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

　　在崇祯一朝，杨鹤、杨嗣昌是一对悲剧的父子。

　　在崇祯皇帝曾经任用过的大臣中，杨鹤是资历较深的一位。早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杨鹤已经高中进士，并相继担任了一些官职。他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其间屡次遭到排挤，皆因自甘清贫、敢于直言，不为同僚所喜。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军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杨鹤为朝廷推荐了熊廷弼、张鹤鸣、薛国用、袁应泰等人，并对杨镐四路丧师的原因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杨鹤说道：“辽事之失，不料彼己，丧师辱国，误在经略；不谙机宜，马上催战，误在辅臣；调度不闻，束手无策，误在枢部。至尊优柔不断，又至尊自误。”不仅指出各级官员的失误，且将矛头直接指向了万历皇帝。魏忠贤当权之后，便以杨鹤曾经庇护熊廷弼为名，将杨鹤罢官，并逐出朝廷。

　　进入崇祯朝之后，杨鹤重获起用，先是出任左佥都御史，随即被提升为左副都御史。崇祯三年（1630），陕西的民变已渐成气候，对于彼时的背景，《明史·杨鹤传》有着较为详细的交代：“先是，辽左用兵，逃军惮不敢归伍，相聚剽虏。至是，关中频岁祲，有司不恤下。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张耀采。由是府谷王嘉胤、汉南王大梁、阶州周大旺群贼蜂起，三边饥军应之，流氛之始也。当是时，承平久，卒被兵，人无固志。大吏恶闻贼，曰：‘此饥氓，徐自定耳。”《明史》的记载透露出以下信息：其一，陕西的民变与辽事的溃烂有着直接的关系；其二，虽曰“民变”，但民军中却包含了大量的逃兵，其战斗力并非普通的“流贼”可比；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官方采取的乃是视而不见的鸵鸟政策，期望民变自生自灭，终于酿成了“贼气愈炽，渐不可制”的后果。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杨鹤被朝廷任命为陕西三边总督。“廷臣莫肯往者，群推鹤”，他们共同推荐杨鹤去赴任，摆明了是想看他的笑话。这其实正是执掌权柄的朝中大僚的狡猾之处，既可推卸责任于人，又可将敢于直言的杨鹤排挤出权力中枢，从中不免看出一些党争的影子。而杨鹤对于此职也是勉为其难，坦陈自己“实无勘定祸乱之才，亦未阅历边疆，恐难胜任”，但在崇祯的亲自督责之下，杨鹤“恐迹涉规避，不敢固辞”，终于忐忑地接过了这块烫手的山芋。

　　杨鹤初抵陕西，对民变施行的乃是剿抚并用的方略。他颇有知人之明，大胆起用了洪承畴、杜文焕等基层官员，命他们掌兵，相继取得了一些胜利，局势一度得到控制。然而，正当杨鹤按部就班地推进自己的剿抚计划时，“己巳之变”突然爆发，后金大军绕道蒙古攻入塞内，兵锋直指北京。陕西驻军奉旨勤王，杨鹤手上可以调动的军队为之一空，“以致边腹空虚，流贼乘机煽动”，当此时，杨鹤即便有心围剿，亦已无兵可调，除了招抚，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用了。

　　事实上，对于陕西民变，崇祯帝本人起初也是倾向招抚的。毕竟他有心做中兴之主，就要维持一个爱民的形象，不可杀戮太重。崇祯在给礼科给事中张第元的批复中这样写道：“守令一方，司命催科，抚字得法，自然盗息民安。”崇祯帝认为，陕西民变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是地方官员在“抚”字上所下的功夫不够，所以，他不仅一再督促杨鹤施行以抚为主，以剿为辅，剿抚并用的策略，且明言“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并在批复臣属的奏疏中多次申明自己的态度：“秦晋之盗，皆吾赤子，请先用抚，而抚不可以空言为也，宜急敕有司多方设赈。”

