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殳

　　戴超是个制片人，喜欢组局吃饭。组局吃饭是为了听故事。听故事是为了弄项目。弄出一个好项目，是戴超四十岁生日当晚酒后起的誓。

　　为了饭局的多样性，戴超什么局都组。德扑、麻将、桌游、足球、按摩、唱歌，还有一些说不清楚是什么的局。看着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一一赴约，戴超就心满意足。

　　我跟着戴超从一个局到另一个局，为的是卖故事。我写故事，也做委托编剧，写半半拉拉的剧本。偶尔我也会带个人赴戴超的局，不多，毕竟做东的是戴超。我俩是老同学，但毕业来京后联络不多，基本各忙各的。他又忽然结婚生子，从人间消失。前年重返尘世，电话打过来第一句就是，我要拍电影。第二句是，这事儿一定要成。

　　因此每回介绍人，我必先强调：这人靠谱，能成事。

　　此时桌上杯盘狼藉，在座四人已然微醺，分别是戴超、我、编剧老姜，还有一个是汪辉，写小说的，也写诗。戴超有个项目，先是老姜写，又让我参谋，还是不满意，我便推荐了汪辉。我说汪辉老师是个有故事的人，还发了几篇汪辉的小说给戴超。戴超很快看完（也可能没看完）回复我：汪辉老师是个多愁善感的人。

　　汪辉我早就认识。十几年前在一个书评论坛看他写的文章，按图索骥读到不少好书。他在网上很活跃，但现实里深居简出，不怎么见人。说不定可以把你的小说卖掉一个半个。我这么跟他说，才算同意来。彼此介绍完，汪辉盯着戴超，说你该去当演员。大家笑。戴超确实长得好，且心里清楚自己长得好，举手投足难免表露出来一些不凡的意思。玩笑话说完，汪辉没话了，闷头吃，仰头喝。跟我也没话，像吃喜宴偶然同席的一面之交。

　　戴超给我们夹菜，倒酒，让烟。他说，不要思考，敞开聊，你们负责吃和聊，我负责捕捉灵光。汪辉不动声色，夹起半条鱼搁在自己餐盘里，认真地剔出大刺，拿筷子尖拈起鱼眼周围的活肉。我说，汪辉老师喜欢吃鱼。他又转一转桌面，勺子贴着酸汤锅的锅沿儿，撇开油，捞肉。我们也跟着吃，撇油，捞肉。

　　戴超又点了一条鱼。

　　酒酣耳热之际，老姜发话了，说前几天想到一个创意。三翻四抖，讲出来却是个笑话，有点荤。大家都笑，汪辉笑得不太明显。

　　那条鱼已经被他翻过面来了。

　　戴超也讲笑话，也有点荤。老姜接过话头，几句话吞下去又吐出来，竟然编出个小故事。他朝戴超一笑，如有神助，情节越扯越多，像开车上了错节盘根的立交桥，兜兜转转，一惊一乍，其中又不乏陡峭的转折和无奈的感伤。

　　“这是个青春片啊。”戴超举杯。大家一起“走”了一个。戴超拿过我的酒杯续上，老姜忙接过分酒器，往戴超杯子里意思了一下，再给自己倒，然后给汪辉倒。汪辉手一伸捂住杯口，另一只手接过瓶子，自己给自己倒。倒满，一仰脖干了，又去吃那条鱼，剔出的刺十分干净，像退休第一天的人把刚收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

　　戴超说：“老姜的故事有意思，咱项目第一编剧非你莫属。”我起开一瓶酒，拿过汪辉的杯子倒满，说：“汪辉老师也讲一个。”

　　“看那么多小说，给我们讲讲。”老姜附和。

　　戴超笑一笑，调整坐姿。

　　包厢内烟雾缭绕，灯光柔和流动，抚过汪辉浑圆的光头。一根烟在掌心磕了很久，汪辉终于作势要发言，却打出了一串连环的酒嗝。这时包厢门铃响，服务员大喇喇走进来撤盘，救场救得恰到好处。我说：“汪辉老师不胜酒力，要不我来讲一个吧。”

　　“我这个故事，可是一段隐私。”我强调。

　　肩头突然一沉，一条胳膊搭上来。“还是先听我的故事。”不知何时汪辉站到了身后，他停顿片刻，大声说道：“这也是一部，青春片。”连环嗝的惯性还在。

　　老姜鼓掌。

　　汪辉坐回去，挥一挥手，赶走几只并不存在的飞虫。他纠正道：“这是一部青春片，但首先，这是一部悬疑片。”

　　大四实习那年，汪辉当过几天记者，遇上一件奇怪的事。大概七八月份，出差到沿海一座小城，他十分兴奋。北方山区长大，省会读书，从没见过海，一只寄居蟹都能让他尖叫。

　　出差像旅游。当地政府组织媒体报道城市建设，无非走马观花，吃吃喝喝。拍几张照片，发几篇通稿，车马费就到手了。行程倒数第二天参观制药厂，拍完照，吃完饭，领了纪念品，汪辉就坐旅游班车去了海边。海滩尚未开发，光秃秃一片，但汪辉觉得美。租了一条毛毯，躺在海滩上睡午觉。不想一觉醒来着了凉，肠子绞得直不起腰，到处找厕所。总算找到一家小旅馆，拉到浑身虛脱，干脆开个房间休息。

