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丽

　　文学和现实的关系究竟以何种方式被呈现，无疑是区分作家创作个性的重要方式。对现实生活的虚构和非虚构表达在不同的维度交织弹奏，形成了文学空间葱茏而多元的艺术风貌。彭晓玲新作《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以非虚构手法行文，又包含着作者深情而悲悯的现实观照，在二者看似不能交融的部分自然融合，呈现出一种质感和引人深读的艺术况味。

　　非虚构笔法下的“实在”写作

　　“你记得很实在，我们家就是这么个情况。”这是作者在江西吉水金滩镇麻塘村采访完后，见过世面的被采访对象老邓在看完她的记录之后满意的肯定。“实在”不同于“真实”，“真实”是报告文学的基本要求，“实在”则体现了一种艺术穿透力。

　　《空巢》作为一部“乡村老人的留守启示录”，是作者跑遍八省十三个县村，采访了七十余名老乡，选取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四十八名，并根据这一区域老人最鲜明的特征，分类叙述的一部作品。在地域上拟通过对“东西南北中”的涵盖达到可类化推理的效果。在造成“空巢老人”的原因上，也尽可能多地去挖掘。从子女的外出打工不想回（城镇化浪潮对乡村的吞噬）、不能回（离开乡土的子女艰难的生存状态）、回不来（迷失在利益追逐中犯了罪的乡土子女），到来自老人自身原因（性格、尊严的追求，身体条件，如得了麻风病，不想被歧视）而不愿和亲人住在一起等现象的记录和描述，真实地再现了当下中国社会乡村老人面临的生活困境。现实是比文学更丰富的存在，这些原生态的记录看似琐碎、庞杂，却像一幅清明上河图，在近乎全景式的乡村图景书写中，逼真地刻画出生活百态。一方面它揭示出生活本身令人眩晕不安的复杂性，“不幸的老人各有各的不幸”，其中的艰辛、酸涩难以以一概之，如果非要缩减、集中，带来的可能就是空巢老人问题的简单化、概念化处理；另一方面它也建构起读者和陌生空间的沟通桥梁。老人作为一个逐渐走出社会主流的群体，很容易被忙碌的现代生活所遮蔽，作者不遗余力地采访和书写，“把生活赤裸裸地展现”，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更全面地了解、关注乡村老人的生活状态”，引起疗救的注意。

　　这是作品呈现的来自现象层面的“实在”，它带给读者一种原始的冲击力，但作品更大的艺术力量来源于作家对生命本相“实在”的拷问，这种“实在”引人深读又不忍卒读。任何生物都会经历从勃发到衰亡的过程，空巢老人的生活现状只是一个切入点，它通过一种集束式的问题陈列，让我们看到了生命在面对自然规律或者命运时的卑微、无奈甚或苍凉。

　　黎老，大足石龙乡新生村人，南下打工潮的第一波成功者。二〇〇五年的时候，拼搏十年的他有了一百五十万元的存款。但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返乡创业时，厄运却接踵而来。首先是年仅五十三岁的他中风，再是妻子得了尿毒症。健康的消逝带来的是尊严的丧失，他“竟然下不了床，急得哇哇大叫”。医治的结果是“说话含糊不清、无法再工作”。这样的例子在书中不胜枚举——敬老院里那个穿着西装背心的雅致老者，年轻时想来也英姿勃发，但衰老和疾病让他不得不手持一块小方巾，以便擦拭随时流下的涎水。而婆婆延四太年轻时“德高望重，在村里威信极高”，年老后却因为高血压偏瘫了五六年，由于三个儿子不能认真照顾而更显狼狈和辛酸——在一次烤火的时候，老人一头栽了过去，由于半身不遂无力挪开靠在火炉上的脚，等到数小时后被人发现时，脚背已经被烫焦。随着人肌体的老化，疾病会逐渐侵蚀我们的身体和日子，也侵蚀着亲人的耐心和关爱，最终一点一滴地摧毁人之为人的尊严和理智。那是一种生命凋零的惊骇和无能为力，那种悲凉和孤独噬人心骨，作者将其捕捉并一一书写。

　　作者确然是在写空巢老人的故事，但更在记录和讲述“年岁的增长所带来的身体衰弱及耻辱的故事”，作者尽可能“用缓慢的叙事手法，细致、冷静、温和地描绘”，在这种“实实在在”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生命的历史。历史是被人忘却的场所，或是正在延伸的距离，在这样的生命历史描摹中我们发现了一种惊心动魄又无可奈何的生命之伤。老去是每个人生命的必然，然而衰老却令人伤感。如何让生命在尊严和温暖中老去，是这部作品带来的最深刻的震撼和思索。

　　人类本性决定其不会因为他者的苦难去改变世界，但却会因为在他者的苦难中看到可能的自己而切实地行动。一部文学作品反复地渲染痛苦并不能引起读者真正的痛感，而《空巢》却在不动声色的“实在”的记录里，唤醒了人自身的危机意识，也因此唤醒了人对改变自身困境的某种努力，这是其最具意义的地方。

