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康

　　青年毛泽东告别省立高等中学堂，寄居在湘乡会馆，开始自修自学。这期间，他的自修课堂就是湖南省立图书馆。他在这里自修了半年，广泛涉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书籍。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还读了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以及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

　　1913年春，毛泽东考入五年制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次年春，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一年前，他考入省立高等中学堂的作文，就是以梁启超的“以教育为主脑”之说而立意。现在他之所以选择师范学校，也是在践行“以教育为主脑”的信念，有意当一名教员，献身教书育人的事业。他在一师很得一些学识渊博、思想进步、品德高尚的老师的喜爱，如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黎锦熙等。杨昌济在一师的学生中尤为喜爱和欣赏毛泽东、蔡和森，他在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杨昌济以毛泽东的出身与曾国藩、梁启超相似，而以“异材”勉励和期待。杨昌济和梁启超都崇拜曾國藩。梁启超有言：“吾以为曾文正生今日而犹壮年，则中国必由其手而得救矣。”杨昌济反复研读曾国藩著作，手抄曾国藩的《求阙斋日记》。青年毛泽东深受他们的影响，不仅读曾国藩的书，而且写了不少批语和笔记。他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就曾推荐曾国藩的养生法：“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亦师亦友黎锦熙去信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

　　梁启超推崇康德哲学，曾撰写《近世第一大哲学家康德之学说》，宣扬康德的先验主义。梁启超还将康德的先验主义与宋明理学相提并论：“阳明之良知，即康德之真我，其学说之基础全同。”青年毛泽东也深受其影响，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也说：“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1916年12月9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不在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这显然是受梁启超的启发，梁启超把人的生命分为“现象我”与“真我”两部分，前者是肉体，受自然法则的支配；后者是灵魂，可以超越时空而不朽。

　　梁启超信服西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说：“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经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经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则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青年毛泽东极为赞同，他在《讲堂录》中写道：“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一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家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

　　梁启超一生多变善变，惯于以“今日之我去攻昨日之我”。康、梁虽并称，可却并不完全合流。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却“太无成见”，认为“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呜呼！”青年毛泽东对此十分赞同。他在《讲堂录》中就写下这样的话：“天下事物，万变不穷。”他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天地盖唯有动而已。”

　　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对康、梁二人都有所论及，说康有为是“徒为华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信中又说：“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从何而来？故某公常自谓‘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来日之我与今日之我挑战与否，亦未可知。盖研究日进，前之臆见自见其妄也！”“某公”即梁启超，可见他在康、梁之间已有明显的倾向性了。

　　梁启超认为国民素质太差：“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青年毛泽东对此十分认同，1917年8月23日，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说：“数千年之历史，民智污塞，开通为难。”“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青年毛泽东当仁不让，担当起这“摧陷廓清”的使命。

　　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花了不少的工夫研读了德国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并写下了诸多的批语，这些批语往往又多联系到他所欣赏的梁启超。他在《伦理学原理》中的一段文字旁批注：“梁任公有将来观念与现在主义之文，即此段之意。”这便是他所熟读的梁启超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梁文说：“进化之义，在造出未来，其过去及现在，不过一过渡之方便法门耳。”“十九世纪者，平民主义之时代也，现在主义之时代也。”毛泽东读书向来是融会贯通，觉得泡尔生、康德和梁启超都说出了一个道理。

　　青年毛泽东对梁启超给湖南思想界鼓荡起的思想火花极为向往和振奋。1897年，蒋德钧、熊希龄等发起创办湖南时务学堂。当年11月，就延聘时任上海《时务报》主笔梁启超到学堂主讲。梁启超在讲课和给学生的批语中激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观念，宣传民权平等的学说和变法主张。从时务学堂走出了两百名左右的杰出人才，他们之中就有蔡锷、杨树达、范源濂、方鼎英、李复几等。梁启超自己也说：“新旧之哄，起于湘而波动于京师。”青年毛泽东斯时年幼未能欣逢，但对这段历史十分熟悉和神往，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中写道：“湖南的思想界，二十年以来，黯淡已极。二十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发刊《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船。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

　　1918年8月，毛泽东来到北京大学，这里是新文化运动的重镇，面对扑面而来的各种主义思潮，更激发起他对新文化的渴求和对救国道路的寻找。特别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视野更开阔了。他和斯诺所说“我早已抛弃了康、梁二人”，应该正是在北大时期，这个时期他经历了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组织湘人驱逐张敬尧运动等。实践斗争已经表明梁启超的办法救不了中国，毛泽东只能另找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