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天新

　　

伊斯坦布尔，跨越欧亚大陆

　　抵达伊斯坦布尔之前，这座城市已出现在我看过的电影里。依据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改编的影片《东方快车谋杀案》里，有个一列火车从世界上最小的海——马尔马拉海滨缓缓驶过的镜头，那两座举世闻名的辉煌华丽的建筑——索菲亚大教堂和蓝色清真寺一闪而过。相比之下，诗人和音乐家更喜欢美和宁静，因此，我们才有莫扎特的《土耳其进行曲》和叶芝的《驶向拜占庭》。

　　当伊斯坦布尔还叫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它仅仅占据色雷斯半岛的一个尖角，与罗马一样坐落在七座小山之上。这一点如今因高楼林立难以辨认了，就如同改用拉丁字母后的土耳其语一样。作为“罗马帝国”留存下的痕迹之一，土耳其和意大利的货币都叫里拉。在欧元启用后，土耳其里拉成为世界上面值最大的纸币，一百万只能买一个西瓜，后来终于“瘦身”成功，去掉了六个零。

　　在过去的二十五个世纪里，伊斯坦布尔先后被拜占庭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土耳其共和国定为首都，有时作为桥梁，有时作为屏障，置身于各种宗教、文化或王权冲突的波涛之间。无论是马可·波罗的旅行，还是中国造纸术和印度-阿拉伯数码的传播，都不得不绕行而过。它的存在，也促使了哥伦布和达·伽马船队的远航。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伊斯坦布尔是世界上最令人垂涎欲滴的城市之一。

　　与拥有黄埔江和苏州河的上海一样，伊斯坦布尔除了被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分为二以外，它的欧洲部分也跨过了七公里长的金角湾。湾北的新城贝伊奥卢是繁华的商业和娱乐中心，名闻遐迩的土耳其蒸汽浴室和各色各样的夜总会坐落其间，云集了无数前来淘金的俄国和东欧姑娘。当然，任何游客都必须小心谨慎，这座城市发生过的爆炸和暗杀事件难以计数，受害者从苏丹到英国大使。

　　我萌生去伊斯坦布尔的念头是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夏天，那次我独自旅行到了希腊。在雅典街头的一个长途汽车站，停放着许多豪华大巴，其中一辆目的地正是伊斯坦布尔。这辆巴士即将沿着爱琴海岸穿越希腊本土（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出生地）和色雷斯，所载的乘客大多与我一样居住在青年旅店。可是，由于我的申根签证时间有限且一次入境，那时我只能遐想她屹立在水边的优美姿态。

　　三年以后，我又来到了欧洲，当我结束所有的学术和诗歌活动，暑假刚刚开始。我从巴黎飞往开罗，在古老的埃及游玩了一圈。之后，爬上一架土耳其航空公司的客机，再次飞越了地中海，抵达马尔马拉海边的伊斯坦布尔机场。从那里搭乘大巴并换乘有轨电车，来到游客密集的苏丹艾哈迈德小区（隶属于法提赫大区，即金角湾加拉塔大桥南边的老城），下榻在一家周围布满地毯商人的小客栈里。

　　九世纪是君士坦丁堡的黄金时代，佛提乌斯成为牧首（东罗马的教皇），他是那个世纪欧洲最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发明了“书评”这一写作形式，还有“丛书”这一出版形式，今天的编辑、出版人、作家和读者都受惠于他。八六三年，佛提乌斯派遣西里尔兄弟去斯拉夫人中间传教，哥俩发明了西里尔字母，否则今天的俄语、南斯拉夫语、保加利亚语等仍会使用拉丁字母。那样的话，大概就不会有十世纪东正教的分裂和二十世纪的冷战了，中国也会因此备受压力。

　　与佛提乌斯同时代的塔比特出生在今天的土耳其东南，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医生和译者。他给出了亲和数的充分条件，这是一项超前的数学成就，被称为塔比特数。前三个塔比特数分别对应于毕达哥拉斯、费尔马和笛卡尔的发现，后两位生活在十七世纪。塔比特还算出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六小时九分十二秒，误差仅两秒。他出身名门，一度从商，后继承大笔遗产，自费留学巴格达。返回故乡后，他的自由主义思想与当地风俗格格不入，甚至被告上法庭。被迫认错之后，塔比特永远离开了故乡。

