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红娟

　　五云山的风，从唐朝吹来，这是一股和煦的春风，让人欢欣，令人得意。

祥云

　　唐元和十年（815），分水龙口山上，月色清冷，古木森森，秋虫在草窠里唧唧幽鸣，时年三十五岁的施肩吾在山上的寺院攻读，满树桂香引得他从书房走出。他背着双手徘徊在山上的小径上，望着清冷高悬的明月，深闻着桂花的甜香，不禁赋诗一首：

　　夜吟秋山上，袅袅秋风归。

　　月色清且冷，桂香落人衣。

　　吟罢诗句，他继续回书房读书，不知不觉夜寒又已深。

　　这日，山上暖阳普照，施肩吾携一卷诗书在阳光下吟读，陪伴他的是他孤单的影子，偶一抬头，见有五色祥云显现在上空，众人纷纷传言这是大魁之兆。至此，施肩吾信心倍增，更加不顾白天黑夜地刻苦攻读，以星为伴，以月为侣，磨墨为文，时间一久，竟将山上一池养荷花的水洗黑了。他在《寒夜》诗中道出了自己读书时的情景：

　　三复招隐吟，不知寒夜深。

　　看看西来月，移到青天心。

　　五年后，唐元和十四年秋，在名师指点下，经过近五年的刻苦攻读，施肩吾作为县学推荐的“乡贡”，从五云山出发，长途跋涉三千里，奔赴京城长安参加科举考试。经皇帝殿试，结果以渊博的学识和出众的文才，力挫群儒，一举夺魁，状元及第，获得了科举的最高荣誉。从此，龙口山名声大噪，人们将龙口山更名为庆云山，俗称五云山。分水人在山坪间建起了六角飞檐的“余韵亭”，以示状元之诗句流芳。道光四年（1824），分水知县饶芝在五云山上立“唐状元施东斋先生读书处”和“洗砚池”两方石碑。

　　时光如流水奔腾向前，中华民国五年，五云山北麓开辟为林场，人们在这里种上了松、柏、樟、栗、橡等树，十八年后蔚然成林，山色愈加葱郁。一九二七年夏，人们在山上的庆云寺、玉尺楼旧址动工兴建校舍，于一九二九年竣工，玉华、毓秀两所学校合并为“分水县立玉华中心小学”，迁入这儿的新校舍。从此，众多学子沿着施肩吾的足迹在这里刻苦攻读。一九四一年，小学搬迁至圣庙，五云山的原校址改为“分水县立简易师范学校”，一九四三年改成分水初级中学。至此，五云山的学校成为分水县的最高学府，五云山也成为分水人尤其是读书人心目中的敬仰和神往之地。

　　云起云飞，一九五八年那年，时逢国家自然灾害，苦雨腥风，我的父亲十三岁，成绩拔尖的他带着奶奶给他準备的粗布包和几两可怜的大米，踩着前人走过的青砖石阶，来到五云山上求学。十三岁，正是身体拔节需要营养的年龄，几两大米怎能满足他辘辘的饥肠？尽管学习期间不断得到教书先生的暗中资助，可长身体少年的胃口是无底洞，肚子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哪有心思和力气专心上课？难耐饥饿的折磨，任凭先生再三挽留，父亲还是辍学回家了。

学府

　　在五云山的西北方，叮咚响的后溪水流经合村、高坝、怡合、怡华经后岸、富家、西华，在贺州埠与临安乐平下来的天目溪交汇，轻轻跳跃的河水流到分水镇，河面逐渐变得开阔。溪水在白沙处与罗山、百江一路下来的前溪水汇合，形成秀丽的分水江。绿汪汪的江水闪耀着波光向富春江奔去。

　　世道艰难，生活不是童话，五云山的风没有留住少年时代的父亲，父亲逆天目溪回家劳动了。二十六年后的一九八四年秋，我顺着清澈的天目溪流，来到飘祥云、出状元的五云山，继续父亲没有完成的学业，开启我的高中求学之旅。

　　小河静静流，轻风拂过山冈，吹过山野。清晨，母亲陪我从富家站乘客车去分水镇。车子碾在石子和泥土混合成的机耕路上，扬起一路呛人的灰尘。沿途，两排高大光溜的白杨树朝我们行注目礼，它们是天目溪畔最让人难忘的靓丽景致。一到夜晚，密集的繁星便在树梢跳跃。春天，白杨树圆形的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夏天，绿绿的白杨树叶给步行上学的我们送来一片片阴凉。周末回家，为节省车钱，白杨树总是目睹我们甩着书包狂追拖拉机的模样。

