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第二部分则转入对“现代文学文献学”的内部研究，但也不完全如此。这些讨论和分析，虽有不同的个案研究作为基础，但无意于就事论事、到事实为止，而是希望能将这些专题研究，与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有关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理论、方法论问题的思考关联起来，力图提出一些新的概念、论述与思考方向，其要旨似亦可概括为下述三个方面：首先，探讨了现代文学辑佚、辨伪、考证等重要部门中有待加强的工作及有望形成的“共识”，强调了“常见书”之于辑佚的意义，辨伪与考证的“一体两面”之关系，乃至其在辑佚学展开过程中应当发挥的作用。其次，指出了研究“非正式出版物”与“非单一作者文献”这两种在近现代语境中形成的新的文献资料类型的重要性，并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其文献史料价值、文学意涵、编集原则、标准等问题予以探究，以帮助我们确立现代文献研究与传统文献学的不同边界，使之逐步获得自己的独立的研究对象、问题意识和分析工具，不断重塑更为宏大的研究格局。一方面从传统文献学的既有研究框架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摆脱作为现代文学史研究之附庸的地位，进而建构出一个学科领域原本应该具有的合法性。最后，分析了目录之学、手稿研究这两个文献学研究的分支领域，在当前所面临的危机及其因应之道、新的研究可能和方向。因为在笔者的理解中，这两个领域既联结了古典文献学、西方文献学等学术传统，也联结着我们当前正置身其中的“数字时代”；既是传统的，也完全可以是现代的；既是“文献学转向”的发展结果，也同时受到“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简称DH）的影响。
不待言，这也是笔者探索“数字人文”取向的文学、文献学研究之始。由此笔者个人的研究兴趣、重心逐渐发生转移，从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的守正创新，转而转向对“数字人文”这一新兴领域及笔者所谓的“数字文献学”“数字现代文学”等分支领域的探索。不过，更重要的是，面对“数字时代”这一新的时代语境，面对“数字时代”人文学术的激荡、新变，面对“数字人文”这一领域的方兴未艾及其携带的革命性的力量，我们似乎也有理由认为，“文献学转向”之后的现代文学研究，将渐趋于“数字人文”取向，或成为“数字人文”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因此，这一研究过程，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被视作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转移过程。这是本书书名《从文献学到“数字人文”——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转移》的来由。
本书的第三部分主要聚焦于“数字人文”研究。其中探讨了“数字人文”与传统学术、“数字人文”与现代文学研究、“数字读写能力”的培育等重要议题，但对其中大多数议题的讨论和分析仍以某一讨论对象为线索，有些论述甚至偏于实操，不惜“步步为营”，务求至详、至当，以有助于读者能够凭此入门，改善自己的研究实践，或是建构新的研究，并对那种将“数字人文”简单地理解为“数据库学术”，或是利用数据库、网站等查找资料以从事文学史、文献学研究的流行认知，作出不同程度的回应。此外，也对“数字鲁迅”这一新世纪以来形成的、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以见逐渐“古典化”“历史化”的现代文学遗产在“数字时代”无限创化、生生不息之势，并对什么是现代文学研究需要的“数字化”这一重要议题作出探究。由于篇幅有限，本书并未收入笔者其他的“数字人文”定量研究的个案，但我希望上述各章节的论述，可以部分地展现“数字人文”研究本身，及将其与现代文学研究（以及当代文学研究、历史研究等）领域结合之时，所具有的丰富的可能性。
总的来说，尽管本书并不是那种按严格而统一的主题、研究和写作计划写成的专书，也无意于面面俱到，追求每一部分、章节写作之间的平衡，但通过上述三部分的论述，仍希望可以对读者重新回顾、整理现代文学研究在最近几十年间的变化历程，一窥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一定的帮助。其中的全部论述，既是目前的现代文学、文献学及“数字人文”研究中较少论及的，也是笔者试图将“现代文学文献学”确立为一个独立的学问领域，并以文献学为方法展开现代文学研究，将“数字人文”引入现代文学、文献学领域的一些初步尝试。事实上，这三方面的工作，既构成了笔者近些年来的研究主轴，不出意外的话，也将会是今后进一步努力探索的方向，但更需要其他的同行投身其中，一起推动其不断走向深入。同时，正如上文所述，从文献学到“数字人文”，在笔者眼中，亦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转移的过程。但从目前的情势看，本书所谓的“典范转移”尚未来临，也远非事实，更多的只是一种期待、想象，一种对未来的现代文学、文献研究图景的前瞻和拟测。若要将其落到实处，既非一二人之力所能胜任，更需要不断的研究累积和具有相当原创性、代表性、解释力的成果的持续问世。这一切都有待学界同人共同努力，并非短期内就能发生、完成。另一方面，尽管“数字人文”研究已在中外不同的人文学术领域引发广泛关注，有望在未来成为新的研究典范，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具有传统色彩的学术研究，将会成为不合时宜、无足轻重之物，相反，正如不止一位学者所论，学术贡献无论大小、新旧，一例值得尊重。本书既强调了后者的重要性，也部分揭示了文献学研究的无穷潜力和广阔空间。
