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女性一直在为提高自身地位而努力奋斗。1912年9月，荣膺总统府“二等嘉禾勋章”、被孙中山誉为“创立民国的巾帼英雄”的唐群英等面询大总统，要求国民党党纲列入“男女平等”条款却终告失败，忧愤难忍失声痛哭。女性地位改变的曙光初现于二十年之后。1931年正式颁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典》规定：“保障中国女性在公民权与产权方面的平等，此外亦享有绝对平等的政治权。”而《中华民国民法典》起草委员会的五位成员之一，就是号称“民国第一女杀手”、开创民国司法史上多项第一的郑毓秀。她是民国第一位法学女博士、第一位女律师、第一位审判厅女厅长（法院院长）、第一位参与起草编纂《民法典》的女性。这位令人称奇的风云人物，却又知法犯法贪污受贿，以致谤议沸腾引发弹劾……传奇之外有传奇，多面人生系于一身，人性之复杂也从此可见一斑。
一
郑毓秀（1891—1959），广东新安（今深圳宝安区）人。祖父郑姚从贫苦木工打拼成为香港早期地产商，积累了巨额财富。父亲郑秉义在清政府户部为官。郑家祖宅富丽堂皇，所修绮云书室是深圳历史上规模最宏大的私人书屋。优渥的家境为郑毓秀日后成材提供了物质条件。
郑毓秀性格叛逆，从小就有很强的抗争意识。五六岁时就抗拒母命誓不缠足；十四岁时，因厌恶对方纨绔子弟不学无术，就自行修书悔婚，坚决不从郑氏家族与两广总督之子的既定婚约。用她《不寻常的玫瑰枝——郑毓秀自述》（中国法制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的话来说：“我只是一直以来坚持做我自己。”
“旅日入同盟会，返京入刺杀团”，郑毓秀的“坚持做我自己”非比寻常。1907年赴日留学期间，郑毓秀很快接受革命思想，并由廖仲恺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暗杀是同盟会当年重要的革命手段，崇尚自由且富有冒险精神的郑毓秀，毅然加入“敢死队”。凭借其机智勇敢、家族能量和外国友人的掩护帮助，郑毓秀负责从天津偷运弹药到北京，屡次化险为夷，因此别号“炸弹女郎”。武昌首义后，为了迫使清室主动退位，促成南北统一，1912年1月15日，郑毓秀与其他十几名革命同志集会秘议刺杀袁世凯，行动以失败告终。不久，郑毓秀再次参加对宗社党领袖良弼的暗杀行动。1月26日，良弼命丧炸弹，随即清帝逊位。至此，这位“民国第一女杀手”在国内已无藏身之处，只得逃亡海外。
对关注时局、果敢聪明的郑毓秀而言，处处皆舞台，时时创精彩。她1914年赴法，去国十年，除了获得博士学位，在抗议巴黎和会中的出众表现令她声誉更隆。1919年6月27日，部分旅法学生与侨民包围中国谈判代表团驻地，反对签署承认日本在山东利益的条约，身为学生领袖的郑毓秀机智地以“藏在外套袖子里”的玫瑰枝冒充手枪，成功阻止以陆徵祥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在和约上签字，这一义举令她名扬海内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身为驻美大使夫人时，郑毓秀出版其个人自传《我的革命岁月》，其中对此就有专章详述：“我把那支玫瑰枪保留起来，一起带回中国……他们（日军）可能想不到这把玫瑰枝和他们夺去山东的企图有何关联。事实上，就是这件小东西，延宕了日本的野心好几年。”胡晓进先生在《自传之外的郑毓秀》一文中认为：“玫瑰枪事件是郑毓秀精彩人生中最引以为傲的亮点，她十分乐意向别人讲述这段经历。”