　　在伊斯坦布尔一个不容错过的节目是，坐轮渡到东岸，只需花费两美元和二十分钟，便可实现一次洲际旅行。到了东岸我才发现，土耳其人虽与阿拉伯人、伊朗人一样是穆斯林，但只有极少数妇女头上包裹围巾。即使那些因循守旧者，她们的头巾也往往是浅色或彩色的。因为海峡上只有公路桥，开往土耳其境内的火车大多在东站。最令我神往的目的地要数德黑兰和大马士革，两年以后的那个夏天，它们便被我依次造访了。

　　东岸的生活节奏明显放慢许多，几乎没有高楼，房价也比较低廉。因此有许多白领阶层，他们在欧洲的商业区上班，下班回到亚洲。我遇见在海滨漫步的一家三姐妹，她们能说简单的英语，两个姐姐均已嫁人。三姐妹均住在乡下，那天是来城里玩的。让我惊讶的是，两个姐姐竟然想托付我，为美丽可人的小妹妹物色一个中国夫婿。

　　苏丹艾哈迈德虽小巧玲珑，却是个交通要道，有轮船码头和火车站，还有一座十六世纪建造的苏莱曼尼耶清真寺，由奥斯曼帝国最负盛名的建筑师希南设计。可以说，伊斯坦布尔是一座来去自由的城市。几天以后，我爬上一列火车，沿着久已弃用的“东方快车”的路线，经过保加利亚的玫瑰花谷，前往索非亚。从那里再换乘汽车，抵达马其顿的斯科普里和阿尔巴尼亚的地拉那，一直來到亚得里亚海滨的港口城市都拉斯。

　　一周以后，我从黑海之滨的凡尔纳出发，乘坐一艘客轮，复又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当轮船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大桥下面穿过时，我看到了水边昔日皇宫的雄姿，它的名字叫多尔马巴赫切。不过，除了残存的古建筑以外，这座迷雾深锁的城市也与东方的许多大城市一样，在资本主义的商业侵蚀中变得与世界其他地方相似。例如，《土耳其浴室》原本是法国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的一幅名作，如今却成为一部同性恋电影的名字。

　　虽说首都安卡拉和国土的大部分位处亚洲，而足球和篮球等体育项目却参加欧洲人的联赛和洲际比赛，土耳其人的身份颇为尴尬。本来，他们在奥运会传统的优势项目只有小级别的男子举重。不过近年来，土耳其足球先后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上打进四强，也曾数度举办网球WTA年终总决赛，令人刮目相看，不知这些是否有助于加入欧盟的申请。无论如何，在西方人眼中，伊斯坦布尔不仅属于欧洲，也是欧洲最具特色的城市之一。

　　在初访伊斯坦布尔两年之后，我又幸运地七次返回，且分别是从六个不同国度的城市——除了上海以外，还有马其顿、亚美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波黑的首都斯科普里、埃里温、卢布尔雅那和萨拉热窝，其中两次飞越了外高加索和黑海的一片水域。那次旅行让我想起了公元前五世纪的两位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色诺芬，他们分别以记录自己漫游的《历史》和《长征记》传世。

　　有一回我曾与两位中国诗人欧阳江河和赵野相聚于伊斯坦布尔，并与酷爱文学的商人李木子结为挚友。有一天，木子开车带我出城，来到黑海之滨的渔镇西勒，还有马尔马拉海最东端的伊兹米特。那里离开伊斯坦布尔已有一百多公里，是土耳其最富庶的科贾埃利省首府。就在几年前，伊兹米特发生了里氏7.4级的大地震，近两万人遇难。而最近一次旅行的（2017年）据点设在马克西姆广场，那无疑更为神秘，我曾在夜晚一路漫步到加拉塔大桥。与此同时，也使得在开罗之后，我与她的空中连线又添加了两座非洲城市——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

　　公元三三七年，君士坦丁大帝在伊兹米特郊外的皇家别墅去世，他是第一个信奉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的父亲是一名高级军官，在皇帝退位后统治了西罗马帝国。这个职位后来被在东罗马行省长大的儿子继承下来，但是遇到了挑战，他通过几次关键性的战役，最后统一了东西罗马。据说他的获胜得到了耶稣的神谕，因此执政后便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并确定星期天是礼拜日。正是君士坦丁下令迁都伊斯坦布尔，才有了这座横跨欧亚大陆的名城。

