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日知录》一书被称为考据学之开山，为明清学术之转关，影响巨大，自不待言。
《日知录》是顾炎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断抄录、增补、评断、分类、截取、誊写、传抄的累积成果。《日知录》在形态上有稿本、抄本、刻本之别；在篇卷上有八卷本、三十二卷本之别；在文本上有删改本、节选本、集释本之别。总括《日知录》一书的版本渊源，依次经历了顾炎武稿本、符山堂八卷刻本、三十二卷清抄本、遂初堂三十二卷刻本、四库全书本、黄汝成西溪草庐集释本，大约六种形态。
《日知录》的八卷本稿本，其卷次、条目和文字内容与后来各本多有不同，是顾炎武生前随时与学友切磋交流的未定本。
《日知录》的八卷刻本，是顾炎武在友人张弨的帮助下，先以一部分质之同志的征求意见本，于康熙九年（１６７０）由张弨符山堂刊刻，而由顾炎武本人出资，实际上是顾炎武的自刻本。八卷刻本有早印本与再印本两种版本，其中再印本已收入《中华再造善本》扫描出版。
顾炎武生前，《日知录》已编订为三十余卷的规模，基本定稿，但未付印。顾炎武卒后，嗣子顾衍生将遗稿存徐乾学、徐元文处。遗稿原件已佚，雍正间有抄本流传。迄今，确定的传抄本有上海杨氏枫江书屋所藏清抄本、杭州范氏净琉璃室所藏清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清抄本，共三部，均为完整的三十二卷。
康熙三十四年（１６９５），顾炎武门弟子潘耒由徐乾学处取出遗稿，重新编次，并加删削，成《日知录》三十二卷，以遂初堂之名，在福建建阳刊刻。遂初堂刻本至少有两种印本，并且又有熊赐履经义斋依照遂初堂本行格刊刻的翻刻本。其后各种《日知录》刊本多祖此本。原刻尚存，但多年以来未有影印本，学者其实不易看到。
乾隆间，四库全书开馆，收入《日知录》三十二卷，其底本“内府藏本”只能是潘刻本。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河南省图书馆由民间采购获得馆臣删改《日知录》散页计四十二页，２０００年由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出版，题为《〈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抽毁余稿”保存了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但散页上的圈删标记并未全被四库全书本《日知录》所接受，二者可以对读。
稍后至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黄汝成西溪草庐刊刻《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集注此前九十余家校勘，附刻刊误四卷，成就最著。其后集释本反复重刊，流布之广超过了潘耒初刻本。潘承弼《日知录补校（附版本考略）》甚至认为“自潘刻行而八卷本废，《集释》继起，举世推重，而潘刻又废”。但在《日知录》原文方面，集释本仍只是沿用了遂初堂本的文本。
《日知录》的清抄本和遂初堂初刻本均源于顾炎武的遗稿，四库全书本和《日知录集释》则源于遂初堂刻本，但遂初堂刻本、四库全书本、集释本均经过编者的删削和校勘，因此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形态。有学者认为，《日知录》的刻本有三个系统：一为顾炎武自刻八卷本，一为潘耒遂初堂本，一为黄汝成集释本，又认为遂初堂本“最接近顾炎武《日知录》之原貌”。所谓“三个系统”之说仅限于刊刻本，未将顾炎武稿本、清抄本、四库全书本等考虑在内，显然失于狭隘。实则《日知录》一书具有顾炎武原稿本、清抄本、符山堂八卷刻本、遂初堂三十二卷刻本、四库全书官修抄本、黄汝成集释本，至少六种形态。
《日知录》成于清初，虽然历时未久，但是版本流传十分复杂。各种版本中，由顾炎武本人定稿的三十二卷本的原本的清初抄写本，未经潘耒和四库馆臣删改，具有特殊重要意义。比对抄本乃知，流传已久的遂初堂刻本被潘耒删去“素夷狄行乎夷狄”“胡服”“李贽”“钟惺”四条。《〈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目录均无此四条，可知四库馆臣实未见此四条。但四库馆臣进而又删去“左衽”“三韩”“夷狄”“徙戎”“胡咙”“胡”六条，总计十条，均赖清抄本保存原貌。
