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水游

　　曾在大型国企工作过十多年，对晚清以来的实业界多有关注，记得购买了张之洞、张謇、穆藕初、卢作孚等人的文集，未能搜到范旭东的，而耿耿于怀。近日重读《卢作孚集》，关于现代教育的认知，“惟吾亦留心教育之一人，且始终认为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以谓国家于法治，而缘实业致富，军备致强，民智民德，顾乃卑下。民意民力，尤复薄弱，不有教育以扶持长养之，徒云法治犹无物也，富强之效，亦如捕风”。教育乃千秋大计，此言敦厚。而1933年《答刘同仕半日读书之请求》：“作孚亦穷光蛋，读书之兴趣尤深。原为事业所迫，晨起工作，直至深夜；于是学问不能在读书中，而只在做事中。当此全部事业万分紧张以求前进之日，吾辈何忍以最少半日以上读书？最好办法，工作时间仍自工作，需要参考图书则尽量参考图书，工作以外，苟有时间，不拘多少，皆以读书……工作系经验，读书所以整理经验。”好汉要靠书打底，但究其根本，实践出真知，读书有助于“整理经验”，促进成长。

　　鲁迅在国民性批判的主题下，对于青年尤寄予厚望。读刘超的新著《时间中的裂隙：鲁迅的精神自觉》一书，“别求新声于异邦”，在“新声”与“旧声”之间，在“回心”与“转向”之间，鲁迅“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他认为从西方舶来的各种主义招牌，“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林毓生以为：“鲁迅意识的特点呈现出一种深刻而未获解决的冲突：一方面既有全盘性的反传统思想，但另一方面却从知识和道德的立场献身于一些中国的传统价值。”这是那个时代不可避免的矛盾性。

　　湘人谭云山之子谭中九十多岁了，住长沙一家养老机构，已盲目，然精神矍铄，思维清晰，极为难得。由此，认识了他的学生——著名印度学研究专家毛世昌教授；因印度之行，而认识闻中教授；又泰戈尔研究专家孙宜学教授，回溯而上，则郁龙余教授，再少壮派的徐达斯、范塬二位，这些学者都是当下中印文化交流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闻中教授主编以湘人徐梵澄先生命名的“梵澄译丛”，新著迭出，惊动思想界，已出版《甘地传》《罗摩克里希纳传》《辨喜传》《他山之玉：印度文化导论》等。范塬最近出版的《瑜伽文化常识》一书，对印度文化予以推荐。这些学者大都如范塬一样，在印度访学、生活时间较长，致力于印度文化的研究以及中印文化的会通，像前辈谭云山父子、徐梵澄等对本源的探究和古典精神的追求，不断为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他们的贡献。

　　“瑜伽在中国的盛行，也许预示着我们了解印度文化的最好契机，中印文化的再次相遇，一定会像电光与石火的相撞，让人心潮澎湃。正所谓‘建中立极，知几大变，中华文化包罗万象，只是需要正确地认知与应对外来的优秀文化，定能将其化为我们自己文化的一部分为己所用，发扬光大。”世界七大洲、四大洋都在同一个地球上，鲁迅有言：“横竖是水，可以相通。”有自信的中華文化，完全能融通万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