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地区交流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公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就和非洲、阿拉伯地区开始相互间接接触,彼此了解,交换各自的特产与珍品。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中国的丝绸等远销阿拉伯地区和地中海南岸的非洲大陆。唐朝时,中国与非洲、阿拉伯地区直接交往,扩大并加深了相互认识。元朝与非洲、阿拉伯地区的直接交往更加频繁。及至明朝,郑和下西洋的舟师到达今天的中东阿拉伯地区的阿曼、也门、沙特及东非阿拉伯地区的索马里和肯尼亚等地。
不过,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郑和的船队抵达非洲和阿拉伯地区之前,有一名西非阿拉伯人不仅历经艰辛成功踏上中国大地,而且还将他约半年的中国游历记录在其游记之中。这个人便是著名的摩洛哥柏柏尔人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他以印度德里苏丹使节的身份沿海上“丝绸之路”到达中国,先后游历刺桐(泉州)、穗城(广州)、汗沙(杭州)等地,留下美好印象。他对元代中国南方社会的繁荣、进步和稳定非常赞赏。虽然白图泰声称他还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去了元大都(北京),但是多数学者认为他有关于中国北方特别是大都的叙说都是道听途说。
白图泰去中国游历完全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历史性机遇。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元朝遣使至德里与印度通好。德里苏丹命令正在游历其国的白图泰率团随同元朝使团回访中国。元朝使团一行从印度西南海岸古里(科泽科德)登船,启航后不久便遭遇风暴。元朝使臣逃生后至印度南部西岸俱蓝(马拉巴尔)搭商舶归国。白图泰因未及登船而幸免于难,但失去随员和礼品,无法回苏丹处复命,遂游历马尔代夫等地,后从朋加剌(孟加拉)乘船经过马六甲海峡至苏木都剌(苏门答腊)、爪哇,北上航海至元朝南方主要港口泉州——“离开塔瓦利西的地区,正值风顺,一路航速加快,一切顺利,航行十七日便到达中国”。他在泉州很幸运地遇见从海难中死里逃生的元朝使臣。元朝使臣协助他通过地方官向朝廷奏报。他在候旨期间南下游历广州。回到泉州后,奉旨北上。到达杭州后不久便折回泉州,乘船西还。
作为一名西非人,白图泰对从未去过的东方异域大国中国的一切都深感新奇与惊讶。他不仅交口称赞“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各种水果、五谷、黄金、白银,皆是世界各地无法与之比拟的”,而且还直呼中国有着“世界上房舍最美好的地区。全境无一寸荒地”,“沿河两岸皆是花园、村落和田禾”。这固然有初来乍到的惊喜连连、别样的自然风貌、不同的文化冲击和以偏概全之味,但是确实也客观上反映了元代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一片繁华的景象。
十三至十四世纪,经过元朝的西征和南伐,亚欧大陆被联结成一个整体,海上、陆路“丝绸之路”全面拓通。泉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在元代海外贸易中当之无愧地占据首要地位。在白图泰的眼中,泉州港是这样的:“我们渡海到达的第一座城市是刺桐城,中国其他城市和印度地区都没有油橄榄,但该城的名称却是刺桐。这是一巨大城市,此地织造的锦缎和绸缎,也以刺桐命名。该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内停有大艟克约百艘,小船多得无数。这个港口是一个伸入陆地的巨大港湾,以至与大江会合。该城花园很多,房舍位于花园中央。”
繁华昌盛的杭州是白图泰眼中“在中国地域所见到的最大城市”。他在游记中说:该城“每人有自己的花园,有自己的住宅”,“港湾内船艇相接,帆樯蔽天。彩色风帆与绸伞,相映生辉。雕舫画艇,十分精致”。在杭州时,他还看到令其顿时“大惊失色,心跳不止”的“爬神仙索登天”(杂技)和将人“大卸八块”后再让人“复活”的神奇戏法(魔术)。
人口大国必须有发达的农业支撑国家发展。白图泰高度评价当时元朝发达的农业:“我国出产的水果,中国不但应有尽有,而且还更加香甜。小麦在中国也很多,是我所见到的最好品种。黄扁豆、豌豆亦皆如此。”他还提到中国的鸡很肥大,以至于一只母鸡“烹煮时一锅竟盛不下,只得分两锅煮”。
元朝南方手工业发达。白图泰对当时中国的手工业表示非常钦佩。在杭州期间,他看到有很多制造场,规模很大,每一名师傅都带有三四名徒工。他發现中国的金银器皿、竹器、漆器制作极为精巧,而丝绸和瓷器更堪称一绝。他在游记中说:“至于中国瓷器,则只在刺桐和穗城制造。系取用当地山中的泥土,像烧制木炭一样燃火烧制。其法是加上一种石块,加火烧制三日,以后泼上冷水,全部化为碎土,再使其发酵,上者发酵一整月,但亦不可超过一月;次者发酵十天。瓷器价格在中国,如陶器在我国一样或更为价廉。这种瓷器运销印度等地区,直至我国马格里布。这是瓷器种类中最美好的。”
中国的丝绸极多,价钱不贵,“一件布衣可换绸衣多件”。白图泰看到驰名中外的泉州缎。他在游记中说:“此地织造的锦缎和绸缎,也以刺桐命名。”“中国国王送给苏丹花锻五百匹,其中百匹系在刺桐织造,百匹系在汗沙织造。”泉州缎被元朝皇帝作为馈赠外国元首的高级礼品。
