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曙光

　　浩明先生是我同事、朋友，更是师长。先生为人谦逊，每回谈及后一层关系，必摇头否认，生怕背了好为人师的坏声名。

　　其实，我尊先生为师，非因先生长我一些年岁，按习俗当执后学之礼。与先生交往近三十年，依文学关系，先生是作家，我是评论家，后来先生是老作家，我是新作家；依工作关系，先生是一线编辑，我是总部管理者，后来先生是董事，我是董事长。在这复杂纠缠的关系里，我和先生私情与公谊交织。先生既在文学上给予过我切要的点拨，也在工作上给予过适时的襄助，尤其，先生的道德文章，对我是一种贴身的人生示范。

　　那年儿子结婚，我同妻子商量请谁证婚，竟不约而同想到了浩明先生。我的友朋中，达官显贵、巨贾富商、文艺大咖不乏其人，但作为证婚人，似乎没谁比浩明先生更合适。婚礼既成，好些亲友都说：婚礼的亮点是证婚人！这当然不只是说浩明先生的证婚辞中正大雅、殷切坦诚，更重要的，还是指先生这个人的恰当和得体，指他儒雅的气质与雍容的气度。这事大体能说明浩明先生在我、家人及朋友心中的地位，也能表明先生在公众眼中的形象：修身谨行，勤勉博学，谦逊宽厚，世事洞明。

　　首次知晓先生的名字，是因为他的历史小说《曾国藩》。那时我研究生毕业不久，由鲁返湘在大学教书。研究生期间，我师从田仲济、宋遂良先生，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已经发过少功、残雪、立伟、鑫森等湘籍作家的评论，自然对湖南文坛格外关注。突然冒出一个写历史小说的新人，且一蹿而红，作品与声名不胫而走，必定会引起我特别的兴趣。

　　当时湖南写历史小说的，只有任光椿先生，他的《戊戌喋血记》也曾轰动一时。与谭嗣同的锐意变法、舍身警世相比，曾国藩是一位道术兼求、家国并治的千古明臣。后世的湖湘学子，既敬仰谭嗣同舍生取义的侠肝义胆，也崇拜曾国藩老沉谋国的人生智慧，对于后者剿灭“红毛”的政治污点，反倒不十分在意。人们钦佩的，是他道义与事功兼求，最终“三立”并举的人生模式。圣人提出的这一人生理想，两三千年能践行者未见几人，到了封建末世，却被一个乡下读书人做到了，自然令人心生敬意。更何况湖南本土，此前并不怎么出人，而此公一出，近代湖湘若滔滔江水人才辈出，缔造了“几代湖湘读书人，半部中国近代史”的独特历史奇观。对于这位近世湖南人才的带头大哥，后辈学子既怀乡土自豪感，也秉人生仿效之心。因而小说一出炉，自然各界争抢，洛阳纸贵。

　　作一位专业读者，我所关注的，自然不是小说单一的历史价值，更不会将人物修身读书、从政带兵、教子治家的人生行状，仅仅当作一部人生指南来读。然而我发现，与姚雪垠先生写李自成，二月河先生写雍正相比，浩明先生在塑造曾国藩形象时，既更逼真还原了人物的生平事迹，维护其历史原真性，又倾注了个人的人生理想，甚至将小说的创作过程，变成了自己人生修炼的过程。作家在写作过程中，与人物发生“共情”现象的不少，但十分自觉将艺术创作当作一种人生修行，让自己和人物一同成长的却极少见。似乎只有阅读老托尔斯泰的作品时，我有过这种感受。西方好些学者，颇多指责托翁小说太重教化，其实托翁首先教化的是他自己，小说中人物的种种忏悔和赎罪，都是作家自己的精神冶炼和人格再造。浩明先生的這种写作追求，实际上在情节叙述中，完成了一种人格示范，强化了小说作为一部人生启示录的教化意义。

　　那时我年方而立，浩明先生所塑造的曾国藩形象，以及浩明先生作为一个修炼者的叙事人形象，对我日后的修德治学、为文经商，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浩明先生这种将艺术创作与人生修炼合二为一的写作特点，似乎一直为评论界所忽视，在汗牛充栋有关先生的研究中，几乎无人谈及。而恰恰这一点，是浩明先生对我文学写作最切要的艺术辅导。

