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志杰

　　1958年春天，青岛市“文管会”搞了一次藏品展，引得众人围观。时山东大学正准备从青岛搬迁至济南，诸事忙乱，任教于历史系的刘敦愿还是忙里抽空来到展览现场，仔细品鉴每一件藏品，探究其来龙去脉与真伪。在一件灰色陶罐前，刘敦愿驻足静观，发现灰色陶罐上刻有高凤翰的诗句与题款，名曰：“吸古得深味。”高凤翰（1683—1749）是山东胶县（今山东胶州）人，字西园，号南村，又称南阜山人，曾任安徽歙县县丞，辞官后客居扬州。刘敦愿分析这件灰色陶罐年代较晚、品质居中，小口、圆肩、深腹，并不具有龙山文化器物的基本特征，乃非龙山之物。但是，陶罐之上所刻诗句与题款似曾相识，引起刘敦愿的注意。诗曰：

　　介子城边老瓦窑，田夫掘出说前朝。

　　阿翁拾来插瓶供，常结莲房碗大绕。

　　高凤翰题誌：余家介子城下，常得瓦器如罂罐，可充瓶供，插莲花，房大如碗，饱绽坚实，以其气足，生物可成也。南阜老人左手画并誌。

　　刘敦愿恍然大悟，原来这首诗与题志在高凤翰的一幅水墨花卉画中见过，虽个别字句与之稍有不同，基本可断定均出自高凤翰之手。如此巧合，必有因果，甚或暗藏故事，亦为不可。而这幅原藏于青岛市文物店的高凤翰名画已为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张维华先生购买收藏，张先生视其珍品，不轻易示人。张维华早年毕业于齐鲁大学，后深造于燕京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洪业，毕业后曾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齐大解散后他进山大历史系任教，入列“八马同槽”，为“八大教授”之一。刘敦愿不论年龄、资历、学术研究都属后学，1945年在齐鲁大学听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讲田野考古学，步入考古学殿堂。1947年受聘于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曾做过著名历史学家、文字学家丁山先生助手，因而有机会见识“八马同槽”高谈阔论研讨学术的盛况，受益匪浅。历史系的先生们是有鉴赏古代画作的传统与能力的，童书业先生是完全可与当时著名画家比肩的绘画大师，又是鉴赏大家，著有“绘画史论”多篇。有一张拍摄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照片流传甚广，历史系几位先生共同鉴赏古代名画，张维华、郑鹤声、王仲荦、韩连琪、刘敦愿、葛懋春雅聚赏画，其乐融融。张维华、韩连琪都是收藏大家，晚年两位先生均将自己倾囊购得的古代书画捐献给了山大历史系，留下一段可与书画齐美的山大佳话。

　　返回学校，刘敦愿立即去往张维华先生寓所讨教并一起阅画解题。猛一打眼，此画与灰色陶罐确有诸多相同之处，但是仔细查看，尤为显眼之处莲花和莲房，两者则是相差甚大。高凤翰画的是一款上部有“流”和“鋬”，下部有“三足”的器物，“流”是水嘴，而“鋬”是器物上可以用手提的那个把手部分，“三足”起到的是放下之后的鼎力作用，为龙山文化比较典型的代表性器物“陶鬶”式样。高凤翰作为书画大家，其画作虽有艺术夸张的写意之笔，却决不会随手臆造，具有相当显著的时代特征，可作为可信的历史参照物。刘敦愿据此判断这幅画的模品应该出自画家高凤翰对于一件相同器物的记忆，甚至是当场临摹的实物，有可能就是青岛“文管会”展出的那件灰色陶器。如果这个判断准确，证明早在高凤翰生活的清朝初中期，已经有龙山文化器物的流出。我们知道龙山文化的代表性遗址城子崖是由著名考古学家吴金鼎发现并参与发掘的，时间是在1928年前后，高凤翰所见之龙山文化“陶鬶”至少提前了二百年。张维华先生听了刘敦愿的分析感觉有理，赞成这个判断。

　　为了获得更多依据，刘敦愿征得张维华同意，携高凤翰水墨花卉画专程拜访了著名收藏家、书画鉴定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唐先生。巧合的是，王献唐曾在“卢沟桥事变”之前购买过几乎一模一样的画作，经过鉴定乃伪作，被弃之，去向不明。经王献唐先生仔细鉴定，这幅高凤翰画作似亦有疑点，可视作清代中晚期摹本。但是姑且仿品也必有真品所临，画里之“陶鬶”不会臆造，刘敦愿进一步分析，高凤翰题志和诗中提到的“介子城”必有根据，与画中的“陶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初步判断“介子城”可能为一处龙山文化遗址，是否准确则需要实地勘察乃至发掘才能定论。

