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六：“公地悲剧”故事
“公地悲剧”故事最早源于1968年哈定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文中，哈定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开放性草地，对任何牧民都不设防。结果，为了赚更多钱，每个牧民都尽可能地增加自家养牛数量。一开始，草地还能承载更多的牛，牧民也能赚更多钱。但随着牛的数量越来越多，草地因过度放牧而日益枯竭，最后，牧民不仅增加不了收入，不少牛还被活活饿死。哈定称其为“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最近，偶尔翻看《民间道德、习俗与民间叙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一书，发现里面收录的一则民间故事颇似上述故事。
简单介绍一下此书。书的作者是法国汉学家戴遂良，1887年到中国华北地区传教，1933年卒于河北献县。在华期间，除向法国社会译介了不少中国经史子集之外，戴还搜集了大量的中国华北一带流行的民俗、民间信仰与民间故事并汇编成本。
书中记载了一篇名为《兄弟分靴子》的故事。故事大意是这样的：
有一对兄弟，大哥是乡下能人，大凡村里有红白喜事，都会请他当执事。给人家办事，少不得一身相对体面的行装，偏偏大哥自家买不起好靴子。于是，大哥与他弟弟商量，说俩人合伙买双靴子，谁需要穿时谁就穿。弟弟没多想就答应了。这样，俩人每人凑一半的钱买了一双非常漂亮的马靴。买來后，因为哥哥在外面当执事机会多，靴子几乎就没有离开过他的脚，而弟弟很少有机会穿。时间一长，弟弟很不服气，心里想：“可不能全便宜了大哥。既然白天几乎都是他在穿，那我晚上也得穿穿啊。”于是，每天大哥回家刚脱下靴子，弟弟就穿上，并且在黑夜中村头村尾乱跑。结果，很快靴子就被两兄弟穿了个稀巴烂。大哥见靴子已经穿不了，就又与弟弟商量，让再合伙买一双。这次弟弟无论如何也不再答应了，并且回复说：“拉倒吧，咱别买了，再买，我就又没办法睡觉了。再要买，也各人自己买，我也好睡个安生觉。”
这故事可称“靴子的悲剧”，与哈定当年“公地的悲剧”有得一比。看来中国华北普遍流行的“俗语”，讲的也是西方经济学的道理，不过是话“糙”了些而已。
由此观之，高大上的经济学理论，其实也不过是对现实生活的抽象，而中国华北农民的智慧，也并不低于那些我们曾经仰视的西方经济学家。
之七：洗不白的殖民史
一周时间，陆续收到朋友或出版机构寄过来的四箱书。因为一直忙，压到今天才开箱。
快速浏览之后，发现其中两本涉及非洲殖民史的著作非常有意思，忍不住想推荐。
其一，《泪之地：殖民、贸易与非洲全球化的残酷历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作者罗伯特·哈姆斯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尤以治非洲史闻名，曾获马克·林顿历史奖及各种图书奖。此书亦曾获“亚马逊最佳历史图书”称号。书中通过三位最早进入非洲腹地的著名冒险家的旅程，呈现了欧美殖民者对非洲残酷掠夺的历史。
在哈姆斯笔下，非洲有与自己生存环境相适应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亦有与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稳定而和谐的生活方式。欧美文明以科学和人道的名义，“不仅利用贸易、欺骗等手段对原住民进行了极为残酷的剥削”，更是以殖民酋长制度或自治邦等殖民统治方式，使非洲变得面目全非。迄今为止，非洲还在饱受内战、恐怖主义和极端贫困的困扰，就是异域文化强行进入的结果。因此，欧美文明的所谓输入，不仅没有使这一地区变得文明，反而把这一地区绝大多数人口推向无所适从。
