家的小猫又学狗叫了。

　　……

　　我晓得瘸马仔根本听不见盲婆婆的声儿，也看不见他奶奶，即便他奶奶披着万道霞光站在那儿，他也看不见。我真想咳嗽两声提醒他，可风早就吹破了我的喉咙，我只有闭住豁牙的嘴。

　　瘸马仔像只陀螺一拐一拐地转了半晌，摸索出半截蜡烛点了起来。老街偶尔会停停电，各家各户都有备用的蜡烛。那根蜡烛已经用过了，变得又短又粗，就像大拇指，晃着光圈儿。忽地，铜镜一下子就亮了，在地上投下一个光亮的门。瘸马仔眼儿越睁越大，慢慢笑了。他举着蜡烛，一步步向那门里走去。烛火抖索着，卷起螺旋的风。瘸马仔越走越快，随着风走进了铜镜里，就跟走进一口古井里一样，没了影儿。我听见满屋老马家亲人的笑声，我松了口气，这个可怜的人儿总算藏起来了。

　　又一阵风吹来，蜡烛就灭了。屋里暗了下来，满屋的人影不见了，铜镜又锈住了。我看得累了，眼儿一花，就赶忙闭上眼。等我睁开眼时，发现自己正坐在自家的竹椅上，门外的晨光竟然亮了。我迷迷怔怔地想：早晨咋来得这么早？我困眉耷眼地走出门，就听见卖包子的阿婶大嗓门：阿婆，今个咋起这么早啊？看您老眼红的，昨晚又发梦了，没睡好觉吧？我唔唔两声，就缩回屋里，耳朵却竖起听着街上的响动。这个时辰是老街消息满地钻的时候，街坊们照例该说说瘸马仔的行踪的。前日早晨我去菜市场买冬瓜时，就听到卖猪肉的和卖鸡蛋的谁谁在争吵，一个说瘸马仔畏罪潜逃，跑到越南去了；一个说瘸马仔跑到云南看孔雀了。他们争得耳红脖粗，还摔碎了三个鸡蛋。可那个早晨，我听了半晌，也没听到街坊提到瘸马仔，看来他们对他逃进铜镜的事儿一无所知哦。我不想把这事儿告诉别人，我老了，牙齿掉了，关不住风了，也懒得说话了，就让他们去猜去找吧，玩玩捉迷藏的游戏挺好。

　　修摩托的师傅

　　我不喜欢你叫我“师傅”，听起来就像叫我囚号一样。我宁愿你叫我名字，或者傻大个儿。

　　你应该知道，咱们老街背靠的是座山，山上有座大型国营矿山。那座铜矿不知开了多少年了，那儿有小日本开采时留下的铁轨，有新中国建成的高高井塔。我爷爷在那儿下过井，我父亲是矿山工人，他们得过的奖状可以贴满我家的墙壁。我理所当然就成了矿工，成了劳模，《银城日报》上还说过以我在井下掘进的深度，提前进入了新世纪，真他妈的扯淡。到了新世纪，矿山就挖空了，换个词儿就是资源枯竭了，我也就下岗了。起初，我以为这没啥，我有的是力气，搬到哪儿照样发光发热。也许离开矿山，我还能从默默无闻的地下工作者，变成阳光灿烂的人还能发点财过上灯红酒绿的日子呢。可我过于乐观了，像我这种没有技术的人，只能勉勉强强寻条活路。我在大老板的建筑工地搬过铁管，在私人小铜矿埋过炸药，在钢铁厂做过炉前工，只要世上有的金属，我基本上都跟它们打过交道，当然除了贵金属黄金、白银，还有制造原子弹的啥玩意外。我这才明白，其实我就是一颗钉子、一块铜锭，只能被生活轧铸成别人想要的零件儿。你说，我能甘心吗？我也想成为一块女人一见就眉开眼笑的明晃晃的钻石啊！于是，我就跟以前的矿山兄弟合伙做起假酒，就是用工业酒精兑些水。银城人很喜欢喝那种酒，直到一个明察秋毫的大人物喝得胃出血后，才把我们揪了出来。

