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克勤

　　一

　　1月23日，是我国英诗汉译界颇负盛名的杨德豫先生的忌日。2023年这一天，是他离开这个世界十周年纪念日。十年来，总想写点什么来纪念我这个师长般的朋友，但几次又把笔搁了下来。原因是担心自己这支秃笔，不能写出这位文化巨子于万一。

　　我自觉下放到大通湖的那段时光是本人此生的高光，其中之一，是有幸结识了这位杨德豫先生，并与他做了近四年的同事。更有幸与他同教中学语文，常常请益于他，那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初次见到先生是在1969年元月，我们二分场各队冬修任务是疏通河坝至老河口那段河道。他是四队职工，我在一队接受再教育，为了提高效率，我们两队劳力都共同吃住于二队。晚上就同在二队的大会议室（其实就是一间大一号的茅屋）摊个地铺，只求把身子放倒就可以了。那场合的吵闹，可想而知。大声的叫喊、小青年的追打，夹杂着劣质的烟草味。却有一个中年人的地铺就摊在最中间，正心无旁骛地看一张《光明日报》。有人告诉我，那个看报的人就是“右派分子”江声，他是著名的翻译家。室内是一只大约二十五瓦的灯泡吊在中央，我想，先生把地铺摊在房中间，取的就是多一点灯光。从天黑到大约晚上十点，有三个小时左右，所有土胡子（当时农场职工自命的称呼）打闹过了，房内逐渐归于平静，工地负责人宣布熄灯睡觉。先生把报纸翻来覆去，好像把每个字都读了一遍，也才倒头睡觉。

　　此次冬修进行了十天左右，每天晚上，他都是如此。让我十分惊异的是，先生大隐隐于市、闹中取静的功夫和定力，没有十年八载乃至是童子功的修炼是很难达到的。

　　虽然有近十天的交集，但先生几乎不说话，显得有些难于接近，所以我与先生没有接触，就各回自己的队出工了。

　　可先生的相貌被我牢牢记住了：高高的鼻梁，两个眼窝有点下陷，直挺而高瘦的身材，步姿很有军人范儿。

　　二

　　后来，我把我现在的妻子处成了女朋友，她和先生是一个队的。于是，我到二分场四队的次数就多了一些。她们几个女孩就住在先生同一栋红砖墙但盖着稻草的房子。因为那是队上为单身汉盖的。我奇怪先生为什么没带家属来农场，她们让我上先生房子里去看看，说他的墙上贴着他的家史，但终觉有失礼貌，未敢贸然闯入。

　　显然她们是看过那家史的。从她们口中，我渐渐得知，先生是我国史学、文字学、金石学巨匠杨树达的哲嗣。杨树达先生一肚子中华传统文化，先后在湖南一师、湖大和北师大任教授，曾是毛泽东的老师。师生之间很有亦师亦友的情分，1920年还共同代表湖南民众北上北平参加“驱张运动”。直到1956年杨老先生病重，毛泽东写信慰问，并附上五百元慰问金。后到长沙，还亲临医院看望。另外，杨先生还告诉我，他老父亲评价一个人的文化功底，就只看他能背多少“四书五经”等古文。因这一点，文坛巨匠鲁迅先生都未能入他的法眼。有这等家学渊源，加之庭训颇严，因此，作为他的儿子，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不好都难。

　　先生曾就读于湖大、中央大学，遵父命学习历史专业。因实在不想在故纸堆里做书虫，竟不惜违抗父愿北上转入清华大学，拜在我国英语翻译泰斗冯至门下，学习英语相关专业。但大学未读完，1949年参军南下，担任过中南军区、广州军区报纸编辑。他的女友也是个热血大学生，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被国民党特务用麻袋捆绑丢入长江。为纪念心上人的牺牲，他后来把自己的笔名写作江声。

　　三

　　我和先生有个共同的朋友叫白景高。老白和我一个队，满身文学细胞，“文革”前在《湖南文学》发表了好几篇小说，对先生也是恭敬有加。我不仅常从他口中得到先生的很多消息甚或是趣闻逸事，更通过他终于走近了先生。去到四队，总要到先生那儿报个到。我女友再三嘱咐我，闲聊莫要超过三分钟，不要耽误先生太多学习时间。那年月，我们尚无固定工作，又比他小了十多岁，面对渺茫的未来，都放弃了学习。先生的学习劲头又从何而来呢？这个问题我一直藏于心底，一天工休时间，我和老白在一起抽喇叭筒，便问老白。老白说，他呀，那是与生俱来的爱好，不让他看书，那会要他的命！

