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宗玉

　　看完张宏杰写的朱元璋，忍不住在豆瓣敲下一行字：其实，十个当年明月也不及一个张宏杰。正好被站在一旁的儿子看见了，他恨恨说道：我要枪毙你！说罢就来夺我的鼠标，要将这话删掉，我拼命按住不让。

　　十一岁的儿子，是当年明月的超级粉丝。《明朝的那些事儿》，他喜欢得发了疯。借古龙写武侠的笔法，把历史写成江湖，抽掉柴米油盐的琐碎，只留下每个中国人感兴趣的权谋之争。这书我其实也挺爱读的。很显然，我也是当年明月的粉丝，但如果要我在他和张宏杰之间作为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张宏杰。仔细想来，我喜欢当年明月，不是喜欢他对历史的看法，而是喜欢他对历史的幽默叙述方式，那种非凡的语言才华，无论他写什么，其实都会火起来的。而我喜欢张宏杰，则是喜欢他对历史的独到目光和深度剖析。这种目光和深度，在我看来，当代写历史文化散文的作家中，无人能及。我自己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写过屈原、晁错、孔子、阮籍等人，除了逻辑和洞察力略可称道外，语言、想象力及考究功夫，与张氏比起来，都差之太远。然后，我自动放弃了。前面有“史”写不得啊，张氏宏篇在上头也。

　　记得在《愚生佯狂说屈原》里，我曾说过：“依我之见，所谓的历史文化散文，并不是要我们把历史人物粉饰成一具金光闪闪的菩萨。而是要借对历史的批判和感悟，呈现出作者自己独特的思想、人格、才情、喜好，甚至偏执，浅薄、愚陋、虚妄来。那样的散文才属于自己一个人的。”但问题是，现在很多写历史文化散文的作者，总喜欢一味倒着屁股，用近乎朝拜的方式来抒写古人，并凭借对古人天花乱坠的褒扬和推崇，顺便把自己也打扮成了当代社会的道德典范。这种“借他神，塑己身”的写作方法，全国我知道有那么一些，可惜有的因为言行恶俗，而名誉扫地；有的则因经济问题，翻船落马。

　　张氏的文章自然不属此类。他眼界极高，无论对哪段历史，他都不被前人盖棺式的定论所左右。上了天堂的英雄，他要拽回人间重新审判。同样，下了地狱的恶魔，他也要从地狱中解救出来，详加究问。由于他的理性和冷静，以及不偏不倚的历史观，还有丰富奇特的历史想象力，使得他的散文不但呈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人格、才情和喜好”，而且还能把“偏执，浅薄、愚陋、虚妄”的语言和观点尽可能地剔除出去。我至今仍然记得张氏发在《天涯》的那篇《魏忠贤：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所带给我的震撼。回头再看，这篇文章在张氏后来的历史散文中只能算泛泛之作，魏忠贤的史实毕竟太少，张氏葳蕤的想象力失去了依凭的历史根据，多少显得有些浮飘。但张氏的那篇文章分明已具备了崭新的历史视角。品评历史，不再单纯地把人物贴上好坏的标签，而是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现场，让人物各安其分地进入他原本的生活场景。因为只有那样，才可以将古人复杂的人性演绎出来。在这之前，我很难在别人的历史散文中，读到一个人性鲜活的古人来。也是在那时，我对魏忠贤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这个认识，跟原来历史书上给出的答案，实在大相径庭。可恨之人，其实有着无限可怜的背景。魏忠贤，不过是专制王朝一个牺牲品而已，只是他的殉葬仪式实在太过豪华，几乎是整个帝国。

　　沉寂的史料，多少有些枯枝败叶的感觉。写历史文化散文的人，除了要像一个敏锐的盗墓人懂得什么有价值，还要有恢复历史原貌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要在历史的枯骨上，生出毛发、肌肉、血脉，甚至流转的眼波来。张氏就有这个本领。当然，国内也有一些作家这方面的能力不在他之下。问题是，张氏在恢复他笔下主人公栩栩如生的形象时，同时也会尽量把次要人物恢复成原本的样子。某些作家却不成，他们复原一个人后，却完全不顾史实，将他身边的其他人都塑造成鬼，以此烘托主人公高大伟岸的形象。以前，我特别喜欢一个姓B的历史散文作家，但看了他写的晁错后，就再也不看他的文章了。为了把晁错拔高，他把晁错的死对头袁盎几乎贬到尘土里去了。而众多史料却指出：袁盎在人格上，一点都不比晁错差，甚至还要略高一筹。写历史散文的人，原本应该做到宠爱笔下每一个历史人物，而不是偏爱一个。这也是张氏宏杰与很多历史散文家的区别之一。

