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腾

　　藏书印是古籍版本鉴定工作的重要依据，借助它的形制与内容，我们可以考订古籍的藏弆源流与艺术价值。自清代蒋光煦《东湖丛记》专辟“藏书印记”一节，记载形形色色、饶有兴味的藏书印，后世学者从不同角度整理和研究种类丰富的藏书印，大大丰富了篆刻学和藏书史的研究内涵。流传最广的恐怕还是范景中先生的那篇美文《藏书铭印记》。以藏书印的印文内容为分类标准，已有学者对此作了概括。不过，还有一类古籍的藏书印与修复、装潢相关而较少为人注意，本文姑且将其统称为“修书印”。

　　一

　　藏书家一般都非常重视古籍的修复工作，或将爱护古籍的话语“镂之金石”，钤印书上，告诫后世读者。明代常熟藏书家秦四麟，字景阳，一字酉岩，号季公，万历间贡生。秦四麟夙喜抄书，精校数过，所抄之书为收藏家所珍爱，特尊为“秦抄”。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著录明抄本《隶释》二十七卷，版心上刊“玄览中枢”四字，即秦抄本。此书后归德化李盛铎之木樨轩，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秦抄《隶释》朱黄丹白，开卷灿然，其中一枚钤印惹人注意，印文如下：“《颜氏家训》曰：‘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玄悟斋记。”

　　人生病了应当及时求医问药，藏书家如遇到心中宝爱的古籍破损毁坏，及时修复，方为爱书之道。《颜氏家训·治家》的这一句名言，常刻入私家藏书印中以为惜书之鉴。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元刊本《诗地理考》六卷，徐坊旧藏。此书钤“尚宝少卿袁氏忠彻”印，别有朱记，录《颜氏家训》“借人典籍”云云。这一枚六十五字长印的主人便是明初奇士袁忠彻（１３７６—１４５８）。袁忠彻字公达，又字静思，浙江鄞县人，佐明成祖靖难之役有功，官至尚宝司少卿。凌濛初《拍案惊奇》之“袁尚宝相术动名卿”，讲述的便是他相术精湛的故事。袁忠彻博涉多闻，著有《古今识鉴》，其藏书室名静思斋、瞻衮堂。

　　字数更多的“修书印”也有。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明嘉靖刻本《端溪先生集》八卷，目录之末钤有一枚朱文大方印。印文是“昔司马温公藏书甚富，所读之书终身如新。今人读书恒随手抛置，甚非古人遗意也。夫佳书难得易失，稍一残缺，修补甚难。每见一书或有损坏，辄愤惋浩叹不已。数年以来搜罗略备，卷帙颇精，伏望观是书者倍宜珍护。即后之藏是书者，亦当谅愚意之拳拳也。謏闻斋主人记”。印主顾锡麟，生卒年不详，字竹泉，一字敦淳，别号謏闻斋主人。

　　二

　　以上藏书印皆与古籍修复相关，不过藏书家只是奉劝后人修复破损的古籍，至于他本人有没有、会不会修书，则不得而知了。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书中说：“自晋代以前，装褙不佳；宋时范晔，始能装褙。”范晔既然会装褙古画，想必也会工艺更简单一些的古籍修复技术吧。雕版印刷全面发展的宋代，诗人陆游的书跋即有强调“手加装褫”的话。目前所见最早将“修复”“装潢”之类书房雅事刻入印章的藏书家是明代周良金。周良金大约是嘉靖至万历年间人，字九松，号迂叟，南直隶毗陵（今江苏常州）人，嘉靖三十年（１５５１）岁贡，光禄寺署丞，插架琳琅，搜罗宋元刻本甚富。周氏的藏书印较为常见的是“毗陵周氏九松迂叟藏书记”“周印良金”。饶有趣味的是，他还有一枚“修书印”，仅见于元刻本《四书辑释》，印文是“毗陵周廷相氏装潢印识”。

　　元刻本《四书辑释》现藏何处，我们尚未查明。较近的例子则是书法家程质清（１９１７—２０００）的修书印。苏州博物馆藏明抄本《十四经发挥》三卷，卷前扉页有大字篆署，小字落款“戊戌夏四月重装，怡斋题”。程质清号怡斋，江西婺源人，１９３４年侨居苏州。由题跋可知原书破损较严重，１９５８年经过程氏修复。程质清先生精于篆刻，特制印章以纪古籍修复装潢之事。《十四经发挥》书中钤“怡斋所遇善本重加整理之记”朱文方印，印文中的“重加整理”即指修复破损古籍。《十四经发挥》是元代滑寿撰写的经脉学著作。程质清似乎还对中医颇有兴趣，他收藏了不少醫书。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新刊秘授外科百效全书》六卷，即有程质清手书题跋。

　　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收藏版刻年代最早的古籍是１２４９年张存惠晦明轩刻本《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以下简称《政和本草》），惜存二卷（卷六、卷三十）。值得留意的是，书末钤有一枚朱文长方印“夏淡人手装善本”。夏淡人，常熟人，少时师从沈惠敏学习古籍修复技艺，后于苏州创立琴川书店，与郑振铎、凌景埏、汤国梨、顾颉刚、叶圣陶、顾廷龙、潘承弼、黄裳、冯其庸等名人学者，皆有交往。此本《政和本草》已经加了衬纸，改成金镶玉装。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藏的医籍善本，诸如明嘉靖元年刘氏明德堂刻本《新刊袖珍方》四卷，明嘉靖刻本《伤寒家秘的本》一卷等书皆经过夏淡人修复，并钤有“夏淡人手装善本”印。至于前揭程质清先生，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度在苏州摆旧书摊维持生计。他修书装书的本事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学会的呢？

