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笔者调查“中国通”水野梅晓（1877—1949）的相关资料时，在东京大学法学部附属近代日本法政史料中心原资料部所藏的《水野梅晓关系文书》（即《水野梅晓相关档案》，后文用原名称）缩微胶卷当中，发现了多通叶德辉（1864—1927）致水野梅晓的手札。水野梅晓，号六休。他最早是作为东亚同文书院的第一期学生于1901年5月入华。1902年拜谒宁波天童寺时，因缘际会遇到了时任天童寺方丈的湘籍诗僧释敬安并得其指点。经敬安指引，水野于1903年抵湘，来湘后曾一度以僧人的身份活动，他联合湘僧笠云芳圃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僧教育机构，还曾向重建后的南岳衡山南台寺赠送了铁眼版《大藏经》五千七百多卷。他在湘活动陆陆续续长达近十年，除了佛教界人士之外，还与叶德辉、王闿运等近代著名的湘学鸿儒交往密切。经水野居间介绍，日本汉学家盐谷温、松崎鹤雄都曾入叶门随叶氏问道。而据“日本弟子”松崎鹤雄记载，水野梅晓曾将日本的古写本《医心方》等赠送给叶德辉，两人之间的交往由此可见一斑。同时，叶德辉等人又与在湘经商的日人白岩龙平等以及相关的如盐谷青山、内藤湖南等日本学人交流密切，由此构成一大近代中日人际交往的网络。而此次发现的这些信札，多年来一直不为人知，也未见其他著述征引。本稿拟按照时间顺序原文照录，并参考2021年新刊的《叶德辉致松崎鹤雄书札》（叶德辉著、孙俊整理）对其中的内容进行简要考辨，以期丰富学界对于叶德辉本人以及其与日人之间的交往的认识。
一（推测发信时间为1912年）
水野梅晓仁兄先生阁下：
数年阔别，快接清谈，忻慰之至。昨约今日上午奉访，不料宾客纠缠，不能出门一步。午间又赴友人之宴，不能分身前来。好在两次深谈，要言已尽。此次舍间因修造房屋，不能宴客。更值阁下行踪匆促，未得尽欢。求如光、宣时《太平清话》不可得矣。兹特奉上家制果、菜，聊备行厨之需。伏希哂纳。此颂轺安。
弟叶德辉顿首（东京大学藏《水野梅晓关系文书》微缩胶卷第四盒，编号456）
此札落款未署时间，与叶氏在通函时大多“有意”“整理题记”“载月日”不同。且信笺封面也未写明收件人的地址，只是从右至左分三竖行写着“函外梅酥两坛莲枣贰盒”“水野梅晓先生大启”“叶郋园手椷”。另外，笺纸上有“南阳”“集汉杨统碑字叶氏嘉德堂造笺”的字样。从“求如光、宣时《太平清话》不可得矣”可知，通函时应该已非光绪、宣统年间了。更具提示性的线索是，在上述信文内容之外，该札还附有一份人员和分部、支部的名单。具体内容是：
正会长? 敬安和尚? 宁波天童寺方丈
副会长? 道兴和尚? 北京龙泉寺方丈
清海和尚? 常州清凉寺方丈
总务科长? 文希和尚? 扬州天宁寺
理财总长? 应乾和尚? 上海留云寺退居
会计员兼理书记? 智生
招待员兼庶务? 本志
浙江杭州支部? 全省分部成立
福建支部? 全省分部仝
江苏支部? 全省分部仝
奉天支部? 全省支部未立
四川分部
安徽分部
廣东支部
广西支部? 甫发生
陕西支部? 甫发生
北京支部
湖北支部? 甫发生
湖南分部? 小部分成立
南洋支部? 甫发生
从字迹来看，该份名单似乎并非叶氏所写。但又无其他材料或证据，故无法判断其来源和撰写者。名单中的“敬安和尚”即释敬安，又称寄禅和尚，还称“八指头陀”。他为王闿运的弟子，近代著名的诗僧，曾长期在湖南生活，后出任宁波天童寺的方丈，1912年4月11日“中华佛教总会”成立后任该会的首任会长。而且，1912年冬，敬安和尚曾到北京向新政府请愿，不期意外过世。故而综合这些信息来看，如果上述两部分内容皆为一札所封，则该札的发出时间应在1912年。
