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作孚在民国时期被称作中国船王,毛泽东说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提到四个人,说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可见卢作孚在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卢作孚创业起步于1925年,募股两万元,实际募集到八千元,几乎是白手创业。他的第一条船是从上海买来的仅七十点六吨的“民生”轮,1926年开始运营,经过二十余年的拼搏进取,发展为一家拥有一百六十余艘轮船,总吨位七点二万吨的航运公司。该司航线从长江到沿海,远至日本、印度、菲律宾、新加坡等地,为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1944年,一位美国航业界代表在重庆航业协会发表演说称:“世界上有史以来航运事业的发展,都是由海洋而江河,由下游而上游,唯独民生公司是由江河支流发轫,由上游而下游,这是一个奇迹。”
卢作孚所创造的奇迹,倘若仅有善于拼搏的企业家精神是远远不够的。笔者认为民生公司能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交通运输企业,其中有两方面值得总结的经验。首先是与众不同却行之有效的企业经营管理。我们注意到,几乎所有民族企业家都非常重视内部管理,但他们制定的企业管理制度各不相同,差异很大。梁漱溟曾说过卢作孚“对民生公司的一套经营管理方法,很值得加以总结研究,以资借鉴”。梁漱溟这样说自有其道理。卢作孚的经营管理首重办企指导思想的树立,再据此从事制度建设,成为民生公司经营管理的纲,他懂得制度好坏决定企业兴衰的道理。
卢作孚在创办公司之初提出“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富强国家”的十六字宗旨,故定名为“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卢作孚被推举为总经理,在企业内部培育和树立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艰苦奋斗为核心的“民生精神”,并在此思想指导下制定制度与经营方针。
公司章程规定,作为决策层的董事会,由股东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但民生公司在这方面有突破,有创新。一般来说,股份公司是谁的股份多,谁就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但民生公司不是这样的。民生公司章程规定:“股东每一股有一议决权,但一股东如有十一股以上者,从十一股起每二股有一议决权,三十股以上之股东概以二十权为限。”这就限制了大股东的权力,同时有利于调动中小股东的积极性。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董事不一定就是大股东,选举时股东们就会考虑要选办事公道、有能力、有威信,对公司发展有利的股东来担任董事。如郑东琴仅有七股(三千五百元),由于他有能力、办事公道,担任了十多年的董事长,这在其他股份公司是无法想象的事。按照公司法,决策权与执行权是分开的,但限制股权是卢作孚的创新。
董事会负责决策,管理权交由董事会下的总公司总经理,实行总公司总经理负责制,实行人、财、物、事的统一管理,规定全公司事务由总经理统揽,对内向公司负责,对外代表公司。人员任用由公司统一任用,用人唯贤,不准经理人员滥用私人;每艘轮船设经理一人,建立经理负责制,统一事权,秉承公司意旨,处理全船一切事务;财务、业务由公司统一掌控,一切收入统归公司;船上所用材料、油料由公司统一核实配发,称之为“四统制”。
在总经理负责制下,公司实行层层节制的分级管理的责任管理制度,既克服了经营分散的不足,又有了分级管理的责任制,使得全公司得以有效运营。
为了保证决策权、管理权的公正行使,公司章程规定监督机构与其他职能机构不能互相兼任,决策机构(董事会)与执行机构不能兼任,即总经理与中层经理都不得担任董事。这在那时完全是个新鲜事。
另一方面值得總结的经验是具有人文情怀的人事管理制度。企业最忌任人唯亲,民生公司在这一点上很有值得借鉴之处,至少有两点给人以很大启示。一是用人。进人用人一律实行“低级人员考,高级人员找”的制度。所谓低级人员一般是指在技术含量不是很高的岗位上工作的员工。所招员工一律参加公司的考试,择优录取。如1936年,招考进公司的职工一千五百八十人,并受过培训,占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三。这年公司招考练习生、无线电报员、会计助理员等五百七十六人,报考者达四千六百六十六人,录取率为百分之十四点二。为了能招收到符合公司需要的技术工人,卢作孚不惜派人远赴上海、广东、湖南等地去招熟练的机修工、电焊工、驾驶员、轮机工、铸造工、造船木工等。