1915年郑毓秀正式就读于法国巴黎大学（索邦大学）法学院。1917年获得法学硕士，1924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法学女博士。次年学成归国，郑毓秀被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聘为校长。出于保障人权、维护女权、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考虑，1926年她与博士同学魏道明决定在上海法租界开办“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因1912年9月颁布的《律师暂行章程》规定律师一职的从业性别须是“中华民国人民满二十岁以上之男子”，郑毓秀只好利用其法国律师资格，遂成中华民国第一位女律师。当时报纸盛赞她是“中国第一个而且也是唯一之女律师”，“故不唯是中国妇女界之新纪元，而亦为法租界之新纪元”。
郑毓秀执业后代理的第一个案件是昆仑酿酒公司白兰地商标纠纷案。时论“法租界恶势力犹存时，讼案胜败，多操在外人之手”，“郑雄言胜辩卒告胜诉”，“由此律务臻臻（蒸蒸）日上，兴隆无替焉”。其间她还为国民党提供大量情报，掩护被军阀拘捕的革命党人。郑毓秀利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和人际关系，积极参与一些重大的社会事务活动，逐渐成为当年上海滩声名显赫的大律师。
1927年8月，郑毓秀与小她十岁的魏道明结为夫妻，成为民国司法史上的“博士伉俪”。
郑毓秀非常关注女性权益。在魏郑联合律师事务所开业宴会上她曾慷慨陈词：
国人对于女子在法律上之地位，向来漠视，一国之女子，苟能振作有为，即足证明其国家人人克尽厥职，百废俱举也……不仅是克尽女性公民对法律救国事业所应承担的职责，同时也是与男同胞一起谋增高女子在法律上之地位所做的一种努力。
她专注于代理妇女诉讼，争取女性权利，从事女权运动。比如当时名噪一时的梅、孟离婚案，郑毓秀作为孟小冬的代理人出面调解双方，案子最终以梅兰芳支付孟小冬四万元告终。
1927年3月，郑毓秀被任命为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成为中国第一位地方法院女院长。而她答应出任的“原因很单纯，只是因为想接受挑战以便证明女性的能力而已”。同年11月，她辞职改任上海法政学院院长，直至1937年8月，任期将近八年（其中1933年10月—1935年10月由于被弹劾贪污舞弊而辞职赴欧，回国后继续担任校长），并继续从事律师职务。
郑毓秀不仅注重培养法律人才，而且著书立说，先后撰写了《国际联盟概况》《中国比较宪法论》等有影响的法学著作，为中国司法研究贡献己力。1928年11月，国民政府立法院成立，郑毓秀任第一届立法委员，是五十一名委员中仅有的两名女性之一。她同时兼任法制委員会和外交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江苏政治委员会委员、江苏地方检察厅厅长和上海临时法院院长。次年1月，郑毓秀重新加入上海律师公会。她被指定为《中华民国民法典》编纂委员会委员，拟订《民法》草案，促成了男女在公民权、产权和政治权的绝对平等。郑毓秀作为唯一的女性成员参与起草编纂的这部《民法》，在中国司法史和妇女发展史均具划时代意义。
公职以外，郑毓秀一向关注女子教育问题，希望女性可以接受教育而获得独立，她也身体力行实践这一目标。1921年回国期间，她受邀赴渝讲演，宣扬两性自由平等理想，强调“女学生应该维护年轻时候受适当教育的权利”，受她感召有十四名女生潜出校门，执意请求郑毓秀带她们去往法国学习，赴欧人数由先前商定的六名骤增至二十名。豪放爽直、不畏艰难的郑毓秀毅然决定“我带着所有的女孩前往法国”。
