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乡的公共汽车上人很多，我紧握扶手，以此来抵制这段路上的拥挤和颠簸。忽然，有人拍我的后背。回过头去，一个黑胖的女人正冲着我笑。我搜寻着与之相关的记忆，企图从眼前的躯壳里拎出她十几年前的样子。每次回乡都是如此，我需要努力撇开时间在他们身上刻下的变化，才能分辨出跟我说话的人到底是谁。直到她叫出我的乳名，我才想起她是樱豆，我年少时的玩伴。
小时候，我们一起给鸡挖野菜，一起为牛打草，一起去外村求学。更重要的是，“樱豆”这个名字是根植在母亲舌头上的：
“多吃点饭，你看看樱豆多能吃！”
“要不你扎个耳洞吧，樱豆耳朵上戴个枸杞似的红豆豆，怪好看的。”
“你问问樱豆，她去不去，她要不去，你就别去了。”
……
母亲总拿她当作我的参照，从平时的爱好、表现，再到身体发育，好像与樱豆不同，我就不正常似的。多年之后，我才理解母亲的举动。她在我家对面那座山上长大，整座山就他们一家人，母亲从十一岁开始就去别的村庄上学，寄居于姥爷的朋友家里。她第一次从一座大山里出来，无论衣着，心态，见识，都与大村庄里的人不一样，她时时刻刻模仿他们，以此来消除与大家的差异。家里孩子多，母亲常年带着布和麻绳，没完没了地纳着鞋底，为弟弟妹妹们做鞋。这成为她学生时代的标记，它们加重了她的自卑。有了我之后，她企图将我变成一个没有标记的人，能够融入“大多数”。而整个村与我同龄的女孩，也只有樱豆。
每逢过年，母亲便会提前几天开始忙碌，一直到大年夜还不消停。有时我跟弟弟调皮，毁掉了她的劳动成果。她一边重新收拾，一边叹气：什么时候能跟别人家一样？后来，我发现这句话是母亲的口头禅，她总是隐隐担忧与别人不同，而不知不觉中，这种担忧竟然移植到了我的成长轨迹里。
其实，单从外在看，就知道我和樱豆多么不一样了。她黑瘦，我白胖。她走路风风火火，而我是慢性子。很多时候，我们简直是两个极端。
在公交车上，樱豆非让我坐在她的位置上，又把我手里的东西接过去。她说她现在住在城市里，已经去了快八年了。
我们想起幼年时一起玩耍的情景。樱豆淘气，把刚落花的青苹果摘下来，放进篮子里喂邻居家的小羊羔。我常喜欢摘酸枣刺，把巨大的梧桐树叶的边缘缝起来，做小包或者小衣服。她过一会儿跑过来，说要玩打仗的游戏。她在前方打仗，用小石子对付大石头，对付青草上成片的想象之中的敌人。而我，用花丛树木建设了一片庄园。此刻，她是极好的玩伴。但时不时，她又会与母亲口里的那个樱豆混在一起，成为我成长之路上最反感的影子。
我曾经沮丧过，我成不了樱豆。那时，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跟别人一样。但这种“咒语”显然已经深入我的骨髓。很多时候，我怕被老师叫起名字。我学着隐藏，要把自己深匿于“大多数”之中。似乎只有这样的人生才是最安全的。
那时，村庄里的房子是一样的，人们会去做同样的衣服，买同款的鞋，就连在大门上挂的旧布拼成的门帘都有着几乎相同的花色。因而，我和櫻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那些年总是穿着相同的衣服、梳同样的辫子，打扮得像异卵的双胞胎一般。别人不知道我是多么讨厌这种装束，多么渴望从这样的“复制”中逃脱出来。
直到初中毕业之后，我们才终于有了不一样的命运。樱豆没有参加中考，直接去当了乡村代教。那时，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小萌芽在觉醒，十六岁的我，不愿意跟别人穿同样的衣服，也不愿意跟任何人有相同的人生。虽然表面上我一脸乖巧，但内心里已经有叛逆的苗头在滋生。我坚持要去外地读书，为此哭过好多回。母亲说，村里哪有女孩子出去读书的。我扯着嗓子喊，以前没有，但从现在开始就有了！母亲却说跟樱豆那样在村里当个代教不也挺好。在他们眼里，一个月二百块钱的收入已经不算少了，再说，没准可以熬到转正呢。要是像我们村的老教师那样挣上退休金，那该是多好的事情。可前来谈这件事的老校长还没走到我家门口，我便直接回绝了。
