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和畅

　　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步本土化，其影响力也在传播与变革中不断扩大。在北宋初期，宋太祖便下令对佛教采取了保护措施，同时派遣使者西行求佛法；而后宋太宗为教化百姓、巩固自身统治，积极推动儒、释、道三教并重，兴建了太平兴国寺。此时佛教的兴盛不仅得益于有益的政策，也有着物质条件的支持。宋仁宗时，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使得各种佛教典籍得以广泛流传，这是佛教繁荣的物质基础。因此，佛教文化和思想在北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也与中国本土儒家思想文化产生了更好的交融，出现了儒学化的特征。

　　苏轼的家乡眉山地处乐山大佛与佛教名山之一的峨眉山附近，其外祖父、父母等亲人都信奉佛教，他也就自幼生活在一个佛教文化氛围十分浓厚的环境当中。据苏轼本人所言，“轼家藏十六罗汉像，每设茶供，则化为白乳，或凝为雪花、桃李、芍药，仅可指名”，从外祖父开始，家中每年都会设下仔细郑重的供奉。苏轼也屡屡提及母亲在怀他时曾“梦一僧来托宿，记其颀然而眇一目”，自己在八九岁时也“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足见苏轼与佛教的渊源之深。

　　苏轼自幼喜爱佛经，对《楞严经》尤为爱不释手，在写作时更是频频援引佛经中的典故作为佐证。在其文学作品中，也出现了佛印和尚、道潜禅师这样的友人。当他因“乌台诗案”一事被贬黄州，暂居在定惠院时，与僧人同吃同游，“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门看修竹”，自然也与当地的僧人结为朋友。苏轼与佛门友人共游于佛教圣地，一同寻访名僧、探讨佛门义理，互相打趣的同时也常为彼此打抱不平。在苏轼的坎坷人生中，禅师们超尘脱俗的心境给他的人生观和对待生活的态度以直接的影响，使他对佛教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因“乌台诗案”被贬一事，于苏轼而言，无疑是一个惊心动魄、死里逃生的经历，这让他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也让他在这时为寻求内心宁静而转向了宗教。“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于是他开始钻研佛教。正因如此，他日后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佛教思想的气息。在黄州，他将感悟写在了诗词之中：“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人生的遭遇既为偶然，若能以顺势、自然的态度去对待，处世之时也许可以少些烦恼，可见苏轼深受佛教思想影响的人生哲学。

　　拥有这种洒脱自由的心境后，苏轼在黄州这个荒凉之地也过得十分充实。林语堂先生赞叹道，“苏东坡这位天纵大才，所给予这个世界者多，而所取自这个世界者少，他不管身在何处，总是把稍纵即逝的诗的感受，赋予不朽的艺术形式，而使之长留人间”。元丰五年（1082）七月十六的那个仲夏夜，苏轼与同乡道人杨世昌同去湖北黄冈的赤鼻矶游赏，写下了《赤壁赋》这一千古名篇。苏轼笔下的这篇《赤壁赋》不仅描绘了与友人同游的情形、阐述了自己对人生在世的思考，更暗含着自己豁达心境背后的佛教思想。

　　来到黄州后，苏轼有了更多时间来做一个“闲人”，远离朝堂、远离京城的他也就远离了世人为功名利禄而相争的旋涡。因官场失意而受挫的苏轼，与历朝历代许多郁郁不得志的士大夫一样，开始寄情于山水之间，试图在自然中寻求高明而玄妙的哲理。游历山水之后，苏轼对禅意有了更为深入的参悟。

　　佛法要求不依恋所有相，以无念为宗，身心皆空，“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谓“相”，即是想法和观念；所谓“空”，是指一种心无一物、知无常而不执着于万物的大智慧。对此时的苏轼而言，世俗名利的纷争使他遭人诬陷，也就是功利这一“相”使他陷入痛苦和挣扎。倘若能够忘却尘世无穷无尽的纷扰和争斗、拥有清净解脱的心境，生活将是一种多么无拘无束的状态。因此，他幻想着“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尘世的生活充满欲望，贪求欲望就会带来纷争，纷争让人难得安宁，正如佛门所说的痛苦来自欲望。

　　人生如磨，被名利等贪欲而役使无疑是一大悲剧。因此修习佛法之人需要克制自己，忘却荣辱穷达的负累，通过“戒、定、慧”达到超脱，以此获得内心的清净。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轼有着躲避世俗生活的完全的出世思想，更多的是指他希望自己能够远离功名利禄之争进而达到清净超脱的佛教境界，即使这样潇洒自如的境界在现实中难以真正拥有。禅宗对待生命的态度使他明白，自身若能不为世俗所累，便常常能够免却许多烦恼与痛苦。面对秋江月色，只有“空”、只有破除功利之“相”，才能将自然美景与内心世界相连通，从而融入纯洁透明的幻想世界中，脱离对世俗欲望的无尽追求，从肉体到精神层面做到“遗世独立”，这也正是苏轼所追求的破除功利之“相”的思想境界。

　　佛家亦有言：“诸行无常。”这里的“行”指的是一切有为之法，指的是一切因缘而生的事物，包括有形的色法和无形的心法等。“诸行无常”体现了有生就有灭的哲理：任何事物都没有一刹那的恒常不变，这一刹那蕴含着生灭的变化，万物都恒变而无常态。对于身处逆境的苏轼而言，也只有认识到诸行无常这一深刻的哲理，放下身外的有形和无形的重担，以平常心、自在心看待变化，注重内心的平静和解脱，才更能达到佛教中所说的“了生死，灭苦悲”的终极目标和超然物外的灑脱境界。

　　“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质朴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一书中这样写道。苏轼了悟的哲理不仅仅是单纯的佛教思想，更是与儒家、道家等思想文化相融合而呈现出的有着他自己的特点的思想境界。因此苏轼虽然有着出世的向往，但仍然积极入世、有着世代士大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虽然寻求超脱世间万物的境界，也能融入市井生活、与民同乐。苏轼独特的佛教思想造就了他豁达乐观的心境，而正是这种心境成就了这位千古难寻的乐天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