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纬

　　现当代作家中，收藏、阅读古书的水平和数量，能够与孙犁先生相提并论的不多。可是，他老先生却未曾读过私塾，而是洋学堂出身，他之于中国的旧学或者说中国古代文化，有着一个排斥、徘徊、接触、补课、热烈以赴到水落石出的过程。

　　1919年，孙犁七虚岁，入初级小学，“系洋学堂，不念四书，读课本”。

　　1924年考入安国县高级小学，课余的阅读集中在文学研究会的小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杂志和儿童读物方面。

　　孙氏并非书香之家，没有什么藏书，但孙父很有些老观念，他从学徒做到掌柜，能写一笔好字，很希望自己的独生子学有所成。在他的心里，“学”就是大半生耳闻目睹的“读古书”，虽然那时大清已经覆亡，科举早已取消，可是社会上“读古书”的流风遗俗仍在。

　　在安国县，他请了一位潦倒的秀才给儿子作课外教师，专授古文，讲《古文释义》，老秀才还在集市上为学生买了一部《诗韵合璧》，但学生“未能攻习”，“究竟他怎么讲授的，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安国县清初曾出过一位古文家刁苞，故居就在孙犁寄居的胡姓干娘家对门，父亲借来刁的文集给儿子看，“我对那种木板刻的大本书，实在没有兴趣，结果一无所得”。

　　就读保定育德中学的时候，父亲寄给孙犁一册上海大达图书公司排印的《曾文正公家书》，附了一封很有感情的信，叫他认真读。那时孙犁已经开始阅读革命书籍，对曾国藩等人反感，再则他自幼赏读书刊的起点就很高，瞧不上“大达”之流印制低劣的一折八扣本，于是回了一封很不客气的信，拒读。

　　早年来自父亲的中国古文化的输入，孙犁没有接受，但他已初步尝到了读书的乐趣，不可能永远排斥旧学，何况在课堂上他已领略了《庄子》的妙言、《韩非子》的文势，古文习作屡得好评。

　　人生总是有矛盾。那时候孙犁的阅读虽以革命的、白话的书籍为主，然而私心里又常常以“自幼上的是洋学堂，没有念过‘四书五经’，总觉得是个遗憾”，“一直想补上这一课”。

　　直到晚年，他还不止一次地提到那时的“遗憾”：“我小的时候上的是‘国民小学’，没有读过‘四书五经’，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是一个缺陷。中学时我想自学补课，跑到商务印书馆，买了一部‘四书’，没有能读下去，就转向新兴的社会科学去了。”

　　实际上，孙犁中学时买过两部“四书”，一是上面说的商务的大字排印本，还有一部是坊间石印本，都未读完。《史记菁华录》也是买来没有读完。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认真“啃”过，硬啃，而“对一些词，如《南唐二主词》、李清照《漱玉词》、《苏辛词》，发生了兴趣，一样买了一本，都是商务印书馆印的学生国学丛书的选注本……接着，我读了《西厢记》，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沈复的《浮生六记》。一个时期，我很爱好那种凄冷缠绵，红袖罗衫的文字”。

　　北平流浪、同口教书的几年，所读以革命文学为主，旧学相对淡漠。参加抗战，辗转于晋察冀以及延安等地，读书时间少，书籍得来不易，只好用打游击的方式，走到哪看到哪。他的书包里装过线装的《孟子》、平装本《楚辞》以及鲁迅的著作，在阜平山地读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走过不同的乡村读过不同版本的《聊斋志异》，读过石印本胡刻《文选》，从纪晓岚家的内府刻本《全唐诗》中选出“乐府”部分的四册携走，等等。

　　1949年，孙犁移家天津，工作繁忙，但居有定所了，他又开始买书。初期，迫于经济，只能在冷摊鬼市买点残册零本，新书、旧书都有。1954年后，条件好转，大量买书，同时“从新文艺转向旧文艺，从新书转向旧书”。

　　由新到旧的转折点当是一本《骨董琐记全编》。

　　这书是燕京大学教授邓之诚读古书时摘录的大量有关古玩的笔记，1926年和1933年，作者自印过线装本，名《骨董琐记》《骨董续记》，凡六册。1955年7月，三联书店据线装本重新排印，并加入《骨董三记》，汇为“全编”，平装一厚册出版。

　　孙犁购读了三联版的《骨董琐记全编》。1956年1月，写散文《津沽路上有感》，为了作新旧对比，他引录了“全编”中无名氏《津门闻见录》中的几段记载。不料，文章刊出后被一位“有识力，有预见”的人物见到，“大感失望”。而孙犁则不管不顾，一头扎进故纸堆，“此后即大量收集旧版书”了。