在即将远行的前一天下午，我和樱豆背靠背坐在大槐树下边的石头上，我们心里是茫然的，不知道哪条路会通向更好的自己。
在异地的学校，我收到樱豆的来信，她去教学的那个村子比我们村还要偏僻，学校从学前班到三年级，有七个学生。她去的时候，把窗户修整一番，又拔掉暑假里因为无人踩踏疯长起来的野草。屋子里到处是霉点。她一遍遍清洗、擦拭着。星期天路过山里的时候，她要自己去捡些柴火来，用于生火做饭。这简直是去开荒。她说，这学校原是村庙，现在她住在庙里，像是在修行。她每天都会看山村对面的那座高山，心想，山那边有怎样的天空。
我那时已经学会粉饰生活，把身居异地的尴尬隐藏起来。我在故乡想要表现出的那种个性，不过是新环境里的另一种庸常。每一次收到樱豆的信，我都想，如果不从故乡走出来，我便是另一个她。相隔千里，我和樱豆是一块镜子的两面。
很长时间没有收到她的信。等再回故乡时，我才知道她结婚了。婚后不到两个月，眼瞅着就要临盆。樱豆在她娘家跟我断断续续讲着其中的经过，在她教学的那个村庄，一个十八岁女孩面临着各种恐惧与寂寞，直到同村一个男孩来拯救她。他帮她捡柴火，从家里给她带饭。陪她在那座曾是庙宇的学校里说话。樱豆担心被别人嘲笑，因为在我们小时候，这样的事件必定会成为方圆百里人们的谈资，他们甚至会杜撰出种种细节来，以此表现出男女双方强烈的欲望，最后，再站在道德高地上指责他们的污浊与不堪。樱豆面临的巨大压力不过是她个人的幻想罢了。在别人那里，我没听到过任何那种声音，就在我以为别人宽容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在乡村，这种现象已经再正常不过，年轻人未婚先孕的多了，没人觉得稀奇了。老人们说，世界变了。
母亲不再对我的生活发表意见，她觉得自己大半生的生活经验并不能转移到我的身上。按照你的心意活吧，她这样对我说。
我刚毕业，面临着在城市里立足的窘迫，多少次备受打击之后，我都会在心里想一遍母亲的话。我是不是应该留在故乡像樱豆那样过着安然自得的生活。我这么固执地前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之后，我在一家大型公司工作，我努力，勤奋。我在清晨赶公交车，忙碌一天，又加班到深夜。但回过头来，我不过是公司里一个小小的零件。这境况何尝不是另一种复制呢？当我自认为摆脱了“樱豆”的时候，却不过是复制着另外的樱豆的生活。
母亲的担忧又一次涌现，在她眼里，二十五岁的我婚姻还没有定下来，是让人着急的。她到处托人，希望能为我牵一段姻缘。母亲甚至觉得是因为我没有像别的女孩那样安于现状，一再奔向城市，才让自己高不成低不就，没能早点嫁出去。而那时，樱豆的大儿子都会打酱油了。多年之后，连母亲自己都不理解当日的焦虑。
樱豆说，自从我上班之后，她母亲脸上的骄傲便渐渐消失。她懊悔当初没让樱豆继续上学。尤其是代教一取消，樱豆便失业了，整天在田里地里地忙碌。那时，她心里是失落的，但转眼一想，别人不也都是这么个活法，便又觉得坦然了。
公交车上不住有人上上下下，我旁边的人走了，樱豆终于坐下来。我惊人地发现，她幼年时的样子正藏在那雙眼睛的深处。
我们聊起孩子，她说，若不是孩子大约他们也不会进城的。与别的地方的人不一样，我们这里的人，不会把孩子扔到家里，让他们成为留守儿童。他们多是为了孩子才外出打工的。当然，也可能是他们复制了别人出去打工的理由。总之，这些乡亲很快就占据了城区那些离学校不远的民房。于是，他们也成为了这候鸟部落中的一户。两个孩子的一日三餐，再加上辅导作业，便占去了樱豆大部分的精力。她丈夫这辈子只在煤窑和矿上干过，到了城里，浑身的力气竟不知如何往外使。后来干脆去当送水工，扛起一大桶水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这错综复杂的城市里，他常常迷路，各个楼号门号，像一套难以解读的密码。干了一个月，有关他的投诉便有好几起。要么是送晚了，要么是送错了。老板只好将他解雇。他又跟随同村的人去当建筑工，结果上边的钢筋砸下来，正好砸到他腰上。樱豆在工地跟包工头纠缠了好几天，才把医疗费解决掉。可病虽治好了，她丈夫却从此再也不能干重活。于是两个人的角色调转过来，换樱豆出去找工作。