　　我真幸运，坐了三年牢，竟然学会了修摩托。那个监狱四面围着高高的狱墙，墙上有高过一米的高压电网，除非变成鸟才能飞出去。我们就在那里面进行劳动改造，为一家摩托车制造厂做配件和整装，赚来的钱用来监狱设施的维修，这样很好。再说，我们监区的犯人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劳力，白吃干饭，岂不是浪费人力资源？我们经过培训后，在监狱的车间里做工。十几排流水线上，挤着穿着统一囚服的犯人，跟在工厂上班没啥两样。我干得很欢实，只是梦里有些担心我们制造的产品会不会是假摩托。我的舍友们希望出来后，能买辆摩托开开，而我就想开家摩托修配店。这不，一从高墙里出来，我就圆梦了。

　　你莫嫌我爱扯闲篇，我是想说，你们一定要把玻璃店的春子抓起来，那样，他就能跟我一样，在号子里学会技术活。那小子可聪明了，嗓门大，眼色活，手脚麻利，爱动脑瓜，如若不是他对修车没兴趣，我早收他做徒弟了。听说我们那个监狱的第一监区有个玻璃制品车间，早年就是生产灯泡的，当年犯人们就爱把灯泡塞进胸前，模仿女人逗乐。我看那小子去那里挺合适，他是做玻璃活的料儿。说实话，我不喜欢玻璃，它不是金属，但那玩意也是银城建设需要的材料嘛。咱们银城不是正在由铜矿之城向塑料之城轉型么？说不定，换个市长，咱们就要把银城打造成玻璃之城呢。建设银城，人才是关键啊。

　　你们做公安的，就是有脾气。那我就说正事吧。我是亲眼看见春子逃走的，可我觉得他没有杀害那个姓苏的女人，他为啥要害她，情杀？财杀？色杀？说不通啊。我知道你们公安不是神，也是人，办个冤假错案也在所难免，可你们得办他个证据确凿是不？至于春子为啥要逃，你要是以为他做贼心虚，那就错了。他一定是被那女人流出来的血吓坏了。那小子晕血，你们派出所的老关不就晕油么？咱们都是知根知底的老街坊呢。

　　还是说说春子吧。那小子对啥都好奇，最大毛病就是跟我下象棋心不在焉。我俩常蹲在街边下棋，他每落一粒子，都会问东问西。

　　比方，他问：这儿为啥叫工人新村呀？

　　我就边想招边随口应：咱们老街住的都是矿工家属嘛，你要是能闻到臭鸡蛋味，那就是化工新村了。银城好多地名都是这么叫的！

　　不一定吧？那城北那儿为啥有小区叫香榭丽舍？

　　我皱皱眉，把马摆成连环马：切！那儿香啊，那儿不是有女人一条街么？

　　……

　　更可气的是，那小子边下棋边东张西望，还会趁我不注意，偷掉我的一匹马，手脚麻利着呢。

　　好嘛好嘛，你莫生气，我这就说说春子是怎么逃走的。那天晚上，我喝了点酒，睡得早。大约十一点左右，我听见门外一阵摩托发动声。我想那可能是对面洗头房的客人，那些家伙总是晚上来，挺闹人。我闭上眼继续睡，可那摩托声一阵接一阵，每回都从鼓舞人心开始，又以无奈歇了气，就跟虚张声势的男人似的。我烦了，心想外面的家伙真是笨，连摩托都打不着火，便起床打开门，这才看见春子骑在我搁在墙根的破摩托上。