郑毓秀一直强调女性权利和责任并重。1947年她在《行宪中妇女运动者的责任》一文中阐述宪政推行中妇女之责任：“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不经过相当的斗争而后获致立宪政治。世界上也没有一国妇女，不偿付重大代价而后取得参政权利。从人治到法治，不易；从被治到自主，更难……因此，我们妇女，应为国家和本身光明的前途而加倍庆祝，同时，也应对国家和本身负起双重的责任。”这也正是郑毓秀参与编纂《民法》时的价值理念：“新‘民法清楚规定，中国女性在公民权与产权方面享有绝对平等的权利，但也应尽平等的责任义务——男女双方真正平等，无偏颇对待任一方。”郑毓秀对“男女平等”理解之客观透彻，百年后的当代女权主义者都未必能及。
二
1931年《中华民国民法典》编纂完成之后，郑毓秀辞去立法院公职，回沪重操律师旧业。此时魏道明已出任南京特别市市长。1942年，魏道明接替胡适任驻美大使，郑毓秀作为大使夫人，协助夫君开展外交工作。深谙政治的罗斯福总统夫人称赞她“具有政治头脑，不同于历任中国大使夫人”。1947年春，郑毓秀再次当选立法委员，与此同时，魏道明出任台湾省府主席。郑随夫迁台，一年多后魏职便被陈诚取而代之。魏氏夫妇痛别风雨飘摇的民国政坛，出走美洲。1959年12月16日，郑毓秀在美国的公寓中悄然病逝，享年六十八岁。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民国风云人物人生落下帷幕。
郑毓秀人生的传奇性，还在于她名人光环之下难掩斑驳暗影。
首先，是关于她博士论文系王宠惠代笔的传闻。
胡适1930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
后来夏奇峰也来了，他最知道郑毓秀和王宠惠、魏道明等人的故事，谈的甚有趣味。郑毓秀考博士，亮畴与陈录、赵颂南、夏奇峰诸人皆在捧场。她全不能答，每被问，但能说：“从中国观点上看，可不是吗？（An Point de vue Chinoise， nest ce pas？）”后来在场的法国人皆匿笑逃出，中国人皆惭愧汗下。论文是亮畴做的，谢东发译成法文的。
胡适一向重视“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他的这一记载得到了比利时留学生、法学博士凌其翰的佐证。凌其翰曾在郑毓秀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过，他在回忆录《我的外交官生涯——凌其翰回忆录》一书中写道：
郑毓秀曾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其实她的法文程度很糟，博士论文是由王宠惠捉刀，再由中国驻法使馆秘书谢东发博士翻译成法文的。我在她的律师事务所工作期间，曾把她的有关美国宪法的博士论文译成中文，仍用她的名义，不作为翻译，由世界书局出版。
当年的法国勤工俭学生李季伟与郑毓秀私人秘书李鹤林熟稔，两人是同学兼四川郫县同乡。李在其遗著《留法勤工俭学亲历》中回忆：
郑不仅中文不通，法文也不见高明，其博士论文稿系王宠惠博士用英文所代写，而由谢东发博士译成法文者。（王于1918年出席巴黎和会时所代写，因闻王博士写作，英文较中文畅且速故也。而谢则系华侨，父华籍而母法人，“巴大”法学博士，执律业于巴黎，英、法语文皆精，但以出生巴黎，从来未曾一履国土，国语仅能作简短者，中文或尚不及郑。幸王稿为英文所写，尚无凿枘之患，故能语无剩意，相得益彰！）
这几则材料中提及的人事都有案可稽，譬如谢东发，《顾维钧回忆录》中就记有：“参事下面有两位一等秘书。一位是谢东发，他久居巴黎，曾任法国报纸记者，法语讲得像法国人一样，因为他母亲是法国人。”谢完全具备将博士论文翻译为法文的能力，而王宠惠系郑留法时密友兼同乡。王宠惠曾任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外交部长，故而蔡登山先生在《探寻胡适日记中的郑毓秀》一文中分析：“王宠惠是法学专家，而且是专研宪法的，加以和郑毓秀交情匪浅来看，这是大有可能的。正是由于别人捉刀，才导致她在口试时，被问得招架不住的窘境。”郑毓秀博士论文涉嫌造假，基本可以证实。
