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泰祥

　　香港大学黄心村教授的新著《缘起香港：张爱玲的异乡和世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版，以下简称《缘起香港》）令人惊艳。《缘起香港》一书的写作，缘起于作者在２０２０年张爱玲诞生一百周年策划“百年爱玲，人文港大”的纪念活动展览时的准备工作。黄心村教授通过港大档案馆故纸堆中的新材料，得以发现１９３９年至１９４１年间求学港大的张爱玲师友交往、文学阅读与学术训练的历史细节与详细面目。

　　书中讨论几位给张爱玲深刻影响的港大师长的章节，尤能显示出此书爬梳史料、探赜索隐的功底。历史教授佛朗士在课堂上让张爱玲形成了“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在现实中他也参与历史，与宋庆龄、廖梦醒、爱泼斯坦等一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护送中国红十字会医疗物资北上，在港战期间加入香港义勇防卫军殉职，最后他化形成为张爱玲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的安竹斯先生；中文教授许地山扎根港大，大刀阔斧地改革中文系，他对日常生活史的学术热情点燃了张爱玲对服饰文化的研究兴趣以及对微观细节的超常规执迷，并且蓄胡须、穿长衫的许地山教授还成了张爱玲小说《茉莉香片》中有着“特殊的萧条的美”的角色——言子夜的原型。

　　港大教授佛朗士、许地山与张爱玲有切实的师生接触，讨论他们与张爱玲之间的文化互动问题顺理成章，具有理论施力点和史料延展性。相较而言，《缘起香港》中讨论张爱玲私淑的一位被遗忘的英文世界文学家斯黛拉·本森的部分，更显研究者对一则文学史料问题“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求真精神。

　　１９４４年４月，将张爱玲奉为上宾的刊物《杂志》上有一篇《女作家聚谈会》的访谈录，这篇文字实录沪上知名女作家如张爱玲、苏青、关露、潘柳黛、汪丽玲等和女性文学研究者、记者等的对谈，一直以来也是张爱玲研究中相当重要的一篇文献。其中张爱玲在回应记者吴江枫“对于外国女作家喜读哪一位”的提问时，迤迤然回应道“外国女作家中我比较欢喜Stella Benson”，但张爱玲未及展开解释为何欣赏这位女作家，话题便陡然自动切换了。

　　黄心村教授敏感地捕捉到了这个留存于文字间的尴尬时刻：“她‘比较欢喜’的这位外国女作家似乎是个谜，没有任何解释，名字连中文翻译都没有。聚谈记录登载在四月的《杂志》月刊上，白底黑字，孤零零的一句话，几乎能够想象她说完后全场的静默无声，随后另一位女作家汪丽玲滔滔不绝开始谈她的最爱。”《女作家聚谈会》一文因记录了张爱玲讲述自己第一篇作品的来历、对同行女作家作品的点评、对古典文学作品的审美偏好、喜欢读的外国文学作品等内容，成为学界考察张爱玲文学发生学、解读张爱玲文学背景资源的重要素材，引用率一直颇高。可是偏偏长久以来，就是无人去深究文中这个张爱玲坦言很“欢喜”的、在当时连中文译名都没有的斯黛拉·本森究竟是谁。

　　《缘起香港》正面迎击了这个难题。通过细致的史料爬梳，我们才知道这位斯黛拉·本森竟并非无名之辈。她曾靠创作打入以维吉尼亚·伍尔夫为中心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学圈，尽管只能位处编外、不被看好；她曾嫁给一位姓安德森的男人，而这位安德森在她不幸去世之后续娶夫人并育有二子，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与佩里·安德森；她书写环球旅行的游记《小世界》《世界中的世界》以及以自身经验为原型的小说，都显示出一种在当时颇为珍贵的不甚精英化的叙述腔调、平实却锐利的批评眼光。

