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映林

　　1956年9月30日晚，弥留之际的刘鸿生，对身边的次子刘念智说道：“人生平最担心的有两件事，一是企业倒闭，一是怕子女堕落，在我死后抢家产。现在这两件事都由共产党给我解决了，企业不会倒闭了，子女不会堕落了，我可以安心地离开你们了……”

　　刘鸿生临终所说的“这两件事都由共产党给我解决了”，具体是指这年初，他带领他的全部企业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他对《人民中国》的记者说：“这是我以实际的行动拥护共产党。”

　　一

　　说起刘鸿生，老一辈的上海人没有不知道他的——赫赫有名的“火柴大王”！其实，刘鸿生除了“火柴大王”的桂冠外，还被称为“煤炭大王”（正确的说法应是“煤炭销售大王”）和“企业大王”。

　　刘鸿生本是浙江定海县人，1888年出生于上海。他白手起家，最初从为英商控制的开滦煤矿推销煤炭开始，到做买办，再创办自己的企业，一路拼搏过来，最终成为上海滩的百万富翁，被戴上了三顶桂冠，但他最为人们熟知的是“火柴大王”。

　　他能成为买办，得益于他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受到美国校长卜航济的赏识，决定送他去美国留学，条件是学成回来，留校担任牧师兼任英语老师，学校给予优厚的薪水。他拒绝了要他担任牧师作为留学的条件，遂被开除出圣约翰大学。在他彷徨苦闷之时，经人介绍进入上海英商开平矿务局当了一名小职员。开平矿务局为了推销煤炭，在上海设立推销处，刘鸿生成为煤炭推销员。他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认真负责，勤跑勤销，推销时按质论价，从不弄虚作假欺骗用户，赢得了信任。他不但重视用煤大户，也注意不放弃小用户。各大城市都有专门负责烧开水卖的，上海俗称老虎灶，南京俗称茶炉子，这种老虎灶、茶炉子，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末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才逐渐退出城市居民生活。他们的用煤量当然不能与企业相比，但刘鸿生也紧紧盯住不放。由此，刘鸿生的煤炭销售量始终占据开平矿务局上海推销处的头把交椅。他针对煤炭的不同质量，建议矿务局将煤分成块煤与煤屑几个不同等级，实行不同价格，分级出售，一段时间下来，销量大增。他的这一建议深受用户欢迎，公司获利，他也因此受到公司的器重。就在这期间，开平煤矿与滦州煤矿合并，改称开滦煤矿。

　　刘鸿生不是一个甘心平庸的人，他经销的开滦煤在上海及周边地区有了长期固定的大客户后，销路虽然稳定了，可竞争十分激烈。民国时期的上海是一个市场经济相对成熟的地区，它为所有敢于吃螃蟹敢于冒险的各色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能的空间，不仅仅是洋人冒险家乐园。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刘鸿生十分注意同商家签订合同，并寻机入股投资，还注意网罗销售人才。之后，刘鸿生发现一些小煤号经营的最大困难是资金不足，于是他四处游说，将各地有自己入股的小煤号合组为煤业公司。1928年，他将南京的安丰、镇江的和兴、芜湖的兴仁等煤号合组成大华煤业公司。又将南通的生泰恒煤号、振记煤号合组为生泰恒振记煤业公司。这样，一方面避免了小煤号相互间的恶性竞销，另一方面又使自己得以控制这些煤号。在获得丰厚的利润后，刘鸿生在上海与人合资开设了“三泰”煤号：义泰兴煤号、福泰煤号、元泰煤号，在苏州、无锡、常州等地合伙开设了开滦煤分销机构。至此，刘鸿生的销煤业务已从上海扩展到了长江下游的工商业城市，形成了开滦煤销售网络。据开滦矿务局的统计，1923年自安徽芜湖至上海，几乎整个长江下游的各大城市开滦煤销量激增，每年销售超过一百一十一万吨，占开滦矿务局全部煤炭销售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五。这也让刘鸿生赚了个盆满钵满，在上海滩被称为“百万富翁”。他“煤炭（销售）大王”的称号也因此而来。

　　为了扩大盈利，刘鸿生决心建设自己的码头堆栈。当时的情况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纷纷在上海设立港口码头，黄浦江两岸的中心地段，几乎全被外国商人分割殆盡。经过一番考察，刘鸿生找到合伙人，在黄浦江董家渡建设了两个码头，占地一百七十四亩，后又在周家渡购得二百五十亩土地，建了周家渡码头，之后发展为中华码头公司，成为上海华商中首屈一指的码头堆栈业。由此，刘鸿生在销煤过程中节省了可观的租场地堆放煤炭的费用。