樱豆说，一个女人在城市找工作是比男人容易的。这些年，她卖过酒，卖过化肥，去学校食堂里当过帮厨，刷过盘子、扫过马路。但干什么都不容易。卖酒的时候，常需要陪客人们喝酒，那些酒桌上的人看着她仰起脖子吞咽酒水，便兴奋地尖叫起来。她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她提出质疑的时候，老板说，别人做得到，你为什么做不到？她去学校，总想着把菜洗得更干净点，看见师傅不刷锅就炒菜，便忍不住上前拦住他正在倾斜的油壶……她说，等这样的事情经历多了，我才明白得学着别人的样子：老员工不出声的事儿你千万别出声，这才能待得长久。因为各种原因，她不停换着工作，现在，她在饭店里当服务员，业余时间做着微商，卖一些女性用品。说完，便要求加我的微信。
在她的朋友圈里，我看到了那些复制而来的夸大其词的广告。那些内衣、卫生巾、避孕套之类让人脸红的东西，以及粗俗不堪的文案大张旗鼓地贴出来。而她一说起这些，顿时来了精气神。可以看出，她的神情和语气也像是复制而来的。之后，她将我拉到小学的同学群里，我才发现她与好几个女同学的朋友圈出奇的一致，她们在销售着相近的商品，她们在某些所谓的儿子日或者母亲日为亲人祈祷，他们复制同样的乡愁，复制同样的笑话、谣言，也复制同样的鸡汤文。
几天之后，樱豆邀我去参加她女儿的十二岁生日宴会。他们在小镇的宾馆里租了几套房子，在旁边的饭店订了好几桌。迎来送往好不热闹。一进饭店，我还以为走错了。那里张灯结彩，红色的地毯一直延伸到台上，一位西装革履的主持人举起话筒讲述着，让我还以为这是一场婚礼。主持人看起来业务非常熟练，他讲述着这十二年来父母养育孩子的艰辛，一会儿引用古诗，一会儿又借用排比句煽情，那套主持词华丽、动人。小姑娘穿得像童话里的公主，在另外两个小朋友的陪伴下上台，灯光顿时聚集在她身上，他们夫妇在台上似乎有些紧张，用普通话表达着对女儿的祝福，以及对各位亲朋好友的祝愿。他们的女儿也用普通话回应着。接着是开香槟，倒香槟塔，再接着，由两个小姑娘推来一个多层的蛋糕。整个过程让我有一种恍惚感，感觉这阵势好像是某个富豪家千金的生日会。但樱豆后来却告诉我，现在别人家也都这么办。她一个月得参加好几次这样的宴会。自然这随礼也是他们生活中最大的开销。她说，别人都这么过生日，就我们不过多不好看？再一个，出了那么多钱不往回收收，也不行啊！
在那一瞬间的梦幻般的灯光里，樱豆笑得羞涩。等人群散尽，剩下满桌狼藉，她快速脱掉租来的礼衣，清点着这一天所收的礼金，并与饭店完成结算。人们清算着付出，想要把给出去的要回来，但最后不过是一次次的自我消耗而已。
樱豆说，虽然现在读书不用交钱，但她的孩子吃的用的一律都是好的。她不想让他们觉得自己跟城市孩子不一样。他们的孩子也都说着小城那种带着方言味道的普通话。我回乡那几天，正好赶上国庆假期。她父母已已经决定回到村庄，不再外出打工了。她趁机也带孩子们回了趟娘家。那两天，她把衣柜里的衣物全都搬出来，清洗、晾晒一番。她的孩子们坐在家门口，一人抱一个手机，谁也不抬头。我们说了好半天话，他们还是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简直就是两尊雕塑。樱豆无奈地笑着说，在城里，小孩们都是这个样子！的确，我们村庄那些从城市归来的孩子全都保持了这样一个状态，观看着短视频、玩着游戏。他们中好几个人小小年纪就戴上了眼镜，对着一个虚拟的世界笑啊，笑。