而敬安与水野的关系，如前所述，1902年水野朝礼天童寺时与敬安见过面并得其指点而来湘。故而其师长沙麓山寺僧笠云芳圃后来与水野就开福寺寺产发生纠纷时，在写给王闿运的信札中称“此次人言尽怪八指，不应引日僧”（东京大学藏《水野梅晓关系文书》微缩胶卷第3盒，编号352），可见水野梅晓来湘与释敬安密不可分。笠云是“八指头陀”释敬安的师傅，水野来湘后，他曾借助水野之力在开福寺创办“僧学堂”以避“庙产”被夺，并开创了近代佛教教育的先河（沈庭《晚清诗僧的“近代”感知与近代佛教史的端绪——以笠云芳圃的僧诗及其日本见闻为线索》，载《佛学研究》2020年第1期）。后来，他还接受水野的邀请，率领门人道香、筏喻等人游历日本考察日本佛教，并写下了日记体的《东游记》。
二（1916年12月12日）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归于失败，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汹涌潮动。由此，叶德辉计划在湘振兴经学的文化理想也随之破灭，于是在当年的5月间回到原籍苏州定居。从时间上来看，新见的叶致水野的这些手札多写于这一时期。以下为其一。
戏作六言绝句四首，奉赠六休居士，共发一笑。
湖南十年来去，海上三山有无。徐巿求仙荒岛，陶潜乞食穷途。
中原几复文社，大地海陆战云。自撰谷音小集，不知海录异闻。
四大似大非大，六休欲休不休。我亦飘流人海，此身有类浮鸥。
旧历新历糅杂，小雪大雪参池。山中不知甲子，天边月有圆时。
丙辰冬至前十日弟叶德辉稿
白岩子云先生招饮月，乃得月园观女乐，即席赋赠并呈同席诸子。
近水楼台得月先，玉梅花下敞琼筵。羽衣似听霓裳曲，缟素疑逢鹤氅仙。
列坐金钗行十二，满堂珠履客三千。人生聚散如萍梗，回首湘城意惘然。
白岩与君先后订交于长沙，今十余年矣。
海天明月照团圆，竹屋清歌夜未阑。选句自惭诗眼窄，浇愁翻喜酒肠宽。
两三旧雨占星聚，二八娇娥带雾看。（余向短视。）一笑神山疑咫尺，不须西向望长安。
六休居士法鉴。丙辰冬至前十日弟叶德辉录稿。（东京大学藏《水野梅晓关系文书》微缩胶卷第4盒，编号454）
“丙辰”年即1916年，是年冬至日为12月22日，亦即落款时间为1916年12月12日。同样，此通手札封面亦未写明收件人的地址，只是从右至左分三竖行写着“得月园即席作呈”“六休居士吟启”“郋园”。另外，封底写着“苏州曹家巷泰仁里六号”，并有不同字迹的“大正五、十二月十三日”字样，或为水野本人所注，但也不排除为后来的整理者所加。
“白岩子云”即白岩龙平（1870—1942）。此人早在1890年即来到上海，进入“日清贸易研究所”学习。毕业后投身实业，于1896年创办了“大东新利洋行”（即后来的“大东汽船会社”）。按照日本学者中村义的分类，在近代日本的对华势力中，白岩属于“扬子江组”（即“长江派”），希望联合“上海至长沙的长江流域的‘小孙文‘小黄兴”，重点发展南方的经济，其焦点就在湖南省。而他更是早在1899年冬季即来到湖南进行调查，后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于1902年3月正式设立“湖南汽船会社”，并相继开通了湘潭至长沙、汉口至湘潭的航线。到1907年，“湖南汽船会社、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和大东汽船会社合并组成了得到日本政府资助的日清汽船会社，并逐渐成为湖南内河航运的霸主”。