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兆忠

　　天资出众、才华横溢的文人作家步入老年，由于心性、学养的差异，通常分出两种：一种绚烂之极归平淡，铅华洗尽，由博返约，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另一种锦上添花不餍足，老夫犹发少年狂，任情恣意，忘乎所以。

　　以上感想得之于王蒙的“非虚构小说”《女神》。2016年，王蒙在《人民文学》推出这篇小说时，年八十有二，意气风发，气势如虹。

　　已故多年的前辈文化人，孤迥不群、鲜为人知的才女陈布文（1920—1985），是“女神”的人物原型。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自名为“非虚构”的小说，却采取魔幻兼意识流的手法。小说一上来，时空翻转，玄机暗藏：1996年夏秋之交，“我”出访欧洲，在风景优美的瑞士日内瓦湖边，邂逅一位似曾相识的东方淑女，引出三十九年前的往事——1957年夏，一封神奇的来信，一通清脆爽朗的电话……

　　日内瓦成为叙事的起点，是基于这样的想象：周恩来曾在那里开过会，他是陈布文的儿子张郎郎的救命恩人，陈布文又做过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弥留之际，陈布文对家人说：“我的一生过得很好。我没有不好。只是想去一趟日内瓦，看看周恩来当年开会的地方。”这暗示：陈布文去世后，灵魂飞向日内瓦，转世再生，遂有十年后“我”与女神在异域的“神遇”。

　　细读文本也可发现，小说中关于陈布文的叙述，除了她的三两篇作品，三两封书信，再加张郎郎《大雅宝旧事》中的现成素材，其余都是出自作者的想象。而且，這种想象与事实有很大出入。比如，第十二节写陈布文照顾完孩子入睡，自己尚不能入睡时，就会背诵郭沫若的《女神》“姊妹们，新造的葡萄酒浆/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为容受你们的新热、新光/我要去创造个新的太阳”，而现实中的陈布文，并不喜欢郭沫若的作品，她喜欢并经常吟诵、手不释卷的是鲁迅的作品。比如，同节写陈布文苦中求乐的“快乐哲学”，挥毫书写“我快乐”“其乐无穷”“我快乐”“我是快乐的”“当然，我非常快乐”“快乐无它”的条幅、横幅和斗方，现实中，陈布文从不书写这种内容，她喜欢书写的是鲁迅的诗句，如“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古人的诗词格言，如“无欲则刚，有容乃大”“一片冰心在玉壶”之类。又比如，第十三节写陈布文1952年主动退职的“英明”，而事实却是：1950年至1954年陈布文先后在北京市男五中、女四中任语文教师，业绩卓著。1954年积劳成疾，病卧数月，因未去女四中领薪水，加上递交的中医病假不合规定，校方作“主动离职”处理，申诉无效，从此变成“家庭主妇”；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陈布文仍在为此事向有关部门申诉，未果。（参见《春天的来客——陈布文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版）

　　还有陈布文之死。也许是为突出“让我自由自在地凋谢吧”（一位著名评论家对《女神》的赞语）这一浪漫的“临终美学”，作者不惜笔墨，描写她于逝世前一个月，在一个大雪纷飞的下午，独自一人登临景山，饱览美景后向人世告别，写她“身轻如燕，步健如飞”，“飞快地爬上每一个亭子”，“没太费力到达了景山的奇峰”，“看得五体投地，想好好地哭一场”。然而，现实中的陈布文，此时已卧床数月，奄奄一息。她的平静辞世，并非出于对“自由自在地凋谢”的向往，而是另有令人叹惜的原因。

　　以上的种种错位，尽管令人尴尬，仍可找到相应的辩辞。相比之下，以下的一幕则令人无言以对：小说第八节写陈布文对京剧的迷恋及因此产生的心理纠葛，引述她的大段日记：“我很满意，我生活在溪河河畔，我逃亡到太湖湿地近边，我找到了革命家艺术家设计家丈夫，我去到革命圣地延安，我去到东北解放区，张家口、哈尔滨、沈阳。天翻地覆的血战中我没有旁观，我来到北京革命的领导核心机关，我写作，我机要，我更能年纪轻轻的〔地〕回到自家，快快乐乐地回到平凡。人之一生，谁能这样完整俱全？什么时候都是我行我素，实现着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心愿！”

　　诧异于这段日记与陈布文一贯的文风明显相左，笔者只好向张郎郎求证。张郎郎的回复很肯定：这不是母亲的文字。我无言，继而感到几分悚然，假如连她的日记都可虚构，是可虚构，孰不可虚构？如果这样，“非虚构小说”还有什么艺术规范可言？

　　小说中有一处硬伤，同样令人费解：第五节中，有一封未署年份的家书，是陈布文1956年5月10日写给侄子陈宗烈的，竟被误读为1985年——“感谢你的儿子给我提供了这封一九八五年信的照片”，“这是一封在二○一六年只能算作是三十一年前的信”。这个误读很致命，使接下来对陈布文书风变化洋洋洒洒的议论变得牛头不对马嘴。信不长，原文抄录如下——

　　烈烈：

　　我无法把要说的话全写在纸上。

　　我希望你能感到我与我全家对你始终如一的亲切的关怀。

　　去年冬与今年春，我曾一再打听轰轰的地址，我想能给远离故乡的少年人一点帮助，哪怕只是精神上的也好，但是未蒙答复。

　　无论如何要健康地活着，努力学习，不要被回忆所窒息。

　　作〔做〕一个真正刚强的人，是不容易得很，但也是可能的。你年纪青〔轻〕，希望你能像春天一样——她从不把泥泞苦寒的过去（冬）留在自己美丽的土地上，而却使处处开遍了鲜花。