　　后来，我到场部“农业学大寨”展览馆助勤，之后，又去了河坝学校，到二分场四队去的机会就少了。不久，河坝学校的英语老师调离了，为顶这个缺，他也来到河坝学校。从二场四队到河坝学校，少说也有十公里地，他竟是用牛车把自己拖到学校，然后再把牛车送回队上去。据我所知，队上有好多他的青年粉丝，随便吆喝一声，那些青年人就会蜂拥而至，他那点行李还不够他们扛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生怕麻烦别人。一个学者型的人物到一个中学来任教，竟是自己赶着牛车而来。

　　匪夷所思的是，先生的英语课竟不被学生欢迎。为探个究竟，我在教室走廊偷窥过他上课，发现他整个一节课，只顾自己讲授，两眼看向窗外，师生之间毫无互动。一方面是他缺乏经验，另一方面，是师生知识差距实在是云泥之别，无法沟通。

　　下一个学期，他就改教高中语文，而且正好和我教同年级。我不禁暗喜。因为当时学校没有图书馆，要找点资料或解决疑难问题，只有到河坝街上的新华书店去碰运气。那么小的书店，要找点资料，常常是落空的。这下好了，来了个行走的两脚书柜，而且，只要不是闲聊，你尽可以刨根问底地问他，他都会极有耐心地和你讨论，直到你满意为止。他的阅读面广，更有个极好的记性。有时候，他会把你要的资料，告诉你出自哪本书哪一页，方便你查找。

　　我曾亲眼见过一次先生可以奉为经典的学习场景。1975年的夏天特别热，一天晚上，我实在热得在房子里待不住，就拿把扇子到操场纳凉，远远看见操场对面的先生房子有灯光，但门没关。心想蚊子成阵，他为什么不关门呢？就跑去看个究竟。还没进门，先被吓了一跳。只见先生像一尊佛，坐在蚊帐内，专心致志在看书。手中蒲扇不停地舞动，但仍然汗流如洗！赤膊上的汗水在屁股下的竹席上积了好大一摊。当时我几乎什么话也没有说，只示意他小心脱水，他指指蚊帳内一个大茶缸，我才放心离开。今年早些时候，读文章华先生《农垦春秋》也看到类似故事，说热天把两脚插在水桶以防蚊虫是先生一到农场就自创的专利。

　　一代宗师钱锺书先生也是读书爱好者。他的借书和还书速度常常使图书馆管理员惊异。我常想，钱老和先生在爱读书这方面，两人可能难分伯仲。不想，一次我到老白家，看到一份资料，才知道他们之间早有往来。钱老曾是杨老先生门生，钱老与先生互相以兄弟相待。钱老先生辞世时，先生还在报刊登载相关资料，以资纪念和哀悼。

　　说到先生的好记性，我早有耳闻。二分场青年朋友吴长华讲过一个故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个夏天傍晚，二分场六队放映电影《南征北战》。放映机出了毛病，电影没看成，大家只好悻悻地往回走，沿着港子边的小路鱼贯而行，一路骂骂咧咧。吴长华突然纠缠着先生，让他口述一部看过的电影。见是自己的忘年交提出来的要求，又有全体青年粉丝的附和，为安慰大家有几分失落的心，先生答应他们讲一个苏联电影：《彼得大帝》。于是大家就在港边路旁草地上席地而坐，先生开始娓娓讲述。从在广州观看这部电影，到他此刻的讲述，应该有十几年时间了吧，但先生对电影情节的记忆一点不乱。通过他那标准的长沙口音，配以适当的手势，故事像放映电影一样，一波三折地徐徐展开。听得那班小青年如痴如醉，直呼比看电影还过瘾。当讲到彼得大帝的夫人见攻入皇宫的蟊贼威武英俊，眼看着彼得大帝大势已去，当场给了彼得大帝两个耳光，投入敌人怀抱，大帝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先生也配合电影情节，来了个扇巴掌的手势，不想手中电筒里的电池冲击电筒后盖，飞入港中，青年们个个都要下水捞取。先生制止了，继续他的讲述。彼得大帝并未就此沉落于江湖，他厉兵秣马，终于重新夺回皇宫和夫人。电影故事在先生口中戛然而止，那些听故事的人还久久没有从先生的讲述中走出来。