清抄本《日知录》的发现和流传始于张继、章太炎、黄侃三人。１９３２年张继于北平购得雍正间抄本《日知录》，交章太炎弟子黄侃鉴定，发现与通行刻本大有不同，遂写出《日知录校记》，刊之于世，广为人知。但抄本《日知录》原书并未公开，张继去世后，其夫人崔震华将抄本带往台湾，至１９５８年，徐文珊将抄本整理点校，铅排出版，题为《原抄本日知录》。抄本《日知录》的发现和整理出版，可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五十年代间《日知录》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这部张继旧藏清抄本《日知录》的原貌，据当日目验此书者章太炎、黄侃的描述，有若干特征：
章太炎的描述：
（一）抄本内容：其缺不书者故在，又多出“胡服”一条，纚纚千余言。
（二）避讳情况：其书“明”则曰“本朝”，涉明讳者则用之字。
（三）批校字迹：丹黄杂施，不可摄影以示学者（指黑白照相制版）。
黄侃的描述：
（一）抄本内容：今本所刊落有全章、有全节、有数行，自余删句换字，不可遽数。
（二）避讳情况：抄者避清讳至“胤”字而止，盖雍正时人也。
（三）批校字迹：书中有朱笔、蓝笔评校。
（四）题签：其题签云“何义门批校精抄本”。
（五）钤印：书前有光熙、李慎、冰翠堂、殷树柏诸家印记。
黄侃与抄本《日知录》关系至深，不仅写出《日知录校记》，更能投之以怀抱，每每以抄本《日知录》与抗日的民族气节联系在一起。正如尚笏、陸恩涌《季刚师得病始末》所说：“先生固富具民族意识者，平时恒以顾亭林、黄梨洲之节操，勉励学生……读《日知录》校记即可见先生之怀抱焉。”
黄侃是章太炎弟子，章、黄二人以治古文经、训诂、音韵著名，学界称之为“章黄学派”。章黄学派是近代学林中独树一帜的学者，二人既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先驱，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同时又都处于在野的立场，而不在民国政权的核心。在撰写《日知录校记》的三十年代，黄侃在学术和政治立场上，反对日本侵华，对政府的内外政策不满，对宋明理学不满，对“新古学”也不满，独抱一种积学积书、保存国故的态度。
黄侃写出《日知录校记》，“原抄本”“违碍”“改窜”之事遂公之于众，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嗣后《日知录》益加成为民国间学者的必读书。
试看陈垣、钱穆二人在当时的反应。
陈垣《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张继先生曾得一抄本，我与之争买，彼以重价买之。彼以国朝元老，以三十元买之，我一寒士未能得之。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作《日知录校记》，即以此本校之。此本已与黄本不同，黄氏以目录校之。我所得者为吴骞（兔床）所藏，其后为陈鳣（仲鱼）所藏，得之后我‘跳起三丈高’。此为文学家语。此本与张溥泉（继）所藏正同。五个之中有重复者，或皆在黄汝成三本之一。潘耒、黄汝成所删改者及分卷不同，皆可知之。”
钱穆《师友杂忆》：抗战后迁往西南联大，途经湖南南岳，“有一图书馆藏有商务印书馆新出版之《四库珍本初集》，余专借宋明各家集，为余前所未见者，借归阅读，皆有笔记……是为余此下治理学一意归向于程朱之最先开始。余每周下山易借新书。一日，忽觉所欲借阅者已尽，遂随意借一部《日知录》，返山阅之。忽觉有新悟，追悔所撰《近三百年学术史》顾亭林一章实未有如此清楚之见解”。
张继旧藏清出版《日知录》今归上海杨氏枫江书屋。荷天之宠，２０１９年７月１６日，笔者有幸目睹这部瑰宝。目验此书的状态如下：
（一）保存：原帙保存状况极佳。
（二）内容：全书内容完整，共计两函十册，有旧函套。
（三）写本字体：写本字体整齐精致。除后人补抄一页外，似出一人之手。
（四）函套：函套題签“何义门批校精抄本”。
（五）批校字体：批校字体行书，精美，有蓝笔、朱笔两种。正文出于抄胥之手，批校出于学者之手。同一处批校，在朱笔批校之上，又有蓝笔批校，加盖在朱笔上。说明批校分别有两次，朱笔在前，蓝笔在后。
（六）钤印：书中确有“光熙、李慎、冰翠堂、殷树柏诸家印记”。
（七）张继钤印、黄侃题跋：殷树柏、李慎、光熙三人之外，则有“张继”“张继藏书”钤印二枚。
（八）黎经诰识语：清抄本原帙函套内夹带一页识语，为黎经诰１９３２年所书。
（九）何焯钤印：目验清抄本原帙，比较特殊的是何焯的钤印，为单独一小方印，仅一“焯”字。