而白岩创办“湖南汽船会社”时，遭到了当时的湖南人的强烈反对，但他策略性地物色、结交叶德辉，说服并通过叶氏“在官民之间四处奔走做平定工作，帮助解决了该公司（指湖南汽船会社）建筑支店的场地，设置了码头船，使该公司日后不断繁荣昌盛。叶师是该公司的恩人。白岩氏和叶师成了终身好友。从那以后，每当叶师遭遇危险之际，日清汽船都给予了极力援护”。而在国家图书馆所藏《叶德辉致松崎鹤雄书札》以及后述所录之手札中，无论是此通所提的招宴，还是他处的保护藏书、“东游”，抑或售画，叶氏屡屡提及白岩都是因为这层缘故。而叶氏的“日本弟子”松崎鹤雄自1908年来湘后，在辛亥鼎革前后的多年间一直待在长沙，1917年短暂回国后，1920年他又进入大连图书馆工作。所以即便是叶氏退居苏州，他仍在湘或大连与其频繁通信联系，并将叶氏的相关书札再转寄给日本的水野梅晓。故而，松崎在其《吴月楚风》一书中所记的叶氏男扮女装避难“日清汽船会社”的情形，看似狼狈不堪，却也是松崎见证下的叶氏与白岩等日人交流的真实写照。
三（1916年12月13日）
六休居士吾兄左右：
昨扰，谢谢！在京一别，倏已三年。不意海上重逢，狂谈倾吐，平生心契之乐，至此可云发泄无余矣。弟自改革以后，商务损失无可讳言，连年南北奔驰，无复往年豪兴，惟著书不已。自命千秋，一息尚存，不敢妄自菲薄。东游极所心愿，而以旅费为忧。故拟将随带之画件变售二千元，庶可于明春赴东一睹樱桃之盛。又藉以与贵国文学士倡训，则虽始哀之年亦足补平生之缺憾。昔黄梨洲与沈南苹偶至贵国一游，至今犹为两国人所倾慕。如弟者不知画理，故应避席南苹；若梨洲之学，自问尚可追踪前辈。若得观光上国，岂非千万世文苑之美谈乎？奉上画目一纸，内共十二件。此皆平生心赏之品，故患难相随者已三年。于兹西洋人于六月曾一借观，颇欲以重价相购。弟以远适异国，未免有明妃远嫁之悲。故留之亚东以待文姬之返汉。兄谓如何？“定”（似）当默许也。手此敬请旅安。
弟叶德辉顿首? 丙辰冬至前九日（东京大学藏《水野梅晓关系文书》微缩胶卷第4盒，编号453）
随函附有画目一纸：
唐胡鹏云佛像? 立幅? 绢本
宋徽宗御画官上加官? 绢本
宋画关山行旅图? 小幅? 绢本
宋画阿房宫图? 小幅? 绢本
宋元团扇集册? 九翻? 绢本
（右九翻中有款者二。一宋徽宗雪江归棹；一阎次平画牛。余皆不著款。）
元赵松雪画白描人物? 立幅? 纸本
明董其昌没骨法山水? 绫本
明蓝田叔仿梅花道人山水? 绢本
明陈贞慧（明季四公子之一，即陈继崧之父）枯木竹石? 立幅? 绫本
清沈铨百兽图（均奇怪之动物）手卷? 绢本
高凤翰画石? 立幅? 纸本
高凤翰隶书? 立幅? 绫本
以上十二件均在行笥
该札封面无邮戳，从右至左分四竖行写着“垃圾桥北苏州路”“东洋饭店即东和洋行”“水野梅晓君大启”“郋园叶椷”。“垃圾桥”指现在上海的“浙江路桥”。而“东和洋行”由吉岛德三夫妇于1886年创办，是上海的第一家日本旅馆，大致位于现在的上海河南北路（旧称“铁马路”）与北苏州路的交口附近。而封底上下有“上海”字样的邮戳两枚，但日期不甚清楚，无法辨认。另有手写的“大正五、十二月十一日”字样，或为资料整理者所加。