　　旅馆是老旅馆，房间里就两张床板，热水都没有。汪辉躺着，忽然想起制药厂送的健康礼盒。他们也不懂忌讳，把药当礼物送人。这肚子简直是给药咒的。但药是真药，礼盒里有泻立停和消炎药，算是帮上了忙。吃完药，汪辉又拉了几趟，肠子松开了，肚皮也不紧了，脑袋却沉起来，迷迷糊糊睡过去。或许是中午的酒劲儿上来了。

　　一睁眼，天已经黑透。班车和公交已经停了，出租车根本没有。黑车倒有，就在路边趴着。但哪敢坐？司机说当地话，听起来简直是日语。再一算账，万一给讹了，比住旅馆还贵。但这些都是借口，他知道自己是舍不得走。

　　夜里的大海一定更美。

　　汪辉把鞋袜丢在旅馆，光脚去了海边。他身上有点发虚，眼前黑茫茫，脚下轻飘飘，但却健步如飞，沿着海岸线，不知道走出多远。

　　“潮水就像山风，是宇宙的呼吸。”

　　汪辉对我们这样说道。眼睛却并不看我们。

　　我们点头，等待下文。

　　“然后就出事了，”汪辉说，“肚子又疼了，必须马上找厕所。他妈的。”

　　当然找不到。这是一片没有人迹的荒芜之地。就地解决倒是好办法，但汪辉犹豫了。

　　“黑咕隆咚没一个人，头顶是天，脚下是地，面前是大海，但你总觉得有双眼睛正看着你。”他说，“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老姜说：“当然有，汪辉老师你看透了人心。”

　　“看透个屁——”汪辉吞一口酒，咂咂嘴，“我还是刨个坑就地解决了，文明的底线哪抵得过生理的冲动？这才是人心。”

　　事后，汪辉用沙子把坑埋好，像一只野猫。负担卸下来，心里放松了，他在作案现场流连片刻，竟然有点心满意足。毕竟这种经验不常有。这时，远处打来几道强光，像劈面的一记耳光。汪辉转身就想逃，但终于只是若无其事地原地转了几圈。他克制羞愧和恐慌，迎面走过去，光柱却躲开了。

　　“不是在照我。”汪辉说。他抓起杯子喝，发现酒杯是空的，戴超马上递酒过去。汪辉接过，干脆对着瓶子喝。

　　“有人拿着手电摇摇晃晃，岸边公路上停着一辆车，我马上意识到那是辆警车，亮着警灯呢。然后，我就看见了那个女人——我们可以把她叫作，M。”

　　那个女人，M，一声不吭地坐在地上，双目紧闭。她戴着泳帽，半边脸粘了厚厚一层沙子，像一尊尚未完成的雕像。汪辉站在人群中，听只言片语，捕捉信息。

　　M身上披着一条毯子。不过汪辉知道，毯子底下她什么也没穿。有个戴草帽的女人，大概是当地的渔民，不知从哪拿来几件衣服。M接过衣服，堆在胸口，眼睛依然闭着。

　　忽然有人喊：“她在发烧呢，病得不轻。”

　　警察让M上警车穿衣服，驱赶人群。汪辉没走，晃来晃去，像一名充当背景的群众演员。他听出了头绪。M的丈夫失踪了，被海浪卷走了，她是幸存者。出事之前，这对夫妻在海里裸泳。

　　警车门打开，渔民离开，留下M坐在后座上。那套衣裤大太多，显得她十分娇小。有个警察摸一摸她的额头，问她要不要去医院。是个男警察，现场没有女警察。M摇头拒绝，她说：“送我回去吧。”

　　汪辉忽然想起自己的健康礼盒。他打开挎包，翻到一盒退烧药，过去递给了警察，从背景变成了焦点。他跟警察介绍说自己是记者。

　　警察检查了汪辉的身份证，又检查了药，抽出一板装进自己口袋，把剩下的给了M。M已经摘了泳帽，露出一头湿漉漉的短发。她看了汪辉一眼，接过药盒，翻出说明书，就着阅读灯看。过会儿，又看汪辉一眼，说了声“谢谢”。

　　海风吹得声音七零八落。不过汪辉听出她不是当地人。

　　“我理解，说明书她为什么看那么仔细。专注得很，像在看书，我怀疑她在小声地读。”汪辉把手机举在眼前，“就这么大一片纸，看完正面看反面。”

　　我问：“那是什么药？”

　　“退烧药啊，”汪辉说，“安乃近。”

　　老姜惊呼，说：“这种药有问题，已经不让吃了。”

　　“重点不在这里。对吧？汪辉老师，重点是什么？”戴超说，“她吃了吗？”

　　“吃了。”

　　汪辉摇头晃脑，眼神迷离。

　　“安乃近，现在是不让吃了。那时候谁懂这个？我那天喝完酒还吃了消炎药呢。重点？也没什么。我只是忘不了这个细节。”

　　“然后呢？”

　　“然后，我就走了。”汪辉欠欠身，“我想说点什么，但来不及了。我的肚子又疼了。”

　　汪辉突然笑起来。笑到一个急刹，身体前弓，一屁股把椅子推出老远。笑容僵在了脸上，之后他便吐出一摊东西来。我忙扶住他。老姜也过来从身后搀住。戴超处变不惊，叫来服务员收拾，顺道点了一壶茶。