第二，郑毓秀身为律师，却知法犯法、作奸犯科。一次是涉嫌怠于执行律师事务而被律师公会提付惩戒将之除名；一次是因涉嫌侵占舞弊而遭弹劾公诉，而在敏感时期与《铁报》的诬告纠纷更使得他们夫妇淡出政坛。
1927年，南京最大英商洋行买办罗步洲因涉嫌反革命罪遭到控告，并于1929年被江蘇高等法院判决有罪。罗以一千大洋聘请郑毓秀为辩护律师。此案审理期间，却被发现“并无郑律师片纸只字达到最高法院或高等法院”，其后罗两次索还费用均未果。1931年7月罗致函上海律师公会，指控郑毓秀“既接受委托收受公费，而完全背弃其义务”“请求退费又置之不理，使当事人受财产之损失”，违反律师章程有关“律师应以诚笃信实行其职务，对于法院及委托人不得有欺罔之行为”“须以善良管理者之注意义务处理委托事务”的会则。上海律师公会经过调查取证后，决定“依据律师章（程）第三十五条第一项将全案卷宗呈送上海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声请将郑毓秀律师提付惩戒”。又依上海律师公会暂行会则第八条第五款将郑毓秀开除会籍，并向上海地方法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江苏高等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以及法租界会审公廨呈报。后来江苏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王思默经过调查，做出了与上海律师公会相反的认定。两方几经辩驳，最终由司法行政部下文裁定：“被呈报退会人尚无背弃职务及欺罔情形，应不受惩戒处分，该律师公会所请纠正之处，可勿庸议。”郑毓秀怠行职务一案才以郑的胜利告终。
1932年10月，时任监察院监察委员的高友唐（1881—1935）在《监察院公报》上弹劾上海地方法院审判厅（后改为上海地方法院）前任厅长郑毓秀伙同后任杨肇熉等，涉嫌共同舞弊、违法侵占法院公款两万两千余元。弹劾文还罗列了郑的种种恶行：
郑毓秀自卸任后，在沪充当律师，对于词讼案件，一手包办，为所欲为，始则以白易黑，继竟无中生有。民事不能拘押，则以假扣押恐吓之，刑事不问虚实，但有控告，则以拘押恐吓之，均为诈财或胁迫和解之工具，其所诈之财，闻已在数百万元。推检中虽不乏自好之士，稍持正谊，即立予左迁。其无气节者，无不俯首听命，受其指挥，法院一时有“博士电话到，推事吓一跳”之谣，乃纪实也。数年以来，上海人民，因受郑毓秀恶势力所摧残，倾家荡产者若干人，负屈自杀者若干人，社会之道德陵夷，法院之人格扫地，皆郑毓秀、杨肇熉等所酿成。
因此高还主张将郑移送法院，“从重治罪并追缴侵占各款，以儆奸贪，而平众怨。为国家整纲纪，为法界挽声誉，胥在于斯”。
高友唐的弹劾文详细列举了郑等四人案款重支、银行往来账簿消失、任内利息数目未变的贪污行为。郑次日就在上海各报刊发启事，将案款重支之责全部推到书记官酆权头上，她本人并非该案主体，又力陈监察委员之弹劾仅能及于公务员之行为，而对她作为律师的非公务员行为之弹劾，“既出范围，又属诬陷”。
弹劾案进入法律程序，最高法院命令江宁地方法院检察处对该案进行侦查，并曾票传郑、杨等人到案待审。为了逃避审判，郑毓秀以养病为由南下香港，并取道欧洲，求助国民党元老。据说，郑曾托人给高送去礼金十万元，希望不再追查此案，但被严词拒绝。高将郑之来信转给了监察院长于佑任，并给郑回信表示：“须知中国官吏亦有不爱钱者。”1933年8月30日郑毓秀案开庭。检察官认为郑毓秀等“假借职务上机会，共同侵占公务上之管有物，依刑法第四十二条实行共犯同法第三百五十七条第一款之罪。”当时传唤到庭的只有书记官钮传春一人，而相关责任人没有到庭，案件只得延期审判。此案后来迁延许久，悬而不决，直到1935年传出撤销起诉，于是不了了之。