叶德辉提及的“明春赴东”的“东游”一事，实为水野等人所发出的邀请：“鄙人东游之说，发自白岩、水野二君，原约看樱花。”查前述的《叶德辉致松崎鹤雄书札》，此时的叶氏也有意东游：“弟久欲往贵国一行，因家母不欲弟远游，故绝无此等游兴。今因湘局危甚远居江苏，与东游贵国无异，故乐得抽闲一往也。”同时也表明了他去的目的还有“欲借抄、借校”日藏的“三种书未经人搜得者”。但此次相邀却因“水野出游南洋群岛”，导致“水野未与白岩接头，无人伴送”，结果“花时竟负佳期”，最后只得“又展期为避暑之游”。但最终还是因“水野梅晓往南洋群岛未归，同伴无人”而“暂作罢”。此次相约的1917年东游虽未成行，但叶氏属意東游却也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查《叶德辉致松崎鹤雄书札》，叶氏在1911年12月18日的书札中就曾提及“贵国人士如竹添君、本愿寺主均约为东游，盛情极可感，无如势有不能”。可见早在1911年，日本汉学家竹添井井和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后述）就都曾邀请他访日，但都被叶氏拒绝了。此札虽未明确提及何以“势有不能”，但从前后的行文推测，主要还是因为他担心自己藏书的安全和处置。此外，依叶氏在1918年的通函中所写的“又不能如期而至”“暂不能来贵国也”“来东恐不能践约”等来看，似乎后来一直都未能顺利“东游”。
另外，曾长期在湘生活的松崎鹤雄评价“叶师长于书画古物的鉴赏”“藏有大量书画”，并例举了叶氏曾为端方鉴定过顾恺之的《洛神卷》。结合叶氏的相关字画著述，可以想见其所藏应当不俗。而依本札所言，现时叶氏有意出售其“平生心赏之品”是为了筹款用于东游的旅费，这也可从侧面见出其经济上的窘迫。当然，在当年的7月15日致松崎的手札中，叶氏写道：“在苏见明刻《仪礼》，旅费不充不敢买，可笑！可恨！”一个“笑”字和一个“恨”字更是无比形象地凸显了叶氏在苏经济的窘迫程度，甚至连心仪的书籍都不敢买。其实，早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出于保护及“留此雪泥鸿爪告之后人”等目的，叶德辉即曾有意出售所藏字画。据叶所言，辛亥革命发生后，虽然“湘省尚无十分危险”，“官吏治事、商民营业，一切如常”，但“商民因汉口为清兵烧毁商埠之后，转运不通，上海、湖南两处受害尤巨”，叶家“商务将来事平结算恐亦在数万金”，似乎损失巨大。他非常担忧自己藏书的安全，一直与松崎鹤雄商量如何进行保护。如1912年1月6日（农历辛亥十一月十八日）所言的“日来正编藏书及字画目录、题跋，字画（字画贵国如购藏图书馆、博览会，弟即出售，以免在中国遭险）已告成，书籍正在赶办，亦正恐兵燹不测，留此雪泥鸿爪告之后人耳”，似乎更多地担心藏书、字画遭遇不测，同时又有意出售。后（农历辛亥十二月二十七日）又说“弟藏书画百数十件，贵国有收售者，可以尽售，书籍亦然。在中国遇兵燹未免可惜也”。由此都可见叶氏出售书画的意图明显。只不过，囿于笔者的学识，虽经多方查询，叶氏所列画目的最终流向仍未可知，只能留待方家指教了。
另外，葉翰中所提的沈南苹（即沈铨），此人曾受德川幕府邀请，于1731年12月抵达长崎，1733年9月回国。
四（1916年12月15日）
六休居士吾兄左右：
在沪聚谈数次，快慰何如？弟东游之资，深感白岩与君之筹划，已将宋人团扇册一匣、沈铨百兽卷一件、明陈贞慧仿东坡遣兴一轴交白岩矣。此三件均幅轴短小，可以携带，物亦甚精，其价乃书画会评定，已将原价单并交白岩。在弟，能得善价，彼此有益。宝物存于东亚，一益也；弟得藉助东游之兴，二益也。来苏数月，因湘中汇兑日贵，在此借贷已近千元。如或东游，川资外，尚须印刷观古堂书一箱，相随以为赠贵国朋好之物。故弟之行踪，如蛟龙出入深山，一动便有大水跟后。非懈行郭索，可以爬沙了事也。阁下闻之得毋大笑乎？大谷伯爵是何别号？昨日所访之住宅是何地名？门牌是何号字？乞一一示知，以便在苏通函、到沪相访也。苏州玛瑙经房有佛祖各宗道影一书，刻像极精，容迟访得寄赠。此颂撰安。