　　汪辉吐完，脸上褪去了红晕，浮起薄薄的一层白。一杯茶进肚，眼神黯淡下去，有种大病初愈的虚无和淡泊。

　　但坚持继续讲。

　　“重点没到呢，”他说，“我讲完，还要听老杨的隐私呢。”

　　大家当然愿意，于是各归其位。

　　重点在第二天。

　　汪辉在旅馆餐厅吃早饭。迎面过来一个女人，短发蓬蓬的。汪辉心里一动。M竟和自己住在同一家旅馆。

　　M在汪辉对面坐下。她说：“谢谢你的安乃近。”汪辉一时紧张，张口就问出心中的疑惑，“为什么你看说明书看得那么仔细？”M有点意外，但回答得十分平静，说：“想看看有什么副作用。”汪辉说：“是啊，是药三分毒，都有副作用。”又说：“不光是药，世界上什么事都有副作用。”胡乱聊了一会儿，紧张总算过去，才察觉自己翻来覆去说的都是药，甚至还介绍了制药厂的情况。

　　M就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地听。

　　汪辉想起自己的记者身份。心说何不采访采访她，这是一条不错的社会新闻。于是到前台买了冰镇饮料，打开易拉罐送到M面前，对方却先开口了。

　　“警察让我等消息，可是怎么找得到呢？海这么大。”M还是那么平静，像跟汪辉说话，又像自言自语。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汪辉说。又是一句废话。可他还能怎么安慰呢？他暗自打量面前這个女人。M戴了两只黑色的耳钉，是两个小小的标点。左边一个句号，右边一个逗号，像写在耳垂上。

　　她已经结婚了，年纪应该比我大几岁。他们结婚多久了？夫妻关系不错吧。汪辉正经问题没提几个，脑子里却总有个声音在胡扯八诌。他根本不是做记者的料。

　　“我们碰到了裂流。”M突然说。

　　“裂流？那是什么？”汪辉回到现实。

　　“M说，那天她和丈夫吃过晚饭到海边散步，来来回回地走着，她突然想游泳，就让丈夫回旅馆取泳衣。没想到那男人却说，不如裸泳，来个天人合一。她很犹豫，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反正没人看见，她说。

　　“跟我说这些的时候，她表现十分自然。反倒是我很尴尬。我觉得，她是把我当成了小孩，我那时候戴着眼镜，背个挎包，装模作样拿本小说，一看就是个学生。M说，她从小就游泳，水性很好。她丈夫呢，只能算是会游，手脚很慢。问题就在这里，他们的节奏很不同。

　　“一眨眼，M就游出了很远。回头找丈夫，却找不见人了，明明刚刚还在呢。于是她就大喊，喊丈夫的名字——那哪能听得见？自己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M说，她随着海浪起起伏伏，眼前一会儿是黑，一会儿是白，那是浪越来越大。正是退潮的时候，人就像缠在水里。她越想越害怕，就往回游。说不定丈夫已经上岸了。她当时这么想。

　　“可岸上没人，只有他们的衣服和手电。她打开手电往海里照，扫来扫去，终于照见她丈夫，正在那儿漂着呢。别误会，我是说那男人在仰泳，还一边朝她大喊，说快下来啊，这边没有浪。M松了一口气，那边确实没有浪，是一块平坦的海面。

　　“但是，她却不想再下水了。”

　　汪辉停顿一下，继续说。

　　“她说，看见丈夫没穿衣服的模样，突然想到自己的模样，觉得怪怪的，所以不想再下水了。”

　　“你们能理解这种感觉吗？”汪辉说，“我很理解。”

　　我们摇摇头。

　　我问道：“裂流到底是怎么回事？”

　　汪辉抽出纸巾，擦一擦嘴，慢慢说道：

　　“M正要关掉手电，却看见她丈夫猛一翻身，好像挣扎了一下，人就不见了。她以为自己眼花了。拿起手电再怎么照，海面上也没丈夫的人影儿了——就那么一眨眼，人没了。”

　　汪辉挪开餐盘，用纸巾抹一抹桌面，伸出食指画下一道道虚构的波浪线。

　　“你们小时候画过海吗？我喜欢画。”汪辉边画边说，“先画一条波浪线，再画一条波浪线，画三条、四条、五条，就是海面了。海面上可以画落日，画轮船，画鲸鱼喷水。”

　　他一笔一笔画，非常认真。

　　“最后，在下面画几条长长的曲线，这就是海滩。”

　　我们都看着汪辉面前的大海。突然他一掌切下去，斩断了正翻卷浪花的海面。

　　“海浪一波一波冲向海滩，突然，一道缝从中间裂开。”

　　汪辉点一根烟，加快语速，“海水涌进裂缝，急速往深海回流，流速可以有每秒两米以上。就在这里，明明有条沟，你却看不见。明明已经暗流涌动，你却只能看见风平浪静。这就是裂流。”