　　伊兹米特让我想起另外两座以I开头的土耳其港口城市——伊兹尼克和伊兹米尔。伊兹尼克即那座古称尼西亚的商埠，爱伦·坡在一首冠名《致海伦》的诗中这样写道，

　　海伦，你的美丽对于我

　　如同往昔尼西亚的帆船

　　在溢香的海上悠然漂过

　　把劳顿和疲倦的浪子载来

　　回到古国的岸边

　　这位早熟的美国诗人后来被赞誉为“现代主义文学之父”，他在中学读书时功课并不坏，却爱上一位同学的母亲，正是她激发了他写作这首诗的灵感。

　　伊兹尼克就在伊兹米特南面四十公里处，那里是天主教第一次世界性会议——尼西亚大公会议的主办地，这次大会由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三二五年召集，他向东西方一千八百位主教发出了邀请，约有三百人到会。他本人作为观察者，身穿耀眼的金边紫袍，恭敬地坐在主教们身后。会议弥合了耶稣与天父关系理解上的分歧，确定了逾越节（今复活节）的日期，即以春分过后第一个满月后面的第一个星期天为节庆。

　　至于伊兹米尔，在伊兹米特西南三百多公里处，已属于小亚细亚。可惜由于时间所限，我们没能继续漫游，寻访荷马和泰勒斯的足迹。荷马是古希腊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传说作者，泰勒斯则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个数学家和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居住的米利都是古希腊最早开化的爱奥尼亚人的中心城市，如今已不复存在，人们只知道她坐落在愛琴海边，一条河流的出口处，那里离开伊兹米尔不远，与毕达哥拉斯的萨摩斯岛仅咫尺之遥。

　　《伊利亚特》的故事主要围绕着特洛伊战争展开，且与希腊第一美女海伦密切相关。特洛伊的遗址被认为是在小亚细亚北部，比米利都更靠近拜占庭，这两处地方都曾是米利都人的殖民地。一千多年以后，拜占庭这个地名被君士坦丁堡取代，那自然是为了纪念那位伟大的君主。这也让我想起本文开头提到的那首诗《驶向拜占庭》，它是爱尔兰诗人叶芝晚年的杰作。诗的开头这样写道，

　　那不是老年人的国度。青年人

　　在相互拥抱；那垂死的世代

　　树上的鸟，正倾心于它们的歌唱；

　　鱼的瀑布，青花鱼充塞的大海，

　　鱼、兽或鸟，一整个夏天在赞扬

　　凡是诞生和死亡的一切存在。

　　在叶芝眼里，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是个理想的社会，在那里物质与精神、艺术与政教、个人与社会有着和谐的统一；拜占庭艺术（尤其是中世纪时期）虽出自人工（精神）造就，却超越了自然（肉体）。诗人有所不知的是，在躲过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双重劫难之后，有些希腊著作（如丢番图的《算术》）也是经由君士坦丁堡传往西方，而阿基米德羊皮书在伊斯坦布尔一座清真寺被发现则是当代科学史的一大奇迹。从这个意义上讲，古代小亚细亚或爱奥尼亚的文明通过这一小片隔海相望的土地得到了传承。

　　一四五三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克，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并更名伊斯坦布尔，人们不得不改信伊斯兰教。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托普卡珀宫建成，以后的四个世纪里都是奥斯曼帝国苏丹的寝宫，如今它是土耳其最大的博物馆。馆内收藏着一万七千多件中国古瓷器，上至唐宋，下至明清，据说数量仅次于北京故宫和德国的德累斯顿艺术馆。

　　一六一六年，即莎士比亚去世的那年，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蓝色清真寺）建成，这是世界上唯一拥有六个宣礼塔的清真寺。不过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它是罗马帝国时期的基督教堂。巨大的圆形穹顶直径三十一米，高五十五米，是典型的拜占庭建筑。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人来到以后，竟然在教堂周围修建了四座宣礼塔，将这座千年历史的大教堂改造成清真寺。

　　二〇〇六年，伊斯坦布尔出生的帕慕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次年，他的著作《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被译成中文出版。这部书既是他个人的历史，也表现了这座城市的忧伤，这一忧伤在他少年时代便已渗入身体和灵魂之中。对帕慕克而言，伊斯坦布尔一直是一座充满帝国遗迹的城市。他以其独特的历史感与善于描写的杰出天分，重访家族秘史，拼贴出当代伊斯坦布尔的城市生活。

阿姆斯特丹，自由遐想之城

　　起初我只是与阿姆斯特丹擦肩而过，却留下难以泯灭的记忆。虽然多年以前的一次旅行，我已经从比利时沿海地区，乘船北上到达荷兰南方，见到了招牌式的风车和郁金香，可终究没有抵达阿姆斯特丹。直到二〇〇八年夏天，一次极其偶然的机会来临。这样的机会并非独一无二，但对我来说，却永不复现。