公司的高级人员是指部门副经理以上管理人员和具有各类专门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1937年公司统计,副经理以上的四十一名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大学本科毕业学历者三十八人,占高级管理人员的百分之九十二,其中五人是留学归来的“海归”。卢作孚在强调学历专业知识的同时更能做到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知人善任。民生公司兼并了美资捷江公司后,各航运公司得知消息后,皆竞相聘请原捷江公司的经理童少生,而童因为欠债两万元无力偿还,准备自办航运公司,无心他就。卢作孚得知情况后,立即为他偿还欠债,打动了童少生,童来到民生公司担任副总经理,成为卢作孚的左膀右臂。上海轮船公司的张于廷,因无学历不受重用,但其实践经验丰富,业界称其为“土专家”。卢作孚得知他郁郁不得志,便将他请到民生公司委以重任,张于廷有了施展抱负的平台,不负所望,为民生公司创造了杰出的业绩。郑壁成原是警察,卢作孚吃过他的亏,却知道这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遂不计旧怨,将郑请到公司任主任秘书。相反,卢作孚对那些不学无术的员工,即使是亲友也不姑息。他的胞弟因屡犯公司章程,他毫不犹豫地将其开除,永不叙用。这看起来很不近人情,却保证了用人制度的有效贯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向卢作孚推荐过一名大学毕业生,卢作孚了解到他有抽大烟的恶习,拒不接收,何应钦对卢作孚的公事公办、坚持原则也很敬佩。
针对组织与用人,他说了一段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话。他说:“组织一经确定以后,只能随事变更,不能随人——机关主任的人——变更。人员一经确定以后,只能因事变更,不能因人变更。”在民生公司,每个机构都职责明确,从无因人设岗、增添部门机构之事发生。为了保证制度有效实施,实行公开制度——用人公开,办事公开,收支款项公开。公开有利于接受监督,防止错误发生后再来纠正。员工在岗位上有贡献,可以提高待遇,不提升职务,因为提升的职务不一定符合他的长项。
二是红利的分配与平等。卢作孚把民生公司上至总经理下到基层茶房的所有人分成五级,不问职务高低、薪水多少,只按每个人的功过劳逸程度列入某级。如1935年,卢作孚分得红利四十九元几角,仅负责烧水倒茶的茶房工人也分到与卢作孚同等的红利。黄炎培感叹说:“这样实行平等,怕民生以外,还不容易找到第二个公司吧。”卢作孚和职工平等相处,处处都有体现。如他一直都是和职工一起吃大厨的伙食并一样付款。他的妻子是小脚,但他从不用公司的车接送。子女上学放学,他也从不派车接送。有一次,他的两个儿子从成都返回重庆,半路上发生翻车事故,乘客或死或伤,哀号声不绝于耳。可怕的惨状让兄弟俩惊慌失措,打电话请求父亲派公司车来接,卢作孚得知他俩没有受伤,坚持不派车,仍要这兄弟俩搭乘公共汽车回来。
正因为卢作孚从不徇私情、公正廉洁、一尘不染的朴实作风以及对他制定的公司用人制度坚定贯彻,终于将一个当年名不见经传的仅有一条小船的民营运输企业办成了中国最大的交通运输企业。抗战胜利后,卢作孚通过向中外银行的贷款,向加拿大订购了九艘轮船,开拓了海外航线,成为航业界的一支劲旅。
说到卢作孚在交通运输事业取得的斐然成就,就不能不提到他在抗日战争初期组织的军工企业大撤退。
从1937年12月到1938年10月,当时的武汉已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万人口的大城市,加上长江下游迁来的各政府机构与政府官员及其家属,以及被战争逼迫背井离乡的难民,整个城乡一片混乱。1937年12月,南京失守,之前的淞沪会战拖住了日军,使得大量工矿企业得以转移,各种机械设备从长江溯江而上,其中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也参加了“抢运”,为长江下游企业运出了六千多吨各类物资到武汉。在1938年的前几个月中,长江下游的工矿企业的机械设备能抢运出来的大多集中在武汉尤其是上游的宜昌。面对国难,卢作孚在重庆召开“民生抗战经营方针董事会”,会上卢作孚表明自己的态度:国家对外抵抗的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开始了,这是民族大义。只要抗战一天不胜利,我们就要义无反顾地把每一条船都投入运送兵员、抢运物资中去,保证顺利撤退;只要民族不亡,民生公司就不会亡。会议后,卢作孚在汉口设立了民生分公司,全公司的重心也转移到了汉口。
1938年9月,面对日军的立体进攻,武汉失守了,但拖住了日军,为大批战略物资往后方转移再次赢得了宝贵时间。卢作孚明白,要与日寇进行艰苦的持久战,军工器材是本钱,这时集中在宜昌的各种器材超过十万吨,其中八万多吨是军工器材,这是当时中国军事工业仅有的一点家产,全部堆放在沿江两岸的码头。这批物资极为重要,全是抗战赖以维持的物资,一旦落入敌人之手,后果十分严重。而这时的长江即将进入枯水期,那时吃水较深的船只将无法行驶,情况十分危急!