“殷树柏”钤印在卷一、卷十六、卷十九首页，其下又有“曼卿”一枚。殷树柏，字缦卿，一作曼卿，号云楼，室号一多庐，浙江秀水人，乾隆间贡生，为府学训导。工书法、精绘画，尤擅小幅花卉清供，晚年更喜画蔬果，极富天趣。兼善竹刻，尝于扇骨精刻小楷百字。著有《一多庐吟草》。存世作品有花鸟画《芙蓉鸳鸯图》《枯荷鸳鸯图》《桃花幽鸟图》等。事迹见于《墨林今话》《蝶隐园书画杂缀》《绍兴府志》《小蓬莱阁画鉴》《竹刻录》《艺林悼友录》诸书。光绪《嘉兴府志》卷五十三：“殷树柏：号云楼，附贡生。书法远师柳诚悬，近参汪退谷，画尤高洁。凡瓶罍樽壶之属，位置寸缣尺幅中，别具雅致。家西郭外，自号西畴桑者。”
“李慎私印”钤印在书首白页，其下又有“柏孙”钤印一枚。李慎，字勤伯，号柏孙，奉天铁岭人。隶汉军旗，咸丰三年（１８５３）进士，官陕西布政使，西宁办事大臣。精鉴赏，收藏名迹极富。
“光熙”钤印在书首白页上，其下又有“裕如秘笈”钤印一枚。光熙姓那木都鲁氏，收藏书画、古籍甚富。嘉德公司２０１３年春季拍卖会拍品有顾炎武手稿本《五台山记》《日知录·武王伐纣》。《五台山记》有顾炎武题跋：“最不工书，天生强我自书所作，已二年余矣，念其文或有补于世教，故不辞而书之。己酉岁八月二十九日，顾炎武宁人。”藏品钤印“裕儒审定”，又有那木都鲁·光熙题签：“顾亭林书自著文七首，同治甲戌购得藏之。”同治甲戌为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保利公司２０１３年秋季拍卖会拍品又有《顾炎武楷书自著文》，包括《北岳辨》《裴村记》《钱粮论》《日知录·原姓》，钤印“光熙考藏”“那木都鲁光熙考藏金石书画”“裕如秘笈”“光熙印信”“裕如父”。两种拍品材质、形制、字体、尺寸完全一致，本为一件，均当出自光熙旧藏。由此亦可知光熙对顾炎武著作的收藏有特别的兴趣。
“冰翠堂”钤印在卷一首页，又见目录首页，其下有“斗间王氏家藏”钤印一枚。王裛，字石仓，号两溟，室号冰翠堂，安徽合肥人，康熙二十九年（１６９０）举人，康熙三十年进士，著有《冰翠堂集》。“冰翠堂”钤印不知是否此人？
黄侃题跋，原件粘贴在清抄本原帙之尾，楷书手写体，无标题，末有黄侃钤印。文中“先生”三处均指顾炎武，敬语挪抬，提行另写，顶上一格；“溥泉”三处，亦敬语挪抬，提行另写，不顶格。据日记，跋文应当是专为赠与张继而撰写的，誊抄以后用于与抄本《日知录》原书相配。《黄侃日记》有记载。１９３３年１月２１日，“微雪，寒。校《日知录刊误》讫。点《日知录》一卷。作跋于抄本《日知录》之尾。报载平津危”。２５日，“溥泉来，以抄本《日知录》跋语示之”。今据清抄本原书可知，当日张继即将跋文持去，仔细粘贴在原书之尾，黄侃原件遂保存至今。
黎经诰识语，原帙函套内夹带一页识语，为黎经诰１９３２年所书。黎经诰，字觉人，江西九江人，自署德化人或江州人或浔阳人。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举人。二十四年（１８９８）八月，经李盛铎奏调，任驻日使馆参赞，后捐纳知府。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出洋差满，保举候补道。著有《六朝文絜笺注》十二卷，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己丑枕湓书屋刊本；《许学考》二十六卷，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江州黎氏线装铅印本。又有《韦苏州诗注》稿本一卷，未刊行。喜藏书，室名耕雅斋、山寿堂，有“耕雅斋印”“山寿堂藏书印”。
据清代科举史料，江西省光绪辛卯科优贡朱卷，黎经诰，咸丰十一年辛酉生。识语署款“壬申”，必是民国二十一年。署款“冬月”，即农历十一月。检黄侃日记，均先标农历，后标公历。《寄勤闲室日记》载，农历壬申十一月十日，公历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７日，“溥泉来（翻书）。溥泉借校本小板《日知录》十六册”。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公历１２月２５日，“至溥泉处，借其近买抄本《日知录》（称何义门校本），中如‘素夷狄行乎夷狄’一条，诸本有目无文，此本文全，洵异书也”。皆农历壬申冬月之事。农历十一月初一至二十九，为公元１１月２８日至１２月２６日。由此可知，黄侃初次见到清抄本的时间，与黎经诰识语大约同时。此年黎经诰七十一岁。
识语当是黎经诰亲笔字迹。识语为一窄条活页，且无印鉴，或是黎氏到张继家中遇见抄本，当即书写，不遑誊抄。然则此页识语亦可宝矣。徐文珊整理本未点校收录，是其失措。
何焯与顾炎武有关。何焯字润千，改字屺瞻，号义门、无勇、茶仙，晚年多用茶仙。长洲人，寄籍崇明。以拔贡生入直内廷，特赐进士出身，改庶吉士，授编修。著《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义门先生集》十二卷。何焯与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康熙间并称帖学四大家。