　　本体意识下的深情观照

　　《空巢》作为一部纪实作品，其真实特征不容质疑。但同时读者也惊异地发现，这部作品饱含深情。作家是生活的记录者，更是生活的表达者。好的作家具有一种力量，她可以让问题的本质从生活图景的繁杂中表露出来，渐渐地引申到对某些真相的拷问，并具备某种打动人心的力量。

　　非虚构文学讲求对真实生活的尊重，但“真实”原本就是对作家巨大的考验。康德早就提醒过人类：“你看得到星空吗？实际上你看到的不过是那颗星星的幻影。”因为星星在到达你的眼睛之前便已经随着星球的运动到了别处。生活的真相也如此，它隐藏在碎片化的现象背后，随着日复一日的重复，令人在察焉不识中走向麻木。彭晓玲是个勤劳的作者，最早的时候，她迷恋诗，诗本身就是勤于思索生活的一种灵性闪现；而后她写散文，从见微知著到文化追索——从《红石头的舞蹈》《挂在城市上空的忧伤》一路行进至《苍茫潇湘》，看似是一种视野的转变、文风的变轨，实际上是作者以一贯之地对生活认真、负责的态度的深化，而这在《空巢》里水到渠成地交融在一起。

　　《空巢》首先表现出一种对生活的多情和深情。非虚构文学需要作家保持公正的眼光，公平地记录发生和看到的真实现象。但这并不代表作者就要以“零度情感”去面对被表现的对象。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创作风潮兴起，法国巴那斯诗派曾标榜所谓“不动情”（Impassivite），他们将那些“光秃秃硬邦邦的枯燥货色”扔给读者，禁忌“人情味儿”的出现，但这种真实的结果是：被阉割的作者和被败坏了口味的读者。很难想象，当读者产生抗拒之心时，还有什么思想会被接受和传播。与这种文风不同，彭晓玲在《空巢》中尊重纪实文学的“本体意识”，但并不忌讳作家情感的介入。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我心里异常沉重，不由得暗地里责备自己惹她们伤心了。”“我朝他摆摆手，不由得满心酸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该是人的恻隐之心！”真正有正义感的作家，不会以零度情感为准则去表现衰老、伤痛、疾病、罪恶和苦难，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的不幸实际是来自人性的不幸，一个人的痛苦映射的就是一个群体甚或整个人类的未来。书写不是为了通过恶意的暴露、高高在上的俯视去获得关注、同情，而是为了让所需要表现的被表现出来，而这只有当作家的情感也投入进去了，才会获得观察的敏锐性，具有去发现的能力。彭晓玲在《空巢》中有力地实践了这一点。

　　《空巢》同时也体现了作家对“文学”与“人”的关系的思辨，这是另一种深情。人是作品的一切，所有的艺术都应统摄在“人”这面旗帜之下，对人的表现是文学最本质的任务。当作者从第一个采访对象张水美家出来时，她的文学观注定要发生一次深刻的质变，因为她突然明白，“每一扇紧闭的门后，都有一张独一无二的面孔，那些深刻的皱纹里一定藏着数不尽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于是她用两年的时光，走近更多的老人，去聆听他们的世界，去挖掘沟壑纵横的脸上皱纹的来源，再以一个作家的洞察力和责任意识去提炼和表达，让苍茫大地上那些实际已经被忽视甚至轻贱的灵魂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蔡甸黄陵人文小兰，四岁丧父，十六岁丧母，与两个妹妹相依为命长大，一生嫁过两个男人，一个只知道打牌，离婚后不管女儿，却在女儿结婚前回来抢走了一半的彩礼钱，美其名曰“女儿也有他的一半”；另一个则相伴十数年，却在她生病后从未来探视、问候过。作者写道：“有时她半夜猛地坐起来，一动也不动，也不吭声，就默默地流泪。”作者从未刻意去表现什么，但这种基于生活真实、基于良知的写作，本身就比刻意的渲染更具表现力。当越来越多的作家们忙于“炫技”，忙于统摄在某种主题下欣然高歌，当作品越来越批量化速成时，这部二十八万字的非虚构作品却再一次掷地有声地回答了“什么是文学”，这种对人的尊重，对文学的尊重令人感慨。

　　人即思想，思想即美。人性的涵义是美学思想最重要的部分。《空巢》是作者充分尊重人之丰富，用深情的笔触，不辞辛苦的采访、观察所做。她体现了文学最本源的意义“文学是人学”，在对生活景象、社会之殇的记录中，呈现出厚重的思想底蕴。我们有理由相信，对空巢老人的书写只是一个开端。已然具备了高度的文化素养，并且触及到文学和现实更深层思辨关系的彭晓玲，具备了对生活中新的现象、形象及事件的捕捉与表达的能力，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下一部作品依然具有展现“人性深刻与厚重”的力量。

　　作家本分的努力践行

　　正如评论家贺绍俊所说：“揭露问题并不是文学根本的目的，对问题进行更深邃的思索才是作家的本分。”《空巢》中，作家除了在文学的叙述中揭露现实，唤醒人们对老人问题的关注之外，在密匝的叙述里其实一直在启发自己和读者共同为正在老龄化的中国寻找一条可以“安然老去，放心老去”之路。在这里我们不去论述体制所能提供的保障，因为那是文学无法干预的现实，我们只从文学作用于世道人心这个功用出发，从思想观念的改变来剖析可能的解决方法。

