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月梅

　　沈亦云（1894—1971），浙江嘉兴人，自小接受新式教育，怀巾帼不让须眉之志，热衷社会改良和革命。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沈亦云在沪组织“女子军事团”，协助光复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曾在《申报》载文称赞：“女子之身，有慷慨兴师之志，军歌齐唱，居然巾帼从戎；敌忾同仇，足使裙衩生色。”丈夫黄郛是辛亥革命元老，陈其美与蒋介石的盟兄弟，参与过上海光复、“二次革命”和护国运动、北伐战争。1924年，黄郛暗中助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软禁大总统曹锟，驱逐末代皇帝溥仪于紫禁城，代理内阁总理，摄行总统职权，达到人生权力的顶峰。

　　沈亦云晚年旅居美国，撰写《亦云回忆》一书，其才学和史学眼光为史界称赏。黄郛夫妇处于历史的激流，历国家民族的多事之秋，写下波澜壮阔的人生，沈亦云一生所见人物众多，书中都有其发自真性情的品评。其中袁世凯是她青少年时代人生轨迹上多次遇到的人物，本文将通过阐述她对袁世凯的印象与品评，由此凸显这位嘉兴才女的不凡胸襟。

　　沈亦云出生那年正值中日甲午战争，她的童年经历戊戌变法、庚子之乱，正是晚清政府摇摇欲坠的岁月。江南一带关心国事的人深受丧权辱国刺激，悲愤于朝廷之守旧无能，有识之士极力开地方风气，维新思想、革命风气日渐浓厚。因此，沈亦云从小就在学堂里接受了世界历史和西方民主政治的知识，而尤其受到戊戌变法领军人物梁启超的政论文章的思想启蒙。《亦云回忆》记载：“此时梁任公先生的书在嘉兴已甚风行，《饮冰室自由书》成了我们课本论题，《中国积弱溯源论》和《戊戌六君子传》读得唏嘘慷慨。读过任公文章后，我很觉心境不同，眼界亦不同……我们的前辈给我们的教育，原是鼓励志气多于研究學问，读任公书，他的笔下带着热情，而志气原亦需要学问。”

　　受梁启超热烈的救世文章感染，沈亦云对于戊戌变法中的维新人士尤为赞赏和同情，也因此，对于戊戌变法中背叛维新人士的袁世凯也就自然产生痛恨。十三岁那年，她顺利考入天津北洋女子师范学堂，颇感恩于学校倡力者的开明，为像她这样只在家乡“受有限畸形教育的女子”提供了畅游知识海洋的机会。而这一学校正是当时的北洋总督袁世凯创办，在袁任内入学的人，袁都视作学生。因此，袁世凯常来学校参观视察，有时学校派学生岁时往谒，沈亦云屡被选为同学代表致辞。有一次，监督傅沅叔先生还带她到袁的书房，《亦云回忆》记：“（袁）问话蔼然可亲，我尚只十三四岁，因同情戊戌政变之故，不能释然于心，非校命，务避接近。辛亥革命结果，我所梦想之志士，让政于我所疑惧之枭雄，颇不安于怀。然终觉豪杰哉民国之人，共和不当谦让为治耶？民国前途无量！”

　　可以想见当年的少女沈亦云已十分关心国家前途，并能对时政作分析判断，而对背叛维新派人士的袁世凯耿耿不能释怀，即便她所就读的学校是袁所创办。一位小女孩能如此看待有恩于她的学校创办人，可见其心智之早熟。

　　辛亥革命胜利，南北议和让政之后，沈亦云的丈夫黄郛时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他是光复上海、南京的主要人物。作为革命元老，黄郛夫妇和张群夫妇四人同上北京，需要在北方逗留两三个月，然后准备履约出洋。据《亦云回忆》云：“这次北行膺白在北京有几件须接洽之事，他的任务一半代陈英士先生，一半为自己，大概如下：（一）沪军都督府撤销的报告；（二）英士先生出国考察工商手续；（三）廿三师解散后的报告；（四）他自己出国考察军事手续；（五）观察北京新政府和社会一般情形。”此行，沈亦云为了避开参谒大总统袁世凯，特意将居住地安排在她曾经上学的天津，天津距北京火车车程四五个小时，宁可当天来回。她说：“我以戊戌政变极同情主张变法的一派，对袁有成见，不愿接近。膺白（黄郛）到京谒袁时，他（袁）还提起了我是他学生，何不往见，膺白即以未同入京对。”此时，袁世凯已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沈亦云依然对袁过去作为不能释然，表现出了不卑不阿的高操品格，其精神独立实非同凡响。

