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述伟

　　上午九点左右，我在老年阅览室的文友老吴远远地招呼道：“你应该写篇黄永玉的文章吧？”这话令我心中一紧。两天前，我从中文国际频道上得知“黄永玉百岁版画艺术展”在厦门举办时，还曾揣测，他是否重返八闽？昨天上午，我在写《读识、守望刘香成》时，还想起几年前第一次从刘香成著作上看到黄永玉以毛笔小楷为之写的序，称呼与他儿子黄黑蛮年龄相仿的刘君为“刘香成老弟”，令我忍俊不禁。

　　我是在自己退休那年（2004）早春二月，从《时尚人物》上看到黄、刘两位湘人“同框（期）亮相”且为之惊艳的。

　　那年夏末秋初，我曾专程去凤凰县玉氏山房拜访黄老，并送还张梅溪从北京万荷堂寄钱托我在长沙买《天火》一书剩下的余款。二老留饭，我亦叨扰之。十个地道的凤凰菜上桌的过程中，黄老最后一个就座，说了声“吃”，且“叭”一声打开电视机，看体育频道。几乎与此同时，坐在我右边的小不点黄田也“啪”一声，将她面前的一份“小灶”蒸蛋用筷子打翻，她爷爷瞪眼呵斥道：“黄田！”她的两只赤脚丫子仍在桌下乱踢。

　　我条件反射地想去帮她收拾残局，黄老说：“你吃。让保姆来弄。”黄田则朝我坏笑。将心比心，我是很同情这个两三岁的女孩的。可怜她打娘肚子里出来后，从未回过祖籍，可能在她父母家中也从未经历过舌尖上的培训，一下子面对这十大碗“土（家）汉全席”，她的小心眼儿怎会平衡？他们全家三代人都敬重乃爷，她也有感，在爷爷的声威压制下，只有从台面上转移到桌子下面的宣泄了，就此而言，她比黄永玉更强。我因之写了篇《黄永玉不敌小丫头》，《长沙晚报·星期天专刊》刊登时改了一字成“不如”了。

　　其实，黄老很欣赏黄田之“不服周”，还给她画过几幅像，并为之点睛：“我黄家的女子，从小就不是好惹的！”

　　2020年春节前，我还曾写过一篇《外国（意大利）的大勋章她该有一半》，因为张梅溪在世纪之交那些年曾给我写过一些信。她是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从香港到北京后，也曾出版过几本儿童读物，却放弃了自己的爱好，全心全意相夫教子，且其子女皆有所成。

　　我在二十世纪末给黄老写过信，但他从未复信。幸亏黄黑妮告知：“你写给我妈妈吧，她一定会回信的。”我才得以保存了这些书信。我在玉氏山房，看到张梅溪对她性格温驯、懂事的孙儿黄香之钟爱，写下了“梅溪静静地流淌，在黄家的香田上”。

　　“黄永玉八十艺展”举办期间，盛况空前。我排着长队，看到这位比我长一辈的老头效率极高地为买书者签名。有位自述从广州赶过来的老头想请他多写几个字，他也未予回应。那人情急之下接过他的笔，自己添上年月日。他又接过笔，打上个“句号”，且说：“这总可以了吧？”众皆哑然。当我将张梅溪母女从香港寄给我的“限量本”呈放在黄老案前，并轻唤“黄老”时，他连头都不抬，龙飞凤舞般画了个符（号），令我怅然若失，遗憾至今。

　　当时，我已退休。湖南图书馆派了两个人与会，且买了他的画册。那俩人见状知难，找我帮忙，我只得去嘉宾休息室找张梅溪陈情。她便在黄老回休息室时，让黄老题签了。

　　大约三四年前，我曾想根据张梅溪给我的复信搞个文创，以为李辉君主编的《黄永玉全集》“又拾遗”，且与我的校友戴树铮探讨过可行性，还给黄氏兄妹俩写过信，当时即暂名为《拾玉镯》。

　　近至5月下旬，正值湘西“四月八”节日前夕，我想起黄永玉早年说过“回到故乡，总觉得自己还小”。说不定他会回朱雀城“充电”也未可知。我当时也想带上托朋友在广州买的“鼠票”四方联，再访玉氏山房。

　　退休近二十年，我一直在自觉延续着“在岗”状态，为黄永玉曾题签的《湖湘人物》工作。当我得知黄老仙逝时，难免想起自己写过的“黎氏八骏”老么黎锦扬不就享年一百零三岁吗？黄永玉晚年或许不该说“没有比我更老的老头了”，过早地给他自己“冲天”封顶。

　　我现在整理“私人文献”的“私家路”，其实也像田汉先生说的“抢救老艺人”。在我居住的老（城中）村小院，四十多年房齡的单位宿舍里“七里八里”，真不算年纪。有一位从新中国成立后留任，再过两三个月就年届百秩的王嗲，至今还能像“披荆斩棘的哥哥”般去后门外老街吃粉。真是各有各的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