卢作孚考虑到长江上游还有四十天左右是中水位,目前较大船只尚可航行的情况,他提出建议,将整个航程分为三段,所有物资运进三峡就卸下,以后再分段以中小型船只运往重庆。卢作孚的建议得到了民生公司管理层的认可。撤退当天,卢作孚不避艰险,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亲临现场指挥。民生公司二十二艘轮船加上另两条其他公司的船,共二十四艘轮船开始了有条不紊的紧急抢运,不停地往返于宜昌和上游各港口之间,白天航行,夜间装卸。经过六十天的紧张抢运,集中于宜昌的十万吨物资和滞留宜昌市的三万机关公务员及其家属、老师、学生全部被转移到重庆、万县、巴东等地。多年后,很多人回忆起这段经历,感慨不已。卢作孚的好友晏阳初将此举称之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民生公司职工傷亡一百六十多人,被日军炸沉船和物资八千多吨,不仅抢运出十万吨的军工物资,还将后方的二十多万川军健儿运送到抗战前线。
为此国民政府授予卢作孚一等一级奖章,肯定民生公司的救国牺牲精神。
卢作孚作为一位爱国实业家、一位极具情怀的爱国志士,其另一表现就是他从事的乡村建设。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不少有志于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仁人志士,在各自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救国救民。除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外,值得一提的就是一些志士仁人致力于乡村建设,努力探索一条改变中国农村落后面貌的道路。最为人熟知的当为梁漱溟。除梁漱溟外,还有一位曾与爱因斯坦、杜威等人一起被评为“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的著名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运动的先行者晏阳初,他是卢作孚的挚友。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创办民生公司前,卢作孚就主持了重庆以北碚为中心的嘉陵江、三峡地区三十多个乡镇的乡村建设。他重视乡村建设,源于他思想深处的“中国现代化”情结,只有中国的现代化,才能解决中国的内忧外患。他是继孙中山之后第一个提出现代化概念与具体内容的实业家。对为何要从事乡村建设,他有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中国的人口“大多数都在农村”,而且农村不断向城市输送劳动力,是城市职工的来源,倘若农村没有开发,农民没有觉悟,中国的现代化是无从谈起的。
对于乡村建设,他的首选目标是“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的实验区,而这一切首靠经济,所以他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对乡村现代化,他有一系列计划:办矿业,包括煤场、铁厂、矿厂;农业方面要有大农场、大果园、大牧场、大草原等;工业生产方面要有发电厂、炼焦厂、造纸厂、水泥厂、制碱厂与大规模的织造厂;交通方面要有能通行汽车的马路与轻便铁路,任何村落都应通电话、邮政,重要的地方还应开办电报业务。据此他先后在北碚修了北川铁路,开办了天府煤矿公司,兴建了三峡染织厂,办起了电站,开通了航运。他在北碚实验区办起了首个农村银行、首个农村合作信用社。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上,他不失时机地开展平民教育和市政建设。先是在北碚实验区成立了一个民众教育办事处,建起十个民众学校,组织青年白天在机关工作,晚间共同担任民众教育。还建立了中国西部科学院、兼善中学与附属小学。对流动性大的船工,卢作孚专门在船工休息的囤船上办了一个船工学校。在力夫休息的茶社里办了一个力夫学校。为训练妇女的职业技能,办了一个妇女学校。为改善工人生活和提高技能,在三峡厂办了一个工人学校。在峡防区还设置了一个民众问事处,帮助峡区人民解疑、写信和签订契约。还办了一个职业介绍所,提供职业信息,为峡区民众提供就业指导与服务。
卢作孚的乡村文化建设除办学校外,还办了地方医院、图书馆、平民公园、公共运动场、嘉陵江日报馆,还经常放映电影,开展音乐、戏曲活动,通过上述方式传播新知识,使民众在娱乐中受到教育和影响。
他从事乡村建设与晏阳初、梁漱溟不同,晏、梁二位是以文化人的身份从事乡村建设,卢作孚则是以实业家的身份从事乡村建设,而且卢在1927年兼任了包括北碚地区在内的由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绅民共议组成的峡防团务局局长,有一定的行政权。于是他比晏、梁二位做起来更得心应手,取得成效更快。在短短的二十年內,就使北碚这个原本贫穷落后、偏僻闭塞、盗匪横行的山乡,变成具有“现代化缩影”的模范实验区。他因此被当地百姓称为“北碚开拓者”。卢作孚从事乡村建设,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前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位。黄炎培说卢作孚“应是为一大事而生”的人!
在卢作孚的努力下,北碚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绝无仅有的“世外桃源”。在这一阶段,北碚的中国西部科学院聚集了近二十个国家一流的科研机构、三千多位专家学者,李约瑟来华参观后称之为“此间最大的科学中心”。
卢作孚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他不仅事业有成、影响四播,办企业、从事乡村建设,而且先后被国民政府委任军事委员会第二部副部长,兼农产、工矿、贸易调整委员会运输联合办事处主任,交通部次长,全国粮食管理局局长等职,是位高权重的政府要员。他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却是一位眼光敏锐、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的民生公司创造了亿万财富,他却没有存款,“以穷书生乎无寸金”。他生活俭朴,不懂得时髦享受,全身心地扑在事业上。这让林语堂激动地高喊:“让我们选卢作孚当行政院长吧!”1949年,卢作孚坚决不去台湾,把在香港的价值五千万美金的共有十九艘船只的船队带回内地,并把民生公司全都交给了国家。1952年,卢作孚在留给妻子的遗嘱中简单到仅有这么几句:一、借用民生公司的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卢作孚的一生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这里摘录《卢作孚文集》中几段金句,也许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白他的思想与为人做事。他说:
做事不怕慢只怕断。
做事莫嫌小,愈小愈做得好。
天下事都很艰难。我们若能战胜艰难,天下便无难事。
一人一事主义,每一个人,无论在一个空间(或)在一个时间,集中心力专做一种事业。
苟安是成功的大敌。
君为何来?为的是国家,为的是人民!为国家为人民就是做事。卢作孚的一生给今人留下了许多精神财富,这是一个不应被忘记的大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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