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伟

　　联珠纹，又称连珠纹、圈带纹、连珠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几何图形的纹饰，由依次排列的、大小相等的圆珠组成圆形或菱形，有时也呈现为一字形、圆弧形或S形。在由圆珠组成的空间内以鸟兽、花草、人物等作为主纹进行装饰，并将此作为基本单位进行不同方向的联结，常见的有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珠”可为实心，有时也作空心，甚至有的是同心圆。联珠纹作为丝绸之路上的经典纹样，对于研究丝绸之路上的装饰纹样、考古以及中西方间文化传播交流都具有重大意义。

　　关于联珠纹的起源，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联珠纹最早起源于我国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因为在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上面发现了大量由圆珠排列而成的联珠纹样。韩颖认为联珠纹最早应该是起源于中国，后来的联珠纹极有可能是在此基础上汲取灵感。然而关于联珠纹起源于我国的观点却并不常见，绝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流行的联珠纹，是由波斯萨珊王朝的联珠纹传播演化而来，而该国的联珠纹则与历史上的琐罗亚斯德教信仰有着紧密的联系。

　　琐罗亚斯德教是流行于古代波斯（今伊朗）以及中亚等地区的宗教，在中国称之为“祆教”。琐罗亚斯德教主张善恶二元论，认为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意为“智慧之主”）是最高主神，是全知全能的宇宙创造者，是生命、光明、天则、真理等的化身。公元224年，萨珊王朝继续将琐罗亚斯德教奉为国教，其在王朝时期达到鼎盛。而联珠纹作为一种装饰纹样，其众多圆圈代表着日、月、星辰，紧密而有规律的排序则象征着天空，即神明所在之处，萨珊王朝时的波斯人认为那是光明的化身，是神明在守护着他们。联珠纹的出现及蓬勃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萨珊王朝时的波斯人对于生命的礼赞。联珠纹特殊的寓意也使其成为古波斯萨珊王朝最为流行的花纹，其最早出现在银币和王室巨石浮雕上，后来逐渐运用于青铜器、建筑、陶瓷等方面作为装饰，后经丝绸之路从西亚、中亚传入我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北方长期混乱，民族迁徙频繁，但是随着中西交通和交流的发展，丝绸之路中段即所谓的西域道在这一时期得以继续利用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早在四世纪初以前，来自撒马尔罕的粟特商队已经能够通过丝绸之路中段进入河西走廊，并在河西走廊定居，从事一些丝绸、瓷器、香料、药材等方面的商贸活动。“五凉”时期（公元301年至439年），粟特人更是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通过丝绸之路将波斯、罗马等国与中国的商业贸易联系起来，构建起中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桥梁，联珠纹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通过丝绸之路由粟特人传入我国西北地区的，其传播载体多为钱币、丝绸和银器。

　　隋唐时期，中国国力逐渐强盛，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文化也日益昌盛，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使得这一时期成了陆路丝绸之路发展的黄金时代，东西方的文化和经济交流相对南北朝时期也更加频繁。波斯人入华活动更是在唐一代达到了高潮，大量波斯使节来华后长留不返甚至定居中国，其活动范围多在丝绸之路沿线，以两京地区最为集中，还有东南沿海的广州、扬州等地区。随着波斯人大量来华及其活动范围的扩大，波斯文化也随之传入我国各个地区并对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联珠纹作为波斯文化的典型代表，对我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装饰艺术上。也正是这一时期，联珠纹在我国得到了传承并被人们创新。这一时期联珠纹主题纹样的形式日趋多样化，种类也比较丰富，主要有骥马、骆驼、孔雀、人物等。相较于南北朝时期联珠纹的骨架形式，隋朝则出现了菱格形、方格形和套环形，其大多数被应用在服饰装饰方面。联珠直径大小与南北朝相比较大且多以圆形为主，并且套环形联珠纹纹样中出现了“回”“贵”等汉字纹的联珠圈，即在纹饰的缝隙中加入圈内带有汉字的纹样，这些汉字通常都被赋予吉祥等美好寓意，表达了人们的心理诉求。这一变化可以看出东、西方联珠纹图案已经开始融合，这一现象在唐朝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初唐以后出现了双层联珠圈，主题纹样也大多变成了对鸡、对鸭、对骑士、对羊、对鹿等具有“中土”审美要求的中國传统图案，例如新疆阿斯塔纳古墓群出土的联珠对鸭纹，在一定程度上诠释了唐代斗鸭这一风气。原来动物题材的辅助纹样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一些花、叶、草等植物纹样。

　　联珠纹的发展虽然在唐朝达到了鼎盛，但它也在唐朝时逐渐衰落。公元651年，萨珊王朝灭亡，中唐时期的联珠纹没有了输出源头，于是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武则天、唐玄宗等实行禁锦令，禁止私自织造和储蓄，如若违反禁令，当被诛杀。武则天时期就有官员因此丧命。如此严酷之禁令使得联珠纹失去了其存在的重要载体，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联珠纹的衰落。隋唐以后，中原人民将联珠纹与中国本土装饰纹样相结合，根据自己的传统文化在联珠纹样的基础上融入了符合“中土”审美需求的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元素，演化出了联珠团窠纹，进而促进了宝相花、卷草纹、陵阳公样等纹样的出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