1947年春，魏道明出任台湾省府主席一职，他一向惧内，对夫人可谓言听计从。于是，上海一家日报《铁报》在一篇报道中称，行事高调夸张的郑毓秀在台“垂帘听政”，充当“太上主席”，垄断两岸贸易谋取巨额私利。郑于是以妨害名誉罪起诉《铁报》发行人毛子佩及该文作者，要求赔偿道歉。1947年12月初该案开庭初审，原告郑毓秀却未出庭，按照“告诉乃论”，《铁报》及其发行人毛子佩就有理由不应诉。控辩双方都未到庭，于是案件就一直僵在那儿。诉讼期间，《铁报》还登过一首“讼则终凶吟”小诗：
垂帘听政学慈禧，气焰嚣张看一雌。
兴讼由来当膳食，起家本自仗官司。
口碑无不嗟治绩，会籍曾经除律师。
劝尔且醒包揽梦，须知情势异当时。
诗前小注云：“讼则终凶，古有明训，虽健于讼者，也未必能定操胜算，盖时代已濒临民主前夕，司法独立，未可由任何人左右也。善泅者溺于水，可引以为戒。世犹有健讼者，诗以箴之。”明眼人一看就知是对郑毓秀的讽刺。尤其诗中提到了当年被开除律师会籍的丑闻，戳中郑的痛处，令她非常难堪。舆论认为郑的控告还累及丈夫官运。“倘郑女士不向法院控诉《铁报》，也许魏道明在台的寿命，可以多延长三个月至六个月的时间。讼案既兴，各方注目……语云：讼终凶，郑女士之好讼，竟自食其果，惜哉！”
1949年广州《时事新闻》半月刊第十一期《“立委太后”郑毓秀》一文有如下描述：
魏道明夫人郑毓秀博士，上海区产生之立法委员也。郑委员喜浓妆艳抹，工于打扮，发作髻形，而发髻之大，则有如直径十四寸菜盆，几覆其后颈之半，衣玄色软绒之长外套，露缀有图彩之旗袍下摆于外，穿玄色镂空牛皮高跟鞋，沪俗所谓“空前绝后”式者。行跑时沉重有力，踏地作声，骤如阵风，与人谈话时，目眼及面部作各种表情，某君曾私谥之为“立委太后”，盖以博士高龄已逾六十，在全部立法委员中实德龄俱尊者也。
民国时期的著名记者金雄白在其《江山人物》中提及郑毓秀担任上海法院院长时，他对她的印象：“作为职业报人的我，在小说上留给我的印象，以为郑毓秀在法国时期能如此的活跃，能如此地受到人们的乐于交接，无疑定是辩才无碍、风韵不凡的绝世佳人。当她任职之初，我就立即专程去访问了她。她那时住在法租界马斯南路一所旧式洋房中，与梅兰芳的居处为近邻。一见面，就使我感到了意外，出现在我面前的，形态上已是一个中年妇人，身材既不窈窕，姿容了无美感，肌理又粗黑而多痣。以这两位近邻而论，梅兰芳无愧于称为男性中的美男子，而郑毓秀则是十分平庸的一位貴妇人。”
金雄白的文字显然带有性别刻板印象。看看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笔下的“红人郑毓秀”：“身材在女人当中是魁梧的，皮肤粗黑，脸型凶怪，穿着旗袍，戴副眼镜。说话声音洪亮，举止有些像男人。性格急躁，动辄就怒。从她的态度表情间一看就知道是位个性很强，而有才干，有魄力，有政治野心的女性……她红得透顶，据闻仅次于宋美龄、宋霭龄。她人住南京，却要喝上海租界的自来水，面包要吃上海‘老大昌的，每天火车送一次。后来，甚至用飞机送，生活挥霍、腐化竟至于此！”李季伟遗著《留法勤工俭学亲历》详述赴法勤工学生“反饥饿运动”时，郑如何在官府和学生间上下其手，俨然“记名小政客”。郑为由她带去法国的十三名女子索要助学金，其实这十三人既不位列赴法勤工俭学官方名单，而且出身官家，生活奢华，但“郑大肆泼辣本性，吵闹不休”，不达目的不罢休。蛮横自私、恃宠而骄之性貌毕现。民国初年浙江慈溪人陈辟邪创作四十回小说《海外缤纷录》，专写法国留学生的趣闻艳事，其中用了“陆秀女士”“黄老博士”代指郑毓秀、王宠惠，虽是小说家言，但这等传闻恐怕还是有的。
将以上这些合而观之，应该才是真实的郑毓秀。真实往往难以被人接受，但那就是“真实”。所谓顺境出人才，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见惯亦常人，一切应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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