　　问题大家都看到了，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还是钱。经过多次廷议之后，时时在大臣面前哭穷的崇祯帝终于痛下决心，他命御史吴甡携带内帑银十万两前往陕西赈饥，并晓谕地方：“即或胁入贼党，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舆维新，一体收恤。”而杨鹤探明了崇祯帝的态度，也开始放开手脚，大力招抚。有吴甡带来的十万两内帑银作为后盾，他先后招降了最具实力的民军首领神一魁，以及黄虎、小红狼、一丈青等人。神一魁归顺之日，杨鹤特地在宁州城门楼上设置龙亭，命神一魁率领大小头目叩头礼拜，山呼万岁。杨鹤随之代表朝廷赦免了神一魁的罪行，并授予他守备官职，神一魁的手下则大都发给饥民印票，遣送还乡。

　　而杨鹤也确实做出了一种守信用、重承诺的姿态，对神一魁招抚成功之后，他不仅“致其壻帐中，同卧起”，还“宣诏赦之，畀以官”，进而让神一魁及其部属四千余人驻守宁塞。杨鹤显然想以自己的诚心打动神一魁等民军将领，为之不惜得罪曾经为“剿贼”立下过汗马功劳且与神一魁等人结下血海深仇的杜文焕。当神一魁带领部下进驻杜文焕的家乡宁塞时，杜文焕感叹曰：“宁塞之役，贼畏我而逃。今者贼伪降，杨公信之，借名城为盗资。我宗人，可与贼逼处此土乎！”于是，杜文焕不得不带领家人背井离乡，远远避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果然，随着受降的民军将士越来越多，杨鹤很快就感到力不从心，他发现吴甡带来的十万两内帑银不过是杯水车薪，根本无以应对越来越多的饥民，也起不到太大的赈济作用。最令杨鹤感到头疼的还是如何安置这些“降丁”：让他们加入官军的队伍，就要按月发饷，而且官军也收容不下太多的饥民；让他们解甲归田，就要保证他们的生存所需，如果对他们不闻不问，就是驱之死地，终不能予以生全。已经升任延绥巡抚的洪承畴不禁这样感叹道：“解散安插言之甚易，行之实难。以数千之众，村落尽成丘墟，无居无食，何以度生？押回未必尽回，散又无处可散，诚是千难万难！”

　　压倒杨鹤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来临了。崇祯四年（1631）夏秋之际，神一魁复叛，陕西的局势陡变，一时间杨鹤成为朝廷的众矢之的。崇祯帝命刚刚升任陕西巡按的吴甡查实上报，曾经亲眼见到杨鹤困境的吴甡觉察到崇祯帝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不仅不为杨鹤辩解，反言杨鹤“苟图结局，徇抚讳剿”，并直陈“边贼徒抚失策，地方流祸堪怜”，将“主抚误国”的责任全部推给了杨鹤。而关键时刻，崇祯帝居然翻脸不认人，他好像完全忘掉了自己曾经说过“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之语，而将杨鹤定为“力主抚议，纵贼殃民”的祸首，并随即下达圣旨，宣称：“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着革了职，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

　　崇祯帝原本是想將杨鹤处以极刑的，因为此举可以将他当初支持过杨鹤招抚的作为消弭于无形。但是，彼时的崇祯帝正准备重用杨鹤的儿子杨嗣昌，所以才格外开恩，将杨鹤遣戍江西袁州。杨嗣昌随即为其父申辩曰：“臣父未任以前，业已蔓延猖獗。然沿边四抚五镇，未有他故，犹可弹压撑持。不幸臣父受事，延、甘、陕抚连换八人，勤王〔之师〕五帅并发，精锐尽付东行，缓急无一可恃。”指出杨鹤“力主抚议”的客观原因。杨鹤则在自己的申辩状中写道：“臣仰窥圣意，不嗜杀人。值皇上发帑金十万，遣按臣吴甡赈济饥荒，招抚流贼，神一魁复新蒙赦宥，臣乃奉行德意，颁布诏书，仿先臣王守仁散宸濠贼故事，给免死牌票，诱贼投降，无非欲解散归农，如是而已。”婉转说明了他在陕西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仰窥圣意”、奉旨行事。

　　崇祯八年（1635）十月，杨鹤死于戍所。杨嗣昌为父亲请恤，崇祯帝不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