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宇

　　一

　　八木哲郎先生出生于１９３１年，回忆中称自己四岁的时候（１９３５）才有记忆，因此准确来说跟自己相关的时间段是１９３５—１９４５的十年。这十年的历程，他经历了中、日乃至世界历史的重要时期。作者将回忆录分为三个部分，即“天津出生与成长”“从日美开战到战败”“从战败到撤离”。对于作者冲击较大的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经历。由于日本和英、美等国断交，双方开战，英、美在中国沦陷区的租界全部被日军占领。因此作者有一章节名为“搬到旧英租界”，即讲述一家人从须磨街（今天津市和平区陕西路）搬家至英租界的过程。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着实对日侨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者的章节划分一则按照重大历史分期，二则根据生活的变化。生活是缩小的历史，我们平时可能不太注意到。小人物的生活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变化，从平静的文字当中可以感受到平民日侨的生活随着历史潮流渐渐发生变化，面对所遭受的磨难又是如此无助。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作者对发生在１９３９年的“天津事件”作了记述。该事件是日、英开战前发生在天津甚至中国境内最为严重的一次冲突，由于日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在英租界遇刺，导致两国展开谈判，签署《有田－克莱琪协定》，宣告了开战前日、英两国在华利益博弈的终结。在回忆中，作者将日军对英租界的封锁作为标志“天津悠闲生活的终结”的四件事情之首（另外三件事情为舅舅将哥哥带回东京、冈本伯父在诺门坎事件中负伤以及天津大水灾），足见此事对其影响之深。作者也是用最为普通的时间顺序讲述生活的变化，使得叙述和内容划分自然顺畅。

　　１９３９年６月１４日清晨，日军在日租界和法租界的交界秋山路沿线架设高压电线，铺设铁丝网，使得日侨不能前往英、法租界（法租界位于日、英租界之间，故不得不将其封锁）。在山口街、旭街、芙蓉街设置关卡，日本宪兵对华人和白人进行盘问甚至脱衣检查。关卡周围架设阵地，日军荷枪实弹。如此一来，日侨出行也变得困难，大部分人迁回到了日租界内居住，白人也回到自己的租界。受影响最大的为居住在租界内以及前往租界讨生活的中国人。

　　作者的父亲八木省藏是三井物产天津分公司的小麦科课长，分管粮食部门，当时属于高收入行业。父亲的月收入为一千多日元，将近是天津总领事收入的十倍，作者一家在天津居留民中属于中产阶级。父亲省藏的工作内容就是将来自日本、美国、加拿大、埃及等地小麦进口到天津。英法租界的封锁使得进口的小麦只得滞留英租界管辖的码头，日租界内部的小麦供应成为严重问题，一时间价格暴涨。日租界固然受到影响，但其中最受影响的当属住在英法租界的三十万中国人，租界内没有任何物资，物价飞涨，一片萧条景象。

　　不明利害关系的日本人却发表强硬言论，称：“封锁什么的不够狠，趁机将租界占领。”这些人甚至要煽动英、法、日租界内的中国人组成游击队，从而一举收回外国租界。日、英会谈之后，美国的反日情绪增加，单方面废除了《美日通商航海条约》。这样一来，进口国外物资就变得更加困难。“父亲对于米面迟迟不能进口长叹一口气”，很多日侨老妇捡拾路边的蔬菜和鸡蛋生活。大人们的世界尚且如此，而对于年幼的作者而言，不能到别的租界去玩也很难过。

　　二

　　若说“天津事件”对于租界华人的影响甚大、对于日侨影响有限的话，太平洋战争之后，日侨生活则真正陷入了窘境。父亲省藏被提升为三井財团法人、华北粮食平衡仓库天津分部社长。三井、三菱等财团受日本军部领导，作者称省藏的任务即为担负起日本管制下的天津全境市民的粮食问题（也许是作者夸张）。由于别国的粮食无法进口，华中、华南等地的小麦由于战争扩大运输线中断，加之华北小麦收获甚少，粮食供应陷入了巨大危机。