南方“丝绸之路”需要发达的造船业。当时泉州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造船业水平之高令白图泰非常着迷。他说中国的船分三类——大的称艟克,中者为艚,小者为舸舸姆。他说泉州和广州制造的大船,“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帆系用藤篾编织,其状如席”,大船上有水手六百名,战士四百名。“船上造有甲板四层,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官舱的住室附有厕所,并有门锁”,而且还能“在木槽内种植蔬菜、鲜姜”,以供应远路航海者所需的维生素等营养物质。
元朝比较提倡商业,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为了适应广泛的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纸币流通制度。白图泰记录了当时中国货币的流通与调换。他在游记中说:“中国人交易时,不使用金银硬币。他们把得到的硬币,如上所述铸成锭块。他们交易时却使用一种纸币,每纸大如手掌,盖有苏丹(皇帝)的印玺。如该项纸币旧烂,持币人可去像我国的造币局一样的机构,免费调换新纸币……如有人携带金银硬币去市上买东西,则无人接受。”
元代的商业发展与商品流通、规模空前的统一局面、对外关系的开拓,以及畅达四方的水陆交通,为中外商旅提供了“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的优越环境,因此旅店业发达和治安措施到位。白图泰在游记中说:“对商旅说来,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因他们的安排是每一投宿处都设有旅店,有官吏率一批骑步兵驻扎。傍晚或天黑后,官吏率录事来旅店,登记旅客姓名,加盖印章后店门关闭,翌日天明后官吏率录事来旅店,逐一点名查对,并缮具详细报告,派人送往下站,当由下站官吏开具单据证明全体人员到达。如不照此办理,则应对旅客的安全负责。中国各旅站皆如此办理,自穗城至汗八里各旅站亦皆如此。此种旅店内供应旅行者所需的干粮,特别是鸡和米饭。至于绵羊,他们这里较少。”
广州有条不紊的城市管理令白图泰眼前一亮。他在游记中说:“穗城是一大城市,街市美观,最大的街市是瓷器市,由此运往中国各地和印度、也门。城中央有一座九门大庙,每一门内设有圆柱和台凳,供居住者坐息。第二与第三门之间有一地方,内有房屋多间,供盲人、残废〔疾〕者居住,并享受庙内供应的生活费和衣服。其他各门之间亦有类似的设备。庙内设有看病的医院和做饭的厨房,其中医生、仆役很多。据说,凡无力谋生的老人皆可向庙里申请生活费和衣物。一无所有的孤儿寡妇亦可申请。该庙是由一位君王修建的,并将该城及其附近的村庄的税收,拨充该庙的香火资金。这位君王的肖像画在庙里,供人参拜。城里的一个地区是穆斯林居住区,内有清真大寺和道堂,并设有法官和谢赫。”
元朝对穆斯林外宾使团和商人宾至如归地热情接待让白图泰赞不绝口。他在游记中说:“穆斯林商人来到中国任何城市,可自愿地寄宿在定居的某一穆斯林商人家里或旅馆里。如愿意寄宿在商人家里,那商人先统计一下他的财物,代为保管。对来客的生活花费妥为安排。来客走时,商人如数送还其财物,如有遗失,由商人赔偿。如愿意住旅馆,将财物交店主保管,旅店代客人购买所需货物,以后算账。如来客想任意挥霍,那是无路可走的。他們说:‘我们不愿意在穆斯林地区听到他们在我们这里挥霍掉了钱财。”
作为西非穆斯林,白图泰还对当时中国的穆斯林生活做了详细考察。他发现中国各城市都有专供穆斯林居住的地区,区内有供举行聚礼用的清真大寺,“中国每一城市都设有谢赫伊斯兰,总管穆斯林的事务”。他在杭州看到穆斯林们“住此城内,城市美丽,市街布局如穆斯林地区的一样。内有清真寺和宣礼员,进城时正当为晌礼宣礼时,声闻远近”。元朝在杭州的最高行政长官于其府内治席宴请白图泰,“为此请来了穆斯林厨师,按伊斯兰教法宰牲”,还让人用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演唱助兴。他还看到商人们在刺桐城外道堂向清净寺摄思廉(最高教长)进献。清净寺是阿拉伯穆斯林在中国创建的清真寺,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伊斯兰教寺。
此外,白图泰还见闻了元朝南方中国人以煤为燃料,搜捕通缉犯时悬挂犯人的画像,以及泉州市舶司对海舶出海与回港的检验制度等。
在白图泰返回故乡后的1356年,摩洛哥苏丹命其秘书伊本·朱赞将他的旅行见闻用阿拉伯文记录成书,这便是举世闻名的《伊本·白图泰游记》。这部巨著被誉为世界中世纪史上最有名的游记之一。后被陆续译为几十种文字。它是研究十四世纪欧亚大陆历史、地理、经济、社会、文化、政治和中国与非洲、中国与阿拉伯地区关系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它对当时中国的描述准确、翔实,对加深中阿、中非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增进中非、中阿人民之间的友谊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而言之,白图泰的奇幻中国之行见证、沟通、促进了中国与非洲、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友好交往。《伊本·白图泰游记》中记载的中国见闻部分,不仅为研究元代中国的伊斯兰教史、中外关系史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为研究当时的地理、社会、民俗、生活、农业、手工业、行政、法律、治安、造船与管理、旅馆业、保安业等提供了重要参考,更把中国展示给了当时的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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