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家住在北京朝阳区南小街后拐棒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因为祖辈都是文化人，家里有不少古籍、碑帖和画册。那时父亲常出差，每次寄来的家信，都是几页端庄遒劲的颜体硬笔书法。这种书法之美的濡染和母亲要求每天必做的家庭作业，促使我逐渐对写字产生了兴趣。我和弟妹成了大孩子以后，母亲因为有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资历，常被居委会找去干点街道上的杂事，诸如写个通知、拟个表格、抄个名单等，都显示出了母亲娟秀优雅的书法功底。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舅舅陈方千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当导演。冲着母亲的厨艺，他常常带一伙同事到我家聚会。酒足饭饱之后，谈笑嬉闹的同时，舅舅与客人们在长条书案上铺上纸张，连写带画地尽情挥洒笔墨。我作为兴致勃勃的旁观者，一边帮着理纸磨墨，一边陶醉在神奇的墨线和绚丽的七彩之中……当时，舅舅的剧本编导、作曲水平和书画功力在电影界广受赞誉，在舅舅家的客厅中，墙上悬挂的郭沫若、董寿平、黄胄、赵丹等人的书画佳作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8年，我考到798厂当了产业工人，写写画画成了须臾不离的业余爱好。后来，工会把我培养成了厂美术组组长……

　　1978年，我被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从事书籍艺术设计工作。出于专业的需要，我与书法的接触更为密切了。当更多地研读了历代碑帖和名人法书，更广泛地浏览欣赏了神州胜地的楹联牌匾、圣贤遗迹之后，我似乎感悟到了书法那撼人心魄的梦幻之美、气壮山河的雄奇之魂，我的学习从半自觉渐渐变成了自觉。临摹、思考、创作、参观书展、与同道切磋也成了习惯。最初是为文史类图书做封面设计，我为社里的《墨经的逻辑学》《左联回忆录》等书写了多件行、隶体书名，并得到了好评。我还邀请赵普、凌士欣、祖绍先等书法家为我社陆续题写了风格不同的书名。在本職工作之余，受中华书局邀约，我书写了《通典》《二程集》《楚辞集注》《广雅疏证》等六十多条行、隶体书名。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雷锋日记钢笔书法》到不久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书法读本》，我精心编写、出版了三十多种硬笔、毛笔书法普及读物和多种设计、美术书籍，先后应邀到机关、企业、学校讲授书法和设计课程，参与或主办了多次设计界、书画界的活动和公益捐助。

　　2011年，教育部门发文，规定全国中小学须在每周安排书法课程，这是个好的开端。每当我写出一幅较有神采的书法作品，或看到学员完成一件出色的书法作业时，一种令人陶醉的审美快感油然而生。我常想，我们伟大的祖先创造了优美的书法艺术，难道我们不应该努力传承下来，美化我们的心灵，美化我们的生活吗？

　　几年前，四川大学为了收集该校创办人——我曾祖鹿传霖公的史料，辗转找到我，使我知道曾祖于晚清任四川总督时的这段历史。201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办了“鹿传霖及晚清史学术研讨会”。2012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清代名人书札墨迹》收录了曾祖鹿传霖的遗作。不久，我又见到了曲阜师范大学书法学院教授董家鸿女士发于《中国书法》的对曾祖的书法评论。至今，我又顺其自然地承担起了传播、弘扬此国粹的责任。1985年，我曾协助黄苗子、曹辛之先生做过《诗书画》的编辑工作，黄苗子先生热情地赠我“多思”篆书佳作，书法家韩绍玉还用潇洒的硬笔行书为我编撰的《贺卡赠言钢笔字帖》写了近千字长序。因为我在报刊发表的大量书法作品中有不少对联，2006年，黄先生出于鼓励，为我题写了“鹿耀世书联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四体毛笔书法集《耀世书法》，黄先生的题签印在了第四辑的单页。近些年，我陆续出版了一系列书法读物，它们凝聚了我多年的心血和期望，如果读者能在阅读一段段经典的篇章中得到文学滋养，在临习一幅幅洒脱的书法中体味写字的乐趣，我就十分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