樱豆一边用力搓着衣服上的污渍，一边说，再过两年，她就去北京或者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打工。她听说，那边一个月的工资至少是现在的四五倍。我有儿子呢，以后他得娶媳妇呢。你知道娶个媳妇多难吗？她问我。
很多女孩子都要房子、车子，要高额彩礼，哪怕两个年轻人在城市里没有工作，也要在城里买房子，还要买车，别人有的，她一样不能少。这在乡村再平常不过。其实，我亲戚家的孩子便是如此，他们用这一切在女孩面前织出万能的屏障，完全不像是嫁给了一个山村的穷小子。每到周五，他们儿子便会回来取馒头，而他家原本生意红火的小卖部，因为这时不时的打秋风已经败落到没有货可卖的地步。我时常想，两个在城市里没有工作能力的人守着五脏俱全的楼房，他们在酝酿什么呢？他们模仿着别人表面的生活，眼看着一个婚姻让两鬓斑白的老人如老牛般，日复一日奋斗着，算计着，后半生都在还债。这虚拟的生活似乎随时会崩塌。
樱豆说，早晚我们也要面对那样的压力，现在没有房子，没有车子，谁家的女儿会嫁给你。其实樱豆说的这套价值观并不只在乡村，在我所处的城市，人们一听说我有两个儿子，便大惊失色，佩服我的勇气。樱豆说完，喊儿子把旁边那桶水给拎来倒进水盆里，可他完全没有听见她的话，一直对着屏幕乐。樱豆说，希望她受过的苦，孩子们不必再受。为了这个小小的心愿，她终日努力着，并把各种励志的文字奉为信条。我听着这话熟悉，回过头看我们两家的母亲，她们年轻时在地里头顶烈日劳作，想的也是希望儿女以后不再重复他们的生活。我们的确没有重复他们的生活，我们滋生出新的烦恼与新的欢乐与他们都是不一样的。但不可否认，我们都是生活中的复制者，只不过是对象不同罢了。
临行前，我去了一趟樱豆住的出租屋。屋子里异常整洁，沙发与床都是从老家搬来的，那张窗帘我认得，是我们少女时代一起在集市买的。她把从村里拿来的食物都藏在床下边。一进屋，她便趴在地上把掀起的地革用透明胶条粘好，过了一会儿，她起身，不好意思地说，我这辈子估计也就这样了，但是我还得好好努力，期望孩子们以后能做个城市人吧。
他们早就做好了打算，时不时回一趟老家，保养好原来的房子。她想着，等老了，城市里再没有他们可以劳作的舞台，还是要退居到村庄里来的，就像她的父母一样。她说这话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她是用尽全身力气往城市之路上运送种子的老农。
在村庄的那个傍晚，我们一起散步，走到大槐树下的小坡上。以前这里就是一片姑娘果，现在它们更加繁茂，几乎要把原来的一条小路占据了。许多个秋天，我们总喜欢在这里一次次猫下腰，看姑娘果是否成熟。成熟的姑娘果在薄如蝉翼的帐房里将自己点亮。我们把它整个揪下来，绑到一棵长长的杨树枝上，当灯笼。我们手举着那枝干，盼着黑夜来，希望火红的姑娘果能为我们照亮乡间的小路。但是直到晚上，姑娘果也没真正亮起来。倒是一片萤火虫从姑娘果丛里升起来，我们便猜想，萤火虫才是姑娘果的魂魄，或者是它放飞的灯笼。我们两个手提灯笼的人，望着那些亮光，心里酝酿着某种与光亮有关的梦。
就在这一刻，姑娘果火红的帐房与晚霞相映照，照得我们脸色泛红。樱豆弯下腰去，挑了两只又大又红的姑娘果摘下，把其中一个递给我。我们拿着火红的姑娘果细柄，像是两个手提灯笼的人。这场景一下子把我们送回儿童时代。相隔十几年的时光顿时变薄了。我看看她，看看天空，忽然觉得再相似的生活之下也有些东西是无法复制的。
那天晚上，乡间的星光如此灿烂，孩子们终于把手机扔到一边，在院子里兴奋地跳起来，他们看着在城市里从未见过的星海。我和櫻豆坐在一侧的石头上，回过身的时候，看见在那片生长着姑娘果的草丛里，飞出几只萤火虫来，它们好像也要升上天空，变成一颗颗星星。
责任编辑：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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