　　既然是散文，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采取抒情的笔法，历史散文也不例外，要不然读者对这种文体的喜爱度就会大打折扣。可惜的是，很多历史散文家的抒情空泛而偏执。一旦抒情，就如黄河泛滥，笔下的历史人物一下子就被推出高处下不来，甚至拔高到神的地位。比如屈原，除谢某人让他下过神坛外，其他好像没看到几篇理性剖析他的文章。前赴后继的文人，将一层层的金粉，全涂在他身上了，就这样造出了一个不可动摇的“文神”。

　　张氏也抒情。但张氏的历史散文自始至终，都把抒情控制在理性的范畴下。他的抒情算是零度抒情吧。如果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张氏的抒情很多都是通过他笔下的人物自己发出来的，很少跳到一边，作为旁观者去感慨。高明的历史散文家就该这样。只要全方位、高清晰地写出历史人物的爱恨情仇、甜酸苦辣就可以了，那些道德评判和感叹，最好留给或愚笨或聪明的读者去做。

　　张氏的历史散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历史之剑直指现实，并且见血封喉。让人读得心惊肉跳，背冒虚汗。这在《朱元璋：历史的惯性》和《张献忠：在劫难逃》两篇文章中尤为突出。张氏对农民起义的背景归纳和对朱元璋时代社会主义雏形的挖掘，实在太出彩了。这对我们现在反思历代农民运动和毛泽东时代的体制问题，有着拨云见日的功效。我们寻根究蒂去探讨历史，意义究竟何在？除了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和艺术直感外，更希望历史的经验对当今社会有着深刻的指导和反思意义吧？张氏的历史散文在这一点上，比其他历史散文家做得都要出色得多。

　　在历史散文中，张宏杰瞄准的目标主要是历史人物，而且不是集中写一个时代或一个朝代的人，他什么朝代都写。这么写的毛病是很容易落到就人论人、就事论事的窠臼中去，从而在阅读上造成一种鸡零狗碎的感觉。但由于张宏杰有着理性清晰的历史脉络观念，对中国历史的承转起合，有着自己深思熟虑的宏观构视，所以他笔下人物的来龙去脉，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如果说很多散文家笔下的历史人物是抽空了历史背景后，摆在案板上的死鱼，那么张宏杰则会把历史背景填充得非常饱满后，才去勾勒他笔下的历史人物。所以只要是他写到的历史人物，都会在历史的流水中款摆自如，摇曳生姿。这种高出一般人很多的历史宏观构视和脉络观念，正是张氏的历史散文胜出其他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不写历史散文，我怀疑张宏杰也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小说家。因为他散文中的大量笔墨，都是冲着人物的人性而去的。挖掘人物人性所达到的深度，他甚至比很多历史小说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小说家为了张扬他笔下人物的人性，完全可以无原则地虚构和编造，而张宏杰的散文却一直咬紧真实这根弦儿不放松。所以他笔下人物的人性更接近真实的历史。如果说历史小说家对历史人物的描写，是重新构造一个虚拟的人物去扮演古人的话，那么张宏杰对历史人物的描写，就有点基因克隆的意味了。对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关系研究，我以前看了那么多文章，都没弄明白两人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纠结，直到在《当代》上看张宏杰写的曾国藩和左宗棠，我才明白。为什么？细细想来，是张宏杰将两人的欲望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揪出来了。欲望的斗争，才是两个人真正交锋之所在。看懂了他俩不同需求的欲望，也就明白了他俩真正的纠结究竟是什么。而这种真知灼见，又岂是一般文人所具备的？

　　作为七零后人，张宏杰比谢某人还要小一点，但谢某人心甘情愿做他粉丝。这次应杂志社约稿，就着粉丝的热情劲儿，写下以上对张氏多年来一些零散感想。我之所以把张氏抬得这么高，就是想，文坛需要规范秩序，让真正有才华的人拥有他应得的文学地位，这也是社会迈向清明的一小步吧？张氏凭着自己独特的历史审美视角，从葫芦岛市一个银行小职员，一跃成为某大学历史研究所的一名副所长，也算是人尽其才了。

　　最后，祝愿张氏有更大的发展，写出更牛逼的文章来，而不要一旦拥有山头，就像其他人一样，飞来飞去，四处演讲拿红包去了。那种浮躁的生活，对真正有才华的人来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浪费。这也是中国各领域的优秀人物无法向大师迈进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