　　对每年不计其数的外国旅行者来说，阿姆斯特丹是以其历史的魅力、伟大的艺术珍藏及保存完好的古旧风格与情调吸引人。虽然贵为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王国的首都（拥有世界上最早的股票交易所），她却不是政府所在地，后者设在小巧可人的海牙，皇室家族只是偶尔住在阿姆斯特丹陈旧的皇宫里。此城既没有高大雄伟的建筑，也没有宽阔气派的大广场，甚至没有胜利拱门。

　　阿姆斯特丹让游客感到温暖亲切的在于旧城狭窄喧闹的街道、山形墙的房屋（有着砂岩面砖建筑的正面和富丽堂皇的上楣）、教堂的塔尖以及大钟琴和手摇风琴的音乐，这些与真实的现代都市生活并不相称。当然，此城最有特色的要数她的运河网络，覆盖了大约近百座“岛屿”，另有一千多座多姿多彩的桥梁与之匹配。

　　可是，在欧洲南方的地中海滨，还有一座历史更为悠久也更风雅的水城，那便是意大利的威尼斯。并且，由于阿姆斯特丹多数桥梁不通汽车，超过五分之一的蓝领阶层仍采用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也正因如此，小河边有一些铁栏杆，既被用来系小船的缆绳，又被用作自行车的锁具，尽管有些时候不一定上锁。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这座城市以其宽容的姿态和欢乐的气氛闻名，吸引了全世界寻求不同生活方式的人们，被称为“了不起的阿姆斯特丹”。在那些四通八达的水路中间，还坐落着难以计数的中国餐馆和印尼餐馆，后者在其他国家并不出名，只因为在历史上印尼有数个世纪被荷兰人统治着。

　　现在我得说说自己的奇遇了。二〇〇八年初夏，我应邀做客英伦剑桥，要在那里停留整整三个月，这对一个中年人来说有些漫长。好在瑞士文化基金会邀请我担任三年期的“中瑞艺术交流项目”评委，于是得以在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中途回国，与家人小聚。之后，我搭乘KLM（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阿姆斯特丹，准备从那里转机去伦敦。

　　没想到的是，因为航空管制，飞机在浦东机场延时升空。当我抵达阿姆斯特丹，最后一班飞往伦敦希斯罗机场的航班已关闭机舱。沮丧之余我因祸得福，KLM这家全世界最古老的连续运营的航空公司不仅给我提供食宿和换洗内衣，还给我就地免费办理了申根签证（那会儿瑞士尚未加入该组织），于是获得机会夜游阿姆斯特丹。

　　值得一提的是，那天我拎着手提行李，找到KLM的值班柜台，负责改签的工作人员只看了我和我的护照各一眼，便安排好了一切。她居然没问我乘坐的是哪架延误的航班，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KLM真是财大气粗，每天因飞机延误投宿的乘客应不在少数。我不知道，是否有路过转机的乘客因为想要游览阿姆斯特丹，假装自己误了航班？

　　那天晚餐以后，我独自一人乘火车进城，只用了一刻钟，便到了终点站火车站。车站附近就是运河区，那里张灯结彩，好不热闹。一扇扇细巧雅致的玻璃橱窗，里面站着或坐着一个个倩影。她们来自世界各地，以东欧、加勒比海和巴西人居多，从窗前经过的游客国籍更是五花八门。每扇窗户里头放着一张整洁的小床，还有一些布娃娃和玩具，各具特色。离别之际，适才见到的那幕情景又幻化成中国江南那水乡古镇里的元宵节。

　　现在，我必须要提及个性鲜明的两位艺术家和两位哲学家。建于一六三一年的西教堂，里面安葬着十七世纪的绘画巨匠伦勃朗；而一九七二年开馆的凡·高博物馆，则专藏十九世纪艺术家的作品。伦勃朗出生在小城莱顿，青年时代移居阿姆斯特丹直至去世。他生前仅以肖像画家谋生，死后两百多年后却以其《圣经》题材的作品和自画像震惊世界。可以这么说，别的画家有的是空间感，伦勃朗却同时拥有时间感，这通常是诗人才具备的。

　　作为伦勃朗之后荷兰最伟大的画家，凡·高的身世与阿姆斯特丹其实并无瓜葛，却因一座博物馆引人遐想。在凡·高的向日葵背后，天空总是悸动的，再配上割耳朵赠妓女的故事，他不可能不扬名世界。至于那位镜片磨制工斯宾诺莎，他在此城出生并接受教育，其身后出版的著作《伦理学》以欧氏几何的方法叙述。斯宾诺莎有句话深得我心——一个人只要被外部影响和原因所制约，那他就处于奴隶状态。或许，这可以解释今日阿姆斯特丹风尚之由来。