　　除上海外，刘鸿生也在长江下游各埠建立码头堆栈，如南京码头、江阴码头、镇江码头等。长江下游各埠码头的普遍建立，既扩大了煤炭市场，又大大降低了成本，盈利大幅度增长，增强了市场竞争力，而且为他继续创办工业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

　　二

　　中国民族工业中出现最早的主要是轻工业，因为投资少，见效快，风险低，技术要求相对低。刘鸿生创办工业，也是这一思路，他首选的是火柴业。刘鸿生决心先办火柴厂还有一个原因，他了解到火柴生产大部分工序是手工劳动，没什么技术含量，如火柴盒完全依靠手工糊，厂家只需提供原材料，这样可以把糊火柴盒一揽子交给包工头，由他发放给贫苦人家的妇女儿童，其优越性不言而喻。

　　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西方火柴开始进入中国，先是欧洲，之后日本火柴大量输入，老百姓一直把进口的火柴叫做“洋火”，中国市场几乎全为“洋火”垄断。中国人虽然也办有火柴厂，但为数不多，如1879年华侨商人卫省轩在广东佛山县文昌沙开办了巧明火柴厂，这是中国的第一家民族资本火柴厂，但规模很小，全是手工操作。之后陆陆续续出现十几家中国商人办的火柴厂，到1913年，全国也只有七十家民族资本开办的火柴厂。但这些火柴厂由于技术落后、规模不大，始终竞争不过“洋火”，只能勉强维持。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中国的民族资本有了长足发展，但随着一战的结束，“洋火”卷土重来。而这时的刘鸿生经过销售煤炭，早已积累了上百万的资产，这促成他决心要与“洋火”一争高低。

　　1920年初，刘鸿生的华商苏州鸿生火柴厂公司宣告成立。他不惜下血本，以高薪聘请了沪江大学化学系教授、留美的化学博士林天骥。经过反复试验研究，使得鸿生火柴厂的质量有了保证，在国内实现了不输“洋火”并可与之一争高下的目标。然而市场竞争是残酷的，质量上乘是最基本的要求，它还需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与切实可行的营销策略。鸿生火柴受到“洋火”的挤压，在鸿生火柴诞生时，日本火柴就占据了国内进口火柴市场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瑞典火柴也在中国大量倾销。瑞典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是它的火柴工业几乎垄断了全世界的火柴市场，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中叶，中国进口的火柴几乎都是瑞典火柴公司的产品。面对新生的鸿生火柴厂，瑞典火柴公司的战略是吞掉鸿生火柴，在遭到刘鸿生的抵制后，就转而挤压鸿生火柴的市场，不惜跌价竞销，瑞典火柴公司曾经一度把零售价格压低到仅有成本的一半，导致中国众多火柴厂纷纷停产或倒闭。鸿生火柴厂亏损严重，处境困难，危机重重，面对岌岌可危的局面，刘鸿生没有气馁，更不妥协。为此，他先是说服较大的荧昌火柴厂老板，又与另外几家火柴厂联系，大家取得共识，组织江苏省火柴同业联合会，一致推举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实业巨子”南通张謇担任会长。大家达成共识，拟订公卖条例，共同议价，消除内部的一味降价的恶性竞争；同时请求国民政府设立火柴公卖局，公卖局由中国各火柴厂联合组成，政府委派局长负责监护。

　　与此同时，刘鸿生积极寻找合作伙伴，实行火柴同业合并。刘鸿生说，不本着互助合作之精神，组织大规模之公司，实不足以与瑞商相抗衡。在刘鸿生的游说之下，首先是鸿生、荧昌、中华三家火柴公司正式重组，易名为大中华火柴有限公司，刘鸿生兄弟占全部资本的近百分之三十，刘鸿生被推为总经理。之后在刘鸿生的努力下，先后收购了长江中下游各口岸的七家中小火柴厂，成为中国最大的火柴公司。同业合并，企业变强变大，竞争力随之增长，国内又出现抵制洋货的爱国运动，国产火柴市场扩大了，除了东北、西北地区外，其余各地无不有大中华火柴，并且打入了越南市场。刘鸿生用十年时间，取得了巨大成功，牢牢地站到了中国火柴市场的顶端，他因此被人们冠以“火柴大王”的称号。

