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杰

　　一

　　“譬喻思维”是最近几十年来现代语言哲学家非常重视的一个研究领域。语言哲学家主要以西方语文作为素材来研究、归纳、区分三种譬喻的类型：（1）实体譬喻，以具体实存之事物来譬喻抽象之义理；（2）空间方位譬喻，如用上、下、高、低、远、近、深、浅等方位进行譬喻，使具体、不具“价值涵义”的方位认知转化为抽象性的、具有道德意义的价值取向；（3）容器譬喻，以容器作为譬喻而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这三种类型的“譬喻思维”也常见于儒家与佛家经典之中。

　　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也常以“类推思维”拉近“来源域”与“目标域”之距离，消除人对事物之陌生感。所谓“来源域”，是指譬喻所从出之领域中的事物，如“山”“水”等具体事物；所谓“目标域”，是指譬喻所指向之目标，如“仁”“智”等抽象价值理念。“类推思维”常见于儒家经典之中，如《孟子·尽心下》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但是，荀子却反对以譬喻作为辩说的方法，《荀子·非十二子》中说“辩说譬喻，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刘勰《文心雕龙》说：“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刘勰认为“比兴”式的思维有助于拉近人与物的距离。中国文化中的“类推思维”或“譬喻思维”，常通过“比”与“兴”的思考方式而进行。

　　二

　　中西文化中均各有其源远流长的“譬喻思维”传统。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在所著《诗学》中曾说：“隐喻字是属于别的事物的字，借来作隐喻，或借‘属作‘种，或借‘种作‘属，或借‘种作‘种，或借用类同字。”譬喻之运用习见于古希腊人之论著，亦习见于后来中西哲学传统之中，十七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霍布斯曾提出，造成哲学家的荒谬结论的有六个原因，其中第六个原因就是“用隐喻、比喻或其他修辞学上的譬喻而不用正式的语词”，他認为譬喻之运用乃哲学思考不彰之原因，此说实属无稽之谈，难获学者之共许。

　　在古代中国文化中，“类推思维”颇为发达。中国古代之“类推思维”方法，古籍或称为“辟”“援”，《墨子·小取》论所谓“辟”或“援”的思考方法说：“辟也者，举他﹝原作“也”，从王先谦改﹞物而以明之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

　　或称为“譬”，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认为以己之所欲譬之他人，就是为仁的方法。朱熹在与学生讨论孔子这句话时，解释“能近取譬”说：“如释氏说如标月指，月虽不在指上，亦欲随指见月，须恁地始得。”朱子以“随指见月”说明譬喻，出自《圆觉经》，颇能阐释譬喻之作用。西汉刘向《说苑》卷十一将“譬”解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譬”或称为“譬喻”，东汉王符《潜夫论·释难》云：“夫譬喻也者，生于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礼记·学记》：“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玄注：“博依，广譬喻也。”前引亚里士多德对Metaphor所下之定义，与《墨子·小取》“举他物而以明之也”、刘向《说苑》“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潜夫论·释难》“假物之然否以彰之”诸说若合符节，可以互相发明。

　　古代中国文化中常见的“类推思维”，起于古人对宇宙万物之分类，《周易·系辞下》说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中国古代文化中之“类推思维”，表现为中国文学中的“比”“兴”，而其“来源域”则多元多样，不一而足，正如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云：“夫比之为义，取类不常。”中国文化中的“类推思维”或“譬喻思维”，具体运作方式不一而足，或采“以偏例全”之思路，如《庄子·齐物论》之“罔两”与“景”；或以“天”喻“人”，如《逸周书·时训》以“蛰虫不振”喻“阴气奸阳”，以“鱼不上冰”喻“甲胄私藏”；或以“古”喻“今”，如儒家之历史思维；或以外在之事物喻内在之情感，如《红楼梦》第四十五回，黛玉咏菊诗“已觉秋窗秋不尽，那堪风雨助凄凉”；或以具体之事物喻抽象之本质，如以“山”喻沉稳厚重，以“水”喻流动不居，以“海”喻深不可测。上述“譬喻思维”之运作方式，皆属于南宋大儒朱子解释《诗》之《诗集传》中所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中国式的“类推思维”，虽然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随机点播，启人心智，但是如果未能在两端之间获得一种“动态的平衡”，可能也会陷入思维的盲点。举例言之，“以偏例全”的类推思维，常常出现“以偏概全”，或出现“以偏斥全”；“以天喻人”在汉代则沦为董仲舒等汉儒所说的“以人副天”；“以古喻今”也常沦为“屈古从今”“古为今用”。为避免此类问题，在“以彼物比此物”之时，必须兼观“彼物”与“此物”，执两用中，或可不堕于一边。