　　客车经过荷花坪、新安庙、砖山埠、南堡、五里亭和森公站后，驶过一段长长的上坡路，分水站就到了。从富家到分水约十公里，步行两小时。分水，我们当时都称呼为“街上”；到分水中学读书，都说到五云山读书。能到五云山读书，在我们分水人看来，那是一件很骄傲的事，除了父亲，我们姐妹三人都毕业于五云山。

　　母亲和我抬着一只木箱子到学校报到。这样的木箱子家里做了三只，我们三姐弟一人一只。箱子里面有我的换洗衣服、饭盒以及够吃一周的大米和梅干菜等学习和生活用品。

　　站在校门口，我们放下箱子，先抬头张望眼前的校园。“哇，好大的树！”我发出一声惊叹。一个茂密的令人震撼的古树群展臂欢迎我们，风来，发出哗哗的响声。从小只见过村里山上的松树、杉树和低矮的柴禾，眼前这些又高又大、浓荫遮日的古木是我之前从没见到过的，顿觉自己跨进了一个神圣的学府，心中感到无比畅快和自豪。母亲也很开心。几十道石阶曲折着通向一幢四面由青砖围成的两层楼院子，长方形的石阶颜色深沉，透着岁月沉淀后的光亮。院子正大门上方挑出一个方形的露台。这就是东洋建筑风格的四合院，是父亲嘴里经常念叨的五云山——一艘承载无数青少年青春梦想的美丽帆船。据说，新中国成立前，它是全县最新式、最美观的建筑。

　　以四合院为中心，东北面低凹处是被古树包围的灯光球场——我们上体育课的地方；球场上方是四层楼的教学楼，教学楼旁静静守护着一棵高大挺拔、枝叶繁茂的千年古樟；西面是食堂和一幢低矮的校办工厂；南侧是一座茶山和革命烈士墓，十三位在解放战争中为分水殉难的烈士长眠于此。墓地里绿树掩映，花木欣繁。我们读小学五年级时，曾集体于清明节步行到五云山，给革命烈士扫墓，敬献花圈。

　　拾级而上，跨进风格别致的四合院大门，中间是光线明亮的石砌天井，比我家老宅的天井大。站在天井中心，我抬头望天，真蓝呀，白云从天井上空悠然飘过，也将我青春的梦想一起载向远方。一楼是学校教务处、男生宿舍和单身教师宿舍，二楼是女生宿舍和带家属的教师宿舍。四合院除了一扇大门，东西两侧各有两扇小门。初进四合院，东南门进，西北门出，所到之处竟是一个陌生的地方，感觉像进了迷宫，绕来绕去头都晕了。整整一周以后，我才将四合院的五扇门搞清楚。

　　显然，高中校园比我的初中学校大气且环境更幽静，这里是理想的读书胜地。“得一时相遇，染一世书香”，二〇二一年重阳节，秋雨微凉，鲁迅文学奖得主陆春祥老师在这里给母校的师生们捐赠著作《九万里风》，鼓励青年学子们像风一样，展翅追梦。那天，学校还来了全国各地很多知名作家，他们一起见证这激动人心的场景，还看到了学弟学妹们身上散发的积极进取的光芒以及暗藏的无法抵挡的青春气息。那天，我也在现场，看到学弟学妹们呆呆地看着站在他们面前的文学大咖，就像自然的圣徒仰望星空，只知张嘴呼吸。

　　将我安顿好后，母亲放心地回去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将吹着五云山的四季风，在天井透射的晨曦中起床，听着四合院的雨声入眠，在天井照射的阳光下快速吃饭然后赶到教室学习，熄灯后听女生们吵架、讲梦话，听老鼠们偷吃时发出的吱吱声，或偶尔望着天井上空悠然飘落的雪花，生出一点诗情。

人师

　　在五云山求学，很多鲜活的场景和细节已在风中飘散，随积雪融化，然而，总有一支摇曳的烛火，在内心最温柔的地方升起，点燃我时光里的某些记忆，这些记忆不但没有随季节的轮回黯淡，反而越来越明亮。记忆中的主角是我生命中的一位位良师，想起他们，仿佛他们又站在我面前，手上拿着教鞭和书本，一伸手就能触摸。