　　小麦等粮食作物在天津已然变成了投机商品。由于供不应求，价格飞涨，日租界内只得采取分配供应手段满足需求，粮食店前排起长蛇队伍的景象天天都有。日本军队为了防止发生暴乱，让三井、三菱、安宅等日本商社和持有特别许可证的粮食店向华北铁路沿线的农民收购小麦。华北地区是小麦的重要消费地，奈何土地贫瘠，不能实现自给。在日本与欧美国家关系没有恶化之前，尚能进行欧美乃至华中、华南地区的粮食运输的循环。特别在１９２９年大萧条之后，美国由于生产过剩，亟需将剩余物资出口，剩余的小麦源源不断来到天津，致使国产小麦遭受严重打击，价格暴跌。但是这种情况由于“七七事变”而发生彻底改变。

　　“七七事变”后，原本价格极其低廉的粮食作物变得供不应求。日本军队只得规定价格，例如小麦粉一袋五点一元，玉米粉一石七元，小米一斤为铜板二十九枚等。但在“天津事件”发生后，情况向着最为恶化的方向发展，一袋小麦粉超过一百元，使得原本贫穷的中国人只得每天靠吃谷物的壳度日。日侨虽说有专门供给的米，在天津市郊有专家来此进行土地改良、改进农作物，但依旧不能满足需求。很多日侨也靠食用杂粮和谷物的壳来充饥。由于欧美列强不满日本在华扩张利益的做法，使得大批日侨迁出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只得迁入北四川路日本侨民居住地区，致使日侨衣食住行的保障紧张，特别是看病难问题，少有的几个诊所和医院完全不能满足用药、看病问题，日本侨民苦不堪言。作者父亲由于管理粮食供给，使得很多日本侨民怀疑他家藏有数以百袋计的粮食，并不断有人来他家调查。父亲省藏曾叹息道天津日侨中很多人十分卑鄙无耻。

　　战争的持续发展使得日侨生活逐渐陷入困境，连作者一家这样的中产阶级也无法避免。母亲千鹤子由于几年生活的劳苦，患了结核病，甚至到了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只能入院治疗。父亲也由于公司不景气，加之家庭等方面压力太大也病倒了。身边的日侨生活困苦，很多人只得做豆腐和纳豆过活，甚至有很多日本女性卖春度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撤离天津。

　　三

　　作者一家初来天津之时，生活富足。一家人无忧无虑地生活，除了在天津日租界生活外，还可以到邻近英法租界玩耍，感受异国风情。日本的亲属可以任意往来，甚至可以看外国电影，吃各种美食，到中原百货购物等。１９３７年７月日军攻占天津以及“七七事变”的发生，对于日侨的生活影响微乎其微，在租界外的中国人却饱受涂炭之苦。

　　战争之下，究竟有没有胜利者呢？答案是没有。日本作为侵略者，使得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人民横罹兵革，实堪可怜。日本的侨民搭乘侵略者的坚船来到租界定居，其目的是想长久在此居住谋生。但是战争之下没有胜利者，随着日本野心的扩张，将亚洲的局部战争扩大成为世界性战争，致使自己损失惨重，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日侨身处租界，受法律保护，但是战争的扩大连累到自身。但比起饱受侵略的他国人民来讲，受到的这些损失又怎能相提并论？

　　十几年的天津生活转眼即逝，经历战乱的日侨从充满希望地到来到黯然离去，深深明白了一个道理：战争之下没有胜利者，黎民百姓饱受涂炭之苦。日本少年生活的细节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父母爱情、兄弟之情、亲属来往、上学、通勤、神社祭祀……生活就是如此，平淡中体验着历史的变迁。所谓历史，并非对于当代人而言，而是对于后人。友人曾道：“我们所经历的每个平凡的日常，也许就是连续发生的奇迹。”我觉得十分有道理，人亦无法脱离历史长河，在平淡的小人物生活中也可体会历史巨变。当回顾人生，霎时间觉得变化巨大，仿佛梦境一般，会更加重视和平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