　　在北京，沈亦云眼见民国新官场浮浪奢侈，已显萎靡腐化，她说道：“官僚化和腐化，在民国第一页史上即已注定。”在北京和天津，他们恰遇一次元旦、一次南北统一纪念日。两次都见市中彩牌楼高悬清帝退位书，以为民国的由来在此。军事当局见南来代表，辄曰：革命算侥幸成功。沈亦云认为：“此种扬禅让之迹，表不打之功，政治上狭窄心理，为民国乱源之一。”显然，这种批评是针对袁世凯及其所指挥的北洋军队。黄郛、沈亦云初次体味这种政治态度之狭窄，于是在与人交接处，便主动表露革命者身份，以解说真正革命之义，为后续革命铺路。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通缉大批革命党人，七月三十日发出第一张通缉令，悬赏通缉黄兴、陈其美、黄郛、李书城。注明“不论生死一体给赏”，揭示通衢，遍登各报，其用心极为凶残。当时，即使通缉榜上无名的人，凡与被通缉者共过事、做过朋友亦难在本国立足谋生，大批革命党人不得不流亡异域。沈亦云评论：“袁世凯借革命党而得到政权，其对待革命党实非常残酷，不若革命党之对待所推倒之清廷。亦大不同于后来袁氏称帝叛国，而被‘护国军所推倒后，处置帝制余孽之宽大。”她直言袁世凯对革命党人的残酷，这也导致后来“护国军”倒袁时，革命党人纷纷回国参加，这是袁世凯对人残暴的报应。

　　袁世凯最后倒行逆施，窃国称帝，《亦云回忆》记载：“袁世凯做了四年总统而要做皇帝，在龙袍宝座已经备好，封爵已出，御制的各地劝进书纷至之时，忽然民四（1915）十二月廿五日，云南一声起义，蔡锷提一旅之众，直入四川，全国景从。本来袁氏称帝以前，北洋军队和他的心腹文武已满布全国要津，只余西南一角，地僻力薄。他用极相信的一个心腹陈宧做四川将军，足以震慑。蔡锷率军入川如破竹，各处响应护国之际，陈宧亦电袁请取消帝制，这是袁所万想不到，痛心的致命伤。袁取消帝制而仍为总统，以后的争持是护国军要他退位，由副总统继任，而他和他的家族左右尚思恋栈。袁世凯是一奸雄，他是不肯示弱的人，无路可走，称病，中西医药杂投，如此内外夹攻而忽然病死。”“二次革命”失败，黄郛和沈亦云辗转逃亡日本、南洋、美国达两年多之久，待1915年冬季，沈亦云因奔母丧回沪时，感受到上海反袁人士都在积极活动中，她推测时局，立即主张黄郛回国参与护国运动，极力劝说浙江军人脱离袁政府，加入护国军。此时他们夫妇俩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护国运动，为了国家命运和民族前途，反袁倒袁是他们的最终目的。

　　在晚清和民国初期的岁月中，沈亦云的这些年青春经历多与袁世凯有关联。作为一名热衷社会改良和关心国家命运前途的革命者，她对袁世凯在政坛上的一系列作为，从恨袁、痛袁、仇袁到倒袁，一直将袁世凯看作民国的罪人来评判。然《亦云回忆》完成于沈亦云旅居美国的晚年，经历过人生的坎坷和沧桑，她以客观务实的态度回顾二十世纪初北洋总督袁世凯在天津实行的新政，也有不同的看法。她说：“天津本一滨海卫所，自通商辟埠，增加地理上重要性，地方日趋繁盛，其繁盛仅次于上海。与上海有不同点，上海的繁盛向租界附丽，天津则与租界抗衡。租界刺激了社会有心人，乘北洋大臣项城袁世凯权位之隆，在其治下，一时兴教育、办实业，为全国各地之冠。天津的警政亦有名，治安可靠。吾人于历史对项城有不可恕的地方，然他这段在北洋总督任内所办的新政，是不能抹煞的。”

　　品评一个人，亦可见品评人的品相和水准。沈亦云能够写下这样的评语，可以想见这位嘉兴女儿高拔的历史视野和宽大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