　　“这就是重点所在。”汪辉补充道，两根手指轻敲桌面。

　　我们一时听得不明不白，都怔住了。

　　“海为什么会裂开？”我问。

　　“不知道。”汪辉认真地擦桌子，擦掉那片海。

　　“我知道。”老姜盯着手机大声说。

　　他一字一句地念，捏腔拿调，像人工智能语音，又像功力很差的演员念一段没背熟的台词：

　　“裂流，又称离岸流。海浪冲向岸边时，遇到陆地阻碍而溃散破碎，大量海水要寻找回到海里的路径，却受到后续海浪的推挤，这些海水一开始会顺着与沙滩平行的方向流动，渐渐汇集成一道或数道射束式的水流退回海中，狭窄而强劲。”

　　“前浪要回海里去，后浪推著不让回，前浪崩溃了，吵着闹着撕开一条路，就冲回了海里，是这个意思？”戴超说。

　　“可不是吗？”老姜捧哏道，“就这意思。”

　　“也可能海滩上本来就有一道裂缝，破碎的海浪聚在了缝隙里。”汪辉说。他像想起了什么，若有所思。

　　“总而言之，海水再怎么变幻莫测，对于M来说，就是一瞬间丈夫不见了。她举着手电冲进海里，往那片海面游过去。突然一股急流从背后推上来，她说，就换了一口气的工夫，她也被冲走了。”

　　我们不免紧张，放下手机，竖起耳朵听。

　　“幸亏她水性好，游了半小时游上岸，但那已经不是原来的岸了。”

　　“她这么跟你说的？”

　　“对啊。”汪辉点头，喝酒，抽烟，拿筷子扒拉剩菜吃。

　　我正要发问，汪辉先发制人，说道：“你们肯定问，她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么多？因为，我们是初中同学啊——她认出了我，我没认出她。”

　　我们齐声惊呼，说这实在太巧合了。戴超大笑，加了七瓶啤酒，都起开摆在桌上。

　　汪辉中学读的是寄宿学校，日子过得像蹲监狱。

　　初三那年夏天，他插班进了隔壁省一所地级市重点中学，离家几百里地，路上要翻两座山。这所学校是初高中连读，很会搞应试，早上五点敲起床铃，晚上十一点才下自习，除非生了要动刀的大病，可以一年到头不出校。办入学手续的时候，汪辉还缴了两袋小麦给校办的打面厂，能兑换饭卡充值。

　　这不是年代多久远的事。汪辉跟我们强调，那不过是二十年前。

　　暑假没完就开学，一开学汪辉就进了补习班。但凡尖子生，学校都会见缝插针地培育，初三就提前上高一的课——叫“熊猫班”。五十年代建的苏联式老楼里，教室大得像广场，铁皮夹层地板，没空调没电扇，中间还杵着几根承重的方柱子。热气腾腾的屋里，满满当当坐了一百五十个学生，像一大笼蒸包子。

　　汪辉就贴着柱子坐。谁也不认识，也没打算认识谁。因为他说话口音有点儿“侉”。整个夏天，无非听课做题，做题听课，或者抵着柱子瞌睡。

　　这天晚自习，汪辉正在走神，猛觉出头顶一股风盖下来。想也不及想，他腾地弹了起来，紧闭着眼，本能地做了个投降的姿势。睁开眼看才知道，是一大块墙皮从柱子上剥落下来，稳当当托在自己头顶。

　　一百四十九双眼睛盯着他看。汪辉脸都要烧着了。其他同学帮忙把墙皮抬到走廊里，四四方方完整的一块，原来是一幅不知什么年月镶在墙里的伟人像。

　　在旅馆餐厅，M叫出自己名字时，汪辉还不相信两人真是同学。但她清清楚楚地描述了那块画着伟人像的墙皮，不能不信。M说：“当时我就坐在你后面，正盯着你的后脑勺呢。”

　　M对汪辉说：“你头顶长两个旋儿，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她也随着汪辉站起来了，还尖叫了一声。

　　“谁让你后脑勺不长眼睛，”M说，“根本没注意过我。”汪辉摸摸自己那时尚且茂盛的头顶，隐约记起了当年那个女同学的模样。

　　一旦记起了某个名字，名字背后的人也就渐渐清晰了。

　　汪辉彻底断了采访的念头。他问M有没有什么他能帮忙的。可又能帮什么呢？他汪辉不过是个学生，一个实习记者，毫无门路。但至少我能陪陪她。汪辉这么想。于是约M第二天再见，她答应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只有等。汪辉也想知道后事如何。

　　第二天约定时间，M却没出现。

　　汪辉打电话，无人接听。就去M房间找，到了门口，听见里面有人吵架，高高低低，断断续续。隐约听得出是她丈夫家里来人了。汪辉把手放在门铃上，到底没按下去，站门口给M发了条短信。临走的时候，汪辉跪在地上，贴着地面往底下门缝里看。那能看得见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自己也说不明白。

　　坐在房间等到晚上，M也没回音。汪辉又打过去，听到的是“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临睡前，忍不住又去房间看，见门缝里有光，心里踏实一些。睡到早上六点，直接过去找人，看见房门开着，保洁已经在换床单了。

　　M已经退房离开了。手机还是关机。

　　“久别重逢，再次相识。但就这样又突然消失了。”

　　汪辉喝完瓶里的酒，在椅背上架起两条胳膊。

　　戴超举杯叫好：“果然够悬疑！”

　　“就没再见面？”老姜说，“不能就这么烂尾啊！”