　　江南一带的古籍修复师拥有修书印，并非罕事。华开荣，无锡荡口人，百双楼旧学徒，新中国成立后一度赴南京博物院工作，后转回苏州图书馆。身为古籍修复师的他有一枚独家专属的修书印，印文是“鹅湖华开荣修复古籍印”。“文革”期间，华氏曾与李德元到造纸厂抢救古书善本，馆藏古籍善本多经其手装治修复。据谢国桢先生云，其中有清初常熟毛氏汲古阁据宋蜀大字本影抄本《孝经音义》一卷、《论语音义》一卷、《孟子音义》一卷，稿本《吴郡甫里诗编》十五卷，稿本《眉渌楼词》等。古籍修复师一般声名不彰，但是他们保护古籍的功绩是不应该被埋没的。

　　三

　　藏书家与修复师对破损的古籍加以修复，重新装潢，改变了古籍的原装旧貌，又赋予其新的审美意趣。总结古籍修复技术的时代特征是古籍装帧研究的重要内容。除了古籍版本实物的物理痕迹、行文关涉重装细节的题跋，最足以为凭的依据是古籍的钤印——印文内容如果与古籍修复相关，则考订工作有迹可循。上海图书馆藏明弘治年间金属活字印本《会通馆校正宋诸臣奏议》，第一首册护页钤有墨印：“兰溪龙岩黄氏云山书楼书籍，万历戊寅玄孙见荣重整。”云山书楼为明代浙江兰溪藏书家黄时高的藏书楼，万历六年（１５７８）他的玄孙黄见荣重整祖上故籍，此书即为其中之一。另一枚墨印云：“先人遗嘱：凡书决不可借人及私取回家，以致散失，违者以不孝论。此我高祖云山府君书楼遗嘱也。大父六松府君表而出之，子孙当世守勿失可也。孙男见荣熏沐百拜。”还有一枚“云山书籍”也是墨印，可能是黄见荣居丧期间，重整先人旧籍之时所钤。

　　有些藏书印明确记载了重装古籍的时间，此类印文中的“重装”“重整”“装池”，即古籍的修复与装潢。明末藏书家徐火勃，字惟起，另字兴公，福建闽县人。《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传》有传：“以布衣终，博闻多识，善草隶书，积书鳌峰书舍，至数万卷。”徐火勃红雨楼旧藏明嘉靖抄本《步天歌》一卷，书中钤印：“义溪方伯陈公暹，精于谶纬抄奇篇。厥后散佚如云烟，末学徐火勃收得焉。重加装饰师前贤，是为崇祯甲戌年。”此书后为郑杰注韩居、龚易图大通楼插架，现藏福建省图书馆。徐火勃收得不少陈暹抄本谶纬书，特制此印，卷首、卷末各有题跋。万历二十九年（１６０１），他收得陈暹抄本，于崇祯七年（１６３４）对此书“重加装饰”，此印又见明抄本《新订六壬总要》四十八卷。

　　修复者的藏书印与记录修复时间的藏书印都是古籍修复的直接记录。方寸之间，自有天地。将古籍修复与藏书印记联系起来，可以立体地展示古籍递藏递修的动态流传过程。清抄本《鼓枻藁》一卷，朱笔批校，卷端右下方钤“咸丰辛酉月河丁白重整遗籍”朱文长印。丁白，清代藏书家，生平不详，撰有《宝书阁著录》一卷。由印文内容可知，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丁白重整此书。丁白藏书传至后人，书中还有一枚“归安丁宝书鉴藏”白文方印。丁宝书（１８６５—１９３５）字云轩，别署芸轩，江苏无锡人，清光绪十九年恩科副贡，曾任文明书局美术编辑，著有《芸轩画粹》。尽管钤盖了“得此书，良不易，后之人，勿轻弃”的朱文方印，丁氏藏书还是难逃散佚的命运。清抄本《鼓枻藁》后来流入东洋，藏于“大仓文库”。前几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购得日本“大仓文库”古籍，此书又回流中土。此外，苏州博物館藏清乾隆抄本《林外野言》二卷，也有“咸丰辛酉月河丁白重整遗籍”朱文长印。

　　陈国仕（？—１９２４）是清末福建泉州藏书家，室名天白阁，藏书多达二万余册。厦门大学图书馆藏明刻本《无垢先生横浦心传录》有陈国仕题跋，详细记录“易新纸再衬”的修复始末。同馆所藏的清光绪二十二年（１８９６）陈国仕抄本《缉古算经》不分卷，以汲古阁影宋本抄写，又用《知不足斋丛书》本对勘，书末钤有“光绪丙申装池”白文方印。明刻本《温陵开元寺志》、旧抄本《倚松老人诗集》等书亦钤有此修书印。天白阁散佚的古籍，有十八种藏于厦门大学图书馆，泉州市图书馆藏三种，上海图书馆藏有一种，更多的旧藏“厥后散失如云烟”。陈氏生平及藏书事迹鲜为人知，幸赖厦门大学图书馆王志双女史为之钩沉稽考，良意可感。

　　人在时间的川流里行走，肉体的生命终将陨灭。书的命运似乎一样无情，多数已经湮灭，无迹可寻。不过，书比人长寿。修书印幸运地留在古籍泛黄的书页上，我们凭之追索古人爱书惜书的情意，仿佛也是一种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