　　我打了个呵欠，喊：春子，你小子这么晚要去哪儿？

　　春子吓得一哆嗦，扭头看我，有些结巴：我……我借你的摩托用用。

　　我晃晃脑袋走过去，把破摩托的电路盘了盘，拧下高压帽，将高压线对着缸头隔一厘米位置按动开关，蓝蓝的火花叭叭响了。我拍拍手：好啦！你小子去吧。

　　春子一脸是汗，又启动起摩托，这回摩托嗵地就蹿了出去。我刚想骂声龟儿子，他就狂奔乱蹿地跑远了。

　　我想踅回去，继续做没完没了的梦，忽地听见一声嘭的爆炸声，震得老街晃了晃。接着，就听见有人喊：不好了！坍方喽！坍方喽——街坊们都知道，老街下面早被矿工挖空了，前年就发生过地面陷塌的事件，一幢红砖平房掉进了大窟窿里，就像一列火车脱轨栽在山崖下。幸好，那场事故没有人员伤亡，只有矿工家属养的小鸡埋在大坑里不见了。后来，那个大窟窿被绿栅栏围了好几个月，才被填平了。想起这事，我紧张起来，撞进门喊醒老婆，拽起在梦里流口水的儿子，骑上摩托就想狂颠而去。可我错了，没想到整个老街一下子被人塞住了。其实，老街早就慢慢空了，一些老住户三三两两搬到小城北面的高楼大厦里去了，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人。那些人就跟逃荒似的，有的穿着大裤衩，有的趿着破拖鞋，有的拖儿带女，有的拎着行李箱，有的吓得腿肚抽筋被人架起拖着走，有的像田径运动员一样跑得飞快，就跟电影里被打散的队伍一样。我们跑到街口人行立交桥上，这才停住发酸的脚，回望起老街。老街异常安静，一溜儿灰房子铁轨似的伸延着，山顶井塔上高挂着一轮明月，跟女人的乳房似的。我们慢慢醒过神来，嘀咕了好一阵子，才弄明白那爆炸声是早点摊发出来的，他家的煤气罐爆了。于是，我们又向老街走去，一路上说说笑笑，就像看露天电影归来似的。老街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我们谁也没注意到春子提前跑了，当然也没注意到队伍里少了马老板一瘸一拐的影子。我们都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快乐里。

　　你莫要不信，我真的没说瞎话，那天晚上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我是号子里待过的人，知道政策。至于春子那小子跑哪儿去了，我就不知道了。这个，你们可以问问街尾的算命先生，他算命真准儿。喂喂，公安同志，你别慌著走啊。隔壁玻璃店的马老板跑了，已经有些日子没回来了，就算能回来也准会被你们抓进去的。你们说说，我能不能把墙壁打通，把玻璃店变成我的摩托维修店的一部分呀？我得重新改造店面，扩大经营规模，为银城建设添砖加瓦啊。对了，这是春子那小子临逃时，忘记带走的弹弓，这算不算凶器呀？

　　公 安

　　我一直纳闷，一片碎玻璃怎么会致命，如果连玻璃都能成为凶器，那我们对刀具的管制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受害人苏某死了，她没法活过来陈述事情的真相，这使一件原本简单的案件变得扑朔迷离起来。一连好几天，我坐在老街公安派出所灰旧的办公室里，看着大肚子茶杯里茶叶浮起又沉下，梳理着案件的头绪。这不仅是我的职业操守，也是我的兴趣所在。我从小就喜欢猜谜，要不当年也不会上警校的。我九年前从警校毕业，就一直窝在这个派出所里当户籍警，主要工作就是为片区的居民办办身份证明、死亡证明、户口迁移之类的事儿，办过最大的案件就是帮阿婆在网吧找到失踪六天的孙子和她家的猫。我常常一个人溜达在老街上，遇到熟识的人点点头，虽没穿警服但还是威严的。那些街坊对我没有多少热情，偶尔咋咋呼呼对我喊：出事啦！出事啦！其实也就是他们家的东西丢了、夫妻俩为鸡毛蒜皮抓挠得满脸开花的小事儿。我喜欢看到陌生人，那让我的神经紧绷起来，就跟闹钟上起弦儿。老街没有让我完全失望，有些外地人会在这儿租房，过些日子就杳无音讯。他们来来往往跟走马灯似的，但没有逃过我的眼睛。我一眼就能从他们身上看出吸毒者、风尘女、民工、小偷的蛛丝马迹。虽然他们有人形迹可疑，有犯罪的动机，但没有一个是业已犯案的逃犯。有一天晚上，老街窨井里忽地钻出个戴黄色安全帽的人头来，我吓了一跳，高喝：谁？右手熟练地摸向自己的腰间，虽然那里并没有手枪和手铐。那个从地下钻出来的人满脸荒芜的胡子，很不耐烦地嚷道：还能有谁？管道工！我还想再问些什么，那个人头又缩回窨井里。我向黑暗的窨井里探看了半晌，竟没看到一丝动静，恍惚做了一个梦。此后，每回夜行到那个窨井处，我都保持起应有的警觉了。我日子过得颇烦，很想调到市局干刑警，可活动了几回都没成。说实话，听到老街玻璃店发生命案时我很兴奋，手儿都痒了，我想如果我能破了这个案子，办个大案要案，市局或许会发现我这块闪光的金子的。