　　这个故事，让我对先生的记性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未想到，平时缄默无语的他也有这等生动的一面。

　　四

　　虽然有闲聊不超过三分钟的约定，但毕竟在一个单位，接触就渐次多了起来，对先生的了解也就更深一层，接触时也随意了很多。先生外表常有严肃之色，对人对事常取缄默的态度。但真与他接触，总能感到他的温暖如春风，这就让我不那么拘谨了。先生也逐渐把我当成了朋友，常与我谈些生活上的事和他老父生前轶事。那年月，正是“农业学大寨”运动席卷整个农村之时，我常被场宣传部借去写先进材料。有时，对一些先进人物定怎样的角度和高度，也常拿出来与先生讨论。我知道，“文革”前，他曾主编过农场《大通湖工人报》，也常被抽调为领导写发言稿。写个先进材料，对他来说轻而易举。往往三言两语，甚至是一点暗示，总能使我脑洞大开。你不能不佩服他思想的敏锐。也是为写这些材料，我也常到各分场和养殖场的渔船与我要写的先进人物交流，想借此挖掘他们的思想高度。那时的先进人物都是实打实的干将，不太会说话。记得四分场的柴志德，我和他一起劳动一天，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他就一句话：“好好干！”回到学校，我和先生谈及此事，先生说，你不是挖掘他思想高度吗，这不就是最高境界吗？一句话点醒了我，很快就完成了这个材料的写作。后来，柴志德被评为地区劳动模范。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先生每月享受二十元的生活费“优待”，他在邵阳工作的弟弟为他寄来四十元，以补贴他的生活。先生把这钱如数退还，还写信把弟弟臭骂一顿。这使我想起另外一件事。大约1975年秋天，高十班有学生跑到我房间，说他们语文老师病了，而且已经三天。前两天他硬撑着给学生上了课，今天实在撑不住了。我于是跑去看望。想不到的是，无论我怎样叫门，他就是不开门，一再让我离开。后来才知道，这三天，他竟粒米未进。这件事和他退了弟弟资助的行为，表明先生不接受任何人的怜悯，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

　　1999年，我携家属邀老白两口子到长沙望月湖先生的家去看望他。中午到饮食店用餐，餐后我示意司机去埋单，先生不高兴了，拉下脸来说：你的钱大些吗？我告诉他，我可以回去报销，听了这句解释，他脸都黑了下来，说，私人吃饭为什么要公家报销？语气中那种不屑和鄙视溢于言外，让我尴尬不已。

　　我想起几十年前，好友吴长华给我讲的一件事，那时的二分场四队食堂职工用餐，不管你是单身职工还是拖家带口，一律只收三分钱菜金。单身汉一次打菜不够，还可免费补充。一次，先生可能胃口大开，竟然要多打一点菜，他从口袋掏出一张菜票，交给食堂师傅。在食堂就餐的职工家属连同食堂师傅都说不用另掏菜票，他不管，就是要交。这就是先生，一分钱便宜都不肯占用公家的。

　　五

　　据《积微翁回忆录》记载，先生少年时代就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旧体格律诗。之后的二十年，岁月蹉跎，他在大通湖这块土地上春播夏耘秋收冬藏，一滴汗摔八瓣地用工分养活自己，直到1978年被平反。本来，人民文学出版社要接纳他，但进京户口要过两年之后。他就近到了长沙的湖南人民出版社，被安排到编译室。到此时，先生正是知天命之年。杨德豫，笔名江声、张四，才算正式进入翻译界。或许是二十年的厚积一时得到喷发，到2002年离休，在出版社工作了三十四年。他用他的执着、韧性以及广博的知识、缜密的思维，在中国英诗汉译界掀起一股清新之风。在完成出版社日常工作之余，先后出版了译著《朗费罗诗选》《拜伦抒情诗七十首》《湖畔诗魂——华兹华斯诗选》，英汉对照译著《华兹华斯抒情诗选》《拜伦抒情诗选》等。