　　汪辉打个哈欠，大声说道：“当然管杀管埋！M消失之后，我在海边待了半个月，花光了所有的钱。”

　　“你报警了吗？”

　　“我报什么警？不过，我确实去了趟派出所，警察还反问我呢，给我录了口供。那时候，找个人不容易。”

　　“她丈夫呢，找着了吗？”

　　“那哪找得着，好像最后定的是失踪。当然，这个我是很久之后知道的。”汪辉突然打住，“你们先聊，我得去撒泡尿。”

　　我也想尿，跟着去了厕所。

　　汪辉已经有八九分醉意，跌跌撞撞进了厕所。他站得有点久，盯着小便池上方的小广告看，一泡尿尿得“欲言又止”。

　　“你怎么记手机号？”他突然问我。

　　我没明白，问他什么意思。他提好裤子，掏出手机，翻到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抑扬顿挫地念了一遍，先念三个数，再念四个数，之后再四个数。

　　“一般这么记，对吧？”他指着通讯录默认分成三段的十一个数字，“但还可以这么记。”接着又念一遍，先念三个数，再念三个数，然后五个数。

　　嗓音沙沙的，口齿不太清晰，节奏十分鲜明。

　　“三三五，三四四，我还见过有人是四四三。人的记忆方式就这么奇怪。换一种节奏，你连自己的手机号码都说不利索，是不是？”

　　我恍然大悟，说：“是啊。”

　　汪辉忽然搂住我的肩膀，身体沉沉下坠，像一件水淋淋的棉衣披在我背上。那份重量，我估计他的醉已经到十分了。我向上托一托肩膀，把“棉衣”抖落下来，扶住。

　　“出去透口气。”我说。

　　这馆子名为“一间茶室”，环境清幽，厕所门上写的是“善男子”和“善女人”，大厅里布置梅花丛、草丛湿地和奇石、木雕。我扶着汪辉穿过好大一片人工景观才到大门口，还差点栽进一条潺潺流动的小溪。

　　茶室外面有一片小竹林，是真竹子。马路对面是一座宫殿似的洗浴中心，招牌上的彩灯轮廓流光闪烁，红橙黄绿的颜色你追我赶。这种不对称让竹林里的沙沙声像是假的。最假的是，竹林里有一张历经了雨打风吹的破沙发，皮子全烂了，露出白森森的里子。

　　汪辉一屁股坐下去，陷在沙发中间的一个窟窿里。

　　“那是M的手机号？”我问。

　　汪辉摇头。

　　“以前我不这么记手机号，是跟她学的。”

　　汪辉一小口一小口地抽烟，养出老长的一条烟灰，迎风破碎。

　　离开那座小城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汪辉在海边走了很久。又是退潮，海水翻滚而来又匆忙离去的节奏主导着一切。汪辉觉得自己像是睡着了，所有感官都渐渐关闭，回到了人七窍未开的混沌状态。一开始像做梦，他看见M和一个男人下海游泳，看见他们被海浪高高地推向天空。浪头落下来，那男人不见了，又一重浪起来，M也不见了。

　　是那個东西来了，海裂了。

　　接下来，就像电影场景的开始或结束，画面溶解淡出黑场。再后来，远处海面上有一两点闪烁的灯光，可能是夜里出海的渔船。汪辉猛然醒来，像睡梦中听见呢喃的耳语。他睁开眼，看到眼前是一团硬邦邦的、浓稠的夜色，夜就像是固体的（汪辉原话如此）。

　　回到旅馆，汪辉失眠了，半梦半醒躺到半夜，像鬼压了床。好不容易赶走那鬼挣扎着起来，就知道自己生病了，口鼻中一团火，身体却泡在冰水里。他裹在被子里发抖，觉得浑身骨头缝里紧巴巴的，皮肤像生出一层细密冰凉的鳞片。

　　他打开健康礼盒，找出安乃近吃了一片，然后躺着，用手机灯光仔细看药物说明书。

　　“我现在还记得，安乃近的化学式像一只大脑袋的虫子，像一只折了翅膀的鸟。”汪辉闭上眼，“还像一片破渔网。”往事如烟，从他口鼻中缓缓吐出，缭绕成一朵迷你的乌云，盘旋在竹叶之间。

　　我想起戴超对汪辉小说的评价，说：“你这小子，可真是个多愁善感的人。”

　　汪辉嘬下最后一口烟，有气无力地说道：“不，我正在和多愁善感进行一场极其严酷的斗争。”他挣扎几下，想把自己从那个窟窿里弄出来，没能如愿。我伸手拽他，他却放弃了，又把自己塞回去，陷得更深，整个屁股消失不见。

　　我觉得自己面前是一个手脚不分的畸形秀演员。

　　“你自己待一会儿吧。”我说。又给他点上一根烟。

　　他哼唧了一声，让自己陷得更舒服，突然很神秘地说道：“其实吧，M后来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如果不是她打这个电话，我的记忆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模样。”

　　果然还有下文。我等着。

　　他却不再继续了，说：“你先回去吧，等会儿再说。”

　　戴超面前摆着一个神秘的阵型。酒瓶、酒杯，茶壶、茶杯，纸巾盒、筷子架，还有烟盒、打火机和烟灰缸。一切暗合某种故事逻辑。戴超捏着一根牙签，空中画出一根根虚拟的线条：弧线、圆圈，或直线交织。两样东西碰撞，是一场关键的冲突。酒杯倒扣过来，代表尚未揭晓的真相。