　　从天津的公、私古旧书店到外地的书店，不能登门购买就函索书目进行邮购。“文革”前，孙犁收藏的古书已蔚为大观，经、史、子、集四部的主要典籍基本齐备，有的不止一种版本，甚至一些冷僻的书他也搜集到了。“文革”中书被全部抄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发还了大部分。生命的最后二十余年，他是在修补、摩挲、包装、阅读这些书，围绕着它们撰写读书记、题跋中度过的。

　　终其一生，“补课”的结果怎样？

　　用传统的眼光看，有些课，如版本目录学，造诣甚佳；有的则没有补好，比如经学、旧体诗。1990年，孙犁写《我的经部书》：“经部书寥寥……我当时对经书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买以上小书也并非是为了‘明经’，而是当做杂记之類的书买的。”经学，“我是一直想补上这一课，而终于不能无师自通，没能补上”，因此他有疑惑，“我对经书，肯定是无所成就了。难道就是因为我没有上过私塾吗？难道中国的经书，必须在幼年时背过，才能在一生中得到利用吗？”

　　孙犁也写诗，白话语体之外，还有不少五、七言，且看这首：“曾在青岛困病居，黄昏晨起寂寞时。长椅沉思对兽苑，小鹿奔跃喜多姿。紫薇不记青春梦，素菊摧折观赏迟。如今只留栅栏在，天南地北难相知。”

　　单看文字，不失清新流畅之致，但若放在古典的诗歌王国里，就不怎么入流了。孙犁本人深知这一点，因此“文革”中他的老伴烧毁他写的大量文稿，对那些诗，他毫不可惜。1983年，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孙犁诗选》，残存的旧体诗没有收录。

　　孙犁浸淫中国旧学，取得的独到的大成就，是写了《耕堂读书记》和《书衣文录》两本书。这两本都不是畅销书，而是长销书。先生谢世二十余年了，它们仍在不断地印行，每一版的印量都不大，但每个时期都有读者。

　　“读书记”所记之书全是古籍，是作者熟读、深思过的古籍，有一篇写一类书籍的，如《我的二十四史》《我的集部书》等，也有一篇只记一部大书里面的一卷的，如《三国志·关羽传》。“读书记”里的不少人物和篇章是普通人耳熟能详，喜闻乐道的，而先生是以大半生的修养、阅历、思考，读出自己独到的感受，是对历史和人生、人性的大脉络的总体把握和深切洞见，是历史记录和现实社会的贯通与融合。孙犁的“读书记”与前人如高邮王念孙《读书杂志》、陈澧《东塾读书记》等迥异其趣，是学术基础上的文学作品。他跳出了古人的圈子，辟出了自家的蹊径。

　　“文录”是写在给书包好的外皮上的随笔，短的不到十个字，长的数百上千言。书，绝大多数是古籍。录，有些与书有联系，有些与书了不相关，只是记下了他本人彼时彼境的心情、经历、感受、思想等，清新而隽永。上溯，不能说没有古代的“黄跋”之类的影子；细品，全是孙犁的风骨与襟怀。

　　年轻时粗暴拒绝了父亲寄赠、嘱读的《曾文正公家书》，孙犁老来不无悔意。

　　1962年春天，他进京治病，住在锥把胡同的河北省驻京办事处，托人买来一部《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四函四十册，1909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石印本。1980年4月，孙犁写了此书的读书记。文很短，对日记的大多内容、书法、曾氏的为人，多有非难，仅认为他的从小事做起、锻炼应对能力、处理天津教案时留下的材料等地方有些可取。

　　这前后，他又买到《求阙斋弟子记》，十六册三十二卷，光绪二年（1876）北京刻板，白色粉连纸刷印，“这部书，实际上是曾国藩的传记资料”。1987年9月，他写《读〈求阙斋弟子记〉》，文章较长，分三部分，对曾氏平定太平军、捻军，家训、家书，天津教案等，作了较为公允的述评。

　　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回忆，父亲晚年在他视若生命的八卷本《孙犁文集》的左侧，郑重摆放了一部《曾文正公家书》。我觉得，上述两篇文章加这一举动，是孙犁从心底发出的对父亲的深深的忏悔，或者说是对中国旧学的审慎的、公允的认识。

　　孙犁先生寿臻九秩，花在中国旧文化上的时间有七十多年，最终，应该说是“修成了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