　　行家看重的不只是数量，更看重译著质量。先生遵循大诗人卞之琳先生的译诗原则，即：1.以顿代步；2.与原诗等行；3.诗依原韵。这等于给自己套上手铐脚镣，还要舞出优美舞蹈。先生凭借自己中、英两方面的文化优势，在诗歌情、顿、韵三要素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中英文切换自如，将西诗与汉诗之间许多不可磨合的尴尬化为无形，让译诗与原诗高度契合。所以，业内专家评价先生的作品时，总结出先生译诗的风格是：热情饱满而不造作，以顿代步却不生拙，忠于原作却不失本体。业内专家把先生的译著奉为圭臬。前人民文学出版社社社长，也是翻译和诗界大佬的屠岸先生说：杨德豫的西诗汉译是国内最高峰，无人可与之比肩。

　　第一屆鲁迅文学奖评选时，萧乾、绿原、屠岸等近二十位专家集体推举，先生的译作《湖畔诗魂——华兹华斯抒情诗选》获得本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

　　以上所列，只是先生的副业，或叫课外作业。这些年先生工作的大头是，领衔社内“诗苑译林”丛书的编务。这是一项要将全球有影响的诗作一网打尽、翻译成中文的大工程。这个工程是“七月诗派”的大诗人、时任湘潭大学中文系教授彭燕郊先生策划，后转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后再跟着先生转到湖南文艺出版社。在先生的文品和人品号召下，响应者云集，其中，包括许多名震文坛的诗人、翻译家。为完成这一工程，先生真是呕心沥血，含辛茹苦。他的学养造诣、他的不厌其烦，使不少编辑为之倾倒，直呼跟着先生做责编有如一次学习。从1983年到1992年，在不到九年的时间里，出版了五十多种各类名人诗集，且质量上乘，部部堪称精品。是“五四”以来最大的一套诗歌丛书。当时湖南出版社界的“译林”真是风头无两，震惊全国出版界。

　　六

　　2012年，记得应是下半年了，白景高先生通知我，要我去他家一趟。我一到，他就递给我一封信，我一看那字迹，知道是先生写来的。

　　打開一看，一是告诉我们，当时他有六种书稿在几大出版社同时印行。第二是告诉我们，他从上半年以来，总感到吞咽困难，先怀疑是喉癌，但到武汉几家医院探查，都否定了肿瘤的可能。但情况越来越不对劲，他断定自己去日无多，就给出版社分头去信，要求他们加速出书，并答应我们，只要书出版，一定照常分送我们。正在那时，我要到庐山参加一个诗词采风活动，便特地绕道武汉去九江。本想登门看望他，但一则怕麻烦他，二则想起他那不接受任何怜悯的个性，就在车站用我和老白的名义给他去了一封安慰信。后来，他的一种书出来了，他如约给我们每人寄了一本。但其余五本在他辞世之前仍未出来，这恐怕是先生一辈子头一次也是唯一的“爽约”了。

　　先生赠书，让我很高兴，但每次都要写上：克勤指正。让我赧颜。

　　先生一生，事业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步，但个人生活状况却令人唏嘘。二十年蹉跎，到五十多岁才结婚成家，夫妻和谐，继女也对先生很好。但婚后不几年，爱人患上精神病。她本是湖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但后来病情日益加重，班都上不了了。先生离休后，移居武汉，就是为了悉心照顾爱人。二十多年，不离不弃，日常饮食起居，床前汤药侍候，从不懈怠。他病后，爱人先他而去。这对先生的精神是个打击，生命之舟很快倾覆。在处理善后事宜时，先生的继女满含热泪对记者表示，她很感谢这位并不是她亲生父亲的老人。她说：母亲能找到这样一位丈夫，也是她的福报。一位老知识分子，对家庭的执着和担当令人折服。同样，先生生命的艰难、生活的不易，又实在令人同情。

　　杨德豫先生，生于1928年12月12日，殁于2013年1月23日，终年八十五岁，应属无憾。但是对于先生这样在英语古典格律诗翻译成现代汉语格律诗方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高峰的人，这样的生命长度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先生离开这世界已近十年，留给苟活于世的我们无尽思念！每每目睹先生生前送给我的译著和写给我的信，总会有一种莫名的哀伤袭上心头。让我们洒酒酹江天，深情长吟：先生，我们永远怀念您！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