　　曾国藩作为一个对后世，特别是后世湖湘学子影响巨大的人生典范和文化符号，其人生意义上的功德圆满与人性意义上的罪孽深重；帝国命运上的力挽狂澜与历史趋势上的倒行逆施，为浩明先生的创作，布下了政治立场和价值观念的种种陷阱。在小说中，我既看到浩明先生坦然直面的果敢勇毅，又看到了他曲折迂回的精明老到。倘若换了另一位作家，这部以曾国藩为主人公的小说，未必能突破历史争议的困局而付梓，即使侥幸刊行，亦未必能获得读者的普遍认同。浩明先生通过将政治冲突升华为伦理冲突，将历史悲剧内化为心理悲剧，使小说不仅成功超越了这些阴森恐怖的陷阱，而且获得了一种古雅雍容的审美质感。这是浩明先生最令我钦佩的一种文化底气和艺术功力。

　　我进入浩明先生的视野，已经到了一九九五年。那年先生的《旷代逸才》在《芙蓉》连载，杂志社约我写年度综述。我用较多篇幅探讨了这部小说。相对《曾国藩》的大红大紫，《旷代逸才》的反响显得平静而悠长。如果说，选择书写曾国藩，显示了浩明先生的史家胆识，选择书写杨度，则更显示了他的艺术家眼光。杨度确乎是一个比曾国藩更文学化的人物。我说在杨度身上，“聚焦了中国近代文化人全部的喜剧和悲剧因素，聚焦了从旧文化走出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人格追求上的全部可爱和时代局限上的全部可悲。”在浩明先生笔下，这位患有文化过敏症和政治多动症的人物，意识到自己过客的宿命，却又决绝地反抗其过客的命运，于是将历史的合理敷衍为人生的荒悖，将精神的可敬践行成行为的可笑。先生将可喜与可悲水乳交融为一体，深刻而独到地揭橥了那个时代欣悲交集的文化本质。我认定《旷代逸才》是浩明先生作为一个文学家成熟的标志。这个判断，批评界未必认同，尤其是那些在非文学意义上喜爱《曾国藩》的读者，大抵会嗤之以鼻，但浩明先生似乎接受了这一观点。

　　大约一年后，我和浩明先生在宣传部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终于见面。我自报家门，先生似乎有几分惊诧：“这么年轻呵！看文章以为你年纪和我差不多。”然后说到那篇综述，说我是第一个激赏《旷代逸才》文学性的人。说完这几句话，先生便挑了一个角落，石雕般地坐在那里，仿佛又回到了他沉溺了数十年的清末时光。

　　先生从事文学创作三四十年，始终保持着当文史编辑的工作状态，极少与作家、评论家过从，黄卷青灯，似乎是他最惬意的生活方式。即使后来被选为省作协主席，除了必须到会的场合，先生依旧很少去作协，与文学界保持着十分谨慎的距离。他的工作关系，一直留在岳麓书社，从不在作协领取薪资和补贴。先生不与人争名头，又在经济利益上撇得清白，因而他这个主席既当得清清爽爽，又当得轻轻松松。先生这种“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的自律人格和为官智慧，让我对职业生涯有了更高的人格追求。

　　此后一段时间，我与先生依旧碰面很少。其时我已弃文从商，先作酒店管理，后举旗帜创办《潇湘晨报》，每天专注于拼命挣钱养活上千员工。我关注到先生后来又写了《张之洞》、编辑湖湘名人的文集、评点曾国藩家书和奏折，继续他文史编辑、作家与历史文化学者三位一体的人生构建。先生常常被人请去演讲，内容不是关于曾国藩，便是湘学与湘军。作为一位知名的文化思想家，先生已经肩负起湖湘文化传播的当代使命。但凡聆听过先生讲座的人，不但为其深厚笃实的学养、世事洞明的见识、雄辩滔滔的口才所折服，更为其儒雅淳厚的气质、雍容通达的襟怀、谦逊坦诚的态度所感染。我感觉先生已树立一个目标，即努力将自己活成一个湖湘文化的当代人生标本。

　　二〇〇七年，我接任湖南出版集团的董事长，并启动集团改制上市。先生被延聘为中南传媒的董事。先生不是作为一个文化偶像，而且作为一位对战略富有洞见、对管理充满智慧的高管，参与到公司的改制和经营。每当企业面对改革发展进退维谷、左右为难的处境时，先生总是对我的决策坚定支持，并给出一些具有操作性的建议。二〇〇九年底，中南传媒因经营未满三年，上市遭遇了政策障碍。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就是向国务院申请“三年豁免”，而这在当时地方企业鲜有先例。投行和工作团队建议，延迟两年申请上市，我却坚持克服一切困难当年申报，争取国务院豁免。在这双方意见僵持的时刻，浩明先生讲述了曾国藩攻打南京的故事。先生认为战略决战，重要的是把握战机，决胜的是一身胆气。如果放弃当下拼命一搏的机会，再等两年，那时的资本市场是什么格局，又有什么新的政策，谁都说不清。后来公司果然破例争取到了国务院的豁免，如期在上海敲锣上市。每值这种艰难决策时刻，我感觉先生五车之富的学问，早已融会贯通，具备了世事洞明的人生实践价值。