　　来自各地、彼此陌生的同学到教学楼四楼高一（1）班教室集中，进来一位意气风发、浑身充满活力的年轻老师，大家的目光齐刷刷望向他，他是我们的班主任兼化学老师吴建飞。当年的我们十五岁，吴老师十九岁，其实是一个大孩子带着一群年龄相仿的青少年一起过独木桥。在我们面前，吴老师没有一丁点儿师道尊严，课外活动时间，他常跟男生一起踢球，玩得满头大汗，脚受伤了，还拄着拐杖一瘸一拐来教室维持晚自修纪律。他上化学课声音响亮，激情四溢，讲得兴起，会飞出一些唾沫星子，似乎永远不知疲倦。多年后，他成为分水中学校长。当我把我的第一部散文集呈敬给他时，他说他的学生中有当局长的，有当大企业家的，唯独没有当作家的。

　　我们的语文老师王继阳，典型的中年知识分子形象，身着藏青色中山装，干净整洁，头发总是往后梳理得一丝不乱，他的粉笔字像他的人，文绉绉的颇为秀气。解读课文时，他从不直接告诉我们答案，而是让我们自主分析课文，训练我们限时概括文章的中心思想和段落大意的能力。他用带绍兴口音的普通话朗读《荷塘月色》。上高中的第一篇作文，我写了我的初中英语老师，被他选中，贴在教室外面的墙上，他表扬我的作文感情飽满，朴实真挚。高二文理科分班后，王志伟老师教我们语文课，他上课投入而情感充沛，他站在讲台前，声音洪亮地朗读高尔基的《海燕》，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了苍茫的大海边，看海燕在汹涌的波涛上搏击飞翔。

　　英语老师林磊和我们的校长翁继元是一对伉俪。林老师戴高度近视眼镜，留着妥帖的卷发，浑身上下透着母爱的慈光。她从不骂人，哪怕面对淘气的男生，也只是微笑地用上海话说：“侬下毛子要仔细点哦！”我英语学得好，常被林老师请到筒子楼的家里开小灶。夏天，天热，她一边给我打扇子，一边给我面批试卷和讲解。有时，她忙于切菜，就用上海话说：“老翁，你来给小孟讲讲那份卷子吧。”于是校长一边擦汗一边给我分析错题，而我竟然跑神了！我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何其幸运，竟得校长夫妇如此关爱。林老师常常把她的英语课外书借给我看，鼓励我扩大词汇量，日后读外语系。唉，我辜负了她，竟读了政治系。受林老师影响，我高三那年经常写英语日记，大学四年中，一直没有放弃英语的学习，还得过英语单项奖学金。

　　我的政治老师有两个，高一时是中年教师臧大勇，他身材高大，嘴唇厚厚的，手背厚厚的，眼镜片也是厚厚的，他拿着教材给我们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说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但垂而不死。他老喜欢上课提问我，我都能流利地答出来，那都是书上死记硬背的知识。我每次政治考试都得高分。一天，他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说：“红娟，你以后可以读政治系。”我想，政治那么枯燥乏味，我才不要读政治系呢。谁知，我不但读了政治系，而且我的整个教育生涯都与政治教学、政治老师结缘。高二高三时的政治老师张铭，是我妹妹的班主任。他总说：“你们两姐妹太不像了，你太用功，你妹妹还不懂事。你太用功了，你这样是考不上大学的。”但我并不灰心。我知道张老师其实是关心我，希望我劳逸结合，提高学习效率。