　　“这是一个新人物，”戴超把手机也摆上来，“故事不能只有一个女性角色。”

　　老姜的视线灵活游动，嘴里基本没停下，跟着戴超的节奏，分析原因，补充细节，并恰到好处地冒出几句对白。他一人分饰多角，讲得声情并茂、掷地有声。

　　我听着两人一唱一和，知道显然是有什么灵光就在刚刚落入戴超之网了。我开过几回戴超主持的剧本会，会上不但有人当场写戏，还有人当场痛哭、放声高歌。老姜能唱能跳，又能倚马千言，甚至左右金主的想法。我认识他有两年了，但不熟，只听戴超说，老姜确实辣，干一行爱一行，能成事，他从前做团购，卖袜子手套，后来改卖电影票，干了电影营销，跟组做过宣传，因为能喝酒，认识了戴超，回来就写剧本了。这也不难理解。剧本人人都能写。何况卖过电影票的想必更懂观众，而老姜的第一个观众就是戴超。

　　因此，老姜根据经验提出，死者，也就是M的老公，不是个贪腐高官就是名退役刑警，再不然就只能是个心怀鬼胎的心理医生了。戴超觉得言之有理，但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

　　“这个男人真的死了吗？”戴超问。

　　“他为什么坚持要裸泳？”

　　“他会不会是预谋自杀？”

　　“有没有可能，他……？”

　　这种问题戴超可以提一百个。

　　我打断他，十分确定地说：“没死，肯定没死。可能是自杀，肯定有可能。”

　　“对，没死。”老姜也十分认同。他不知从哪儿掏出了一个便笺本，认真地记了起来。我们顺着结论推，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海上孤岛、短暂失忆和双重人格，立足于现实，适度奇幻，最后夫妻必将重逢，相拥而泣、相拥而眠，甚至相拥而死。

　　“汪辉老师呢？”戴超忽然问道。

　　“外面吹风呢。”我说。

　　“我是说电影里的汪辉。”戴超说。

　　“调查啊，汪辉是个记者。对，调查记者！”老姜站起来给我和戴超倒酒，“这是个悬疑片，侦探不可或缺。”

　　戴超点点头，又摇头说不对，“中国没侦探啊。再说，都让记者查了，警察干什么呢？”

　　“那汪辉是警察！”

　　“不对，那乱了。”

　　忽然就说得动情，两人话赶话，不容分说争执起来。一个说“不对不对”，一个说“我我我”却没有解释的机会。眼看脸都红了，听起来却像在互相道歉。

　　“都对，你们都对，都有道理。”我说，“不过，汪辉也可以既不是记者也不是警察——他是个魔术师。”

　　“为什么？”

　　“不为什么，他就是个魔术师，跟着马戏团走穴去了海边小镇，偶遇一起离奇失踪案，与M陷入了爱河，却不知自己早已卷入惊天阴谋。”

　　“魔术师当侦探？”

　　我续上一根烟，正襟危坐，如鬼神驱使一般编出了一段情节。最后的夜晚，孤独的魔术师走在退潮的大海边。我假装自己就是汪辉，竟也说出了几句恍然如梦的独白。我压低音量，克制语速，一点一点地回想，一句一句地说。就像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件往事。

　　桌上汪辉吐出的那根细细长长的、完整的鱼骨，主次分明地躺着，骨白的眼珠子神色凛然。

　　我无路可退了，于是踩了一脚油门，硬硬地说道：“不久之后，M给汪辉打了个电话，她说是自己杀了丈夫。”

　　话音未落，老姜大喝一声，搓出一个响指。

　　“M就是凶手！”他说。

　　“M就是凶手。”我说。

　　“原来M就是凶手啊，”戴超抚掌喝彩，“果然不出所料！”

　　我们大笑，喝酒。戴超在笑声中总结陈词，说提着的心、吊着的胆都要给人放回去，悬疑、起伏、高潮，然后要释放——等等等等。

　　“可是，她为什么要把秘密说出来呢？”老姜问。

　　她的心事我哪会知道？我脑子已经枯了，只好说：“这就复杂了，还是等汪辉老师回来，听听当事人怎么说。”

　　这时包厢门开了，进来的不是汪辉，是个服务员。

　　“有个男的穿米老鼠衣服，是你们屋的吧？”

　　我們没反应过来。

　　“没头发。”服务员补充道。

　　我们忙问怎么了。

　　“晕倒了，快去看看吧。”

　　我们赶到事发现场，汪辉却已经醒了，他四仰八叉躺在那张破沙发上，像醉汉躺在自己家的客厅里。见我们十分紧张，汪辉不好意思地坐起来，连连摆手说没事儿。米老鼠表情扭曲地窝在他胸前，湿漉漉一片，服务员说是吐的，吐着吐着就晕倒了。

　　“喝猛了，最近没怎么睡觉。”汪辉说，纠正服务员，“不是晕倒，是短暂性的醉倒。”

　　“晕倒就是晕倒，还不承认。”服务员是个小姑娘，伶牙俐齿，“他使劲咳嗽，问我要水喝，我就拿水给他，他站着喝水，原地打转儿，咕噜咕噜地边喝还边说话，然后咣叽一下就倒这儿了。”