　　这是个棘手的案子，我走访排查了好些日子，都没找到线索。我没法推断：苏某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是他杀，犯罪嫌疑人该锁定哪些人？如果凶手是玻璃店马老板或者春子，他俩又有怎样的动机？如果凶手不是他俩，他俩为什么要逃？我假设过杀害苏某的人是个变态狂，有些变态杀手作案并没有理性动机，只是把伤害他人当作一件快活的事。银城就发生过这样的连环案：在无人的小巷里，六名单身夜行的女人先后被人划伤臀部，后经查实，作案人对穿红裙子的女人有着破坏性冲动。一个叫汉斯·艾森的人在犯罪心理学研究中提出：人在童年时期喜欢纵火、虐待小动物、遗尿或有其他心里阴影，与长大后暴力犯罪有着关联性。那么，我是否可以推想：这件案子的凶手是否对玻璃或者对苏某那样的女人，有着特殊的伤害欲？我越想谜团越多，最让我迷惑的是，我在案发现场竟然找到了一支飞马牌香烟蒂，那支烟抽得很彻底，连海绵嘴都烧了一圈，跟我抽烟的习惯一样。而且那上面除了苏某宝贵的血迹，还有我的指纹。据我所知，这种飞马牌香烟小城没货，我之所以经常抽它，是警校同学从他所在的小县城寄给我的。这种种迹象表明那烟屁股是我留下的，我也有犯案的嫌疑。可我记得自己除了案发后到过现场，从没去过玻璃店，再说我有什么动机要杀害苏某呢？我想着想着，觉得老街的空气都含有可疑的分子了。

　　其实，对于玻璃店命案，我的推测没有任何证据，就跟我写小说的朋友一样，有些天马行空了，这不符合警察的职业规程。也许真正能解开这个案件之谜的最有价值的线索是声音——事发当晚，隔壁阿婆、修车师傅和对面的洗头妹都听到玻璃店里传出了稍纵即逝的尖叫声。阿婆说：那声音很尖，就跟绣花针一样，一下子就把夜晚戳破了。修车师傅说：那声音跟枪响一样，嘭的一声。洗头妹说：那声音很高，就跟电视上高音歌唱家谢幕似的。他们都分不清那声音是男是女发出来的，说法各异，还都用了该死的比喻，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个人很想确定那是枪声，我在警校玩过枪，枪声就跟炒豆似的，对我的耳朵来说是种享受。

　　我知道所长是不可能允许我外出追逃嫌疑犯的，一是所里事情杂多，二是所里没有办案经费，更主要的是这个案子已交给市局刑警队了。因而，要破案我得从蹲守马老板或者春子开始，守株待兔是个励志的寓言。于是，我一边白天打着呵欠给居民办证，一边晚上潜伏在玻璃店旁，可一连蹲守了七天，都没有遇到丝毫风吹草动。我有的是耐心，这是优秀猎人的品质。

　　这是九月二十九日的晚上，老街正踩着秋老虎的尾巴。夜深人静。我藏身玻璃店后的深巷里，透过墨镜看着夜色。我深知蹲守要熬得住夜，定得下身，耐得住心，不能抽烟，不能打手机。潮湿的巷里，蚊子像小型战斗机飞来飞去。我一动不动，两眼看着玻璃店。我把自己想象成猫，眼睛就发亮了。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自零点后，有三条人影在老街出现过：