　　我的三个历史老师各有特色，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高一的周玉琴老师年轻、端庄、漂亮，上课思路清晰，娓娓道来，听她上课是享受。她的粉笔字写得既快又美观，一转身，一行娟秀的板书就写好了。高二历史老师皇甫潜是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的高材生，个子不高，留着花白的长髯，戴一副老花镜。他一个人住在食堂的一间偏房里，我去过那里。那天他给我面批一份试卷，还帮我校对了一个错别字。皇甫老师思维严密，处世严谨。我看过他的教案，他的字很小，课备得极其精细，条理清晰。他批试卷可谓严苛，半分也不放过。我喜欢历史且学得扎实，算得上他的得意门生。上大学后，我们一直保持通信联系，每逢寒暑假，我都会和同学一起去看望他。高复班时的俞明辉老师，上课思维开阔大气，激情满怀，注重对知识的理解和迁移。一天，临近高考，我去他四合院的宿舍，他拿出一厚叠装订整齐的历史综合卷，让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那里看。自以为历史书已经滚瓜烂熟，没什么题能难倒我，谁知，看了那些题目后，发现自己对教材还没有完全融会贯通。受这些题目启发，我即刻将教材按新的逻辑思路进行梳理复习，在历史高考中得了九十一分，成为当年桐庐县的历史高考状元。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浙江散文群里看到一篇《钱江晚报》发布的公号推文《我的父亲甜甜的》，一看作者竟是阔别几十年的恩师俞老师。在邱仙萍老师的牵线下，终于跟俞老师接上了联系。

　　高一时的数学老师邱磊，讲话轻轻的细细的，他讲笑话，别人笑得前仰后合，自己却不动声色。他说我文科很出色，可惜数学跷脚了。高二的数学老师张斌，杭州知青，他的风格是快人快语，上课激情来时，感觉人都要跳起来了。他的板书像他的人，总是清清爽爽，他没有因为我数学差而歧视我。他总是将一周的脏衣服攒起来放到周末集中洗，于是我们常在四合院的宿舍听他一边洗衣服一边放声高歌。第二年，知青回城，张老师回杭州了。我们上大学时，几位同学相约去张老师家喝喜酒。不会饮酒的张老师，那晚喝醉了胃痛，第二天也起不来。我评高级职称去杭州面试，时任杭州惠兴中学校长的张老师专门赶来请我们几位同学吃饭。

　　高一的物理老师郑荣强，教我们时刚刚大学毕业，戴着深度眼镜，他的普通话带分水口音，让人感觉很亲切。至今记得他上第一节物理课的情景，他说上好起始课很重要，他給我们讲学好物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学好物理。可惜，我对物理天生恐惧，考试次次挂红灯。多年以后，郑老师调到县教师发展中心，我们成了同事。在一次教工运动会上，我不小心脚踝骨折，郑老师陪我去医院拍片，还将我背到六楼家里，累得气喘吁吁。

　　读文科班时的班主任和地理老师金岳鸣，是我父亲般的恩师。金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下放到偏远的农村放牛十多年，后被邀请到分中教地理课。文理科分班后，除掉物理和化学，我的成绩一跃从中等排到了前列。金老师担任我们高二（3）班班主任。中学时，我知道自己智商不高，便为自己确定了“勤能补拙”“笨鸟先飞”的座右铭。或许我的勤奋和安静引起他的关注，他将自己的外甥女安排跟我同桌，后又让我搬出四合院的集体宿舍，和他的侄女、外甥女一起住到教学楼的单间宿舍，这样晚自修下课后，我再也不用点蜡烛看书了。那时，每天一大早听到健身手球咕噜咕噜的声音，就知道金老师来了。而我已在咕噜咕噜声到来前就坐在书桌前看书了。金老师常在班里表扬我求知欲强，学习刻苦。我班有位来自保安的叫陈伦干的同学，人很机灵，就是不够勤奋，金老师常说：“能干，能干，不干等于零蛋！”以此鼓励大家不负青春韶华。

　　一位位良师向我走来，他们春风般的微笑，鲜活的神态，无言地翻动着我学生年代的一枚枚书签。这些书签我会永远收藏！

烛光

　　五云山上清风流动，四合院里静悄悄的，同学们还发着深睡中的呼吸声。我已按时醒来，起身朝窗外望了望，室外已微明，路灯亮着微红的暖光。我轻手轻脚穿好衣服，拿起脸盆到一楼盥洗室，轻轻地刷牙、洗脸，放好洗漱用品后，轻轻下楼，走出四合院的东南门，脚步小且快地向教学楼走去。

　　从四合院到教学楼要经过一座茶山和那棵千年古樟树。茶山上黑乎乎的，古樟上罩着白茫茫的雾气，我朝它望望，它不语。我继续前行，不知有没有踩着地上的蚂蚁。整幢教学楼跟四合院一样，尚未醒来。