　　因为浩明先生的影响，我开始研读湘学诸位大家的著作，不仅是曾国藩，还有周敦颐、王船山、胡林翼、彭玉麟、左宗棠、陶澍等，慢慢我对湖湘文化道术一体、内圣外王的思想体系，忧乐兼求的人生态度，有了自己的认识，并在治学经商、为人做事中努力践行。尽管我的这些认知，未必与浩明先生的思想完全吻合，但先生始终鼓励我深学笃行。作为二十世纪研究曾国藩乃至整个湖湘文化起步较早、影响最大的学者，先生的思想必定成为学术论争的首选目标。三十多年来，先生学术上受到的质疑甚至批评不绝于耳，他总能一一包容。先生论理而不执气，因而也从未在学术上结仇树敌。外省一位朋友，从家族史角度研究湖湘文化，完成了五六十万字的皇皇大著，以此求教先生。先生显然对其中一些观点并不苟同，但先生着眼于朋友的治学热情，而不苛求其具体学术观点，真诚鼓励朋友坚持下去，并为其新书具名推荐。

　　三联书店出版我的文学评论与对话集，我请浩明先生作序。这当然存了假先生之名，扯虎皮做大旗的私心，但更重要的，还是出于对先生的敬仰。先生二话未说慨然应允，并很快作好了序文。以先生的眼光，当然能轻而易举判断出这本集子的水平，并对其作出恰当的评价。先生的獎掖之心，不在对文集的一味褒扬，而在于序文中的每一句话，都充溢着暖心的关切与诚意。

　　先生卸任作协主席时，已年届古稀。集团破例留任先生，并为其在岳麓社配备了工作团队。与锺叔河先生一样，浩明先生已经成为集团的职业偶像和文化财富。其实一直以来，总有别的出版机构许愿挖角，先生从未为其所动。先生在岳麓社入行、成名并一直在此工作，他觉得继续留在社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先生将自己此时的何去何从，视为一种关乎名节的大是非。

　　二〇一八年，我的散文集《日子疯长》完成，分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台湾印刻出版公司出版。按照时下的操作惯例，发行人希望请几位著名作家推荐背书。我离开文坛二十年，在文学界已是实实在在的陌生面孔，发行人希望找人站站台，也在情理之中。于是我找了秋雨、少功、残雪、洪晃等六位朋友，其中当然有浩明先生。我将书稿送给先生，一周后先生不仅写好了推荐语，而且另外发来一条长达数百字的短信，对我的创作予以热忱肯定。先生从故事选择、人物刻画、叙事节奏、文字表达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细致的文本分析，尤其是对文字用了“洗练老辣且极富个人特色，而这一特色向为文坛所稀缺”的评价。先生说，这部散文实际上已构成一部长篇小说的架构，鼓励我由此进入小说创作，预言我独特的人生经历，已经具备的写作才能和审美品格，一定能写出不同凡俗的作品。虽然此后类似鼓励，我还从其他作家那里听到，包括在作为时代文学偶像的王蒙、白先勇先生的文章里。但浩明先生是第一位给予这种评价和激励的著名作家，这对坚定我文学写作的信心，具有一锤定音的意义。先生似乎担心我将他的评价视为一般的客套，特别声明他说的每个字都是心里话。其实，从先生的文字中，我已读出了他不加掩饰的惊诧和坦诚真切的欣喜。

　　一年后，我的散文新作《满世界》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付梓。我送新书给先生，先生发现新书从题材到文风与前一本迥然不同，这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料。先生既对我把握不同题材的能力给予赞许，也委婉提醒我，要尽快建立自己艺术风格的辨识度。

　　一晃之间，《曾国藩》出版三十年了。这其实也是我和先生从神交到交往的三十年，是先生作为师长对我人生深刻影响的三十年。湖南文艺出版社以纪念版之名，拟重新出版先生的晚清三部曲。社里与先生商量，希望由我来作序。我深知自己的才学与名望，均不足当此重任。婉拒无效，便拖了大半年，企图以此改变先生的决定。无奈社里一再催逼，眼见再拖便会误了三十年纪念的出版时机，只好赶鸭子上架。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才静下心来，全面审视这个我奉为师长的人。除了重读三部曲、随笔，又把先生的评点及有关湖湘文化的文章与演讲找来一一研读。

　　阅读过程中，我意外发现，先生很少提及自己的家世。由此回想这些年与先生的交往，也是从未听他谈论自己那个华丽的家族及其后来发生的变故。当代作家中不少人，不是炫耀自己出身门第的高贵，便是炫耀自己人生经历的苦难，浩明先生两者兼具，却很少见他提及。这当然不是先生意识不到人生经历对自己创作的影响，而是先生更愿意读者关注作品本身，不给作品添加一些额外的装饰。