其二，《钻石、黄金与战争：英国人、布尔人和南非的诞生》（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作者是英国历史学家马丁·梅雷迪斯。这本书正好为上一本书做了注脚。书中认为，早期英国人并不看重南非，直到发现这里竟然蕴藏着世界上最丰富的钻石和黄金矿藏。为此，英国殖民者与时任统治集团布尔人之间展开了一场争夺南非控制权的血腥冲突。而在此过程中，南非原住民所遭受的杀戮、剥夺以及由战争造成的混乱与贫穷，全都隐入了历史的尘烟。作者写这部书的使命，就是揭开历史尘烟所遮蔽的真相。
南非从白人殖民者手里得到解放之后，在治理和经济上一度出现了困难，特别是经济一度出现倒退趋势，为此不少学者更加认定欧美文明就是高于非洲文明，认定殖民者给南非带过去的是福音而非灾难，并由此累及对曼德拉的评价。读过此书，就知道背后的真实原因是殖民者破坏了南非在地文化传统。殖民统治期间，殖民者以暴力推行新秩序，强力维系了短暂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一旦殖民统治崩溃，新秩序无法持续，旧传统又无法恢复，两种文明只能在无序中冲突。
之八：东扯西拉，南辕北辙
出版界流行一种做法：请学界名人推荐从国外译介的著作。长的洋洋万言，放在翻译著作的前面，名为“推荐序”；短的寥寥数语，放在封底或腰封上。这件事，我也受出版社之邀干过。
无论是写推荐序，还是写推荐语，作为学者，至少应该对书的内容有较好的了解，即使做不到很透彻，至少不应该连内容的基本倾向都不清楚，否则，就有可能发生东扯西拉甚至南辕北辙的情况。
美国历史学家彭慕兰与另一史学家托皮克合作的名著《贸易打造的世界》担得起任何重视程度与荣誉。关于这部著作的主旨，彭慕兰本人在2008年中文版序中有深刻总结。简单地说，社会习俗与文化等造成的差异，和地理因素一起创造出了不同的地区。一方面，地区差异使贸易变得有利可图，所以，资本会因嗜利而不断扩大贸易范围；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地区差异，对贸易的扩大造成障碍。著作就是通过考察白银、橡胶、花生、烟草等商品在世界不同地区的传播，试图说明要使贸易得以顺利推进，就必须建立在对在地文化与习俗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使贸易扩张过程与不同的生态环境、经济社会体系演变过程相互适应。
此著作在国内有很多版本。非常有意思的是，某出版社请国内某学者写推荐语，这个学者其实是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与彭慕兰的学术理念、思想倾向南辕北辙。果然，此学者老调重弹，只是搬出了当年亚当·斯密那个一直有争议的判断，认为彭慕兰的研究再次表明“自由贸易将造就世界和平”，全然不顾彭慕兰这部著作中还专门开辟了一章《暴力经济学》，讲的就是“商船走到哪里，军舰就必须伴随到哪里”。同样有意思的是，另一出版社请国内另一学者写推荐语，这个学者对宏观经济学可能有些感觉，但对经济史与思想史几乎没有研究，他的推荐语则非常“应付”，是这样写的：“讲述你不知道的贸易故事，让你手不释卷。”如此轻佻的推荐语，如何衬得上这本名著啊？！
还有一个例子。
某出版社引进了《日本激荡三十年》丛书。这套书由三本构成，分别是伊丹敬之的《平成企业1989—2019》，小峰隆夫的《平成经济1989—2019》以及芹川洋一等人的《平成政治1989—2019》。为这样一套关于日本平成时期历史的丛书作推荐序，出版社应该是很重视的，請了三个“日本通”。一位是国内企业民间协会负责人，开头就说，不重复不评论书里内容，只谈中日产业合作，态度很诚恳，就是文字与丛书内容半毛钱关系也没有。另两位都曾经到过日本，一位是著名财经记者，一位是著名人文学者。人文学者那位，写得与身份倒合拍，情真意切。核心思想是：尽管平成时代相对于昭和时代显得平庸，但日本回归到了相对平静的生活，很让人心安。这一结论亦与这套丛书内容毫无关系。