　　张爱玲与斯黛拉·本森是如何发生文学联系的？《缘起香港》锁定了当时香港“阅读文化圈的两个关键人物”，即前后两任港大校长史乐诗与康宁。康宁在１９３７年离任后，将个人藏书悉数捐赠给了香港大学，在这些藏书中至少有三本斯黛拉·本森的著作，而１９３９年入读港大的张爱玲，完全有机会在图书馆借阅到斯黛拉·本森的作品。通过这样细致的阅读史联系，张爱玲与她“比较欢喜”的斯黛拉·本森之间才有了文学上对话的可能性。

　　斯黛拉·本森这位作家在张爱玲的文学世界的表层显像，仅仅只是一句轻飘飘的、无人应和的“外國女作家中我比较欢喜Stella Benson”。而追溯她与张爱玲的文字因缘，我们才能发现，本森以文学创作上介乎“高雅”与“通俗”的“中等趣味”之追求，对张爱玲认同凡俗的小市民审美趣味产生影响、形成呼应；本森的游记和小说，“在写实架构之外套上一层亦真亦幻的外衣”，张爱玲亦从中发现了“传奇”再叙述的可操作性。

　　由此可见，在张爱玲的生命中或许还有许多像斯黛拉·本森的这样的人物，在文学创作上、在实际生活中或深或浅地对她发生影响。因此，在有关张爱玲的材料中，陌生的名字不宜轻易放过，不可等闲观之。这种人情的“弱链接”（袁一丹语）背后可能隐含着张爱玲文学世界的另一种风情。

　　２０２０年出版的张爱玲与终身挚友宋淇、邝文美的“往来书信集”《纸短情长：张爱玲往来书信集１（１９５５—１９７９）》《书不尽言：张爱玲往来书信集２（１９８０—１９９５）》两册，不但为张爱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材料，还使得“一切‘作者意图’都可考本溯源，有力限制了评论者的胡乱猜测”（整理者宋以朗语）。展读这两册“往来书信集”中张爱玲与宋淇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通信，一个陌生的名字——“燕归来”（Maria Yen）颇为引人注意：

　　张爱玲致邝文美、宋淇，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６日

　　请把我以前信上关于《色戒》的部分影印了寄给我。我还想写篇短文讲《赤地之恋》。因为故事的来源（燕归来——Maria Yen是姓严或颜还是燕，是替友联还是ＵＳＩＳ做编辑工作的，可以问Dick McCarthy——写的一个极简单的大纲），我对它一直歧视，直到这次出版被窜改了一个字，十分痛心，才知道已经成了自己的东西。

　　宋淇致张爱玲，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９日

　　燕归来（Maria）原姓邱或丘，一度去意大利做修女，后来给友联的同事清算掉，本事极大，到德国读了一个Ｐｈ．Ｄ．，研究宋明理学，在德国一大学中教书。

　　张爱玲致邝文美、宋淇，1978年8月8日

　　关于《赤地之恋》也不预备写了，免得又说这书的短处，刺激慧龙。燕归来我一直觉得漂亮神秘，不怪她在欧洲神通广大。

　　这位在“往来书信集”中只匆匆一现的“燕归来”（Maria Yen），显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香港与张爱玲打过交道，张爱玲觉得她“漂亮神秘”；宋淇也明显知道她的底细，赞叹其“本事极大”。从简短的通信中已经能捕捉到这位“燕归来”传奇的半生经验了：原姓邱或丘、在意大利做过修女、主持过出版社、在德国研究宋明理学、在欧洲“神通广大”……张爱玲、宋淇信中所提到的“友联”，便是五十年代香港“鼎鼎有名”的友联出版社（The Union Press）。

　　友联出版社因在港发行针对中学生与大学生的报刊《中国学生周报》《大学生活》而名噪一时，其文化影响力遍及东南亚以及欧美的华人社区。余英时就曾在友联出版社出版的《祖国周刊》上发表不少文章，即使后来赴美求学也未间断。余还曾协助《中国学生周报》创刊，主持这份刊物，担任了三个月左右的总编辑。因此，关于这位同为友联同人的神秘女子“燕归来”，在余英时的回忆录中便留下了一段清晰的记录：