　　先生的生父唐振楚，曾任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先生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权豪势要的家庭。一九四九年，唐振楚随蒋介石仓促渡海迁台，将三个孩子寄养在衡阳老家。一个普通农家，自然无力抚养三个寄养的孩子，无奈之下，浩明先生被过继给了当地一位邓姓的剃头匠。无论继父继母多么良善，但这种骨肉分离、寄人篱下的心灵苦难，以及政治歧视所带来的人格屈辱，依然必须由这个年少的生命独自承担。鲁迅先生在谈到家世变故对自己文学的影响时，特别强调了“由小康堕入困顿”，而浩明先生，則是由上流社会跌进了社会的最底层。这种天壤之别的家庭变故，当然对浩明先生的人生观形成了深刻的影响，自然也直接左右了他的文学创作。但先生将这种苦难，完全融进了对人物命运的理解，转化为自己独到的艺术表达，而不作为某种人生的炫耀。一个作家，不炫耀自己华丽的身世或许不难，不炫耀自己的生命苦难，却很少有人能做到。世上能藏得住幸福的胸怀不少，能藏得下苦难的却不多。大抵只有那些有足够心理能量直面苦难，并将其理所当然地视为人生历练的人，才能有如此的心灵包容和生命担当。曾国藩就是这种直面苦难并包容苦难的人物。在这一点上，浩明先生既有与生俱来的沉稳素质，无疑也进行了曾国藩式的人生修炼。与先生交往这些年，从未听到先生对人对事有什么抱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读到的曾国藩，既是作为历史人物的逼真摹写，也是作家自我人格的艺术投射。

　　先生显然不属于习见的才子型作家，他的艺术天赋，几乎全部为其勤奋所遮掩。作为一位历史小说家，先生在史料的查证研读上，所做的是笨功苦功。这种板凳一坐数十年冷的书斋人生，不是一般作家，甚至不是多数历史小说家所能忍受和想象的。先生的办公室，柜里、案头、地上全是书，先生伏案其间，像一条昼夜啃噬的书虫。先生每写一个字，背后需要多大的阅读量作支撑，大抵只有他自己说得清。先生在治学、创作上所做的这种笨功苦功，我们也能从曾国藩的人生理念与行为中找到对应。

　　《曾国藩》出版三十年，也热卖了三十年。先生对市场上形形色色的版本，似乎并不满意。对于文艺社拟出的这个版本，先生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希望出得安静些、干净些，去掉那些基于商业目的元素，把作品质朴地奉献给读者。先生似乎执意与这个眼球经济、流量文化的时代背道而驰，让自己的作品闹中取静，悄然走向读者。

　　我将写完的序言，忐忑不安地发给浩明先生，希望他提出修改意见，或直接修改，先生却一字未动转给了出版社，并发来短信致谢。我自忖这篇序言未必能达到先生的期望，但先生似乎将对我的包容和鼓励，看得比这篇序言的好坏更重。虽然与先生交往了近三十年，或许在先生眼中，我依然是一个需要鼓励和呵护的入学蒙童。

　　因了三十年这个双重意义上的时间节点，我动念写写浩明先生。这当然只是我了解和理解的浩明先生。在我的眼中心中，先生修品性而不废事功，守立场而不任意气，怀古风而不拒时变，洞世事而不从流俗，避祸患而不损气节，秉天赋而不弃勤奋。先生是当代学界与文坛极少数将治学、写作与修身一体贯通的人，湘学道术兼求只为天地立人的传统，在先生身上得到了赓续和发展。先生所治的学问，不仅为了厘清一套思想遗产，更是为了践行一种人生哲学；先生所写的人物，不仅为了还原一群历史存在，更是为了探索一种人生模式。先生的学术与文学，是真正修身立命的学术和文学。如果说，曾国藩作为一位身处乱世的读书人，实现了自己道术兼修、功名完满的人生，浩明先生则作为一位身处社会由乱达治、文化由废达兴，而一切远未完成的时代的知识分子，实现了自己守常与求变兼顾、德性与事业兼胜的人生。我想通过这篇文章，既郑重表达对先生道德文章的敬仰，也想为当今这一文化冲突、价值观撕裂的时代，推荐一个文化人格健全、修身与功业兼举的人生典范，为惶恐、迷茫于艰难世事中的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提供一份从容做人的文化底气。

　　当然，于我而言，浩明先生的人生高度，终其一生或难达至，然而朝向这一方向的努力，却始终不会放弃。

　　责任编辑：胡汀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