　　“我还说话？我说什么了？”汪辉问。

　　“那谁知道，你对着矿泉水瓶子说的，嗡嗡嗡，谁听得见啊？”小姑娘说，“我说你们，快带他去医院瞧瞧吧。”

　　汪辉说：“不去不去。”把小姑娘赶走了，又在破沙发上躺下，仰起脑袋。那颗光头像一只剥了壳的白煮蛋。

　　“歇会儿就好。”他说。掏出手机划一划，嘀咕道：“我说什么了我？断片儿了——”又从地上捡起那只矿泉水瓶子，往里瞄了瞄。

　　我提议散场回家。戴超说：“我送你们。”说完想起自己也喝了，于是叫代驾。结完账，我们收拾东西，说话间代驾已经到了门口。

　　汪辉拎起包往身上挎，一弯腰又干呕起来。我忙接过包背上，使劲拍他的后背，拍了半天，嗝没打出来，倒拍出两个响屁来。汪辉直起身，仰天大笑，说也算通气了。

　　大家商量先送汪辉。戴超坐副驾，我坐后排中间，左手是老姜，右手是汪辉。代驾小哥业务熟练，三两下设置好导航，还从口袋里掏出几只呕吐纸袋，一人发一只，纸袋上印着手机号、二维码，还有两行字：您酒后真情不吐不快，我为您护航用心关爱。

　　我把汪辉的包搂在怀里，闭起眼，放松身体。小哥关车窗，开空调，车里弥漫着一股酒酸味儿。

　　“幸好，屁刚才已经放掉了。”汪辉认真地说。大家笑了一回，像按下播放键，续上了刚才暂停的气氛。昏暗中，我看见汪辉紧闭着嘴巴，皮肤似乎正在松弛垮塌，整张脸像一本没翻开的书。

　　车转弯，掉头，上坡，加速。

　　“她怎么说的？”老姜突然问道，“她怎么杀了她丈夫？”

　　汪辉猛地睁眼，发出一声疑问。

　　“M不是凶手吗？”老姜说，“老杨说的，她给你打了个电话，说是自己杀了丈夫。”

　　我脸一热，忙拍拍汪辉，说：“瞎胡扯的，我们编故事呢。我的意思是，在故事里，这是一种可能性。”然后拍拍老姜，让他跟汪辉解释。

　　老姜跟汪辉解释，说这个故事能做个项目，如何如何。

　　“嘿！您几位，拍电影的啊！是导演吗？”代驾小哥兴奋地拍了一下方向盘。

　　戴超应付了两句。

　　小哥更激动了，后视镜里拿眼睛盯我们：“确实是艺术家，一个六根清净，一个长发飘飘。”

　　车过桥上了高速，驶过减速带，咯噔咯噔，我和汪辉挤作了一团。

　　“她是给我打了个电话。”汪辉说，声音幽幽的，仿佛是自身体表面浮起的一层水汽。“电话里，她跟我说了两件事。”

　　所有人都等着。

　　“第一件事，她说她觉得是自己杀了丈夫。”

　　我还想解释，汪辉搂住了我的肩膀，继续说：“老杨说得对，但也说得不对。不是M是凶手，而是M觉得自己是凶手。她给我打电话，说那天晚上，她上岸找手电，往海里照，照见了丈夫，那一瞬间她心里有一种失落。”

　　“失落？”

　　“失落。‘难道我心里希望他突然消失？这是她的原话。等到那男人真的消失后，她下水去找，拼了命地找，可怎么也找不到。但如果追问下去，究竟是潮水的力量太大，还是她没有尽力？她陷入了深深的怀疑。”

　　汪辉也像陷入了怀疑，声音不免多出几分质问的力量。

　　“说不定就是那么半秒钟的犹豫，错失了救人的机會。”

　　“这是正常的愧疚感吧。”我说。

　　“她的意思是，在照见丈夫的那一刻，她确确实实地感到了失落。这种感觉是真实的。我不是说过，那天晚上她坐在警车里看安乃近的说明书吗？她告诉我，说自己一个字也没看进去，她只是忍不住地想，刚刚丈夫还在，现在丈夫不见了，就好像是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

　　汪辉打开车窗，架起胳膊。风灌进来，温吞吞的。他继续说，声音也温吞吞的，断断续续。

　　“就像你走上了一座很长的桥，要去河对岸，却怎么走也走不到头。你心想，为什么桥不塌掉，桥塌了就不用走了。要不就地震海啸吧，天崩地裂了，你幸存下来，但什么都变了，不用再去走那座没有尽头的桥了。这话不是我说的，是M。她觉得，自己有罪。”

　　汪辉关上车窗，风呜咽了一声被关在外面。没有人说什么。戴超低头玩手机，键盘音效嗒嗒嗒，像刚落下的雨打在玻璃上。

　　“真是有意思。”代驾小哥说，“你们说这女的，可真能琢磨事儿，其实我还真有点理解呢。”

　　戴超笑，问他怎么理解的。

　　“嗐，我就是觉得啊，她那些想法，像是等红灯的时候想的。”小哥手指敲敲方向盘。

　　“什么意思？”我们不明白。

　　“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大路口红灯长得要死，你总得琢磨些什么事儿，对不对？”