真正“认真读了三本书”的，就只有这位财经记者。该财经记者是学者型的，水平在圈内得到过公认，做学问态度与水平亦可佩服。但读完他的推荐文字，发现他也在用自己的喜好去解读伊丹敬之和小峰隆夫的观点。比如，伊丹敬之明明在书里明确写下了这样的话：日本企业在平成时代激荡的三十年之所以成为“疾风”中的劲草，就是因为没被美式市场的“疾风”吹走，而坚持把“钱道”建立在“人道”基础之上。但这位记者在推荐序里一句话也没有提及，就在绕着圈圈打转。小峰隆夫倒是赞同小泉纯一郎时代“市场化”改革，但亦承认面临解决贫富差距拉大及社会保障削减等问题，并认为安倍上台的政策是中止了小泉改革的。但这位记者却“赞扬”性写道：从桥本隆太郎、小泉纯一郎到安倍晋三都认识到，“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在于政府主导经济，必须进行结构性改革”。这不仅是偏离了“安倍经济学”要义，更与小峰隆夫本人的观点差距太远！
所以，我在这里想奉劝各出版社，请名人为译著作推荐序或写推荐语，一定要找对人，至少要顾及所找名人的基本倾向。而身为思想界名人，一旦接受了写推荐序或写推荐语的任务，也必须把著作内容好好消化，而不能以自己的价值观替代原著的价值观，但不妨碍以自己的价值观批评原著价值观。唯有如此，才不会误导读者，也才对得起出版机构与学者的清名。
之九：军人的山河边关
入手一册作家兼书法家丁戎耕的《山河边关记》（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一位真正戍过边的军人的军旅诗。
幼时外婆教我背诗词，对唐代杨炯《从军行》印象颇深。特别是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那时就有一个军旅之梦。宁愿做一个小小的兵头，也胜过当个白面书生。也自此爱上了军旅诗词。
从《诗经》里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到屈原的“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再到曹植“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早期中国人为军人之职业以及军人之死难赋予了足够崇高的意义。
个人以为，唐代是军旅诗词创作的一个高峰，这一时代的军旅诗主要又是边塞诗。那个时代，中国军人们征战与守卫的足迹远至喀喇昆仑山的腹地与帕米尔高原，大漠雄浑、雪山巍峨、朔风冷冽、城头明月、悠悠羌笛，与征夫们的刀剑、铁甲以及他们的骁勇、狂放、不羁、寂寞、思乡等情愫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彼时军旅诗词独有的风格。
特别是以岑参、高适、王昌龄等为代表的这些文人，都有在西部边塞服役或游历的亲身体验，使得他们成为军人中的诗人，又是诗人中的军人。
也只有他们才能写出这样的诗句：“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当然还有这首：“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为何要单挑出这首？除却经典之外，还因为一千多年后，有这样一件“拍案惊奇”之事：一位作家给某大报投稿，谈到自己军旅生涯中被老兵灌酒醉得一塌糊涂的往事。当文章发表出来时，这位曾有过“醉卧沙场”经历的作家惊奇地发现，文中的“酒”和“醉”字消失了，“酒”被置换成“辛辣的饮料”，“醉得一塌糊涂”变成“豪放得一塌糊涂”。
其实，只要时机正当，军人的那种豪气与粗犷，何曾离得开酒？！
宋代军旅诗词，我崇尚三家：范仲淹、岳飞、辛弃疾，如果还有，加上一个陆游。