学者谓其精于校书，长于考据，工楷法，手所校书，人争传宝，而性情偏狭，喜诋毁前辈。《清史稿·文苑传》有传云：“通经史百家之学，藏书数万卷，得宋、元旧椠，必手加雠校，粲然盈帙。学者称义门先生，传录其说为《义门读书记》。”又云：“焯工楷法，手所校书，人争传宝。门人著录者四百人，吴江沈彤、吴县陈景云为尤著。”又载康熙帝亲览其卷册文字，曰：“是固读书种子也！”卒，特赠侍讲学士。《义门读书记》五十八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考证皆极精密”。
何焯入京，徐乾学收为门生，其著述中往往论及顾炎武。
《義门先生集》卷一《〈菰中随笔〉序》：“亭林先生老而好学，遇事之有关于学术治道者，皆细书札记，述往俟来，其用意岂止博闻强记，蕲胜于不说学者哉？身殁后遗书悉归于东海相国，然不知爱惜，或为人取去。此《菰中随笔》一册，余于友人案间得之，视如天球大图，时一省览，以警惰偷，南北奔走，未尝不以自随也。先生所著《区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余曾在相国处见一帙，言治河事，亦如此细书者，不识能宝藏否？若遂付之鼠啮虫穿，不惟有负先生，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庚午仲秋之月，后学何焯识。”
《义门先生集》中仍有其他涉及顾炎武文字，如说“顾亭林《金石文字记》中漫以此本为宣文阁中所移”，“此一行三字亭林先生不察，《金石记》中遂致微误”，“顾氏炎武因之为《杜解补正》三卷”，“顾宁人字迹乃学［傅］青主”，“学徒陈生格者，其祖为顾亭林先生姊婿，字皇士”。
初步结论：经目验，黄曙辉、丁小明、杨崇和三人共同判定清抄本原帙为“最善本《日知录》”，且赞同徐文珊所言“原抄本经章、黄、张三公共同读校鉴定，认为民族瑰宝”之语。遂确定彩色扫描，交出版社出版。同时期望在吸收原抄本的条件下，将注释、补校、研究等成果汇集起来，全面梳理成《日知录》集成。
依笔者浅见，杨氏枫江书屋所藏“最善本《日知录》”具有如下特殊价值：
第一，杨氏枫江书屋所藏抄本是第一部被世人所知的抄本《日知录》。
第二，杨氏枫江书屋所藏抄本是推动近代以来《日知录》研究的第一动力。
第三，杨氏枫江书屋所藏抄本是《日知录》学术史研究的最重要文献，虽其文本不及《日知录集释》详赡，但其纪录《日知录》版本流传、印证《日知录》问世迄今三百五十余年的学术背景，则显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
第四，杨氏枫江书屋所藏抄本，在民国时期抗日战争中起到了重要的精神作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重要的抗日口号。
第五，杨氏枫江书屋所藏抄本，页面工整，部帙完好，誊抄精致，批校二百四十余条，七千余字，红蓝斑驳，洵为传世善本。
第六，杨氏枫江书屋所藏最善本《日知录》的出版是迄今第一部影印出版的抄本《日知录》，抄本《日知录》原貌从此乃得公之于世。
学界自来有一种看法，认为《日知录》三十二卷本不是顾炎武的定稿，顾氏本人遗留的是“三十余卷”“三四十卷”的未定稿，是潘耒将其编定为三十二卷的。顾炎武《与友人论门人书》言：“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与人书》言：“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学者见有“三十余卷”一语，遂以为顾炎武生前仍然未能定稿。现在可以确知，抄本产生在刊本之前，而非据刊本传抄。由抄本实证而言，《日知录》的三十二卷形态在潘耒初刻之前即已固定，反而是潘耒在刊刻中对其篇卷次序作了调整，对其文本内容作了删削处理。三十二卷本的最终形态系出自顾炎武手定是显然的，现在这部抄本便是与顾炎武手定本最相接近的本子，而潘氏遂初堂刊本只是《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的第二个形态。当年黄侃曾经判断，“知抄本实自原本移写”，章太炎亦判断“信其为顾君真本”。今就抄本的完整性而加以分析，在潘耒遂初堂初刻本之前，甚至应当是在顾炎武生前，即已确然形成了《日知录》三十二卷本的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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