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同志为我们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毛泽东是党内领导人中认识到调查研究对于理解中国的重要性的先锋。从可以看到的记录文字看，毛泽东在1920年3月写给周世钊的信中说：“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是可以查考的毛泽东较早述及调查研究的文字。历史地看，毛泽东是中国社会调查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毛泽东凡进行调查，目的都非常明确，针对性很强，发现问题从而找到解决的办法。一贯主张亲自做调查记录，亲手撰写调查报告。他认为：“要自己当记录，把调查的结果记下来，假手于人是不行的。”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报告有些存留了下来，有些丢失了，有些没有报告，还有的无法确认是否写有报告，比如1920—1925年的安源工人调查，没有文本留下，也没有曾有报告但丢失的记录，所以无法确认。毛泽东指导和考察农民运动写成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成为经典调查研究成果。根据报告性质和形式的总体发展，我们可以把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探索划分成如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0年到1930年的十年。1930年写成的《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对十年调查研究经验的首次系统理论总结和提升，提出著名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在这个十年里，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方式多元，目的多样，以亲自深入实际去调查为主，我们把这个模式总结为“基层直访模式”。这种模式是社会调查基础性的，也是有效收集第一手资料的常用方式，通过直接实地观察和访谈，能够亲身体验感受老百姓生活的苦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毛泽东以这种基层直访模式进行的社会调查形成了许多经典调查报告，比如1927年《宁冈调查》和1928年的《永新调查》主要是了解田地分配、地租、地价、工价等政治经济状况，可惜的是这两个调查报告遗失了。1928年底井冈山《土地法》和1929年初兴国《土地法》，也是社会调查的成果。留存下来的经典调查报告还包括《寻乌调查》和《兴国调查》。《寻乌调查》是毛泽东在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调研所形成的重要调查报告，内容包括寻乌县城人口的政治地位及成分情況、商业情况等。1930年5月，毛泽东利用红四军在安远、寻乌和平远等地分兵发动群众之机，开展了一次为期十多天的大规模社会调查。1931年2月，毛泽东在宁都小布整理成《寻乌调查》。《兴国调查》是在1930年10月底写成的，毛泽东在新余市罗坊镇找到从兴国县来当红军的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八位兴国籍农民进行座谈，详细调查了兴国县永丰区的土地革命情况。调查会为期一周，毛泽东做了详细记录。
同时，调查研究要解决的问题，已经从农民问题等具体问题发展到解决全面问题的“治国”层次。《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是毛泽东为了总结和推广基层工作经验开展调研而形成的调查报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建立以后，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治理国家的探索。1933年11月，毛泽东写成两万多字的《长冈乡调查》，涉及长冈乡苏维埃工作的各方面。最初单行本的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长冈乡》。毛泽东对才溪乡做了三次调查，第一次是1930年6月上旬，第二次是1932年6月上旬，第三次是1933年11月下旬，第三次调查的目的是总结和推广典型经验，用才溪苏区建设的模范事实来驳斥“左”倾错误思想关于根据地建设的种种错误论调，并为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最早版本是单行本，题目是《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可见这两个报告都是作为工作模范推出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在实践上达到治理国家的调查研究的第一阶段，似乎可以延伸到1933年。但鉴于理论上的质性变化标准，我们把第一阶段理论上的节点定为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的写成。
之所以说这一阶段在实践上是以“基层直访模式”为主导的调查研究阶段，是因为还存在着非直接观察访谈的方式，即听汇报形成文本的调查研究方式，即“听取汇报模式”。比如《分田后的富农问题——永新及北路的情形》，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于1930年10月听取王怀和陈正人两同志关于永新及赣西南特委所属北路行委管辖地区的富农与农民群众在土地革命中的斗争情况报告的记录。1930年11月，毛泽东根据两次会议代表的报告，写成《赣西南土地分配情形》；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以总前委代表身份参加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吉安会议，记录材料约一千七百字，写成《江西土地斗争中的错误》，第二天参加扩大会议（简略的记录），写成《分青和出租问题》。
在这个阶段，毛泽东还把做调查研究的态度问题予以清楚说明，并以“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为全党树立了一个“眼睛向下”，深入实际了解社会基层情况的榜样。毛泽东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明确指出：要做好社会调查，“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第二阶段，1931年到1941年的十年。毛泽东把社会调查研究从零散性提高到全党系统周密调查研究的高度，调查研究作为党风的基础性一环和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开启第一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31年到1941年的十年，五次反“围剿”和万里长征，接着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历过这个十年洗礼的共产党，在延安进行革命经验的总结，深度探索治理国家的道路，系统地周密地了解国内外的情况显得尤为迫切了。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中“向全党提出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的任务”。1941年8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采取具体措施，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方面的材料，加强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并将这种调查研究、了解情况的工作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密切联系起来。在同一个月，党中央还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中央调查研究局，调查研究作为党的一项重要工作制度被确立起来。这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党的七大的成功召开做出了巨大贡献。