　　中国文化中的“譬喻思维”之所以“以彼物比此物”，皆为拉近“来源域”与“目标域”之距离，而消除人对事物之陌生感或疏离感，此所以孟子以“言近而指远”为“善言”之标准。刘勰之言“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说得好，正是譬喻的运用得宜，才能使身处不同空间与时间的人不仅可以克服地理的陌生感，而且可以克服心理的异己感。

　　中国思想论著常见“水”之譬喻，“水”常在政治论、修养工夫论与宇宙生成论的脉络中被运用：

　　首先，“水”在政治论述中被运用。如《左传·昭公九年》以“木水之有本原”喻“民人之有谋主”；《荀子·王制》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尚书·酒诰》“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等，均在政治论脉络中以“水”为喻。

　　其次，“水”在修养工夫论中被运用。如《孟子》以水“盈科而后进”喻“君子不成章也不达”；《荀子·解蔽》以“盘水”喻人之“心”；《道德经·七十八》以“天下莫柔弱于水”喻“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凡此皆因中国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其核心问题在灵性修炼。中国古代哲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转化自己的心身，并转化世界。

　　最后，“水”也常在宇宙生成论或自然论中被使用，前者如《管子·水地》，后者如《道德经》《庄子》《荀子·乐论》等均可见此类用法。

　　儒家“譬喻思维”常表现为“兴”式思维，《论语·阳货》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朱子将“兴”解释为“感发志意”，孔安国则解释为“引譬联类”。我们可以说：“引譬联类”是其手段，以“感发志意”为其目的。儒家通过“引譬联类”，而“兴”起人之自作主宰之心志，在孟子学中获得最充分的表达。二十世纪当代新儒家学者唐君毅，曾阐释孟子“兴”之精神说：“兴起一切人之心志，以自下升高，而向上植立之道。”儒家作为“譬喻思维”表现的“兴”式思维，虽以蓄德为目标，但运用方式活泼空灵，在隐喻与转喻之间自由出入。我们可以说：由于“兴”式思维之贯穿于儒家“譬喻思维”之中，使得儒家“譬喻思维”的运用能够不沉滞于当代语言学家所说的譬喻的“来源域”，而从“能诠”走向“所诠”，甚至达到“能所双忘”之境界。

　　儒家运用譬喻所表现的“兴”式思维，与儒家思想浸润在诗教传统中有深刻关系。中国古代文化的诗教传统，特重心志之兴发，马一浮先生论诗教云：“六艺之教莫先于诗，于此感发兴起，乃可识仁，故曰‘兴于诗，又曰‘诗可以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故一切言教皆摄于诗。”马先生论诗教与“兴”式思维之关系鞭辟入里。儒家人物浸润在诗教传统的“兴”式思考之中，他们有所言说，常常不质直以言之，常常曲折以言之，他们常常通过譬喻的运用，致力于以“情”感人，所以，譬喻之发达在儒家实理所当然，事所必至。

　　三

　　1.儒家“类”的自觉及其意义

　　人类学研究文献告诉我们：近代以前的人类社会因为生活资源有限，常有杀死或遗弃老人的行为，现在北极因纽特人与亚马逊西北部的Witotos人更是常见遗弃老人的现象。远古中国也有“花甲生藏”的习俗。所以，葬礼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丧尽其礼、祭尽其诚，则人民之德性必归于淳厚。葬礼的出现更是代表人之作为人的自觉，是“人”的“类”意识成熟的一种表现。孟子与荀子正是古代儒家“人”的“类”之自觉意识的代表。《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说：“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孟子在“类”的思维之中，将（1）作为“整体”的走兽与作为“部分”的麒麟；（2）作为“整体”的飞鸟与作为“部分”的凤凰；（3）作为“整体”的丘垤与作为“部分”的太山；（4）作为“整体”的生民与作为“部分”的圣人，各归属同一“类”，孟子也在“类”的思维中，建立事物的相似性，《孟子·告子上》：“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于味也，其性与人殊，若犬马之与我不同类也，则天下何耆皆从易牙之于味也？”