　　我推开教室门，从课桌抽屉拿出一支已燃了一半的蜡烛，点燃，翻开政治书，复习前一天的内容，直到学校起床铃声响起。重复是学习的母亲，每天晚自修下课后的一节课和正式早自修前的一节课，我借助烛光，交替复习政治和历史两门课。

　　烛光摇曳，时间久了，我的视力开始下降。一次周末回家，我将一盏煤油灯带到学校。煤油灯虽土，但灯芯拨长后的光线比蜡烛亮，且可以省下买蜡烛的钱。这样的学习状态持续到高二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后。那天，班主任金老师让我搬到教学楼的单间住。住单间，看书用电有了保障，我终于告别了点蜡烛和煤油灯看书的历史。

　　煤油灯陪着我在教室看书，我看书的身影映在窗户上，但我从未感到害怕和孤单，也从不担心政治、历史老师上课的提问以及考试。我这种学习方式引起了老师和同学的关注，他们认为我“勤奋过头”了。一天，翁校长找我谈心，希望我注意身体，不要太用功。我点点头说会合理安排时间的。

　　工作多年后，几位高中同学相聚，聊起中学时光，一位男生举着酒杯走近我说：

　　“你知道那时同学们在背后叫你什么外号吗？”

　　“什么？我也有外号？”我很好奇。

　　这位同学话没说，先笑了。

　　“煤油灯。”

　　“煤油灯！叫我煤油灯？！”哈哈，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煤油灯！”我笑得气也喘不过来，大家陪我一起笑，他们才发现我竟这么爱笑。

　　我认定自己是一只“笨鸟”，在五云山上读书，想着施状元的洗砚池，我每天晚睡、早起，作息没因为校长找我谈心而改变。我不在乎有的老师说我考不上大学，也不在乎有的同学说我死读书。不过长期得不到调节的学习节奏，让我难免上课打瞌睡，尤其是上数学和物理课。我的同桌也怕数学，每次上数学课，我俩约定，谁打瞌睡，就拧谁的大腿，但睡意袭来，身上再痛还是忍不住“小鸡啄米”。

　　整个高中学习生涯，我不曾关注五云山上的风何时吹开山上的第一朵茶花，没有憧憬爱情的飞鸟何时会到来，没有仔细欣赏古樟树上的露珠多晶莹，也没有注意天上的月亮何时穿越树梢照进天井。

　　想着心中的大学梦，我潜心投入在书海里，除了反反复复阅读教科书和英语读物外，从未去学校图书室借阅过文学作品，我清楚自己的精神营养严重不足，我不能让自己的文学梦发芽。但我在心里默默发誓，若有一天考上大学，我一定要每天浸泡在图书馆，化身为小书虫，钻进古今中外的名著里，我要点燃深埋在心中的文学梦。

　　上大学后，我的这一小小愿望实现了。我饿得太久了，我要精神的面包，我贪婪地吸取着文学营养，并跟文学作品成了最亲密的伙伴。大学毕业时，班里同学送我一个颇为贴切的雅号——“书虫”。我喜欢这个名字，二〇一一年，我被评为杭州市十大“书迷”。

打捞

　　五云山的风吹走了一个又一个日夜，在岁月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我成了一位教研工作者。因工作关系，我基本一个月回一次母校，与母校的政治老师们一起探讨和研究课堂。每次回母校，我都会到承载我们青春梦想的四合院、教学楼、古树林和大樟树等地方转悠。我在这些地方不知疲倦地流连，既是怀旧，也是寻找，更是感恩。

　　早春二月，距施东斋在五云山上攻读一千两百年后，我又来到母校，恰逢四合院的两树红梅盛开，灿如粉霞。四合院周围的古树名木枝丫纵横，它们比之前更苍劲更枝叶浓密了。状元井、十二碑、洗砚池、五云山公园安静地掩映在翠竹和绿树丛中，王三一、冯国平、胡培松等一张张院士名片不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五云学子。

　　不知不觉，我又站在四合院的天井里，天蓝云白，阳光在敞亮的天井里投下耀眼的光芒。四十年前，我第一次穿过古树林，欣喜地站在这里，望着飘飞的云朵，许下青春的梦想；四十年后，我再次站在天井里，对着五扇四通八达的院门，不断打捞、收藏曾鲜活的回忆。

　　五云山的风，从唐朝吹来，和煦、温暖，这风，吹拂着敬爱的母校，让她桃李芬芳！

　　责任编辑：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