　　在斯宾诺莎出生前四年，法國数学家兼哲学家笛卡尔移居荷兰。他是解析几何的发明人，也是“二元论”的创立者，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一哲学史上最简洁有力的命题，再加上怀疑主义，因此被尊为“近代哲学之父”。而在我看来，这两项成就的取得，都离不开他年轻时发明的平面坐标系，传说后者的灵感是在他睡懒觉时悄悄来临的。

　　笛卡尔居无定所，他逗留过的荷兰城市不下五六座，尤其钟爱那些小巧可人的城镇，并留下“隐居得越深，生活得越好”的民间语录，成为后世许多人的座右铭。不过，笛卡尔与阿姆斯特丹最大的瓜葛可能是，他在此城的一家书店里认识了一名女店员，她成了他生命中唯一的情人，为他生下一个女儿，却不幸在五岁那年夭折。

　　笛卡尔恋恋不舍的荷兰城市之一是莱顿，她也是伦勃朗的出生地，因此即便那次我在阿姆斯特丹的时间极其有限，仍抽身前往。五十公里的车程，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莱顿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学城，出了火车站，就可以看见大学建筑。沿一条热闹的街道，十几分钟我便走到一座白色的拱桥。桥下是一条十多米宽的运河，桥边有一架风车，旁边正是伦勃朗故居。

　　过桥后我进入一条小胡同，胡同尽头便是荷兰最高学府——莱顿大学的汉学系。这是一座两层四合院，我找到系主任办公室，只见一位中年的光头男子正伏案工作，与十三年前我在巴黎街头初见时几乎一样。那便是在中国诗歌界鼎鼎大名的柯雷博士，本名克莱维尔，他收藏了不计其数的汉语民间诗刊，包括我创办的《阿波利奈尔》。寒暄过后，我问起莱大图书馆收藏的笛卡尔手迹，不料他却告诉我，要看手迹必须提前一个月预约。据说，数学界赫赫有名的哥德巴赫猜想最早是由笛卡尔发现的，只是他秘密写在笔记本里，三百年来无人知晓。

　　幸运的是，这位老兄了解我天马行空的本性，他并没有因此感到突兀。辞别柯雷以后，我直接去了阿姆斯特丹机场。那次我充分享受了机场与快速铁路系统连通的便利，受其启发，多年以后，我建议杭州市政府和浙江省发改委将萧山机场与数条高铁相连通，以方便全省人民。我走进候机大厅，迎面看到悬挂着的阿贾克斯队旗，这是一幅戴头盔的希腊英雄速写，画在一个半开的红色圆圈内。在特洛伊战争期间，阿喀琉斯是希腊第一勇士，阿贾克斯是第二勇士，两人是表兄弟。

　　按照德国足球名宿贝肯鲍尔的观点，阿贾克斯是世界足球史上最顶级的十家俱乐部之一。虽说荷兰队从未夺得过世界杯，却三次获得亚军，且每回都是热门球队。克鲁伊夫和范巴斯滕是荷兰足球的骄傲，他们都来自阿贾克斯，前者还出生在阿姆斯特丹，该俱乐部赢得过四次欧洲冠军杯，其中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三年连续三次问鼎，因而得以永久收藏了奖杯。

　　再次造访阿姆斯特丹已是四年以后，我应邀访问了荷兰另一座名校——乌特勒支大学的笛卡尔中心。原来，笛卡尔在该校也执教过一年，最后多半是因为受气离开了。城内保留着笛卡尔故居，门扉上用荷兰语写着“我思，故我在”，那是在一条树木葱郁的大街上，离我租住的公寓步行不过一刻钟。我还发现，乌大尖子生组成了一个笛卡尔学院（如同浙大的竺可桢学院、北大的蔡元培学院），有趣的是，院方要求每位学生（无论男女）拍摄一张戴有笛卡尔假发套的标准像，并将其张贴宣扬。

　　一个阳光明媚的秋日，我乘火车重游了阿姆斯特丹（一路并行的运河里大型货船高速密集地行驶），并如约与移民来的英国诗人唐纳德和斯里兰卡裔印度诗人阿马尔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但却错过了与两位荷兰本土诗人雅普·布隆和罗莎丽·希尔斯谋面。罗莎丽是一位摇滚歌手，给我发来过音乐会的请帖。雅普以擅长朗诵闻名于世，我和他在南非初相识，后来有一天，他趁出差的机会，在火车路过乌特勒支时下来看望了我。