　　三

　　刘鸿生是一个一心要干大事不断创业的人，几乎是在创办火柴厂的同时，他的创业触角伸向了水泥工业。1920年3月破土动工兴建火柴厂，9月就召开筹建水泥厂第一次发起人大会，一致决定创办华商上海水泥公司。1923年一座现代水泥厂在上海龙华正式投产。

　　重用人才、爱惜人才是刘鸿生成功的重要经验，火柴厂如此，水泥厂更是如此。上海水泥厂在正式开工前，刘鸿生即已物色好了各方面人才，以保证水泥厂的产品能一举在市场上站住脚。但中国缺乏这方面的人才，所以，上海水泥厂最初聘请的皆为外籍工程技术人员：总工程师兼厂长马礼泰、总化验师兼副总工程师韦斯门、机械工程师卜克门、工厂经理技术助理黎鸿汉、机匠领头戴兰璧，他们都是刘鸿生不惜重金请来的。如马礼泰月薪两千元，并为他提供一套花园洋房。马礼泰因病回国后，总工程师由德国人里昂赫脱担任，此人技术水平高，对生产流程进行改造，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刘鸿生根据实际情况将他的月薪提高到两千五百元。但此人自恃有技术，看不起中国工人，动辄拳打脚踢，刘鸿生毫不客气地将他解聘。从此以后，刘鸿生开始注意聘请中国人来企业任职。雄厚的技术支撑保证了上海水泥厂的产品质量，所生产的象牌水泥的拉力和压力均超过国际标准，取得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签发的检验合格证明。从此以后，国产象牌水泥与启新洋灰（旧中国称水泥为洋灰）公司的马牌水泥、日本小野田水泥厂的龙牌水泥并驾齐驱，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产品行销天津、湖北、河南、福建、广东、广西、浙江、江苏、安徽等地，遍及半个中国。虽然如此，但外商技术资本雄厚，中国水泥要与“洋灰”争夺国内市场，力量仍较为单薄。为了能与外商“洋灰”抗衡，也避免国内同行的相互跌价竞争，同火柴业一样，唯有联合起来做大做强才具有抵抗风险的競争力量。

　　上海水泥厂投产后，毫无疑问，必定产生行业竞争，国内同行竞争，自伤不说，还让“洋灰”渔翁得利。在刘鸿生的说服下，上海水泥厂与中国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实现了三家联合营业协定。三家联营后，对协调产销、稳定水泥市场发挥了很大作用。联合起来后，三家企业开足马力生产，产量占据了全国水泥产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实现了产销两旺，而日商小野田水泥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不断萎缩。到1931年，刘鸿生的上海水泥厂年纯利高达四十八万三千元，居全国同行业之首。

　　这是刘鸿生的远见卓识，也是在市场拼搏中的成功经验。刘鸿生所办企业几乎没有经历失败的痛苦，这与他重视联合以避免自杀式的跌价销售的恶性竞争的办企业思路有很大关系。

　　有了资本积累，刘鸿生大举进军其他实业，先后不断拓展投资领域，兴办了一系列企业，除最早的煤炭码头货栈、火柴、水泥行业外，还有煤矿、煤球（上海开埠后居民的主要燃料是煤球）、搪瓷、毛纺织等，同时进军银行、保险业等领域。为了有效管理这些实业，刘鸿生专门成立了中国企业经营股份有限公司，将刘氏企业除营业、制造以外，其余各企业的组织与管理权，全者集中于企业经营公司；同时建立一个刘鸿生记账房，负责各企业之间的调配，成为各企业财务收支中心。刘鸿生此举影响深远，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国企改革，一些企业集团专设财务公司或集团财务中心集中管理财务，就是受其启发。

　　刘鸿生不断创业的进取精神，反映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发展的原始动力，这种精神通俗地讲就是企业精神，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兴盛前进的原动力。

　　刘鸿生拥有了巨额财富，他斥资在上海四川中路建造了一幢八层楼的办公大楼，将自己各行业的资产全部迁入。一层是中国企业银行，二、三层是开滦煤炭销售处和他本人的办公室，四层是水泥公司、码头公司、华东煤矿公司，五层是大中华火柴公司，六层是章华毛纺织公司、刘鸿生企业记账房与刘鸿生其他中小企业，七层是保险公司、律师事务所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鸿生受到周恩来邀请从香港回到上海。不久，数十家刘氏企业告别了私营，走上了公私合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