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

　　张伯行（1652—1725），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县）人，字孝先，号恕斋，晚号敬庵，卒谥清恪。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历任福建、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以清廉刚直称，为士大夫之楷模。其学宗程、朱，著有《正谊堂文集》等，及门受学者数千。康熙帝赞誉：“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清史稿》记载：“清世以名臣从祀孔子庙，斌、陇其、伯行三人而已。”

　　2014年3月18日，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兰考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张伯行。他历任福建巡抚、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为谢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篇《却赠檄文》，其中说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我看，这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一

　　2022年7月，收到海潮的六卷本长篇小说《张伯行》，顿有“风雨故人来”之感。海潮和我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校园诗人，一起度过了许多阳光灿烂的日子。尽管一直保持着联系，但突然看到这样的大部头，我还是产生了两点疑问：一是他写小说行吗？尽管在中外文学史上，年轻时写诗、中年后写小说者并不少见，但此前从未听闻海潮写过小说，且一上来就是长篇，就难免有此疑虑。二是他写长篇历史小说行吗？

　　一方面，中原大地孕育了不同于江南诗性文化的实用理性，其最核心的目标可以归结为“大家都有饭吃”。中原地区的先哲很早就意识到：要满足这一并不过分的要求，最重要的不是每年“多收三五斗”，而是要最大限度克制人的欲望，使之成為“有仁心”和“行仁政”的君子。在小说中有一段师徒对话，生动再现了这一原理的重要性。张伯行说：“何为君子？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怠，谓之君子。”学生继昇答：“那岂不是说，非独贤者能为之，人皆能为之？”张接着讲：“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寓意为君子一心致力于根本的事物。”学生继昇再对答：“这一句是不是说，当人找对方向，并朝之努力，就会终有所获？”张最后总结：“正是，根本建立后，大道也会显现，为人则清廉正直、洁身自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不是虚谈之论也。”这段话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可能显得抽象，有说教之嫌，却始终是中华文明的精魂所在，它能唤醒平凡血肉之躯中深藏的道德主体性，使一个人自觉肩负起“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神圣职责和崇高使命。

　　但另一方面，中原大地既是道德主体和文化生命的摇篮，也是一个因物质贫乏而养不起“中原儿女”的母亲。在思想意识中抽象发育的精神机能和文化理想，自古就很难在多灾多难的中原大地找到现实的生存土壤，相反却是，由于人口众多、资源不足导致的残酷生存竞争，很容易在瞬间就撕碎个体内心深处的人性灵明。这既是张伯行最直接的生活环境，也是他经常要面对的精神现实。如小说中写的仪封县和东明县，“旱的时候，两个县争水源，涝的时候，一个是不叫排水，一个是非得排水”。如张伯行在济宁治水，一方是面容憔悴的河兵，另一方是羸瘦虚弱的灾民，尽管知道“为官一任，须当造福一方，为民请命，万事皆要为百姓着想”，但由于手里只有“两船粮食”，就必须有所选择、放弃和牺牲。

　　二

　　诗人能写出真相和表达真理吗？这是我对这部小说的第二点思考。

　　《张伯行》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寄托着深沉的政治理想；不仅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有重要的现实指向。因此对作者提出的要求和挑战更多、更严苛。对于诗人出身的海潮，首先要补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科技等方面的课。据海潮自述，这部二百一十万言的小说，从2014年7月开始写，到2021年12月才定稿，历时七个寒暑，四易其稿。其中很多时间和精力都花在搜索资料和扩展知识上。如治理黄河是张伯行一生的重要成就，而要写好这个片段，则需要大量的“实学”知识和“实务”经验。这些原本非诗人所长，但在写到此处时，诗人不仅没有给人“捉襟见肘”之感，反而是在有意“炫耀”他这方面的知识和理论，这说明通过看不见的学习和训练，作者具备了写作这部小说的功力。其次，更重要的是“史识”，即从历史现象和经验中提炼出规律和本质来。这也是本书值得称道之处。如张伯行曾主动选择海禁之策：“目前的局势，福建若想安稳，必要先稳定民心；而若想民心稳定，则必须让百姓有饭吃。其实百姓要求并不高，只要让他们衣食无忧，他们绝不会寻衅滋事。而张元隆船队每年将大批粮食运往海外，则必影响到福建的粮价。我想，此事若要从根本上得以改观，则必须海禁！”这不是简单地替一直被学界诟病的“海禁”翻案，而是源于与书本知识和理论研究完全不同的现实需要。这种选择只有放在中原文化处境中才容易产生“同情之理解”。现实不同于理想，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因此，不仅张伯行当年的抉择符合古代政治家经常讨论的“经与权”，这个细节还显示出诗性智慧对抽象理论的超越，对今天关于“海禁”的历史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都要留下作者的痕迹。这部小说也是如此。其中有些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集体经验，如豫东平原上的真与善、美与丑、正义和邪恶等斗争，如开封鼓楼夜市中的小笼包子、马豫兴桶子鸡等。也有一些属于他的私人历史，如同在敦煌石窟一角悄然留下姓名的工匠，海潮在小说中不时插入了一些自己写的诗，表达他作为个体参与家乡历史叙事和中原文化建构的努力和希冀。这也是需要会心之人才能洞察的。

　　三

　　文学作品要不要成为载道的工具？这是我对这部小说的第三点思考。

　　在某种意义上，这涉及的是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的关系，也是中外文学的一个显著区别。与刻意追求纯诗、纯小说、唯美主义的西方现代文学不同，赋诗言志、文以载道，反对风花雪月和无病呻吟，自古就是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对于扎根于中原大地的海潮，出于春蚕吐丝般的天性，他的写作毫无疑问要承担起言志、载道的使命。更为可贵的是，这部以“天下第一清官”为对象的历史小说，不仅切中了“大家都有饭吃”的中国式政治理想，同时也对中原实用理性的存在和尊严作出了有力辩护。也可以说，之所以在“抒情”与“载道”之间明确选择后者，同样是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现实需要相结合的结果。

　　作为一部以中原大地为背景的历史小说，坚定捍卫作为中华文明灵魂的儒家思想和价值体系，这是一个不能用思辨理论去论证而只能诉诸实践哲学的问题。

　　张伯行就是以一己之肉身澄明了中原文化之道的存在。这既出于张伯行本人的深刻领悟：“天理不是靠空谈的，是靠格物致知，靠实践，靠自省，即知行合一……其实天理就在人的心中啊！”也是张伯行妻子表达的行为准则：“凡有危难必要迎上，凡有需要必从己出。”同时，这还是作者在全书最后阐述的对黄河文明的认同和赞美：“吮天地之精华，秉乾坤之正气，行人间之大道，成为力量，成为精神，成为象征！而这种力量，这种精神，这种象征，正滋养着生机勃勃的兰考大地，温暖着辽阔厚重的豫东平原，照耀着辉煌沧桑的千年古都，激荡着奔腾不息的万里黄河！”

　　由此可知，不仅中原的历史孕育了儒家哲学和实用理性，后者也借助前者的环境和条件才顽强传承下来。这既需要有张伯行这样大义凛然的实践主体，也需要有海潮这样奋笔直书的异代知音。正是有了这样的知、这样的行以及这样执拗的诉说，中原文化的灵魂才不至于被后人遗忘掉，这也是海潮这样的作家甘做中原文化的传声筒的根源。

　　（刘海潮：《张伯行》，河南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