　　介子城是位于距胶县县城两公里不到的古城村，刘敦愿遂于1960年春夏之交与山大历史系几位同事从济南乘车而往。据胶县志记载，介子城曾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介国所在地，汉代称为介亭。曾经存有清代乾隆时期遗留的残损碑石以及清代筑造的高台，为这里的一处胜迹。在古城村的东南角，刘敦愿发现一处长约百米、高有两三米不等的残垣断壁，墙基留有大小不一的若干洞穴，清晰可见一些绳纹陶片等残物，但是进一步探测并无成型的具有龙山文化特征的物件。刘敦愿认定此处并非高凤翰所记“瓦器如婴罐”的出土位置，而是另有指向。

　　刘敦愿进而得出结论，高凤翰记“余家介子城下”当是一大体位置，城里城外地域广大，应扩充寻找范围。他首先想到的是距离胶县城不远处的高凤翰老家南三里河村，在步行去往南三里河村的行程中，聽到当地农民讲到早些年村边时有铜器、陶器裸露田野，新近已经不多。三里河是一条流经当地东西向的小河，南岸为南三里河村，北岸是北三里河村，蹚过小河，刘敦愿来到北三里河村，低头巡视，陆续发现散落于此的破损陶器碎片，如获至宝，悉数收入囊中，带回住所登记造册，修复还原。在一位老乡那里看到一件较为完整的“石锛”，刘敦愿掏出自己仅有的半盒香烟与之交换。可惜的是在将所得器物置于房东院里晾晒时，房东小孩与家犬玩耍碰落在地，复原标本破损严重，数日付出，功亏一篑。刘敦愿有些沮丧，但他据此次田野调查划定北三里河村外，东西约两百米、南北逾三百米范围内为可探区域，为日后发掘提供可靠的位置信息。

　　胶县野外调查期间，刘敦愿先生风餐露宿，夜以继日，行于田野，不顾身体，健康受损，回到济南不久突患“胃穿孔”，幸亏入院治疗及时转危为安，却落下“十二指肠溃疡”病根，从此不除。初愈，刘敦愿即刻投入对三里河搜集文物的研究，比对日照两城遗址出土文物，足以证明两者较为相近的地域文化特点，与龙山文化甚为相似，甚至部分器物具有更加显著的早于龙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气质。由此可以推断，高凤翰笔下之“陶鬶”定是出土于三里河附近的史前文化器物，很可能还有更多的收获。

　　在得到刘敦愿提供的准确无误的信息之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山东大学历史系于1974年、1975年连续两次对三里河遗址进行发掘。遗址文化堆积可分两层，上层为龙山文化遗存，下层为大汶口文化遗存，遗址可能是商代遗存，后来被破坏。其中大汶口文化房址五处，灰坑三十一个，墓葬六十六座。龙山文化灰坑三十七个，墓葬九十八座。如此丰富的出土文物，为后人提供了知晓山东近海地区史前文化与文明的原始数据。三里河遗址中的大汶口和龙山文化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后者进步的社会状态明晰，当为一个地区的文化中心。三里河遗址距海湾只有十公里左右，地处胶莱平原东南部，自然与地理条件优越，适宜人类居住。三里河遗址出土的生活资料，显现当时人们的农耕生活已经很成熟，不但有粮仓储存剩余的粮食，还饲养家畜，养猪更为普遍，生活比较富足。

　　三里河遗址分别在1996和2006年先后被列为山东省和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刘敦愿先生功莫大焉。

　　（附记：1997年1月15日凌晨，刘敦愿先生在济南逝世，享年七十九岁。吾辈有幸，在读山东大学历史系时得以聆听先生讲授“考古学”，音容笑貌，犹如昨天，所得见识，受用不尽。感谢先生之子刘陶提供原始资料。刘陶感言：“岁月悠悠，人生几何，五十余春秋倏然即逝，慈父见背，墓木已拱。方今，追思先严之往昔，悼念霜露之纪辰，谨以拙文述之而飨读者。此事虽小，微不足道。但在中国考古史上却乃趣谈佳话，倍感意有未惬。”学生同感，拙笔成文，聊抒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