书名中的“从文献学到‘数字人文”，也可能会给读者造成這样的印象，即必须经由文献学研究，方可进入“数字人文”之途，或是从事“数字人文”研究，得预先完成文献学的训练，或是迈向“数字人文”的唯一法门乃是文献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也许应该再次说明的是，这首先代表了个人的研究经历、旨趣的转移，不同的学者完全可以通过自己所在的研究领域，从不同的研究实践出发，走向“数字人文”，并将其与自己的具体研究结合起来，开拓新的研究格局。事实上，除了文学、文献学之外，历史学、地理学、艺术学、哲学等领域的研究者，也都在以不同的、切己的方式走向“数字人文”研究。其次，即便“文献学转向”之后的现代文学研究将再次发生转向，转入“数字人文”，成就“数字人文”取向的现代文学研究，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人文”从某一时刻起将成为一种宰制性论述，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因在笔者看来，任一学术研究领域，都需要“众声喧哗”，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研究者需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的研究问题和对象，来确立与之贴合的研究视野、理论、方法、路径等，而非“归于一尊”，或是因其为“热点”“时尚”“潮流”就争相趋附，成为“一袭华美的袍”上镶嵌着的一道道闪亮的金边。
本书可能还像是一本不自量力、提倡“数字人文”研究（或是文献学研究）的著作，但笔者并无这样的勃勃雄心。相反，我们应该承认，任一学术研究，都与学者的个性、禀赋、学术训练、研究习惯、职业发展际遇等因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人文学术领域更是如此。对于一个文学学者而言，是选择文学理论、批评实践（许多时候往往是反事实、反历史、非历史的研究），还是文学史、文献学研究、“数字人文”（建基于历史主义、实证主义观念之上），抑或是行有余力，在每一方面都展开探索，其实都无可厚非，亦可有所贡献于学界。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正如一个好的、活着的传统，无须我们日日“捍卫”“维护”，而恰能“花果飘零，灵根自植”，一个充满生机的研究取向、领域，同样也无须我们费心“提倡”“鼓吹”，有心人“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最后，无论是作为普通公民，还是学者、专业人士，我们固然都需要面对“数字时代”这一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需要以开放、积极的心态面对“数字人文”带给我们的新的挑战和机遇，但面对绝对不意味着屈沉、臣服、缴械投降，或是无原则的认同。无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放弃个人的独立思考，审美经验的独特性，乃至想象、幻想、抒情、做白日梦的权利。虽然这是文学尤其是现代文学给予我的最重要的启示，但我想，无论是文学，还是其他的人文学术，它的指归，应该是帮助我们理解往昔，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理解“人之为人”的真谛，“让人成为人”，而非神、鬼、兽或机器人，抑或沉浸于虚拟世界无法自拔的“数字人”。
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也想提请本书的每一位读者，尽可能多读纸书，多读经典，居常多拿起纸和笔来，为纸书的阅读、流布、庋藏、出版与绵延数千年的书写文化，留下一点个人的印记，一些属于自己的折痕、划痕、批注、记录，抑或偶然之间的污损、撕毁及难以登上大雅之堂的身体记忆，一些独特的、真实的、物理性的存在，一些难以被“数字人文”“数字学术”“数字文化”（以及隐藏其中的数据、算法的力量）统整、化约、归类、归零、计算、测量、预判、“精准投喂”（以“个性化推荐”的名义）的状态和空间。让我们一起想象一个永远无法被“数字时代”彻底击败的未来。
（王贺：《从文献学到“数字人文”：现代文学研究的典范转移》，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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