他们的军旅诗词都天然带有刀剑气：“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带有苍凉感：“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当然还带有壮志未酬的悲壮：“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而陆游，只是在当年宋金对峙的四川南郑（汉中）待过八个月，在宣抚使王炎门下“襄赞军务”。这八个月，陆游未直接与敌方交过手，但一个书生，却被前线氛围所震撼。这短暂的军旅生涯成为陆游一生的高光时刻及晚年梦魂萦绕之所在。
在我眼里，近现代只有一个人的军旅诗前无古人，这就是毛泽东。即使是在最残酷最凶险的人生与事业关头，他笔下军人的沉郁、昂扬与豪迈不仅不减，反而被激发得更加淋漓满纸。尤以《忆秦娥·娄山关》以及《念奴娇·昆仑》两首为最。
我对当代军旅诗的印象，起自1991年。那一年，我有幸零距离接近一群军人。在与这群人朝夕相处的那段时间里，我深深地理解了他们的无畏与勇毅，也理解了他们的忧惧、哀伤与无助。亦在那段时间，我读到一首当代军旅诗。诗中一方面把军人称为这个时代的骆驼群与哲人群，另一方面又坦承这个群体是中国劣质烟与烈性酒最大的消费群体，是因荷尔蒙无处发泄而议论女人最多的群体。那首诗，对军人的刻画与我接触到的军人形象极其吻合。我视他们为我的袍泽、我的兄弟。
十分可惜的是，我后来通过各种渠道想再找到这首诗，却一直未得。而自此之后，我几乎没再读到过能让我如此之喜爱的当代军旅诗。
直到偶然的机会，在网上读到这样一首诗：“把一个战死沙场的士兵/埋在一片山坡上/把一千个战死沙场的士兵/埋在同一片山坡上//我知道，在我们到来之前/这片山坡惟有草木一岁一枯荣/我是说，这片守望边境的向阳山坡/从不曾见过这般列阵而来的生离死别……//我们来自天南地北的市井和农田/我们的最后一滴血流进同一杯祭酒里……夜静山空时，我们还会一起擦拭武器/当我们思念昨天的自己/就一起细细端详一件件染血的战衣//我们常常凝视自己的墓碑/碑上那些字是战友写给我们的信/我们还会一起唱起昔日战歌/士兵啊，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回到故乡。”
这首诗深深地震撼了我。按图索骥，我迫不及待购得收录了这首诗的《山河边关记》。
这证实了我最初的想法：写出这样诗句的作者，绝对是一位戍过边的军人。果然，看介绍，作者先后在云南以及新疆守边。在独龙江一个完全不通路不通电、被原始森林环绕着的雪山哨所，他与二十三名士兵一起，一上去就是一年。哨所的后边，就埋葬着牺牲的战友。这使得他笔下的军旅诗迥异于那些待在大城市、连枪都很少摸、仅凭着才气与想象的“白面书生”所写的军旅诗。后者的那种浮夸与程式化，让从古典军旅诗词中走出，又见识过什么是好的现代军旅诗的我生出一种本能的厌倦。
最后，用作者的四句诗结尾。因为，当年的一个月圆之夜，我坐在帕米尔高原，亦有同感：
“边关的夜，还有什么比月亮更让人依恋的呢/戍边人都知道，如果没有月亮/边关不是无限寂寥，而是夜晚和群山/失去了安放之地，无处流浪……”
之十：作为一种控制工具的手机
想当年，手机这玩意儿绝对是奢侈品，第一批手机拥有者一定是最先富起来的那批人。那么，今天的手机是如何与最底层劳动者联系在一起的呢？
最近，因为要辅导博士生，我再度仔细阅读了加拿大著名学者尼克·迪尔-维斯福特的著作《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其核心观点一言以蔽之：近现代以来所有的技术创新，不仅关乎生产力，而且代表一种生产关系。
比如，机器的大规模使用所带来的流水线生产，是技术促进历史进步的大事。但其附加结果却是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更严格了。与早期工厂的机器相比较，流水线生产不仅是机器使用更为广泛，更重要的是生产关键环节几乎全都由机器构成，“人在环内”，因而人必须被动适应流水线速度。这样，劳动力被嵌入机器构成的生产线，而非早期的机器嵌入劳动力。此时，劳动力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或者说，劳动力被异化为机器本身。