　　观念的改变首先应该是父母教育方式的改变。透过全书八章内容，我们不断看到这样的描述——“儿子把我的心挖走了”“我为女儿还贷款” “我们活一天，孙女活一天”，这是作者用笔最多，也是最重要的部分。作者书写的这四十八位老人虽为空巢，但实际上绝大多数依然和儿女发生着“付出多于回报，责任多于亲情”的关系，年迈的他们要帮助儿女抚养留在家中的孩子，将自己辛苦积攒舍不得花的钱给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帮助他们盖房子、还贷款甚至供其挥霍，而这并不能带来儿女更多的孝敬和关爱。人们自然会将矛头指向“孝道的沦丧”，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国式育儿必将带来的恶果。当父母和孩子永远没有界限感时，孩子学不会对父母尊重；当父母永远把最好的给孩子时，孩子已然习惯了索取和享受。父母在子女应该培养自主和担当意识的时候，未曾激发和培育起这种精神，所以，即便他们已为人父母，但是他们的心理依然未曾“断乳”，所以才不断压榨老人，所以才无法负起成年人应该负担的责任。因此，其实《空巢》透过赤裸裸的现实也在启示读者，如若想要“养子防老”，教养观念和方式就必须改变。

　　其次，关于老年生活观念的改变。老年生活应该是怎样的？我想更多的中国老人可能就是如《空巢》所记录的“只要不饿我们，不冷我们”“能活一天就是一天”“等儿女们早点回家”“都这么老了，怎么过都一样”。其实这是一种病态的生活。年轻和年老是生命不同的时期，是所有生物需要安然面对的现实。悲老、伤老都不是最好的方式，将自己有限的生命完全绑架在年轻人身上，更是不切实际、自寻烦恼的做法。为什么不更好地善待自己，善待自己的生活、善待自己的精神，让岁月给予自己的经验、智慧散发光芒呢？作家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如在《江西行》中，作者笔下出现了鄢水生老人，他积极奔走——“我给村上当导游”，对挖掘和弘扬本村的民俗文化做出了令人敬佩的贡献。老，也并不意味着退出生活舞台，他用热情点亮了一个村子，也撑起了老者的尊严和价值。在《庆阳行》中，作家则不遗余力地表达了对李顺虎老人的赞美，她注意到“他的腰杆儿挺得比谁都直”，他尽自己的能力去生活，而不是非要帮助孩子什么。他忙碌地经营让自己安生立命的所在，却也骑着自行车每天赶去“挖花花”，一个自尊自爱的健康老者形象树立在读者面前。岁月惶惶，谁人不老？老并不一定意味着困顿、哀伤，从观念的改变到行动的跟进，是改变空巢老人孤独状态的又一种思考。

　　最后，是对养老公寓的重新认知。中国的老人几乎都很忌讳“敬老院”“老年公寓”。他们认为这是“养儿防老”失败后迫不得已才做出的选择。所以，即便现在的老年公寓已经越来越多，设施越来越好，去老年公寓依然是绝大多数中国老人不情愿的选择。尤其对于农村老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转过去的弯。

　　事实上，公寓养老模式有很多便利之处。我国著名学者、北大教授钱理群在退休之后卖掉了自己的房子，住到了养老院，他觉得终于可以安心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从人类的相处模式上来说，同等年龄的人居住在一起也容易交流和生活，并且养老公寓里一般配有专门的护理人员，其专业水准或许远远好于娇生惯养出来的子女。当然，老人选择养老公寓并不意味着子女就可以撒手不管，在他们生活被照顾的基础上，心理的需求是只有子女才能给予和满足的。所以，也许我们应该以“法”至少以“法规”的形式，来约束年轻人对老人的探视。《空巢》还专门采访了东莞地区“家居养老模式”，该地区以老人居家、社区派驻社工的方式协助老人养老，吸取了香港大学等先进高校专家团队及香港协青社等社会团体的经验和建议，从一开始的举步维艰到现在的“社工+社工助理+护工+义工”四工联合运营，为中国其他地区养老模式的展开提供了一条可借鉴之路。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非虚构文学以描摹存在的方式，表达这份人道情怀。当然，我们无法要求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一定去回答并给出解决生活难题的良方。但是至少在作者的努力和描摹中，读者能有所思并唤醒了人之为人的良知和悲悯，在他人的苦难中反省自身，并尽可能探寻一条改变的路，那么文学几乎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空巢——乡村留守老人生活现状启示录》，在非虚构的“实在”写作中，用饱含深情的笔触，理性地记录了空巢老人的生活现状，启示我们去思考一个重大的命题：“人如何能够尊严、安然地老去？”劳我以生，佚我以老。希望正如作者的祈祷——“老去的时光，最好不要孤独，最好不要困顿，最好不要病痛，只要安然而逝去。”而这份祈祷需要全社会从观念、行动到保障体系的整体改观才能实现。

　　责任编辑：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