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新

　　夏衍写于1935年的《包身工》真实记录了，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被骗到上海日本纱厂做工的农村姑娘（主要为江浙一带）人间地狱般的生活，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相互勾结，残酷剥削、压榨中国人民的罪行。《包身工》“在中国的报告文学上开创了新的纪录”，是我国报告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它也是高中语文教材的传统篇目，现被收入人教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课文题注说对原文“有删改”。到底有哪些删改呢？为搜集备课资料，笔者找到一本作为丛书之一的《包身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这本书封面上赫然印着丛书名称——“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我以为这应当是个比较权威的版本吧。于是便以它为底本，和课文对照、比较，想大致了解一下课文删改的具体情形。

　　在描述包身工恶劣的劳动条件时，课本上有“纱厂工人终日面临着音响、尘埃和湿气三大威胁”的话语，却没有具体的描述，这样文句衔接似乎有些突兀。查该书一看，原来课本把分条陈述“三大威胁”的三个自然段落（共约八百字）统统删除了，难怪给人以不甚连贯的感觉。笔者以为，删除的部分是用确凿的事实说明纱厂工人工作条件的恶劣，有补充给学生的必要。于是仔细研读了这被直接删除的三段。

　　在说到“湿气”的危害时，该书中有这样一个句子：“盛夏一百十五六摄氏度的温度下面工作的情景，那就决不是‘外面人所能想像的了。”

　　任何读者读到这里，都会感到疑惑不解。一百十五六摄氏度的高温，人还能生存吗？水的沸点是一百摄氏度，何况现在所说的温度还超过沸点十五六度呢？这样的高温“烧烤”，这些女工甭说工作了，不成“烤肠”才怪呢。夏衍是位严肃、严谨的作家。为了写这篇报告文学，他可是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实地考察，目睹了这些包身工的非人生活，甚至还到过包身工工作的车间看过几次。其笔下的描述应当是完全真实的，不应有如此不可思议甚至可以说是荒唐的记述。他在回顾创作经历时说：“我写的时候力求真实，一点也没有虚构和夸张。她们的劳动强度，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当时的工资制度，我都尽可能地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夏衍《从〈包身工〉所引起的回忆》）而文中所说的车间出现了这样的高温，明显违背生活常理，极不真实。无论是谁读到这里，都会有这样的疑惑与不解吧。

　　笔者有幸找到了夏衍发表在1936年《光明》杂志创刊号上《包身工》的最初版本。这应当是正宗的原始材料吧。查看这一句，没有“摄氏”两个字。为了慎重起见，我还查阅了刊载在《中国工人》1959年第五期上的《包身工》文本。该文是为了便于工人阅读，由作家王火删改，经作者审阅并同意重新发表的“删改稿”。据王火的回忆，他是以1936年离骚出版社（广州）出版的《包身工》为“底稿”，本着通俗、易读的原则，“将原文作一些改动和删削”。（王火《〈包身工〉重新发表前后——一段回忆》）该“删改稿”刊登后影响甚广，曾被许多报刊转载。查看这一句，同样没有“摄氏”两个字。

　　综上所述，上面所引句子里的“摄氏”二字是极不正确的，甚至可以说是荒谬。该书“丛书前言”中说，丛书的每一种图书的版本都是“在尊重初版本的基础上从优择用，重版时仅对所用版本中明显的编校错讹进行修订”。翻遍全书，也没有看到有关所用版本的说明：我们也就无法知晓书中《包身工》文本到底用的是何種版本。不过就这个问题而言，似乎无须考证什么版本，它极有可能是编书者修订时的画蛇添足。而这属于明显的“错讹”，已对作品的真实性产生了极为严重的破坏性影响，应当删去“摄氏”才是。多余的“摄氏”二字，是误解，是误读。它再次提醒编书者：修订是件十分严肃的事情，须十分谨慎才是。

　　那么文中所说的“一百十五六度”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温度呢？这使我不由想起民国才女林徽因一篇题为《九十九度中》的著名小说。这个标题中的“九十九度”就是指老北京夏日的某一天九十九华氏度的高温天气。原来夏衍跟林徽因一样，在说到气温时，采用的是当时通用的华氏温标来标识的。华氏温标是德国人华仑海特（Fahrenheit）约于1712年首创。他以水银作为测温物质，定水的冰点为三十二华氏度，沸点为二百一十二华氏度，中间分为一百八十等分，每等分代表一华氏度。一百十五六华氏度约等于四十六七摄氏度。气温超过四十摄氏度，放在现今的气象预警系统来看，属于要发布高温红色预警的范畴，这可是高温预警的最高级别了。而织布车间里的包身工基本上天天处在这种最高级别预警的湿热环境下，“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这的确“决不是‘外面人所能想像的”。

　　夏衍不露声色地用数字说出“铁一般的事实”，真真切切地揭示了包身工作条件的恶劣，从而激发读者对包身工非人遭遇的同情，对残酷的包身工制度的愤怒，对实行这种“奴隶制度”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愤恨。数字里有乾坤，我们阅读时，切不可忽视作品里的温度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