　　孟子从“圣人与我同类”，提出“凡同类者，举相似也”的命题。

　　荀子对“人”的“类”之自觉也大加发挥，《荀子·礼论》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又说“凡生乎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荀子又强调，“人”之“类”的自觉，始于精勤不懈的学习，陈昭瑛教授研究荀子的“类”的自觉，指出荀子认为“学习的目标是成为士、成为君子、成为圣人。‘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书中多处肯定禽兽具有同类爱，此处则指出因为‘学习，人异于禽兽。人是在学习中发展出人本身的‘类意识，即意识人自己是异于禽兽的类”。荀子可能是古代的儒者之中，最强调通过学习以提升“类”的自觉的人物。

　　2.孟子的“类”的概念的两种用法

　　“类”的自觉是古代儒家运用“譬喻思维”的思想基础。孟子之长于譬喻在古代儒家中独树一帜，最早注释《孟子》的东汉赵岐在《孟子题辞》中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民国姚永概说：“有一句之譬喻，有双排之譬喻，有连叠之譬喻，有整段之譬喻，有全篇之譬喻，孟子七篇，大致已备。”其说甚是。

　　孟子所使用的“类”的概念约有两种用法：第一，是对于具体的相同种属的模拟，例如《孟子·公孙丑上》以“走兽”与“麒麟”为同类、“飞鸟”与“凤凰”为同类、“丘垤”与“太山”为同类、“行潦”与“河海”为同类，譬喻“民”与“圣人”为同类；第二，则是对抽象的概念性的模拟，例如《孟子·梁惠王上》以“挟太山以超北海”譬喻“非能力所及之事”，及以“为长者折枝”譬喻“能力可及之事”，而借此将“王之不王”譬喻成“折枝之类也”。但是，我想在此特别指出的是，孟子以及历史上的许多儒者，之所以明辨“人”与“禽兽”不同类，主要是为了兴发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唐君毅先生说：“孟子之言人与禽兽之辨，虽必待将人客观化为一类之存在，而后有此辨；然孟子此辨之目标，又不真在客观的辨万物之类之有种种，而要在由辨人与禽兽不同类，以使人自知人之所以为人。此自知，则要在人之能重返于其自身之主体，而加以反省自觉。由此反省自觉所得者，唯是人之生命心灵之自身之性，为其仁义之德之根之所在者。”唐先生之说最为通达。

　　３．孔、孟思想中譬喻的两种形态

　　再进一步看，孔、孟所运用的譬喻，大致出现两种形态：第一种是异类相比。例如《论语·雍也》：“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以“水”譬喻“知者”，以“山”譬喻“仁者”，而“知者”“仁者”之于“山”“水”是不同类的事物。第二种是同类相比。例如《孟子·公孙丑上》：“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以及《孟子·告子上》：“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均属于同类相比之譬喻类型。

　　四

　　从本文对儒家“譬喻思维”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儒家尤其是孟子善于运用“譬喻思维”，以提出并论证抽象命题。儒家的“譬喻思维”方式，虽然有其渊源于远古以来“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中国思维传统，但主要仍是源自孔孟以降儒家的“类”思维的发达，孟子说“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儒家深刻认知“人”与禽兽不同“类”，这是儒家运用同类相比与异类相比的“譬喻思维”方法的基础。

　　第二，儒家的人的“类”自觉，却不只是为了运用譬喻以辩说而已，儒家从人的“类”的自觉，要求人必须兴起心志以做人。《中庸》说“人者，仁也”，以“人”与“仁”互为声训，儒家思想中所谓“人”就是指成为“仁”者，我们可以说在儒家思想里，“to be human is to be humane”。儒家所关心的永远不只是人之“存有”的问题，而更是人之“生成”的问题，儒家鼓励人兴起心志，自作主宰，儒家论说中“譬喻思维”的运用，乃是为了兴发人之心志，优入圣域，成圣成贤。所以，在儒家传统中，并不是为譬喻而譬喻，耽溺于譬喻之美以至于玩物丧志，而是以譬喻作为津渡与桥梁，鼓励人得鱼而忘筌，过河而拆桥，经由艰辛的“引譬联类”以“感发志意”，“使人自知人之所以为人”而通往生命提升的境界。