　　提到友联的创建，有一个人是绝对不容忽略的，那便是邱然女士。她也是北大西方语文系的学生，大概和徐东滨同班或者低一班。她中、英文都好，风度高雅而富于亲和力……这些特质都是和她的身世背景分不开的。她的父亲邱椿（字大年）不但在学术界负重名，而且也是与胡适同一代的自由主义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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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然不仅是文化与政治领域中一位有力的活动家，而且也擅长文学创作，她以“燕归来”的笔名写了不少散文和诗，颇传诵一时。（另一笔名是“燕云”。）像她这样各方面都出色的人才，即在平时也会引起社会上的注目，何况在五〇年代香港那个特殊的文化－政治的社群之中？所以当时友联的朋友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把她当成了一个核心人物……她在香港时已信了天主教，中年以后（大约在七〇年代末）她到德国去进了修道院，宗教信仰竟成为她的人生归宿，这是我意想不到的。

　　原来，“燕归来”就是教育学家邱椿的女儿邱然。根据她籍贯所在地江西宁都县史志办公室所编《宁都便览》一书，可以看到她更加详尽的生平描述：“邱燕，女。又名然，海外易名燕云，外文名玛丽雅·燕，笔名‘燕归来’。１９２８年出生。石上镇莲塘村人。邱椿之女。县内首位女博士。亚欧知名学者。１９５０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音〔言〕文学系。后赴香港，创办总部设于伦敦的国际作者协会‘国际笔会’香港分会并首任秘书长，曾担任香港友联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主席兼研究所所长。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获德国汉堡大学博士学位，从此寄居欧洲，在德国及瑞士各大学任教授，讲授中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创建‘裴斯泰洛齐项目’，１９９４年曾在北京举行裴氏教育思想国际研讨会，亚、欧、美三大洲均有代表出席，邱燕为会议主持人之一。”由此看来，燕归来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遁入修道院后，又在八十年代重返红尘，继承父志投身教育界，九十年代还回到祖国参与学术活动。

　　燕归来与张爱玲有何关系？首先，“燕归来”是张爱玲１９５６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的英文小说Naked Earth（《赤地之恋》）一书导言的作者。导言梳理了小说的生成情况，指出《赤地之恋》是由中文转译英文的，“此書原以中文写成，以英文出版代表着一种实验”，特别点明小说的特色在于“专注于讲故事”。

　　其次，如果张爱玲的记忆无误的话，则“燕归来”不仅仅是给《赤地之恋》写“导言”这么简单，整个故事其实都是来自她的设计。张爱玲在信中说这个故事的来源是“燕归来写的一个极简单的大纲”。但仍有不少研究认为这是张爱玲身为作家“自发自主”的创作。比如高全之曾采访麦卡锡（即张爱玲信中所言的这位Dick McCarthy），麦卡锡否认《赤地之恋》故事大纲是由他人操刀：“ 高：曾有人说《秧歌》与《赤地之恋》皆由美新处授意而写。《赤地之恋》的故事大纲甚至是别人代拟的。”“ 麦：那不是实情。我们请爱玲翻译美国文学，她自己提议写小说。她有基本的故事概念。我也在中国北方待过，非常惊讶她比我还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形，我确知她亲拟故事概要。”

　　张爱玲信中点出“燕归来”撰写“极简单的大纲”，与麦卡锡“确知她（张爱玲）亲拟故事概要”的说法迥不相侔。“往来书信集”能够“有力限制了评论者的胡乱猜测”，并非虚言。张爱玲自始至终都鄙弃自己创作的《赤地之恋》，尽管“被窜改了一个字，十分痛心，才知道已经成了自己的东西”。她在“往来书信集”中坦言对这部作品的感情十分复杂：“故事来自USIS，所以我对它不像对别的作品。”“我始终视为仅次于《连环套》的破烂。”

　　最后，“燕归来”在麦卡锡的协助下，于１９５４年在纽约马克米兰出版公司出版了一本自叙传小说The Umbrella Garden，以自己在北大求学而后离开赴港的人生经验作为主要线索。这部小说与《赤地之恋》故事大纲之间，或许还有更深刻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