　　“你觉得她有罪吗？”戴超问。

　　“那得问警察去，”小哥说，“我说了也不算啊。”

　　“说得对，她找警察说了吗？”老姜问。

　　“不知道，她没说，我也没问。”汪辉说，“那之后我们再没联系过。她死了。”

　　车身抖了一下。

　　“一天夜里，她又回到那片海滩，捡了一堆石头，全塞进旅行包里，把包绑在身上跳海了。”

　　“自杀了？”

　　“自杀了。”

　　“不对啊，你怎么知道的？”小哥问。

　　“我当然知道，”汪辉说，“因为——是我编的。”

　　车里轰然一片。老姜大呼上当，“汪辉老师，这是即兴创作呢？”

　　汪辉从我怀里拽走包，自侧袋里摸出纸巾，擤了一把鼻涕，瓮声瓮气地说道：“不是编故事吗？我顺嘴一编，你们就顺耳一听，几分真几分假，我也说不准。”

　　“不过，”他停顿一下说，“下面我要说的部分，纯属非虚构，可是一件天大的隐私。”

　　“你们说的不是电影？”小哥惊讶地问。

　　“你就当电影听，”汪辉说，“好好开车，目视前方，注意安全。”

　　“M后来怎么样我不知道，不过她在电话里说了第二件事之后，我差点没死过去。”

　　汪辉展平小哥发的爱心呕吐袋，整齐地对折，塞进包的侧袋，然后仰面靠着，闭上眼睛，说话声音扁扁的，像个回忆过去的老头子。

　　“我问她那件事后来怎么样。她说也没怎么样，警察定了失踪，等于宣告了死亡。我问她，那你呢，你后来去哪儿了？她说我辞职了，去的地方可多了，现在正在新疆呢。她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正在新疆，一个什么湖边。

　　“我想，她可能只是想找人说说吧。”

　　“前方容易走错路口。”导航说。

　　代驾小哥飞快地打方向盘。车转入一条窄道，停在一个胡同口。到了，小哥说。汪辉纹丝不动。这家伙真的睡着了。戴超下车，从外面拉开后车门，汪辉差点掉出去。我和老姜也下车，把他扶稳在后座上。导航是汪辉亲手设置的，定位在胡同口的火锅店，应该错不了。可这是什么地方？没人知道。小哥也没来过。

　　“给他老婆打电话吧，”小哥说，“肯定是住在胡同里。”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根本不知道汪辉有没有结婚，或者有没有女朋友。他是一个人住吗？对这个朋友，我几乎一无所知。

　　拍脸捏鼻子，依然叫不醒。汪辉紧紧搂着自己的包，再次打起了呼噜。哼一哼，喘一喘，歪歪脑袋继续睡。在车内灯光束的照射下，那颗圆圆的光头明暗分割，像一个意味深长的特写镜头。根本看不出长过两个旋儿啊。我心说。

　　老姜从汪辉裤子口袋里翻出手机，拿起后者的右手，把拇指摁上去。指纹不对。再换食指，还不对。试来试去，竟然是中指。

　　“真是个奇怪的人。”老姜说。

　　打开通讯录，我们三个一起翻，找不出任何线索。我点开微信看对话列表，寻找疑似亲密关系的对话。

　　“你现在看的可都是汪辉老师的秘密。”戴超说。“顾不了这么多了，”我说，“他不会介意的，最大的隐私不都跟我们交代过了吗？”终于看到一个不大寻常的，往回划几屏看看，基本上确定了。老姜给那个人打微信语音电话。

　　汪辉突然又打嗝，手一松包掉在地上，一只个头不小的香蕉从侧袋掉了出来，滚落到车外。

　　我捡起那香蕉，发现并不是香蕉，而是个香蕉形状的塑料盒，中间有个小按扣。轻轻摁下去，塑料盒咔嗒打开，塑料的香蕉皮劈成一条缝。一只货真价实的香蕉躺在盒子里，不老不嫩，黄皮上微微几处黑斑。我有点惊讶，小心翼翼把真香蕉拿出来，再放回盒子，咔嗒一声合上按扣，严丝合缝。

　　“汪辉老师真是讲究人。”戴超说，“这叫香蕉收纳盒，我儿子有一个。”

　　“有必要吗？一只香蕉，还收纳？”

　　“当然有必要，携带方便，防挤压防腐烂。”

　　我又研究了一会儿，果然发现香蕉盒两面各有一排小孔，大概是用来透气的。

　　戴超突然问我，“你那个故事呢？下一站送你，给我们讲讲，我记得你也说是隐私啊。”

　　“那个不值一提，跟汪辉老师的故事比，简直是个闷片儿。”

　　戴超坏笑，说：“你都不愿意说，那肯定是个好故事。”他打个哈欠，自言自语道：“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没接话，顺着蜿蜒的灰墙往胡同里走了一小段，只见一团团幽暗迎面而来，又倏忽远去，像无声的黑色潮水。我打开那只香蕉收纳盒，取出香蕉，三两下剥掉皮，大口吃了起来。

　　不老不嫩，刚刚好。我把香蕉皮丢进垃圾桶，扣上盒子，又悄悄塞回到汪辉的包里。

　　“你想听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远远地看着戴超，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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