1933年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之后，没有再出现类似的报告。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不再做调查研究了，而是改变了调查研究的方式。随着领导人地位的确立，统揽全局、掌握战略等角色地位要求，在调查研究方面，毛泽东主要以听取汇报进行总结分析为主了。我们把这种模式总结为“科层汇总模式”，这是党的领导人成为规模巨大、事务繁杂的国家领导人之后的必然选择。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基层直访模式的调查不重要了，而是同样重要，只是要进行系统合理分工。中央领导听取部门汇报，由于科层层次增多，“汇报”多成了“汇总”。“汇报”中定量、定性数据都有，有数字，有故事，有情感，而“汇总”以数字报表为主，是抽象的、总体的，忽略个体体验与故事。毛泽东在这期间听取汇报的科层层次增多了，但与新中国成立后比较，还是比较少的，他这个时期的重要著作如《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等，都是结合两种调查研究模式的经典模范。
第三阶段，1941年后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为标志，这是作为一个大国执政党领导人进行的建国道路探索的调查研究。这个阶段的突破是从1941年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开始，通过系统周密地调查研究，为建设一个大国选取道路做足实证准备，高潮是《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为准备召开党的八大，毛泽东“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談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他每天听取汇报，一听就是四五个小时。毛泽东召集的这些汇报会，周恩来几乎每次都参加，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有时也来参加，这实际上成为中央主要领导成员的集体调研活动。这次调查研究的直接成果是形成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这成为我们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端，使毛泽东思想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个调查研究模式就是比较复杂的多层次模式，属于科层汇总模式。每个部门所做的汇总也是听取基层的汇报而形成的，基层是做实地调查研究的部门。所以说，任何科层汇总模式都是依赖于基层直访模式的。
毛泽东同志曾在中央通知起草稿上加上了这么一段话：“这种汇报应当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评，有议论，有主张。不要枯燥无味、千篇一律。”“写得有骨有肉，生动活泼，不妨长一点，否则宜短。”这是鼓励大家做好的调查研究。其中，“形象的材料”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基层直接访问获得的一手感性材料的描摹，可以给听汇报的人以“亲眼所见”之感。
第四阶段，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后直到七十年代中期。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的领导有点脱离群众，没有走到群众中去，相信的是那些上报的数据。
在听取部门汇报时，以看“报表”方式获取信息为主，使得在决策上出现了不符合实际的结果。针对这个问题，恢复调查研究是克服严重困难的重要方法。1961年1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出希望1961年“成为一个调查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3月，在广州召开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评一些干部：“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他还强调：“做领导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亲身的调查研究去解决问题。书面报告也可以看，但是这跟自己亲身的调查是不相同的。”同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委第一书记要亲自做调查研究，我也是第一书记，我只抓第一书记。其他的书记也要做调查研究，由你们负责去抓。只要省、地、县、社四级党委的第一书记都做调查研究，事情就好办了……大家做官了，不做调查研究了。我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但大多也是浮在上面看报告。现在，我要搞几个点，几个调查的基地，下去交一些朋友……我看不要看那些表格，报表我是不看的，实在没有味道。河南要求下边报六类干部情况，今天通知明天就要，这只能是假报告。我们要接受教训。报表有一点也可以，统计部门搞统计需要报表，可是我们了解情况主要不靠报表，也不能靠逐级的报告，要亲自了解基层的情况。”通过这次在全党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有力推动了党内认识的统一，调整了经济和社会发展。
从理论认识上，毛泽东的探索可以总结如下：第一，提出调查研究是发言权的前提，这是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第一次理论总结。他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1930年《反对本本主义》）“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1931年《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1941年《〈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
第二，他提出调查研究的长期性。调查是一项持久的工程。“事物是运动的，变化着的，进步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1941年《关于农村调查》）
第三，面对狭隘经验主义的批评，提出调查研究不是“狭隘经验论”。毛泽东将主要矛盾作为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假若丢掉主要矛盾，而去研究细微末节，犹如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仍是无发言权的。”（1941年《关于农村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或者说，‘研究时事问题须先详细占有材料，这是科学方法论的起码一点，并不是什么‘狭隘经验论。”（1939年《研究沦陷区》）
第四，毛泽东将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工作作风的基础性一环。“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二十年来，一般地说，我们并没有对于上述各方面作过系统的周密的收集材料加以研究的工作，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空气。”（1941年5月19日《改造我们的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为转变党的作风，在全党兴起了调查研究之风，兴起了调查研究的热潮，形成了关于调查研究的思想和理论。毛泽东在1941年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说：“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
第五，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能够切实解决群众遇到的现实问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需要调查研究，群众的意见和问题、群众的智慧和办法都需要在调查研究中发现、提炼，并最终解决问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1953年2月7日）中他说：“现在我们的党政机关中间，存在着一部分很不健康的现象，这就是严重的官僚主义……他们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案，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就是坐在房子里头，不下去检查，只是注意所谓布置工作，却没有注意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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