　　一个是在银城制药厂上班的下岗矿工，他骑着电动车，晃晃悠悠地从玻璃店前游了过去，没有一点儿悬念。我了解他，他下岗后一直在那家制药厂上夜班，有时夜归时会扯上嗓子唱唱《两个老虎》，五音不全，就跟打更敲锣似的。他的老婆在街北超市当理货员，总是用宽大的衣服包裹住自己，很严谨的样子。这对夫妻俩最近正在为儿子上学的事儿操心，对玻璃店发生的事儿没有半点儿碎嘴的好奇。

　　一个是对面洗头房的女子，她拿着手机走到玻璃店前，说了半天的话，用的是她老家的方言，我一句都没听懂。我们对那个洗头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因为它是非法经营而取缔它。有一回，那个洗头妹被一个中年妇人揪着头发拖进我们所里，跟在后面的是个委琐的老男人。中年妇人骂骂咧咧，骂她男人为啥要在外面胡搞，骂洗头妹把女人的脸丢尽了，骂我们公安拿了纳税人的钱不干事，就跟放鞭炮似的。洗头妹很镇静，只是耐心地剥着指甲油。最后，我们所长拍桌子了，那中年妇人才停住了嘴。我们让洗头妹交了点钱，就把她放了。所长是个心软的人，他说总得给人留条活路吧。其实，那个洗头房的生意很萧条，我能看到洗头妹身影很落寞。

　　一个是拾荒的老头，那老头聚精会神地在街邊垃圾桶里翻来翻去，终于找到三个矿泉水瓶和五个易拉罐。虽然他离我只有十米的距离，但根本没有发现我，只是朝巷子里瞥了一眼，就疲疲沓沓地走了。我知道老头并不缺钱，他是铜矿退休工人，他的儿子是银城有名的地产老板，经常开着轿车来老街为老头送吃送喝的。老头日复一日地拾荒，真不知出于什么动机。

　　零点45分，我的头有些木了，眼皮重起来。忽而，一声碎玻璃般的叫声传来。我猛地睁开眼，发现玻璃店前有条人影。那条人影就像被叫声吓住了，站了片刻就手足无措地走去，就像个迷路的孩子。我急忙冲上去，一把抓住他，发现他是老街上著名的酒鬼。我厉声问：你刚才听见什么声音了？他慌得睁大水汪汪的醉眼，手指向空中乱点着，卷着舌头说：鸟！我听见鸟叫了，我抬眼看去，真的看见一只鸟飞起，就像霰光弹一样射向天空。

　　我的蹲守行动只有这样结束了，但我坚信这个案子要不了多久就会真相大白的。偶尔我也想想：如果把玻璃店老板和春子换作是我，我该往哪儿逃呢？

　　风吹走了夏天，也吹走了那个月落星稀的夜晚发生在老街的案子。我们的玻璃店一直紧紧地关闭着，关住了那些不会风化的琳琅满目的玻璃。老街就要拆迁了，要被改造成大型游乐园了。据说，那个游乐园要把已经废弃的矿井变成地下矿山公园，还将拥有世界上最高的摩天轮，可能比山上的井塔还要高出六厘米。老街人欢欣鼓舞地期待着推土机的到来，甚至看见那个叫游乐园的庞然大物正迈着大步走来。他们不再关心我们的玻璃店，只有修摩托师傅的儿子，不知从哪儿捡来一串铜质、铝质的钥匙，往卷帘门锁眼里插来插去，妄图打开玻璃店的门。可他怎么能打开门呢，即便那钥匙串上有一匹红绿玻璃丝编织的马形饰物。

　　马老板和春子一去就没了音讯。我们都不知道：在银城北城的地下通道里，一个瘸腿的男人每晚都不能安然入眠，只要有警察哪怕是保安走过来，都会慌张站起，摇摇摆摆地跑起来，边跑边喊：我有罪！我杀人了！我杀了个女人！可人们对他熟视无睹，他们都叫瘸腿男人为疯子。而就在通道上面的广场上，常有一个短发少年飞快地走过。他总在广场读报栏上，寻找玻璃店转让的启事。他一看到那样的消息，就会转身飞奔起来。街上行色匆匆的人听不清他在喊什么——如果老街人能听到那短发少年的喊声，一定会想起那个闷热的夏夜的尖叫声，如果我们的玻璃店听到那短发少年的喊声，一定会碎成一座花园。

　　责任编辑 李国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