　　原来乌大是雅普的母校，他熟门熟路，带我去学生时代与女友最爱光顾的一家临水饭店共进晚餐。久别重逢，我们聊了很多，我方才知道，荷兰这个国名被误译了，真名应叫尼德兰。荷兰共十一个省，滨海的北荷兰省（包含阿姆斯特丹）和南荷兰省（包含海牙和鹿特丹）最为发达，当年侵华八国联军中的荷兰军官全来自这两个省份。荷兰只是尼德兰的别称，作为国名恐怕其他九省人民不会同意。

　　那次我还游览了国家博物馆、性博物馆、花市和安妮故居，看到了伦勃朗的多幅真迹。没想到国家博物馆和凡·高艺术馆不仅门票价格相等，且与收藏当代艺术的市立博物馆紧邻。有趣的是，即便是纳粹时期躲在阿姆斯特丹小阁楼里的那位著名的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也对性十分好奇，无论第一次来月经，还是看见女性裸体，她都非常激动，她还在密室里与男友一起观察、研究猫的生殖器官。

　　安妮一家本是法兰克福的德裔犹太人，在纳粹开始排犹后移居阿姆斯特丹。等到德国人侵入，排犹法律也开始在荷兰实施，她便躲了起来。安妮写了两年的秘密日记后被捕，一年后死于集中营。战后她的父亲出版了《安妮日记》，风靡了全世界，如今每年有五十多万游客前来参观她的隐居地。在当年的小阁楼，今天的安妮纪念馆墙上，保存有一道道铅笔画的记号，那是安妮记录的自己身高的变化。

　　作为那次造访阿姆斯特丹的最后的馈赠，在一场秋雨过后，我在阿姆斯特丹火车站上方，见到了一对美丽的双彩虹，之前我从未在都市上空见到过。在那一刻，阿姆斯特丹在我心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不仅如此，阿姆斯特丹还与我的居住地有缘，她是与杭州建立空中通道的第一座欧美名城，这当然又要归功于荷兰皇家航空。

日内瓦，新教徒的罗马

　　第一次造访日内瓦纯粹是个意外。事情得从二〇〇二年春天说起，那时我在法国东部的南锡大学进行学术访问。有一天，我应苏黎世诗歌节组委会的邀请，乘火车东行至与德国接壤的欧洲议会所在地——斯特拉斯堡（六年以后这座城市的一位诗人译成了我的法文诗集，我曾携带新书来该市图书馆朗诵）。尔后，换乘一列南行快车，沿莱茵河进入瑞士。在火车快要到达巴塞尔车站时，我从口袋里掏出护照，准备随时接受海关工作人员的检查。

　　那时瑞士联邦尚未加入申根组织，因此来欧洲之前，我向瑞士驻上海总领事馆申请签证。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声称，瑞士并未对中国公民开放旅游，更不会接受个人旅游签证的申请（其时我尚未接到苏黎世诗歌节的邀请函）。我平静而又自信地回答：“領事馆的首要任务应是为所在地居民办理旅游签证。”当电话那头换成彬彬有礼的瑞士签证官，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也就是说，我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即一次入境的瑞士签证。没想到的是，巴塞尔车站月台上的海关官员（一位和蔼可亲的女士）在看过我护照上的签证（堪称所有签证中色彩最愉悦的）以后，只说了一个英文单词wonderful（好极了），便做了放行的手势，根本没有在我的护照本上加盖海关日戳印章。那时我尚无法预料，这是我与瑞士持续不断的缘分的开始。我甚至也未听说过巴塞尔市民费德勒，那会儿他还没有赢得任何一项网球大满贯比赛的桂冠。

　　而当我结束苏黎世的行程，经由与瑞士邻接的小公国——列支敦士登，进入申根国家——奥地利时，遇到的情况也大体类似。因此当夏日来临，我在意大利参加了热那亚诗歌节，准备返回巴黎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再次进入瑞士。不然的话，我需要绕道摩纳哥和马赛。这回，我经由的停靠站正是法语区的日内瓦，一来，日内瓦就在我返回巴黎的途中；二来，我的一次入境瑞士签证依然有效。

　　一天中午，我在意大利电影大师费里尼的故乡里米尼（紧挨着欧洲最早的共和国——圣马力诺）看过韩日世界杯决赛（巴西队依靠大罗纳尔多的两粒进球击败了德国队）以后，独自乘火车北上。我在米兰换乘一列“欧洲之星”快车，穿过阿尔卑斯山下长长的辛普森隧道，进入到以滑雪胜地著称的瓦莱州（我来此探访德国诗人里尔克的故居和墓地则是在六年以后），再沿着美丽的日内瓦湖（法国人称莱芒湖，而德文里叫根费尔湖），经洛桑到达日内瓦。