　　匆匆，语不从心。祝

　　健康，进步！

　　布文? 五月十日

　　数百字的家书，隐含难以言说的痛楚与深沉的抚慰，字里行间蕴藏丰富的信息。关于这封信，年届九十的陈宗烈先生这样回答我的咨询：“这信是我姑姑于1956年初夏写的，当时我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那时，我的思想很纠结，想不通，姑姑陈布文对我的遭遇十分关注，信中每字每句，都是深切的关怀、教诲与鼓舞。当年六月，我毕业了，种种原因，使我决意远赴西藏。”

　　依王蒙的学识、阅历和艺术感觉，稍加留心，不难读出此信的写作年份；退而言之，即使读不出具体年份，也不至于轻断为1985年。因为，1956年与1985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语境。疑惑之中，笔者开始怀疑王蒙是否读了信，然而王蒙确实读了这封信，否则，不会有评点——“你的习惯是状语后边应该用‘地的地方仍然用‘的，而‘年轻，你的习惯是写为‘年青”。思忖再三，方始开窍：王蒙其实并不在意信的内容，他更在意的是信的形式——陈布文精妙绝伦的书法。

　　由此，让人联想到1957年夏陈布文致王蒙的信。在此之前他们素不相识。陈布文写此信，是因为在报上读到王蒙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修改座谈会上的发言，失望之余，信笔挥就。这封不同寻常的“读者来信”给王蒙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正是这种深刻的印象，成為六十年后王蒙创作《女神》的原始动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原信不知去向，据王蒙回忆，内容如下：

　　王蒙同志：

　　从报上看到你的发言记录，我很失望。你本来应该把话讲清讲透的，而现在你的发言是多么平和，多么客观，又是多么令人不愉快地老练啊。

　　然而，在《女神》中，王蒙对此信的内容未作任何回应，却用将近两页的篇幅，对信的书写形式——陈布文的书法发出热烈的赞美，并表示：“我得到了这样一封信，有这样的书写润泽我指点我抚摸我与敲击我，写了什么已经是不重要的了。形式会不会有时超过了内容呢？因为它是有意味的形式。”这表明：事过境迁，风雨沧桑，经多年“快乐写作”的操演，王蒙已养成搁置“内容”、把玩“形式”的思维习惯。

　　不难看出，《女神》对陈布文异乎寻常的赞美，带有“一厢情愿”的主观意念，因而显得夸张、轻飘。在第十七节，作者信誓旦旦表白：“写布文老师，这是我五十九年前的一个约定，这个立项已经太久太久。”然而，从1957年夏收到陈布文的信，到1985年冬陈布文去世，中间王蒙与陈布文同住一城市，很有机会接近心仪的女神，然而王蒙并没有这样做。而在王蒙的自传《大块文章》里，除了1957年那封信、那通电话的记载，再也找不到任何有关陈布文的信息。这也证明，陈布文的信虽给王蒙留下深刻印象，却没有使他们成为“神交”。事实上，直到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结识张郎郎，读到他的《大雅宝胡同》，王蒙对陈布文并无多少了解。设若追究：耄耋之年的王蒙写《女神》，究竟是出于“不得不写”的精神宿命，还是仅仅为满足个人的“创作欲”？王蒙的《女神》后记，其实给出了答案：“难写，因为知之太少，必须写，因为刻骨铭心，还因为我深感她的与众不同，超凡脱俗。写这样的小说是对我自身的严重挑战。小说里还有一个人物就是俺个人，就叫王蒙，哪里还能找得着这样的高龄少年的书写来情绪？”（见《怀念与夙愿》，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版）

　　显然，正是这种“高龄少年”的书写冲动与良好的自我感觉，使王蒙率尔操觚，在“知之太少”的情况下，任凭自己的想象，将陈布文演绎成一个超级“女神”。她十全十美，无所不能：她以非党员的身份成为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她能把陕北民歌与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唱得一样好；她喜欢做琐碎的家务，缝衣服，洗尿布，擦玻璃，就像她喜欢曹雪芹、鲁迅、莎士比亚、莱蒙托夫的作品一样……

　　在《女神》后记中，王蒙开篇抒发宝刀不老之情：“写起小说来兴致勃勃，忆起往事来心潮涌涌，追起老底来有还下陈年老账的解脱和安慰，抒起情来好像年轻了六十岁，较真起来像查账本，幻想起来像梦像神仙，终于写了念念不忘的陈姐……”然后这样自我夸赞：“这样的小说的要劲是在于非虚构得在在动心，虚构得明白真挚，牵挂得难舍难分，思忖得不露痕迹，没有小说的篡劲编劲，更没有纪实的报章气。唯愿结实得天马行空，自由得老老实实，轻盈得泰山磐石，板上钉钉，肋上插刀。”在这种自我催眠的状态下进行所谓“非虚构小说”的创作，陈布文被理想化、传奇化、神幻化，都是可以理解的。

　　已故批评家陈超这样评价王蒙：“稀有的智者，善感而不多愁。能策驭五花八门的语型，能收编彼此纠葛的理念。他最好的小说像是经验与语言开了锅，有一种生命活力，有一种闹哄，有一种饱满四溢。但他的锅里能被‘允许盛什么，他心里有数。他是那一代作家中唯一的能胜任‘快乐写作的人。”持论可谓精当，与1957年夏陈布文致王蒙的信中的表达，形成微妙的呼应。由此反观《女神》，益觉“果然如此”。

　　可见，《女神》对“非虚构小说”艺术规范的轻易突破，对前辈文化人、才女陈布文的恣意颂扬，不过是自我规范下高龄少年书写冲动的一次大释放。

　　（《书屋》2023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