如果从流水线生产方式产生的初衷看，则更有意思。公认的流水线生产组织形式开启者是福特汽车制造厂。福特本人就承认，之所以把T型车的整个生产过程分解为八十四个步骤，并且把人嵌入机器之中，目的在于“降低工人思考的必要性”，“将工人的移动次数减至最低”。“我们希望工人只做那些要求必须做的事情。组织是高度分工的，一部分与另一部分是相互依赖的，我们一刻也不能允许让工人按他們自己的方式来工作，没有最严格的纪律，我们就会陷入极大的混乱”。所以，“福特制”是机器时代资本对劳动控制全面规范化制度化的高峰。
大卫·哈维曾论证指出，资本为不断获取利润，会在空间上扩张，但空间上的扩张给资本控制劳动力制造了难题，尤其全球化之后。比如，资本从美国发一个指令，如何到达印度的工厂之中并能及时得到执行？于是，资本只能依靠技术进步，使指令到达印度工厂中所花费的时间最短，以解决由于空间扩张带来的控制难题。这被哈维称为“用时间消灭空间”。这种技术进步主要有两条：首先是利用电气化带来的动力革命，并由此带来的跨域运输的快捷及便利。比如，飞机可以实现从美国到印度的“朝发夕至”，管理者可以直接从美国乘坐飞机到印度进行现场控制。其次就是信息技术的使用和推广。由电信基础设施、模块化接口、条形码和射频识别技术等构成的控制技术，使得富裕国家的公司很容易远距离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低薪工人的劳动过程。
但这一切都比不上手机作为一种控制手段。
尼克·迪尔-维斯福特在其著作中认为，智能化时代平台通信技术，是最典型的“时间消灭空间”的技术。首先是通信带宽的革命性进步，5G把4G时代的速度提高了许多倍，把资本对远程劳动者的控制稳定到“毫秒级”。而这种控制，又是通过通信终端即劳动者手中的手机来完成的。通过手机定位技术，平台始终知道劳动者在哪里，然后进行任务与劳动力的精准匹配。任务匹配之后，又通过手机对劳动者进行工作派单。任务完成后，又通过手机对劳动者进行质量评估及相关报酬发放。手机成为平台雇佣者得以生存的关键技术。因此，近十年来，手机在低收入劳动者中的使用率，大大超出高收入阶层。
维斯福特还认为，从表面看，劳动者只在完成分派的单个工作任务的时间内听命于资本，而在其他时间，劳动者可自由决定工作时间、地点、服务对象，具有相当的工作自主权。但实质上，平台从业者要知道何时被分派到何地工作，则必须保持“永远开机”，接受平台二十四小时随时呼叫。因此，手机的广泛使用，模糊了劳动与闲暇时间，劳动者的非劳动时间在不自觉中被平台资本控制与蚕食。其人身自由表面上得到保障，实际上却随时受到赛博空间的无形限制，实质性自由被更多剥夺。所以，维斯福特称，移动电话是一种新的全球资本实现对劳动力控制的范式技术。
有必要再说说资本通过手机对任务和劳动者进行精准匹配这件事。这里所谓的精准，体现在根据工作任务实现对劳动力最为“精益”和“敏捷”的供应与使用。比如手机打车，当有人提出了打车的需要时，平台通过手机定位，能把注册司机中离顾客最近者找出来，然后进行派单。不仅如此，通过劳动者手机所提供的大数据，平台算法还通过机器学习不断优化，实现对生产流程、生产效率、劳动者表现的压力提升，迫使其减少非生产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实现剩余不断增加。
以外层骑手为例。在面对被嵌入了追求资本平台利益最大化价值观的平台算法时，外卖骑手跑得越快，平台配送效率越高。但对于骑手自身来说，这造成了他们及同伴后续越来越辛苦，因为这些骑手冒着生命危险的代价节省下来的时间，通过手机传给平台之后，会被算法吸收并再生成新的普遍时间标准。如此循环，最终骑手相互竞速，配送时长一再被压缩，只有平台赚得盆满钵满。
看来，一个小小的手机，背后隐匿的政治经济学意义，真是不得不令我等深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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