　　带着愉快的心情来到日内瓦，自然也玩得惬意，更何况这是一座迷人的城市。日内瓦位于日内瓦湖的西南端，此湖不仅是阿尔卑斯山区最大的湖泊，也是欧洲知名度最高的湖泊。罗讷河从湖东注入，又从湖西的日内瓦流出，包括里昂、阿维尼翁和阿尔勒等名城都依偎在此河畔，最后她在蔚蓝海岸汇入地中海。站在河湖的交接处，我看见一注高耸入云的水珠，那是世界上最壮观的喷泉，高达一百四十米。我后来查过，Geneva的词根gen在凯尔特语中的含义正是河口。

　　日内瓦位于阿尔卑斯山和侏罗山间的一个盆地中央，海拔大约三百七十五米，加上湖水的调节，夏季气候温和。这里处处绿茵浓浓，甚至有轨电车的枕木间也铺上了绿草。我想起巴黎的一位友人说过，在法国城市里看不到裸露在户外的电线，而瑞士甚至连乡村也看不到，全埋在地下了。这位朋友还说，这就是富裕国家和超富裕国家之间的差别。我几乎完全相信他了。

　　可是五年以后，却被我亲眼看到的现实否认了（丝毫不影响我对这个国家的好感）。那次我应瑞士一家私人基金会的邀请，在日内瓦湖畔的拉芬尼庄园做客三个星期，周围是村舍和葡萄园。那堪称是一次五星级的度假，五位来自不同国度——法国、意大利、波兰、俄罗斯和中国——的写作者，应邀来到这座美丽的大房子里。

　　在拉芬尼庄园，有三位厨师轮流给我们做饭，水果和美酒应有尽有，以至于那年夏天成为我诗歌写作的高峰期，其中一首六行诗的灵感便来自日内瓦湖：

诗人的心

　　一片些微的亮光突然

　　在乌云密布的天空出现

　　给湖水添加了一丝蓝色

　　诗人的心也理应如此

　　拨开忧愁的迷雾之后

　　在黑暗中打开一扇窗子

　　拉芬尼的主人是德国著名的文学出版商，包括福克纳、萨特、海明威、纳博科夫、加缪、格拉斯、厄普代克、品特等作家的德文版著作均交由他出版。想必这位出版商和他的夫人十分好客，这些大文豪大多来此小住过，我下榻的房间就叫“海明威屋”。客厅里留下作家们写给主人的信件复印本，不出我的所料，以海明威的文字商业气息最浓，他总喜欢和出版商讨价还价。

　　有一天黄昏，我们应邀进了日内瓦城，在一位二十多年前到访过中国的女作家府上做客。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她家门外的信箱竟然是一只废弃的大油桶。几天以后，拉芬尼为我们举行了一场朗诵会，日内瓦城和附近的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纷纷前来，挤满了庭园。可是，唯独缺少我最想见到的路易丝·斯诺，她是《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作者埃德加·斯诺的遗孀，曾随丈夫来中国，登上天安门城楼会见毛泽东，不巧那天她身体欠安。

　　我因此在返回中国前夕，专程乘火车去尼翁看望了八十八岁高龄的路易丝，没想到她竟然独自开着一辆红色的小车在郊外的车站迎候。路易斯比斯诺小十五岁，出生在加州小镇斯托克顿。她年轻时主演过几部电影，与斯诺生过一对儿女，那天儿子克里斯多夫（翌年因病去世）和女儿Sian（西安，显然是为了纪念父亲的延安行）也来了。

　　斯诺去世以后，路易丝出版了丈夫的遗著《革命万岁》，她自己也写过一本书《埃德加·斯诺的中国》。斯诺因患癌症在家中去世时，尼克松正在中国访问，因此他没有见到“上海公报”的发表。按照斯诺的遗愿，他的骨灰一半葬在哈德逊河畔，另一半葬在燕京大学校园内（今北京大学）。翌年，路易丝携带骨灰亲往北京。路易丝告诉我，斯诺年轻时在纽约炒股赚了钱，才有机会周游世界，他在中国滞留了十三年，曾在燕大教授新闻学，并趁机学会了中文。

　　值得一提的是，在与拉芬尼相邻的另一座小村Tolochenaz，曾經住着一位大明星，那便是奥黛丽·赫本——电影《罗马假日》的主演。赫本出生于布鲁塞尔，六十三岁因患阑尾癌去世，她生命的最后三十年都住在这座小村庄里。有许多次我乘公车经过那里，其中一次特意下来瞻仰了她的故居和墓地。发现她的墓园与卧房相距仅有几十米。这不由得我猜测，此乃月光之夜她常来散步的地方。