弟叶德辉顿首丙辰冬至前七日（东京大学藏《水野梅晓关系文书》微缩胶卷第4盒，编号455）
此札封面亦无邮戳，从右至左分三竖行分别写着“六休居士仁兄启”“苏州曹家巷泰仁里六号”“叶椷”。封底亦无邮戳，仅有手写的“大正五、十二月十五日”字样。
依翰中所言，前述的书画变售似乎有了一些进展。当然，较之前札，叶氏此时有意变售书画的经济方面的目的更加明显，但从其未果“东游”之行，以及后续1918年6月6日的信札中谈及其“从子砺甫来苏，挟有字画多件，大半真而且精，拟偕其舅氏同游贵国，并以所藏字画售之贵国鉴赏家”，并请松崎介绍收藏家，8月17日的“从子砺甫本欲东游，因闻贵国贫民闹米之风，恐书画难于售卖，往来旅用不敷，是以迟迟。吾行恐从此又作画饼矣”等来看，似乎售画进展得并不顺利。此外，叶氏有意印书后携带前往，凸显了他期待与日本学人交游的迫切愿望。而其中所提的“大谷伯爵”即指大谷光瑞（1876—1948），此人曾任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第二十二任法主，作为净土真宗当时的宗教领袖之一，具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学界目前关注最多的是其1902年至1914年间组织的三次“大谷探险队”，但事实上，大谷还是“海外开教，特别是清朝开教的先行者……辞任法主之后的实业家……在亚洲各地，经营有橡胶园、咖啡园等”。从其与中国的关系看，早在1903年就任法主之前的1899年，他就曾组团“巡游”清朝，其活动的意义早已远超宗教层面。查柴田干夫所编的《大谷光瑞研究》中的大谷光瑞年谱可知，大谷曾长期在中国的大连、上海、旅顺、台湾等地活动，也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人物。
从内容看，此札应是大谷滞沪期间，叶氏经水野认识大谷后所书。水野与大谷关系匪浅。水野早期曾作为曹洞宗的僧侣在湘活动，虽多方努力但一直了无建树。后因结识大谷而改宗。辛亥鼎革之际，南北双方曾在南京附近激战。水野就曾以西本愿寺僧侣的身份在战场上收尸并与各方交涉，意图扩大净土真宗的影响以及从新政府那里获得传教权。只不过，1914年大谷因事辞任法主后，水野也遭到了牵连。
上述1916年12月间的叶氏三通手札所涉之沪上交游，其本人在当年12月22日致松崎鹤雄的信札中如此概括：“白岩子云来苏相访，鄙人亦随至上海，晤有吉领事，太谷伯爵，岸田、田中两先生。白岩招饮于贵国花园，大列女乐，而水野适由东来，欢聚旬余。鄙人回苏，白岩回国，水野去北京，云散风流，又增一番感慨矣。”此札内容与上述三札相互印证，可见此次旧友新朋聚首一堂，一番热闹之后又劳燕分飞。如前所述，他们相约的“东游”一事，并未顺利成行。再据1918年9月19日叶致松崎鹤雄之书札：“弟本无东游之志，今年天气渐寒，畏出游，尤畏远游。明年樱花时节，或者其能践约耶？”可知至少是到1918年中秋，叶德辉仍未成行。
而因目前所知的叶致水野的手札数量所限，加之水野致叶氏的书札更是罕见，故无法明确判断此次售画是否成功。但从叶氏借其子欲东游而售画以及未果之东游来倒推，为筹川资的“售画”应该也是未能成功进行。
又据前引杜、张所言，到1926年时，叶德辉打消了出国的计划。另查松崎与水野间的大量通信，似乎也未见叶氏访日的记录。或许，叶氏终身皆未能如愿踏足东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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