　　瑞士是这样一个国家，她让我们忘却每一位王公或首相，却吸引了欧美许多知名人士，其中有一些处境危难，瑞士（尤其是日内瓦）为他们提供了可靠的庇护。例如，因针砭时弊被迫流亡的伏尔泰，出版了小说《爱弥儿》后受到政府通缉的卢梭（日内瓦也是他的出生地），私生活屡遭攻击愤而出走的拜伦，为了爱情与女友私奔的雪莱，等等。

　　前两位法国人生活在十八世纪，一位是作家中最有思想性的，另一位是哲学家中最有文学气息的，他们身上体现出法兰西民族精神的特点——批判精神，还有机智和讽刺的才能。后两位英国人生活在十九世纪，作为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一个生性放浪不羁，另一个追求热烈的爱情，两人在日内瓦郊外相逢并成为至交。

　　在伏尔泰和卢梭生活的时代，日内瓦尚未加入瑞士联邦。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人一度吞并了日内瓦，但拿破仑仍不放心：“那个城市太熟悉英语了。”这应该也是拜伦和雪莱来此的一个原因吧。

　　考虑到瑞士的物价昂贵，我第一次造访日内瓦时住在城北一座大学的学生宿舍里，这里暑假期间被校方用作青年旅店。打工的学生店员告诉我，有一家尚未完工的卢梭纪念馆，坐落在一条不知名的小巷里。我学生时代拜读过卢梭的《忏悔录》，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都是我的最爱，于是捷足先登。纪念馆占地面积不大，却专门为她的红颜知己——华伦夫人留出一间展厅，她那华贵的身体印在白墙上，与正在进行最后一道工序的油漆工一样留给我深刻的印象。

　　在卢梭出世前一个半世纪，加尔文在日内瓦辞世，他带给这座城市的影响力无人可比。加尔文是马丁·路德之后最著名的新教领袖，也是欧洲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在他的领导下，十六世纪的日内瓦成为“新教徒的罗马”。如果只有天主教，也就不会有美利坚，日内瓦的意义不言而喻。由于日内瓦的地理特征是孤悬于本土之外，它的四周几乎全被信奉天主教的法兰西领土所围绕，因此做到这一点着实不易。

　　日内瓦人一直使用法语（大部分人瑞士人说德语，法语是次要语言，还有一小部分人说意大利语和罗曼语），这说明语言与宗教相比是更本质、更不易改变的东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阿根廷少年博尔赫斯随治疗眼疾的父亲和家人来到此地，他在著名的加尔文学院就读四年，一度为法语所困扰，随后开始写出一些具有复杂而美丽节奏和形象的文字。博尔赫斯不仅在日内瓦度过了难忘的青春期，更在临终时再次迁来。

　　在游览了加尔文广场（改革墙上有加尔文等人的塑像）、日内瓦湖和罗讷河两岸风光之后，我找到市区一座没有围墙的公墓。被视为一代文学巨匠的博尔赫斯安静地躺在那里，枯黄的草叶铺满一地，散落在凌乱的石子铺就的长方形内外，一块上半部分拱形的石碑上写着他的名字和生卒年份，没有职业、身份和国籍。当然，这一切无损于博尔赫斯的伟大。虽然在日内瓦难得听到他的母语西班牙语，但他的作品早已被译成各种文字，遍布了图书馆和互联网。

　　说到博尔赫斯的墓地，在我第一次探访九年以后，曾经有一条新闻吸引了全世界文学爱好者的注意。一位叫爱德华多·拉巴尔卡的智利作家朝博尔赫斯墓地撒了尿，还拍成照片放在他的书封上，理由是博尔赫斯晚年接受智利独裁者颁发的勋章。尽管他辩解这是行为艺术，水线是矿泉水瓶喷的，这件事仍遭到阿根廷同行的厉声谴责。以个人之见，如果拉巴尔卡是个十七岁的少年，尚情有可原，但他那会儿已经七十二岁了。

　　日内瓦的人文气息向来浓厚，让我意外的是，迄今为止作用仍难以估量的互联网竟然也诞生于斯。大多数游客只知道日内瓦是联合国的欧洲总部、红十字会和WTO、WHO等一百多个国际组织的总部，却很少有人了解，日内瓦还是欧洲粒子实验室（CERN）所在地，著名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先生就在这里做出许多重大发现。一九八九年，正是在这个实验室访问的英国科学家、比尔·盖茨的同龄人蒂姆·伯纳·李发明了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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